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自诩为“自由民主的灯塔”，但在建国250周年之际，这个国家似乎已不再是世界熟悉的美国，逐渐走向孤立主义和民主逆流。
美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川普总统之后，“正常的美国”还会回来吗？
本报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罗宾森，从制度与历史的角度，重新解读美国的当下与未来。以下为第一人称专访内容。
美国为何不再是世界熟悉的美国？
许多人觉得现在的美国无比陌生，但如果拉长历史视角，今天发生的事其实似曾相识：家族利益介入政策、孤立主义抬头、对国际秩序的漠视，这些现象在美国历史上都曾反复出现。
例如，1950年代时任美国国务卿及中情局局长的杜勒斯兄弟，由于在联合果品公司拥有大量投资，协助推翻危地马拉民选政府，只因该政府试图征收并重新分配该公司的土地。
再往前看，19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盛行，甚至不愿参与对抗法西斯势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提出过美国政治的周期论，因为美国确实会定期出现危机，而这些危机往往源于前一种模式内部积累的矛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达尔在1940年代便观察到，美国人拥有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一套“信条”，包括自由主义、民主、平等主义与个人自由。但这些价值观之间其实存在内在张力和矛盾。
美国的历史，就是不断将这些矛盾打包在一起，而后大约每隔数十年集中爆发一次。如今看来，美国似乎再次走到了这样的节点。
当旧体制开始崩解，人们会感到混乱与幻灭，而这也为各种新的政治方案创造了空间。
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衡机制正在失灵，权力正向少数人集中。这种迹象确实存在，但我认为还未发展到那一步。美国的制度仍然强大，整个系统最终会通过某种新的模式实现自我修复，只是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它将呈现何种形态。
川普是摧毁体制的病因，还是病变后的症状？
如果想理解川普，必须把他视为结构性问题的症状。
这些问题包括：
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美国经济体系未能有效应对这些冲击；
经济学界长期以狭隘视角看待全球化的后果。
更核心的问题则是精英政治内部的矛盾。
我们曾以为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可以同时实现，但现实是，过去50年的繁荣主要集中在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更多资源的人群身上。
对于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而言，实际工资甚至长期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流向了最富有的阶层。
与此同时，自由派政府的家长式治理方式，例如强制接种疫苗等政策，也让许多人产生了愤怒与反感。
川普最突出的政治能力，在于成功凝聚了这些对旧秩序感到失望的人群，形成了一个看似矛盾却实际存在的联盟，包括：
“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支持者；
基督教福音派与保守宗教群体；
反疫苗人士；
反移民群体。
这个联盟中的每一个群体，都有其真实存在的不满和委屈。
即使当初是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获胜，这些问题依然会存在。
拜登政府最具代表性的政策之一是减免大学生学贷，但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恰恰是过去50年的受益者。为他们减免债务，在许多人看来无异于继续向赢家输送资源。
这也反映出，拜登及其团队并未真正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
那么川普之后呢？
我不认为被视为接班人的副总统范斯拥有足够的魅力和能力去维系这个联盟。
但只要这些结构性不满没有得到解决，类似川普的人物仍会不断出现。
人们为何开始渴望强人领袖？
美国政治学家杭廷顿在35年前便指出，民主的发展往往呈现“浪潮”与“逆流”交替出现的规律。
1920至1930年代欧洲民主崩溃，是一次逆流；
1960至1970年代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民主倒退，也是一次逆流。
而我认为，我们如今正处于新一轮民主逆流之中。
每一次逆流背后，都有承诺落空后不断累积的幻灭感。
1990年代拉丁美洲民主化时，人们曾期待制度改革能够带来实质改善。然而在国家治理能力薄弱、政治分赃严重的环境下，民主未能发挥预期作用，也为反民主力量创造了空间。
东欧在柏林墙倒塌后，也经历过类似循环。
这一轮逆流在不同地区表现各异。
