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劳动者众生相:住家保姆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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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底层劳动者众生相:住家保姆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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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底层劳动者众生相:住家保姆的艰辛
文章来源: 真实故事计划 于 2023-03-15 21:13:53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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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女性从事家政行业,如今受到许多地方的鼓励,这既能帮助落后地区与家庭就业增收,也解决了很多城市家庭工作与育儿的燃眉之急。进城做住家保姆,是许多农村女性第一次走出家庭和家乡,前往陌生地方开始工作。离开家人,失去既有的人际网络,迎面撞上知识与生活方式的悬崖,住家保姆们陷入孤立。节假日无处可去的她们,甚至只能流浪在街头。

这是一种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痛苦。住家保姆多是40岁往上的女性,她们的城市化过程尤为艰难。




游荡

张兰提着蛋糕出门时,天才刚打亮。光线昏暗,她在没开灯的屋里穿梭。作为这个家的住家保姆,她熟练地铺床、洗漱,窸窸窣窣,发出不足以吵醒雇主夫妇和小孩的声响。每个清晨她都这么做,为了让雇主一家尽快吃上早餐。不过今天整理完内务之后,她需要离开这个家,出门休假。

她小心翼翼从冰箱里拿出雇主昨天嘱咐她带走的蛋糕,出门前还带走了前一天的垃圾,轻轻合上了门。在雇主家工作两年有余,张兰对一家人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

走出单元门的时候,张兰打了个冷战。天津这处高档小区刚刚入春,树芽悄悄冒出尖来,风中还残留一丝冷冽。休假的一天突如其来,她眼神涣散,一时不知道该去哪儿。今天是她儿子的生日,女主人不知道从哪一次闲聊中记住了这件事,昨夜,她把张兰叫过去说:“阿姨,明天给你放一天假,去陪你儿子过生日吧。”按女主人的意思,她愿意把张兰这周末的假期挪到周中,让她好好去给儿子过个生日,还提前订了蛋糕。

张兰来自陕西安康的农村,今年48岁。她和家人向来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几天前她和在天津打工的儿子通过电话,儿子说他生日当天还得上班,没空庆生。当然,在张兰心里,这不足以成为拒绝女主人好意的理由。所以,当女主人通知她休假并送给她蛋糕的时候,张兰下意识心虚地说了感谢。

来天津7年,张兰还是不懂得如何跟城里人一样放假。她在这座城市里没有自己的住处,每月4天休假的日子,她必须在早上7点前出门、赶在晚上7点前回到雇主的家里。中间休假的12小时不知道该去哪里,让假期成了一种折磨。度过假期最安全、实惠的做法,就是在城市的街道里游荡。



图 |张兰常去的公园


她叹了口气,决定先去一公里外的公园待几个小时。几天前张兰在雇主家擦窗子,远远望见那里的桃花好像开了。晴朗的日子里,雇主一家总去那里露营。她需要跟去,去了也是工作,注意力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根本没精力关注花开没开,开得好不好。她对城里人露营的爱好也不太理解,她觉得只有吃撑了才会在大太阳底下烤着。年轻的时候她最恨艳阳天,这种天气埋头种地,总被晒得头昏眼花,直不起身子。

在家乡时,张兰喜欢逛街。镇子不大,每家店她都熟悉。重要的是在家乡,时间都是自己的,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但是在天津,她不得不出门,又很害怕在庞大的街区里迷路。于是,她只到雇主家附近的超市和公园去,消磨掉12个小时的休假时间。

在超市度假,唯一要应对的就是不断找上来的导购员。被张兰逐一拒绝后,导购员警惕地看着衣着朴素的她,对着同事挤眉弄眼。她有些慌张,不知道对方是看出她的窘迫还是怀疑她是小偷。她跑到生活用品区,买了一包抽纸离开。后来她在天津换了七、八家雇主,假期里她一共逛了十几家超市,临走前都会买上一些便宜的物品,比如牙刷,毛巾或者一瓶矿泉水。

这样的休假方式一直持续到一个下午,她无意间走到一个劳务市场。在一处大桥下挤着一群人,气质和周围高楼大厦不搭,他们穿着朴素,走路含胸。一个坐在小货车上的男人汗衫撩起来一半,手指间夹着烟与传单,眉飞色舞地介绍着饮料厂、电子厂、服装厂的需求。张兰一眼看出他是人群中最有权势的人。她挤上前去,抢到了一份在食品厂打包蛋卷和面包的活儿,150元一天。

