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马占山抗日特憋气，本来东北军是10倍于日军，但就是不支援马占山，结果马占山打到后来差点陷入重围。如果当时以江桥战斗初期胜利为基础，继续投入和日军死磕，东三省根本不会全丢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版主： Softfist
#23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共产党就是赤裸裸黑手党
#25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你有基本的阅读能力吗？知乎上这篇只是反驳这些资料不是“前不久”才公开的，最新的一批公开是2017年初，既没有说这些资料是假的，也没有反驳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是假的，反而确认了这些资料就是台湾方面公开的
我们美华人均千万资产
#26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当然说了：
“最后，终于看到有学者写出长篇大论释疑反驳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有信息源均出自一个地方，还是在海峡这边。”
只有一个来源，共产党谎言诈骗的来源
mydada 写了： 2025年 9月 3日 14:32你有基本的阅读能力吗？知乎上这篇只是反驳这些资料不是“前不久”才公开的，最新的一批公开是2017年初，既没有说这些资料是假的，也没有反驳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是假的，反而确认了这些资料就是台湾方面公开的
共产党就是赤裸裸黑手党
#27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Mountainlion 写了： 2025年 9月 3日 14:47当然说了：
“最后，终于看到有学者写出长篇大论释疑反驳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有信息源均出自一个地方，还是在海峡这边。”只有一个来源，共产党谎言诈骗的来源
你只看了开头一段吧，他说的来自海峡这边的消息指蔡英文近期突然解密大量资料这件事，后面都是在澄清这些资料不是最近突然解密的，而是几年前解密的，并没有说解密的这些资料是假的，而且确认是台湾方面解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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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人家明确说了公布的这些档案根本和918无关，都是1949前后的。
mydada 写了： 2025年 9月 3日 14:32你有基本的阅读能力吗？知乎上这篇只是反驳这些资料不是“前不久”才公开的，最新的一批公开是2017年初，既没有说这些资料是假的，也没有反驳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是假的，反而确认了这些资料就是台湾方面公开的
#29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也明确说了，不管什么时候公布的，都只有一个来源，而且是大陆的。
也就是共产党的谎言诈骗。
“最后，终于看到有学者写出长篇大论释疑反驳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有信息源均出自一个地方，还是在海峡这边。”
共产党就是赤裸裸黑手党
#30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那关于所谓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抵抗的档案，究竟是怎么说的？或者说是否存在？
mydada 写了： 2025年 9月 3日 14:51你只看了开头一段吧，他说的来自海峡这边的消息指蔡英文近期突然解密大量资料这件事，后面都是在澄清这些资料不是最近突然解密的，而是几年前解密的，并没有说解密的这些资料是假的，而且确认是台湾方面解密的
#31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小张最大的问题是突然干掉杨宇霆常荫槐
导致内部分裂
如果有老杨帮着坐镇
肯定不会被老蒋和小日本耍的团团转
不会让东北军这么憋屈下场
wonderstreet 写了： 2025年 9月 3日 11:46说他抗日，尼玛一开始东北不抵抗，东三省丢了。
说他不抗日，918之后，让马占山当黑龙江主席，给他一批全新捷克造轻机枪。
就这批机枪，马上在江桥战斗派上用场，几乎全歼高波骑兵队，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就这样，张学良也没让东北别的部队支援马占山，而日军从东北各地还有朝鲜调兵，
老马最后在自己国土上敌不寡众，只好撤。
#36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仅凭18楼的那些图。根本看不出是跟日本冲突的时候张学良发电跟老蒋请示，也看不出老蒋要么不回复，要么要张避免跟日军冲突？
你能不能发个电报的简体字版？某年某月某日某电这样？
#37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于1931年9月19日发给张学良一封密电，指示张学良立即对外宣传，澄清日军“以拆毁铁路为借口”的说法，并没有下达具体的不抵抗命令或“铣电”内容。事实上，关于“铣电”的内容和是否存在，一直存在争议，并且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张学良在事变时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是一种既定方针，而不是蒋介石或张学良在事变爆发时下达的命令。
事件经过与电报内容
蒋介石的电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9月19日当天到达南昌，得知事变后立即发给张学良的密电中提到“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
“铣电”争议：
传说中，蒋介石发出了“铣电”，其中包含“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等内容。然而，张学良本人否认了这一说法，并表示事变是自己的责任。
缺乏证据：
关于蒋介石下达“不抵抗”命令的“铣电”一直未能找到，也因此引发了诸多研究与讨论， 知乎专栏指出，关于此事的讨论可能将政策与命令混为一谈。
#38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这个电文是1931年8月24日张学良发现日本人刺探军事情报，请示老蒋怎么办，老蒋批复“不回复”，还有哪个看不懂的可以一个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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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https://zhuanlan.zhihu.com/p/461992665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达自卫命令，张学良坚持不抵抗（下）
中共党史，近代史专家—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
一、史料来源
曾景忠：《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左双文：《国民政府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对》，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82－286页。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目录，第2-3页，第205-208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38-339页。
