陈毅会见曾经红遍全国的抗日神剧《烈火金刚》的作者刘流的时候问,你们八路军能一次消灭一个大队的日军,真厉害,我们新四军一次都没有。 没想到作者回答,那个是艺术加工,八路也没能全歼过一次日军大队。刘流自己就是老八路知道日军厉害,经历过5/1大扫荡,八路军被皇军打的屁滚尿流,各分区的主力团都是损失过大半,冀中军区损失特别大,下面的8团全军覆没,团长阵亡,政委被俘虏。 八路总部也被日军特种部队跟踪渗透,打了个措手不及,参谋长左权阵亡,尸体都来不及收拾就鸟兽散。 非战斗部队的鲁艺,卫生部的损失更大,连春桥同志的老婆都被抓去做了俘虏,后面做了汉奸。 indeed, 彭VP讨好梅毒公和斯大林心切,PI不急PostDog急的发动百团大战,集中6-7个主力团,在关家垴搞不动日军一个岗琪大队。 打不过日本人,就拿海龟刘伯承出气,要取消八路129师团番号,枪毙主官不分大小。

《麻痹的连拍百团大战的神剧,都用假道具,ZB捷克机枪居然插的是AK的7.62x39弹夹》
实际上新四军不但不打日军,还专门打国军,和日本人有秘密的双赢协定,皇军不打新思君,新思君不切断京浦铁路。果然日本人占领时期京浦线畅通无阻皇军和新思君双赢, 45年抗战一结束,新思君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京浦铁路,梅毒公不得不靠米国的海运和空运送国军去华北和满洲接收。
共军谎报战果的恶习到了朝鲜战争也是不改,1953年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上报战果指出中国的米格-15打美国的F-86是一比一平,即中国损失一架他们也损失一架。根据参谋长段苏权在大东沟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和后来的复查,中国四架拼掉美国一架已是很不错的了,但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和军委空军压制了段苏权的意见,谎报军功。段苏权犯傻,越级上报志愿军司令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并附上1953年2月18日到4月28日24名飞行员四十天战绩和损失的原始资料。
由于此事,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萧华为此作书面检讨,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党内处份和行政降职,空军党委的结论中说:段苏权的报告对空军建设是有贡献的,不然战果问题不好交待,完全同意段的报告。此后志愿军空战结果被压缩一半。 段苏权也付出了代价。1953年底他成为审干重点,一调查就是三年。1955年9月全军授衔,段苏权因“有历史遗留问题”被“暂授少将”,真是憋屈死了。
有三点他做得很不好。一是他的历史纪实类作品中,总是真假混杂,在一些他掌握的真实而又珍贵的史料中,又掺杂了太多虚构的东西,很多精确到个位的数字、具体到几时几分的时间等,看似只有战场详报才有的,其实都是他的脑补,表现出对史实、史料的极不尊重。
二是他对根本不熟悉的历史上的人和事,并不深挖细考,就全凭个人的主观臆想斩钉截铁地给予定性,“抗战胜利全靠蒋介石的雄才伟略”、“《论持久战》抄袭《国防论》”,即最典型的例子,表现出极不负责的治史态度。
三是他凭空杜撰了一大堆假的历史故事,作为纪实发表,“我的学生都死了,现在该我这个做老师的上去了”、“国军与三野炮兵联手痛击紫石英军舰”、“军统七姐妹缅甸壮烈殉国”等等,在坊间造成了广泛的谬传,对各种历史段子在网络的风靡起到了很坏的示范效应。
萨苏长于编故事,他编的故事文笔流畅,很能煽情,使人感动;他能准确把握热点,每每会有立异的标题、雷人的情节和反传统的新论,尤其是能适时掺入一些原始史料,又足以乱真,因而特别能赢得多数读者的欣赏与共鸣。
如果他把他的文章以文艺作品发表,比如评书、传奇什么的,那就无可指摘,说不定我还要给他点赞呢。但他将掺和了太多臆造的东西作为历史纪实来发表,那就必须要给予谴责了。这就像《三国演义》允许虚构,而《三国志》不允许虚构,是一个道理。
有人说了,他写什么是他的自由,而且他的作品普罗大众喜欢看,你无权给予谴责。
错!我有权给予谴责,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治史者都有权给予谴责。特别是在自媒体肆意玩弄历史、把伪造历史当生意做的当下,就更必须给予谴责。
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或许是衡量一部文艺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但绝不是记录历史的标准,因为历史上的某些细节真相,并不都那么赏心悦目。