假期终于有地方可去。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休假时张兰会带上健康证,到大桥下等中介用小货车把她们拉去不同的工厂。她很享受去工厂的那段路,因为在城市里,她很少有机会能与人平等地坐在一辆车上,轻松地吹着风。在雇主家那辆价值百万的小轿车里,她总是手忙脚乱地坐在后排照顾孩子。

做临时工短暂地结束了她的某种窘境。但到每年春天换雇主时,张兰都要花上一两个月时间,摸清附近的劳务市场在哪里。在此之前,在超市、公园里游晃的日子仍会复现。

张兰是村子里第一个来天津做住家保姆的人。2014年,第一个雇主给了她每月6500元的薪资。这个消息传回山窝里的老家,村子里那些守着贫瘠土地的女人们纷纷动起进城当保姆的心思。

56岁的沈玲和张兰来自同一个村子,在天津当保姆已经6年。历任雇主都雇她照顾老人,每个月有4天假。她很快也和张兰进入了相似的窘境。离开了雇主家,她只能在街头游荡。起初她还会花30元去小旅馆睡一天,三、四次后,沈玲觉得这太奢侈了:“就算一天只吃一顿,休一天假也得花50块。”

她开始和张兰一样,想办法找临时工。之后,沈玲大部分假期都去建筑工地打工,一天200元,中午还管一顿饭。可惜她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工地大部分工作对她来说强度都太大,她没坚持多久。加上没能找到其他轻松的活计,她被迫重新在城市游荡。

一次,她在小区三条街外找到一个地下通道,那里挤着拾荒者和流浪汉。沈玲觉得那是个好地方,在大城市,她和这些无处可归的人没有区别。那段时间,她总是在休假前一天趁雇主一家出门遛弯,把自己的大水壶接满,第二天带去这处秘密基地坐一整天。美中不足的是她没能如愿交到朋友。由于口音不同,很多攀谈都无疾而终。

她在这里找了新乐趣,就是观察人们的穿着。她企图从那些快速路过她的鞋子、服装里找到自己见过的款式。但这么过了一天她就觉得无趣了:“看多了,好像都差不多。”

沈玲这份合约在冬天来临前到期。她请求中介公司帮她找份没有假期的活儿。

“那只有(去照顾)植物人了,很累。”中介还没说完,她就答应了:“行。”沈玲通过取消假期,终于免去了休假的烦恼。

去天津当住家保姆在村里刮起潮流时,李春梅不心动,“这工作下贱。”当时她这么觉得。三年前,李春梅的儿子和儿媳结婚后在天津开了一家饭店,她跟着来了天津,在店里帮忙。结果店里生意惨淡,反而余出她这个人手。



图 | 李春梅儿子的饭店

于是,李春梅的儿子给她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工作,月薪5500元,每月休息三天。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不识字还能拿到这么高的工资,彻底不再想下贱不下贱的问题。有了高收入,儿子、儿媳手里没钱的时候也得靠她接济。李春梅在家里获得了不小的发言权。

起初每逢假日,她都去儿子店里或者出租屋度过。但饭店最终还是没活下来,儿子儿媳关掉店铺,南下进了广州的皮革厂打工。李春梅的假期变成了煎熬。后来,她与沈玲取得了联系,也开始在工地做临时工。但殊途同归,这群在城市里游荡的中年女性,最后大都只能通过取消假期,来消弭痛苦。

陆陆续续地,村子里越来越多女人到天津找住家保姆的工作。仅张兰认识的女人,就有十来个。不过,张兰很少和她们联系,庞大的城市规模和陌生的环境、规则,让女人们难以在他乡建立小团体,群体行动。



无所适从

张兰提着蛋糕穿过马路,离公园越近人越多。她暗自觉得手里的6寸蛋糕在人群中很扎眼。她驼起背来,心想路人指不定会纳闷:“哪有一大早拿着蛋糕去公园的?”她加快了步伐,不希望有人留意到自己。她穿过人群,穿过草坪,穿过石子小路,在公园树林的尽头找到一把长椅。长椅上落了厚厚的灰,这说明这里不常有人来,是个安全的地方。