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第5-14页，第25-38页，第42-43页，第60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译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上卷，第209，203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顾维钧等为转报国联否决日本对案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 、《顾维钧转报请求列强劝日撤兵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时间注1931年10月25日，《顾维钧等为应付国联形势于我不利所定办法致张学良密电稿》时间注1931年10月19日，《顾维钧转报蒋介石请求各国设法制止日本非法举动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顾维钧为英美等国不愿开罪日本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时间注1931年11月13日，《顾维钧转报驻华日领关于华军撤离锦州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时间注1931年11月29日，《顾维钧为避免冲突华军自动撤离锦州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时间注1931年11月24日，《顾维钧等为撤退锦州华军中日双方态度对立等问题致张学良密电稿》时间注1931年12月2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32－433页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38页。
李云汉：《顾维钧与九一八事变之中日交涉》，见李云汉主编、刘维开编《南京国民政府
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中国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50页
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王铁汉不抵抗之抵抗》《辽宁省政府撤离锦州通电，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四日》《张学良报告锦州失守经过通电，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五日》《荣臻报告九一八事变经过情形》《戴季陶特种外交委员会对日政策报告书》，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一期，引自第284-285页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5-800页。与会人员名单见1931年年9月20日天津《大公报》。
《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42次会议纪录》，《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131－132页。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97次会议速纪录》，《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202页。
《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10页
《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上中央政治会议报告》，《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202－208页，第212-217页。
谭译主编《“九一八”抗战史》，第2-4页
苏炳文：《一九三二年海拉尔、满洲里抗战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集萃》。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27页，第30，第40页
张学良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9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422页。
《中华民国史》第七卷（1928-1932），曾业英、黄道炫、金以林等著，中华书局，2011年，第530-531页。
洪钫《九一八事变后的张学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1931年11月25日）“时事日志”。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
蒋永敬《顾维钧与九一八事变》、吴天威《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均载《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天津《大公报》1931年10月6日，11月17日，12月1日，10日，17日
《顾维钧回忆录》（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7页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2日。
见这期间顾维钧致张学良的电报。《民国档案》1985年第1、2期。
《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5页，第395页。
《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65－166页。
《国府两电令张学良抵抗》，1932年1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
《张学良电告锦州失陷经过》，1932年1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
《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59页。
《顾维钧就外长职，蒋亲书训词论军事外交》，1931年12月1日天津《大公报》。
张德良：《张学良与局部抗日战争》，载“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九一八”研究》，第六辑，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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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
二、事变后蒋介石下达自卫命令，因下野而流产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观点，另一个重要依据是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方针即为不抵抗为前提的。实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于1931年9 月19 日到达南昌后，当天下午才得知日军进攻沈阳事变。他立即致电张学良，电报全文为:“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 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从此电看， 蒋氏是从上海方面的消息才得知九一八事变，可见张学良于九一八之夜并未请示蒋介石，也根本不存在蒋命令不抵抗云云。
笔者因未看到之后的电令(报)，曾误认为蒋介石默认张不抵抗命令。实际此时蒋只知日军在沈阳发动进攻，尚不知日军已占领沈阳等地。蒋氏对于如何应付事变，是抵抗还是不抵抗，并未置词；他只是指示张学良与东北当局，要力辟日方散布的所谓中国军队有拆毁铁路计划之谣言；并不是默认张不抵抗政策。