萨苏笔下的纪实作品(注意:我说的是历史类文章,不是文学作品)卖座,不是好事,那极有可能是假的历史覆盖真的历史,因为他太过于迎合读者的喜闻乐见了。
治史,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去伪存真。去伪,十分艰辛;而作伪,则特别容易。作伪者只需用一晚上的时间杜撰出来的段子,治史者往往用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也未必能够给予澄清。
这几十年包括萨苏在内的一大拨著名作家创作的伪史,就是这样。像什么四行仓库陈树生负弹跳楼、中条山八百冷娃不屈跳黄河、印缅战场活埋1200鬼子俘虏、石牌要塞三个小时白刃战、赵洪文国手使双枪敌后抗战、军统七姐妹不甘被俘自杀殉国等等凭空杜撰的狗血段子,就曾骗得很多人信以为真,甚至骗得很多官媒也加入进来,以讹传讹,造成极其恶劣的传播效果,其流毒至今仍在继续。这样的行径,当然是必须要给予谴责的。
他写的《军阀兴亡史》有具体出版信息。他根本就没写过什么《帝国陆军史》。
『軍閥興亡史 1 日露戦争に勝つまで』(新版)潮書房光人新社〈光人社NF文庫〉、2016年11月。ISBN 9784769829799。
『軍閥興亡史 2 昭和軍閥の形成まで』(新版)潮書房光人新社〈光人社NF文庫〉、2016年12月。ISBN 9784769829843。
『軍閥興亡史 3 日米開戦に至るまで』(新版)潮書房光人新社〈光人社NF文庫〉、2017年1月。ISBN 9784769829904。
最大的贡献,是他曾自费购得很多日本侵华时期的史料,为抗战史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资料,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他的作品中有很多讴歌抗战的内容,对于大众了解这段历史起到了启蒙作用,这也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他的作品对于治史,则有害而无益。
有三点他做得很不好。一是他的历史纪实类作品中,总是真假混杂,在一些他掌握的真实而又珍贵的史料中,又掺杂了太多虚构的东西,很多精确到个位的数字、具体到几时几分的时间等,看似只有战场详报才有的,其实都是他的脑补,表现出对史实、史料的极不尊重。
二是他对根本不熟悉的历史上的人和事,并不深挖细考,就全凭个人的主观臆想斩钉截铁地给予定性,“抗战胜利全靠蒋介石的雄才伟略”、“《论持久战》抄袭《国防论
》”,即最典型的例子,表现出极不负责的治史态度。
三是他凭空杜撰了一大堆假的历史故事,作为纪实发表,“我的学生都死了,现在该我这个做老师的上去了”、“国军与三野炮兵联手痛击紫石英
军舰”、“军统七姐妹缅甸壮烈殉国”等等,在坊间造成了广泛的谬传,对各种历史段子在网络的风靡起到了很坏的示范效应。
萨苏长于编故事,他编的故事文笔流畅,很能煽情,使人感动;他能准确把握热点,每每会有立异的标题、雷人的情节和反传统的新论,尤其是能适时掺入一些原始史料,又足以乱真,因而特别能赢得多数读者的欣赏与共鸣。
如果他把他的文章以文艺作品发表,比如评书、传奇什么的,那就无可指摘,说不定我还要给他点赞呢。但他将掺和了太多臆造的东西作为历史纪实来发表,那就必须要给予谴责了。这就像《三国演义》允许虚构,而《三国志》不允许虚构,是一个道理。
有人说了,他写什么是他的自由,而且他的作品普罗大众喜欢看,你无权给予谴责。
错!我有权给予谴责,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治史者都有权给予谴责。特别是在自媒体肆意玩弄历史、把伪造历史当生意做的当下,就更必须给予谴责。
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或许是衡量一部文艺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但绝不是记录历史的标准,因为历史上的某些细节真相,并不都那么赏心悦目。
萨苏笔下的纪实作品(注意:我说的是历史类文章,不是文学作品)卖座,不是好事,那极有可能是假的历史覆盖真的历史,因为他太过于迎合读者的喜闻乐见了。
治史,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去伪存真。去伪,十分艰辛;而作伪,则特别容易。作伪者只需用一晚上的时间杜撰出来的段子,治史者往往用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也未必能够给予澄清。
