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欧盟商会，浙江资本家

[wanmeishijie]

全社会都已认识到，一部新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已如同“黑暗中期待黎明”般迫切，但这部法律历经“千呼万唤”才得以面世，其立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很少有法律遇到过如此激烈的争议和阻力。

　　对于《劳动合同法》的反对，首先来自于资本家阶层。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一审稿公布后，立即引发了巨大反响。那时互联网尚未普及，舆论往往偏向精英阶层、社会名流和所谓的“人民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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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初见《劳动合同法》时，感到震惊，质疑这样一部法律为何没有征求浙江企业家的意见。一位深圳科技集团总裁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匿名采访中表示：“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娇’——表面上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劳动者的利益来源于企业。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已高，新法将增加更多负担。”

　　随后，买办集团和跨国资本巨头也开始发力。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4月23日，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在一次研讨会上威胁，如果实施该法律，将撤资。欧盟商会随后向全国人大上书，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将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商会也公开表示，这将使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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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人大还是专家们，都未料到会遭遇如此大的外资阻力，这也是《劳动合同法》反复审议的主要原因。柳传志，被誉为公知教父、买办路线的精神领袖，也表示对《劳动合同法》的担忧，认为过于关注现有企业员工的利益，对企业发展不利，可能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问题。

　　此外，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也纷纷发声。2007年12月，《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之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连续发表四篇文章，严厉批评该法。

　　张五常在文章中指责，干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合同将极大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可能导致企业倒闭或裁员，最终损害劳动者利益，甚至可能导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由于张五常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文章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反响。

　　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常凯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表示张五常对劳动关系缺乏研究，不了解中国劳动关系，对其言论感到惊讶。全国总工会干部郭军也表示，如果在经济发展和劳动关系规范过程中只考虑资方利益，忽视劳方利益，改革开放的成果可能真的会毁于一旦。

　　在多方博弈和较量之后，《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11个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8个方面考虑了资方意见。全国总工会对此评价为“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媒体人杨军指出，参与博弈的仅限于几百名专家和一些活跃的企业家代表，劳动阶层并未参与其中，质疑谁为代表劳动者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谢增毅教授指出，劳动派遣制度可能成为企业利用的法律漏洞。

　　在实践中，资本家们频繁违反《劳动合同法》，甚至宣扬违背法律精神的“996福报论”“用命换钱论”等观点。有些人则为这些观点摇旗呐喊，将《劳动合同法》作为攻击对象。保卫《劳动合同法》，保卫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劳动合同法》明确指出：一旦员工满足“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条件，便可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而成为终身员工。然而，在2008年1月1日该法生效前，华为公司却要求数千名服务八年以上的资深员工主动离职，随后这些员工可以与华为重新签订1至3年的劳动合同，以此规避《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当时，尽管华为公司尚未达到今日的国民企业地位，但其公然对抗法律权威的行为，迅速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波澜。华为的这一举动昭示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向公众展示了公司可以公开挑战法律而无法受到制裁的姿态。

　　自2019年起，互联网行业的垄断巨头们不断传出员工反对996工作制的声音。马云公开表示“996是一种福报”，刘强东也发文称“我仍然可以实行8116+8的工作制”，“不愿努力工作的人不是我的兄弟”，这些言论同样是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权威的公然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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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23日，一位网易前员工发表了题为《网易裁员，让保安把身患绝症的我赶出公司。我在网易亲身经历的噩梦！》的文章，揭露了网易HR疑似伪造考勤记录、篡改业绩以减少赔偿金的行为，并指称保安将重病员工抬出公司，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2021年初，拼多多公司连续发生员工过劳死、跳楼自杀和因拍摄救护车离开公司的照片而被解雇的事件，同时拼多多官方账号发表了“底层人就应该拼命”的争议性言论，网络上还曝光了拼多多实行的“超级大小周”等极端加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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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互联网巨头们频繁曝出负面新闻，但它们相对来说已是较为“文明”的企业，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知名度高，员工擅长利用互联网发声，使得这些事件得以被公众所知。而在社会更多不为人知的角落，法律和秩序的温暖往往难以触及。

[Fcuk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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