在长椅上坐下来,张兰开始给儿子打电话。头两通没人接,第三次才接通。“说了今天上班啊。” 电话那头,炒勺和铁锅叮当作响,儿子没有耐心再听下去,挂断了电话。

于是,张兰切开蛋糕兀自吃了起来。她快速吞咽着,蜡烛和打火机横七竖八地躺在一旁的袋子里。

早先,张兰和中介约定了这个周末的假日去饮料厂做一天工。雇主的好心意外打乱了张兰的计划。她怕无故爽约会给中介留下不靠谱的印象,于是拿出手机发语音消息给中介,表示自己由于雇主计划出游,无法如约做工。等了很久,中介也没有回复消息。可能中介根本不在意,后来张兰继续跟着他去做临时工,就好像他不曾看过这条消息一样。

一直到太阳凌空,张兰才从长椅上起身。蛋糕还剩一半多,已经开始融化。她决定去吃饺子,一路上走得很慢,生怕走错迷路。到店后,张兰和往常一样,点了最便宜的鸡蛋西葫芦馅儿的饺子,18元。老板为张兰下单的时候狐疑地看了一眼蛋糕。

“能不能借您冰箱用一下?蛋糕快化了,留给我孙子的,他还在上游泳课,我下午来取。”张兰鼓起勇气撒了谎,把蛋糕交给饺子店老板保管。吃到一半,她开始感到不安:雇主常来这附近,如果和雇主打了照面就太尴尬了。她加速吃完剩下的饺子离开。

张兰只上过一年学,做住家保姆之前,她是典型的农村家庭主妇。2014年,丈夫积劳成疾,患上严重的腰椎间盘凸出,从砖厂回到家后无法再从事体力劳动,家里断了收入。当时,她的儿女们都在读高中,家庭开销不小。张兰扛起家庭的重担,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天津成为一名住家保姆。

对张兰和其他住家保姆来说,融入城市很艰难。她们所谓的城市生活,细究起来并不牢靠。她们寄居在雇主家中,没有自己的空间,落脚地也是工作地。另一方面,没有时间和空间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藏在住家保姆的身份里,她们才是自如的。像张兰,她在雇主家耳聪目明、手脚麻利,游刃有余地捕捉雇主的需求,对方也相当满意。

对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在城市里来去自如是个难事。只要一离开雇主家,走到城市里,窘迫就迎面而来。“我走在街上,就像一个完全不懂外语的人被扔到国外一样。”张兰说,城市是迷宫,她看所有的十字路口都差不多,不敢轻易探步。

在天津七年,她换过七、八个雇主,但始终说不清楚在哪个区,只能含糊说出附近有什么医院、幼儿园叫什么名字,雇主常去的商场是英文名,她也念不利索。在城市里,张兰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乘坐电梯、过马路、打车、购物时开口说话、拜托小区保安开门、被雇主孩子追问书本内容,无数个这样的瞬间,她都像突然被掐住了喉咙。

大城市的规则不为这些从山里来的女人而设。理解城市的规则,对于这些中年进城的住家保姆们来说过于困难。文化水平所限带来的不便,在走出家门后随处可现。一个人的时候,张兰很少搭公交。大城市的公交线路图在她眼中不是四通八达,而像一张蜘蛛网一样盘杂,让她头疼。真正需要外出办事的那几次,她都选择打车,尽管这不便宜,但也比走丢了好。张兰其实不识字,为了不暴露自己文盲的事实,她有时候她会提前让儿子把具体地址通过微信发给她,上车的时候,一言不发地把手机伸到司机眼前让司机看,宁愿司机把她当聋哑人。

刚开始打车时,她认不出“空车”和“有客”的牌子,不少出租车疾驰而过,留她局促地在原地招手。在老家安康,出租车司机往往不甘于只载一位客人,即便车上有人也会大声揽客,张兰从不看车内有无客人,只问顺路不顺路。在大城市,这么打车根本行不通。后来,儿子告诉她红色的就是有客,“看见绿色牌子再招手。”

张兰不愿在晚辈面前展现出在城市生活的无能,总是努力遮掩。向儿子求助的时候,她都会补上一句:“我都知道,只是忘了。”她看不懂雇主的文字信息,不得不频繁请求儿子帮她翻译和回复,这偶尔也会招致儿子的不耐烦。有段时间她下决心自己学识字。

雇主一家出门后,她有时间就偷偷用雇主家孩子的点读笔识字。女儿听说了,从网上给她买了点读笔和识字书。但忙碌的工作将她的时间盘剥得所剩无几,张兰很少有时间学习。每天给孩子们洗完澡,已经接近十二点,她才拿出书来看一眼,没多久就昏睡过去。识字计划烂尾后,张兰彻底失去在假日探索的兴趣,她再度在城市的迷宫里找不到“出口”。