这几十年包括萨苏在内的一大拨著名作家创作的伪史,就是这样。像什么四行仓库
陈树生负弹跳楼、中条山八百冷娃不屈跳黄河、印缅战场活埋1200鬼子俘虏、石牌要塞三个小时白刃战、赵洪文国手使双枪敌后抗战、军统七姐妹不甘被俘自杀殉国等等凭空杜撰的狗血段子,就曾骗得很多人信以为真,甚至骗得很多官媒也加入进来,以讹传讹,造成极其恶劣的传播效果,其流毒至今仍在继续。这样的行径,当然是必须要给予谴责的。
最大的贡献,是他曾自费购得很多日本侵华时期的史料,为抗战史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资料,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他的作品中有很多讴歌抗战的内容,对于大众了解这段历史起到了启蒙作用,这也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他的作品对于治史,则有害而无益。
有三点他做得很不好。一是他的历史纪实类作品中,总是真假混杂,在一些他掌握的真实而又珍贵的史料中,又掺杂了太多虚构的东西,很多精确到个位的数字、具体到几时几分的时间等,看似只有战场详报才有的,其实都是他的脑补,表现出对史实、史料的极不尊重。
二是他对根本不熟悉的历史上的人和事,并不深挖细考,就全凭个人的主观臆想斩钉截铁地给予定性,“抗战胜利全靠蒋介石的雄才伟略”、“《论持久战》抄袭《国防论
》”,即最典型的例子,表现出极不负责的治史态度。
三是他凭空杜撰了一大堆假的历史故事,作为纪实发表,“我的学生都死了,现在该我这个做老师的上去了”、“国军与三野炮兵联手痛击紫石英
军舰”、“军统七姐妹缅甸壮烈殉国”等等,在坊间造成了广泛的谬传,对各种历史段子在网络的风靡起到了很坏的示范效应。
萨苏长于编故事,他编的故事文笔流畅,很能煽情,使人感动;他能准确把握热点,每每会有立异的标题、雷人的情节和反传统的新论,尤其是能适时掺入一些原始史料,又足以乱真,因而特别能赢得多数读者的欣赏与共鸣。
如果他把他的文章以文艺作品发表,比如评书、传奇什么的,那就无可指摘,说不定我还要给他点赞呢。但他将掺和了太多臆造的东西作为历史纪实来发表,那就必须要给予谴责了。这就像《三国演义》允许虚构,而《三国志》不允许虚构,是一个道理。
有人说了,他写什么是他的自由,而且他的作品普罗大众喜欢看,你无权给予谴责。
错!我有权给予谴责,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治史者都有权给予谴责。特别是在自媒体肆意玩弄历史、把伪造历史当生意做的当下,就更必须给予谴责。
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或许是衡量一部文艺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但绝不是记录历史的标准,因为历史上的某些细节真相,并不都那么赏心悦目。
萨苏笔下的纪实作品(注意:我说的是历史类文章,不是文学作品)卖座,不是好事,那极有可能是假的历史覆盖真的历史,因为他太过于迎合读者的喜闻乐见了。
治史,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去伪存真。去伪,十分艰辛;而作伪,则特别容易。作伪者只需用一晚上的时间杜撰出来的段子,治史者往往用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也未必能够给予澄清。
这几十年包括萨苏在内的一大拨著名作家创作的伪史,就是这样。像什么四行仓库
陈树生负弹跳楼、中条山八百冷娃不屈跳黄河、印缅战场活埋1200鬼子俘虏、石牌要塞三个小时白刃战、赵洪文国手使双枪敌后抗战、军统七姐妹不甘被俘自杀殉国等等凭空杜撰的狗血段子,就曾骗得很多人信以为真,甚至骗得很多官媒也加入进来,以讹传讹,造成极其恶劣的传播效果,其流毒至今仍在继续。这样的行径,当然是必须要给予谴责的。
最大的贡献,是他曾自费购得很多日本侵华时期的史料,为抗战史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资料,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他的作品中有很多讴歌抗战的内容,对于大众了解这段历史起到了启蒙作用,这也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他的作品对于治史,则有害而无益。
