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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平山县发现的《公乘得守丘刻石》（简称《守丘刻石》），说明了石刻文字从战国前期到秦统一时期的发展变化，不仅石料由自然天成（守丘刻石系一块天然的河光石）发展到人为加工，而且内容也由简单的纪事发展到被统治者正式用作宣传的手段，甚至留作告谕后人的遗言。这充分证明了我国的石刻文字，已由商周的萌芽阶段进入到发生时期。 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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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乘得守丘刻石》文字的布局、大小、清晰度和娴熟程度等分析，刻字是出自一名刻工之手。在考古调查中，于东灵山和西灵山南面高地上发现了一些高大的夯筑土台。而据《周礼·春官》“冢人”注疏，“王曰公丘，诸臣封”“丘不言封亦有封”，由此可以认为，丘即为国王墓的封土，守丘旧将曼是看守王墓的人，这一具有高大封土的墓应是战国时期中山王的陵墓。前378年前后，中山桓公迁都灵寿（今河北平山县）。在此之前和中山桓公在位期间（大约30年），中山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于此地设置守护陵墓的官员，只有中山桓公死后，此地方有陵墓，方有守护陵墓的官员。因此，从刻石文字中的“守丘”看，刻石时间起码在中山桓公乃至中山成公以后。而从“兆域图”铜版上的“大𨟻（将）”与刻石文字中的“臼（旧）𨟻（将）”为同一官职分析，刻石可能刻于中山王厝之后。这时，中山国两个王陵区已经形成，刻石中的旧将可能负责上述两个王陵区王墓的守护工作。同时，刻石文字与中山王厝墓铜器铭文亦有某些相似之处。 [7-8]因此，《公乘得守丘刻石》大约刊刻于中山王厝死后至中山国灭亡前的十几年间（前310年－前296年），系为国王监管捕鱼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旧将曼为了敬告后来的贤者而刻的。 [6] [9]
艺术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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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
书法上，《公乘得守丘刻石》的第一行疏而第二行密，在章法上有很大的变化，第一行的字显得更加舒张。结字是晋系中山国的特有方式，只是比中山王三器的文字更自然随意，笔致自起至止，通体力到。线条刻于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刀与石相互抵拒争折的痕迹，可以看出克服着巨大阻力时的奋力前行，也可以看出一次停顿暂歇后微小的前进方向的调整，还可以看出某笔画因用力过猛而拖长，把力、节奏清晰地表现出来，绝不是轻快的、飘逸的墨书线条可以相比的。 [10]
作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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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徐畅：字迹潦草，形体或简率，或粗放，是当时的书写文体，与此铭（《战国中山王铁足铜鼎》）恰成鲜明的对比，显然是出自不同书家的手笔。（《中国书法名作鉴赏辞典》） [11]
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化局研究员高英民：文字属于三晋系统，书体为小篆，清淅秀丽，刻技娴熟，由此不仅证实了战国中期的中山国已经普遍使用小篆书体，同时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其文化面貌已与中原各国基本相同。至于刻石与中山王墓铜器铭刻所以写法相异，究其原因，不外乎我国文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尚未规范化，一字往往多态，铜器书法力求标准化、工整美观，而刻石则可用俗体，随意写刻。还应注意的是，这件刻石立于墓葬区，文字内容也与墓葬密切相关，文字字形不但相异于甲骨文、铜器铭文，而且也有别于早于此刻石的其他石刻。从形状、用途及文字内容来看，这件刻石可视为后世墓表、神道碑的前身。（《石家庄文物大观》） [7]
历史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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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后，《公乘得守丘刻石》在河北平山县上三汲乡南七汲村西南田野里（战国时期古灵寿城遗址的西部）被南七汲村农民发现后运回家中，放在院子里作凳子用。1974年被河北省考古队移至中七汲村第四发掘队保存，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