图 |张兰女儿买的识字书

李春梅也尝试过像城里人一样去享受城市的生活。2021年春天,她刷短视频得知附近公园即将举办放风筝的活动,于是计划去看看。边走边打听,她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却没有人放风筝。她在公园干坐了一上午,才发现自己记错了地方。事后,她有些自嘲地说:“笨人还是不要瞎跑,跑丢了还给人添麻烦。”

在街头游荡的时候,李春梅会遇见同小区其他保姆。起初她还会撒谎说自己正要去购买日用品,后来遇见得多了,便不再解释,对方也会心地问:“你休假也没地方去嘛?唉,我要是跟你同一天休就好了,我们买点零食去公园。”

从村里来天津的时候,沈玲花了一个多月才适应了整天关在高楼里的日子,“屋子太小了,急死人了。”活动范围的骤然缩小,让突然脱离土地的她开始感到孤独。

为了疏解这种焦灼,沈玲以质朴的方式寻求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们的慰藉。她竭力在雇主家表现得主动热情诚恳,认真擦洗家具、准备饭菜,主动和老人们讲述自己家乡的见闻,还托老家亲戚寄来特产送给雇主。最初无处可去的日子里,她隐约向雇主透露自己的境况,主动要求不休假。但老人却有不同想法:“人不能只工作的,得休息,何况合同上写的是26天,你多做几天我也不会给你薪水。”她明白,雇主也需要一个没有外人的假日。雇佣关系横在中间,双方终究有隔阂。

其实,沈玲在天津并非无亲无故,她的微信好友里就有八九个在天津的住家保姆。来天津前,她设想过假期和她们相聚游玩,但真来了才发现,天津太大了,大家分散在各个区,出门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放假日期还要由各自雇主确定。“人家哪天空了就让你放假,我也说不准。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沈玲说,她们几乎从未在假日相聚过。



城市生活的反噬

种种迹象表明,鲜少有住家保姆成功地对自己进行城市化改造。城市化改造失败后,住家保姆们以一种模糊暧昧的姿态,穿梭在城市生活之中。

每一任雇主,都曾对沈玲的生活习惯提出异议。雇主不理解为什么沈玲不习惯用洗脸巾,也难以容忍她总是做多了饭,导致剩饭。曾经有位雇主一直要求沈玲少做点饭,声称要健康饮食,结果,一家人盛完饭只剩一两勺,沈玲作为家中唯一做体力活的“成员”,总是吃不饱饭。这成了她唯一期待假日的理由:在假期,她做自己的主,可以吃上两顿饱饭。

在雇主家,沈玲始终小心翼翼。在工地打零工那阵子,她回雇主家前都要在工地附近的澡堂花15元洗一次澡,换一身干净衣服再回家。脏衣服也不会直接带回去,洗完澡她要洗衣服,搓掉脏衣服上的泥灰,湿漉漉地装进塑料袋带回雇主家。怕雇主看不惯滴水的衣服挂在阳台上,她总是等夜里所有人都睡了,才小心翼翼把衣服挂到阳台上,第二天在所有人起床前把自己的衣服收回来。

她担心雇主们发现自己放假没有去享受生活。但其实没有人在意她假日去了哪里、做了什么。雇主们只是在意,自己的阳台是不是湿哒哒的,潮气太重的话,他们的关节会疼。

与此同时,住家保姆们不可避免地被城市生活改变。尽管和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她们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却在无形中被大城市的种种塑造着。回到乡村,她们身上隐藏的城市印痕显现出来,格格不入。

李春梅羡慕雇主们的家庭和睦。雇主的家庭成员间的亲密程度超过她此前所能想象的极限。有一年情人节,雇主家的男主人给女主人买了一大捧花。晚上一家人出门吃饭,李春梅悄悄拿着花拍了几张照。不过这些照片她没发在朋友圈里,她知道即使发出去也没有人会相信这花是送给她的。

她还羡慕雇主一家人总是轻声细语,笑意盈盈。有一次雇主炒股一天亏损了七十万,一家人还其乐融融地吃着晚餐。她想到自己家总是因为钱争吵,似乎每个人都对彼此不满。她的家庭成员们总是怒气冲冲,大到彼此借钱不还,小到门口倒地的扫把没人扶起来,只要他们愿意,这些都可以成为吵架的主题。

在城市做了3年保姆后,她回家过年,和家人更加看不对眼。李春梅总是抱怨家里太冷、太空,冬天水管里流不出热水,被烟火熏得乌黑的墙壁也变得刺眼。春节期间,她总是在饭桌上唉声叹气,抱怨一家人关系冷漠,平日很少联系,一年就团聚一次也都各自低头玩手机。