在拉丁美洲，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军队推翻政府的情况；但在非洲一些国家，例如：
马利
布基纳法索
军事政变甚至受到部分民众欢迎，因为被推翻的民主政府长期腐败且无力治理国家。
美国同样未能幸免。
人们对现有体制的失望程度令人震惊，这种情绪为反体制力量提供了生长土壤，也使这股民主逆流逐渐向全球扩散。
同样面临民主危机的欧洲，能有不同解方吗？
匈牙利近期的发展确实带来了一线希望。
连续执政16年的 维克托·奥班 长期奉行反欧洲、亲俄罗斯以及保守民族主义路线。
但越来越多匈牙利人开始拒绝这一套政治叙事，因为他们意识到，国家未来属于欧洲，而不是与俄罗斯或其他威权政权捆绑在一起。
然而，对英国的前景，我反而更加悲观。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几乎停滞。
如果离开伦敦和牛津，前往英格兰北部地区，当地的贫困程度令人震惊。
这与美国的问题高度相似：
繁荣集中于少数大都市，而国家其他地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并未真正分享到增长成果。
这种失衡正是英国政治动荡以及脱欧情绪的重要根源。
从经济角度看，英国脱欧已经被证明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实验。
英国失去了进入欧盟统一市场的便利，却并未摆脱复杂的制度成本。
极右翼政治人物如 奈杰尔·法拉奇 声称自己拥有答案，但实际上只是把问题简单归咎于移民。
即使大规模驱逐移民，也无法解决英国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英国正处于长期停滞状态，而我尚未看到能够重振经济活力的清晰蓝图。
至于欧盟，我相对乐观。
欧洲仍拥有：
人才资源；
资本市场；
金融体系；
高等教育体系。
只要能够推动必要改革，欧盟仍有机会恢复经济活力。
世界还能期待美国民主制度自我修复吗？
我们可以保持乐观，但民主制度的修复绝不会自动发生。
美国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个新的政治计划：
全新的社会叙事；
新的制度设计；
能真正回应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发展蓝图。
然而，这样的方案至今尚未成形。
虽然左派阵营中有如 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这样的激进路线代表人物，但这种政治模式明显带有美国东海岸精英色彩，难以广泛吸引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选民。
我们仍在寻找那个出口。
制度可以被重建，但这需要人、思想，以及制度性支持。
正如乌克兰的民主是在人民持续抗争中建立起来的那样，任何制度转型都需要大量实际工作。
历史转型时期，从来没有什么事情会自动变好。
制度重建需要积极行动，也需要务实而清晰的愿景。
中国能否成为例外，在不民主化的情况下维持繁荣？
完全不可能。
先谈台湾。
有些人认为，1949年后台湾的经济奇迹主要来自威权政府规划，但这种看法过于简化。
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当局主要关注的是“反攻大陆”，而非经济建设。
后来政府确实扶持了 台积电 ，但台积电本身其实是台湾经济中的特殊案例。
与韩国依赖大型财阀不同，台湾经济更多建立在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基础之上。
这些企业的发展，主要来自民间企业家精神与市场力量，而非单纯依靠政府规划。
中国的故事也是如此。
把中国经济转型简单归因于“国家天才领导”，是一种过度简化甚至失真的叙事。
经济活力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开始萌芽。
例如温州地区，人们在文革期间便尝试突破集体化体制，生产力因此快速提升。
1980年代中国经济起飞时，中国甚至还没有正式的公司法。
按照当时规定，私人企业理论上不能雇用超过7名员工，但许多人直接突破限制，经营规模达到数百甚至数千人。
问题出现在1990年代以后。
共产党开始逐步加强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第一部公司法便要求企业内部设立党组织。
在我看来，这条道路最终只会导向一个结果：经济奇迹的终结。
一个真正具有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包容性经济，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之上。
权力倾向于腐败，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至于中国未来是否会走向民主化？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低。
过去几十年来，中共最重要的目标始终是维持控制。
从这一逻辑出发，政权稳定往往优先于经济增长。即使经济繁荣受到影响，只要能够维持政治控制，统治者也可能接受这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