有三点他做得很不好。一是他的历史纪实类作品中,总是真假混杂,在一些他掌握的真实而又珍贵的史料中,又掺杂了太多虚构的东西,很多精确到个位的数字、具体到几时几分的时间等,看似只有战场详报才有的,其实都是他的脑补,表现出对史实、史料的极不尊重。
二是他对根本不熟悉的历史上的人和事,并不深挖细考,就全凭个人的主观臆想斩钉截铁地给予定性,“抗战胜利全靠蒋介石的雄才伟略”、“《论持久战》抄袭《国防论
》”,即最典型的例子,表现出极不负责的治史态度。
三是他凭空杜撰了一大堆假的历史故事,作为纪实发表,“我的学生都死了,现在该我这个做老师的上去了”、“国军与三野炮兵联手痛击紫石英
军舰”、“军统七姐妹缅甸壮烈殉国”等等,在坊间造成了广泛的谬传,对各种历史段子在网络的风靡起到了很坏的示范效应。
萨苏长于编故事,他编的故事文笔流畅,很能煽情,使人感动;他能准确把握热点,每每会有立异的标题、雷人的情节和反传统的新论,尤其是能适时掺入一些原始史料,又足以乱真,因而特别能赢得多数读者的欣赏与共鸣。
如果他把他的文章以文艺作品发表,比如评书、传奇什么的,那就无可指摘,说不定我还要给他点赞呢。但他将掺和了太多臆造的东西作为历史纪实来发表,那就必须要给予谴责了。这就像《三国演义》允许虚构,而《三国志》不允许虚构,是一个道理。
有人说了,他写什么是他的自由,而且他的作品普罗大众喜欢看,你无权给予谴责。
错!我有权给予谴责,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治史者都有权给予谴责。特别是在自媒体肆意玩弄历史、把伪造历史当生意做的当下,就更必须给予谴责。
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或许是衡量一部文艺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但绝不是记录历史的标准,因为历史上的某些细节真相,并不都那么赏心悦目。
萨苏笔下的纪实作品(注意:我说的是历史类文章,不是文学作品)卖座,不是好事,那极有可能是假的历史覆盖真的历史,因为他太过于迎合读者的喜闻乐见了。
治史,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去伪存真。去伪,十分艰辛;而作伪,则特别容易。作伪者只需用一晚上的时间杜撰出来的段子,治史者往往用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也未必能够给予澄清。
这几十年包括萨苏在内的一大拨著名作家创作的伪史,就是这样。像什么四行仓库
陈树生负弹跳楼、中条山八百冷娃不屈跳黄河、印缅战场活埋1200鬼子俘虏、石牌要塞三个小时白刃战、赵洪文国手使双枪敌后抗战、军统七姐妹不甘被俘自杀殉国等等凭空杜撰的狗血段子,就曾骗得很多人信以为真,甚至骗得很多官媒也加入进来,以讹传讹,造成极其恶劣的传播效果,其流毒至今仍在继续。这样的行径,当然是必须要给予谴责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910/1 ... 6460.shtml
估计现在最出名的是一位旅日华人萨苏的一篇名为《七十万魂不还乡》的文章。文章中可谓是用日方自己资料提出了颠覆性的数据和结论,那就是在华日军在中国(除去东北三省和滇西)共阵亡78万余人。
为什么笔者说他提出这个阵亡78万余的数字是颠覆性的数据和结论呢?因为日本的日本厚生省援护局1956年3 月出示的战殁人数调查数据中,1937年7 月7 日到1945年8 月14日(芦沟桥事变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 中国大陆本土地区(除东北三省和滇西):陆军损失:三十八万五千两百人(385200 )海军损失:一万九千四百人(19400 )合计损失:四十万零四千六百人(404600 )。
这个数据是日本官方在战后统计发布的,基本可以说是日方关于侵华战争中军队损失的权威数字。(日本人做事的细致和认真程度,接触过的应该都有所了解)。所以这个死亡40万左右的数据也基本被历史专业界被普遍接受。
当然也有人说最实际的是日方靖国神社里面的数据,这样就在日方战后纪念二战死亡人员时流传出来了一个官方数据,支那事变(1937-1941中国战场)191220, 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却没有具体数字。这样也就有了另一个官方版本的数据。奇怪的是网络上居然有人将这个19万的数字直接认定为八年日军损失总数字。这不得不说他对于日方对侵华战争各个阶段称谓的不熟悉,一般统计在37-41期间,日方称之为“支那事变作战”,而到了41-45年便改为“大东亚战争期”。详细可以参考日方战史丛书的取名。