这些在底层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女人,成为住家保姆后相当于误闯了另一个阶层的生活。他们带着原生生活的晦涩,深度参与着中产家庭的日常生活。不断对比产生的落差感,进而演变成愤怒,反噬着她们和她们的家庭。

成为住家保姆之前,张兰从未感觉生活的艰苦。那时候她的儿女孝顺、家人身体健康,就已经让她知足。她最大的理想不过是给儿子在小城买一套房,让儿子成为城里人,女儿嫁给城里人。

见过雇主家的生活后,她开始对过去的贫穷有了新的认知,并时常痛恨这样的贫穷。

张兰的雇主年收入在千万以上,本打算雇一名高中学历的住家保姆。张兰面试时撒了谎,她只读过一年书,她谎称自己是高中学历,否则很难得到这个机会。好在她做事利索,为人诚实,在雇主家中也做了3年。

有时候她在猜,可能聪明的女主人已经察觉出来她学历“造假”,只是看在她胜任这份工作的份上,从未提起这件事。她跟着雇主旅游,住过3000元一晚的酒店,但这些都和她无关,假日无处可去的时候,她还是会去住几十块一天的旅馆。



图 | 张兰住过的便宜旅馆

张兰刚入职的第一年,女主人就为她准备了蛋糕和一个价值两千的手镯。她从没有收到过这么贵重的礼物,担心自己还不起,又没有场合佩戴,再三推脱。女主人无奈之下,说出一句:“也就我们一件衣服的钱,收下吧。”

后来,她渐渐明白,这些善良,对于富有的雇主们来说很简单。作为穷人想要展现同等的善意,其实是一种奢侈。她的女主人是一名家庭主妇,已经多年不工作,每天都忙着给身边各种人解决困难。她以让身边所有人开心为乐,这其中也包括张兰。

在脑海中,她常常幻想自己也拥有这样殷实的家境。张兰深知不可能靠自己过上这样的生活,便经常给儿女们讲述雇主家的富有,激励儿女努力工作,“将来也让我沾光。”在女儿看来,母亲成为住家保姆后变得更加“虚荣”。

过春节的时候,张兰会在来客人的时候,摆上高脚杯,倒上烧酒,煞有介事地教这些农民晃杯。多数时候,高脚杯都摆在柜子里,旁边是一堆装农药的瓶子。

这在农村引来不少人笑话。其实,当天张兰准备了红酒,在丈夫的暗示下才换成烧酒,否则画面会显得更加荒诞。

客厅的茶几上,横躺着一只塑料的“翡翠白菜”。在城里打工的这些年,张兰家摆上了各种各样像这样的仿制品。

张兰的儿子到天津工作后,打车去母亲的雇主家不过半个小时。但他不愿意和母亲见面,控诉母亲每次见面都只聊雇主家小孩,总拉着他买玩具,这让他感觉自己也在给雇主家当保姆。张兰反驳道:“那还不是为了赚钱给你买房子。”

感叹一家人关系冷漠的同时,张兰又念叨起雇主家的生活。这个城市家庭每天都从塘沽区的学区房赶回滨海新区的别墅,为的只是和老人吃一顿晚饭。她又担忧起自己的晚年生活,揣测自己卧病后儿女不会前来看望。

在雇主面前,张兰却一直在表演家庭幸福的桥段。她时常告诉女主人自己的一双儿女是多么恭顺,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温馨。以至于她经常撒谎,比如儿子给自己发了红包,女儿每天都要给她煲电话粥,实际上是她主动拨过去。可这也没什么错,张兰只是羡慕另一种生活罢了。

在超市消耗掉一整个下午,张兰决定回家。她返回饺子馆,拿走了剩下的蛋糕,在路边长椅上又吃了几口。牙齿开始隐隐作痛,她不敢多吃,停下叉子,看着蛋糕陷入纠结。丢掉可惜,带回去又会被质问,她实在不想在一个城市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悲凉。最后,她起身把蛋糕扔进了垃圾桶。

回到家后,她主动和雇主说,今天和儿子吃了火锅庆祝。随后熟练地为一家人准备晚饭。

她的身影灵活地在雇主家的客厅、厨房穿梭,时不时还与女主人谈笑,那个呆滞的女人重新生动起来。

*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处理
此生无悔入华夏,家住加利福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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