简单的从数字上看,这个数据和厚生省的数据甚为相似。但是在日方的靖国神社战殁者地图上又有另一个数据为455700人。和原本的40万人为什么多出五万人?这就要说到三个其它因素:
1.日方并没有完全停止统计自身战殁人数,以日方37年至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战殁者数字为例,在最之前,统计日本人数字为180978人,而后来再一次统计出来为 185,647。而靖国神社现今已经统计到了18万8千余人。
2.此外前面40万统计截止日期为1945年8月14日。而日方在投降后死亡不少人。
3.另外厚生省那个统计数字仅仅的是日籍军人,而靖国神社中还得包括在华的朝鲜人,台湾人和东北被征发来的。
所以这个数字会和前面厚生省统计的不一致。但总体数字相差也并不大。远远达不到萨苏所谓的78万余程度。
那萨苏那个78万余的阵亡数字到底对不对呢?先看看他所用的资料来源,其中一个最有力来源便是引用日本权威历史学家伊藤正德书中所说的战死在中国的日军78万9370人。当然伊藤正德确实在其《军阀兴亡史》中提到了在华日军的一个损失数字为78万9370人,但是那指的是日军伤亡总数。而不是指日军死亡人数。(当然不排除在翻译中出现误会,比如在岗村宁次回忆录中提到“101师团在淞沪会战中竟然牺牲万余”,其中这个“牺牲”并非指战死,而译为死伤更为准确。)
另外笔者在一本日军联队史中看到了日方提出在华战伤和战病者有92万余。(战伤和战病程度一般是以送回日本本土为标准)也就是说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伤亡病总损失人员近133万。
到这里笔者勉强的将自己认可的日方损失数字说清楚了。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笔者列举这些数字的时候都不包括东北三省和滇西,台湾日军损失数字。
其中滇西反攻,远征军作战作为当年中国军队反攻的一个重要的战役,日方应该损失相当惨重。但由于日方部队所属关系问题,并未划归在华损失以内。滇西反攻中,中国军队主要面对的是日军第18,56两个师团,当然还有第2师团一部和第33军直辖部队等。根据日方战史统计在反攻中日军战死8390人,战伤4810人,战病5000余人。但是另外有个战殁者统计表,第33军直属和下属的第18和56师团在滇缅总计战殁41142人。
最后不知道多少读者会质疑,笔者在统计各种日方的损失数据时,都是以日方统计为准,为什么日方损失数字就不能用中方说的数字呢? 笔者只能在此笑而不答。
https://zhuanlan.zhihu.com/p/659434218
日本军队的伤亡统计(4)日军在关内的死亡统计历史
朱世巍
今天来谈谈侵华日军在关内死亡情况的统计历史。
日本陆军发给高级将领的参考资料《中国事变相关战死伤调查》,记录自1937年7月7日到1939年7月31日,日本陆军在“中国事变”共战死65287人。
对比《官报》数据,可知这份材料的“战死”统计口径仅限定于“阵亡”,没有包括因伤致死和病死。
统计范围包括: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华南方面军、诺门坎和张鼓峰。
显然不包括关东军在东北的“治安战”损失、日本国内的损失等等。
这份材料还有一个附记,称根据“别调”,至1939年9月7日,战死者达到91130人。
日军在1941年的一份报道材料称,自1937年到1941年6月,日本陆军战死109250人。其中包括诺门坎事件。这份材料的统计口径应该与《中国事变相关战死伤调查》相似。
1951年6月2日,日本复员局提交了一份材料,称自1937年7月7日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陆军直接因作战(阵亡和伤死)而死亡132584人,因作战而病死48394人。合计180978人。
资料来源是各部队汇总到陆军医务局的报告。这是区别于官报、战报以外的资料系统,统计口径和时间会有一些差异。
据称包括了伪满地区损失。但是否如其他材料所示仅限定于热河地区?是否包括诺门坎事件?没有明确说明。但这份材料肯定没有包括日本国内的病亡者。
(1942年,伪满地区的“忠灵塔”仅热河有428名“中国事变”死者,其他地区死者都算“满洲事变”)
1964年,日本厚生省宣布“中国事变”死者为:陆军181000人、海军7700人。合计188700人。显然主要就是依据这份材料。
80年代,靖国神社供奉“中国事变”死者为191074人。2014年为191250人。较1951-1964年数据增加了超过2500人。靖国神社在战后用的也是厚生省的名单,统计口径看起来也差不多。
珍珠港以后,日本陆军在关内的损失,最初报告是1948年8月20日由日本复员局提出(情况截止8月12日),称在中国(关内)的日军死者总数为250272人。尚有2200人没有办理复员手续。其中412人还活着,另外1800人情况不明。
1951年5月28日,日本厚生省报告,自1941年12月8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在关内共死亡203851人。其中阵亡93526人、因伤死亡7768人、病死和公务死89319人。其他原因死亡1826人。另有11412人“推测死亡”。
这份报告显然不包括815后的死者。
1964年,日本厚生省发布公告,1941年12月8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陆军在关内共死亡204200人。815后死亡50400人。合计254600人。这组数据比1948、1951年数据都要多。
战后死了5万多人?无论如何都显得太多了。根据中国派遣军报告,战争结束后,日军有3280人战死、6996人病死、119人事故死、其他死因17740人(估计是自杀居多),加上失踪和逃亡,总计也只有32562人(战后失踪和逃亡者,多数都被追回来了)。
但根据厚生省的说明,815后死者包括了“战时死亡宣告”。也就是失踪且在法定期限没有返回,最终按死亡处理。这些人无法确定死亡日期,就按815后处理了。
(一些被列入官报死亡名单者,后来又被视为失踪。最终也被做为“战时死亡宣告”处理)
同样根据1964年报告,连同七七以来死者以及海军死者,日军在中国关内共死亡455700人。
厚生省后来对数据又有所修正。最新数字是:日军和日侨在关内死亡465700人。其中23500人沉没于大海。以上不包括诺门坎和东北地区的死亡。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564045 ... 3222754223
看样子很多人又把厚生省数据和大本营战报
搅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
第一,厚生省数据不是大本营战报
厚生省数据,大致相当于民政局,……而且战报的水分一般来自于战果,不是战损,即使中途岛
那种大败,日军的内部作战记录也承认自身损失,这不是什么大本营报道,注意区分
我敢说绝大多数回答者,并未见过所谓“战报”,就加以否定,我觉得很神奇。
第二,是否有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数字
这个数字在中国学术界争议很大,但是国内的研究涉及到一种情感问题,因此不少所谓“学者(如果萨苏之流也算的话)”更倾向于夸大,编造更为庞大的数据,来迎合大众的心理期望。
如果从国际角度观察,欧美对日军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损失,并没有对厚生省的数据提出太大的异义。即日本战争死亡含平民为310万(海外240万,本土70万),战争期间在中国关内死亡45万左右,在中国东北死亡3万左右(苏军击毙日军8万是苏方的宣传),战后在中国关内死亡5万,在中国东北死亡24万以上(开拓团
成员为主)
萨苏说伊藤正德
写了一本书,说日本在华死亡78万,其实原书写的是伤亡78万。可笑至极
~
第三,台湾人和朝鲜人问题
远的不说,在37.7-41.12期间,日军中的朝鲜人和台湾人都录入了“战地其他死亡者”,“靖国神社合祀文件
”之中,以上文件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是公开电子版
特别强调的是,早期侵华日军中,朝鲜人除极少中高级军官外,多数以翻译,司机等身份作为军属参战;而台湾人多以翻译,军夫身份,也是划分为军属。这些人死后,都会被原部队上报,并进入靖国神社(因为朝鲜台湾都被日本吞并,这些人在统计时并未做特殊区分,都被当作日本人处理),这也诱发了若干年后为日本服役的朝鲜人和台湾人家属的“退社”事件。战争中后期,朝鲜人和台湾人才可以进入日军正规军编制。
至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厚生省的统计没有将朝鲜人和台湾人剥离出来
第四,伪满伪蒙损失问题
满蒙士兵的确没有计入日方的统计,因为伪满名义上是所谓“独立”国家,不同于朝鲜台湾被直接吞并。但是满蒙士兵死亡统计,出现在伪满的政府公报中,都有迹可循,总数相对而言不多
伊藤正德写的是军阀兴亡史,所以主张伊藤正德在军阀兴亡史中记载日军在中国伤亡79万的网文更加可信。注意这79万是死伤合计,且只统计到1944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