蒋介石于9月21日下午2时才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19 日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指粤系胡汉民，汉系汪精卫）， 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 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 (三) 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 民众方面，由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这次会议作出的几项决定表明:1. 重视并加强外交方面对日斗争。2. 军事方面，停缓国内军事争斗，包括对粤对共两个方面。此前国民党中央对各级党部的指示中，已表示对粤要团结之意，但仍然强调“赤匪必须根本铲除”；而蒋氏回南京后，明确停缓“剿共”（笔者疑问蒋已停剿，为什么1932年2月红军发动赣州战役？）。3. 突出的是国内政治方面，要与广东方面统一团结。4. 对于日本武力侵略东北采取的方针，大致是两个方面，一是诉诸国联，一是准备自卫。这四项举措，都是符合当是中国国情；这也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首次提出派兵北上武装自卫。与10月初与熊式辉讨论统兵北伐，收复东北虽略有不同；但已明确拒绝“不抵抗”。而这份决议是发给全国，自然包括东北张学良。
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而且一味坚持不抵抗，企图将东北问题甩给蒋介石处理。而国内部分学者及媒体，影视剧统统抹黑成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不抵抗”主义并不是事实；实际“攘外必先安内”是符合当时国情，试问中国不统一，拿什么打日本，九一八事变就是最好的教训。所以蒋氏先解决的是宁粤对立问题，竭力弥合双方分歧。但终因粤方坚持要他下台，他被迫下野。北上收复东北，自然化成泡影；待他重新上野，只得主导上海抗战。
9 月23 日，南京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这里所谓“避免冲突”，并非专对东北军下令，而是命令全国避免再发生中日冲突，包括对日侨保护，防止日军借口寻衅，扩大事态。但同时明确“为自卫之准备”。
当然也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为弱国政府，蒋介石采取了忍辱、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这并不是“不抵抗主义”；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因为九一八事变发生突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关东军
情况了解甚少，又要面对粤汉对峙，还有各地方实力派逼宫；需要时间准备全面抗战，这也是弱国领导人的无奈。这点在11 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证实。而早在事变之初，蒋介石就明确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南京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事变之初，9 月21 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 乞示方针。”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中正养午。” 左双文老师指该电令应为不抵抗，蒋可能采取“北不抵抗，南抵抗”政策。秦孝仪先生，曾景忠老师，杨天石老师均认为，该电乃是自卫；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政策是经历自卫，抵抗到全面抗战一个过程，经过心理挣扎，最终才决定与日本开战。这完全符合一个弱国领导者人面对内忧外患时的真实心境。下面电文及蒋氏日记可佐证。
日本强大的海军
9 月22 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23 日，蒋介石批示:“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 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明确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9 月25 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会颁发”。这也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首次提出抗战；与之前自卫，明显强硬。可见蒋介石经过事变初的挣扎，已开始准备局部抗战（以战促和）。
10 月3 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这也是蒋介石首次提出迁都计划，说明已考虑全面抗战。6 日，他并手拟对日开战时之宣战大旨，要求各国元首应共负公约上之责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这是事变后，蒋介石首次提出对日宣战，这说明蒋已决定全面抗战。
10 月5 日，上海市长张群电告南京国民政府:日本海军有于日内在上海华界登陆示威消息，请示应付方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于10 月6 日议决:“(一) 在此种严重形势下，惟有严令各地方军警当局，尽力维持秩序，不使住在内地日本人民生命财产有被分割之危险，以免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内地登陆及炮击沿海口岸要地之借口; (二) 日本海军出动情形，如系为恫吓中国政府及示威之企图，无论提出任何条件，我政府决不为其屈服。在此原则之下，一切应付办法，请主席随时处办。”蒋介石于同日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 兄妥商决定。”据参加当天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近日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当天蒋日记称：“余决心与倭寇一战，此心反觉安定无事也。”
南京国民政府的抵抗的决心，曾向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透露过。据报载:1931年10 月8 日，上海各界知名代表人物（有史料称为虞洽卿或王晓籁）曾应召到南京，闻听过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有关对日方针的说明。当问及:如果日方向沿江沿海扩大扰乱，则如何？蒋氏答:当然抵抗。当问及:抵抗有无相当准备？蒋氏答:当然有准备。
抗日名将，民族英雄—马占山
至1931年11 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江桥抗战），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请务必抵抗到底。这说明最晚在11月中旬，蒋介石已向张学良下达抵抗命令。11月17日，蒋介石日记中明确地写道：“余决心统师北上抗日。”这佐证了，蒋介石决定统兵北伐，收复东北。以上电令（报）史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１年版第282—286页。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由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遗憾的是因宁粤对峙，蒋介石被逼下野，北伐未成。日本再次利用中国内部分裂。其11月24日日记云：“余不下野，则必北进与倭寇决战。虽无战胜之理，然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历史，以期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谋国家之复兴。”可以看出，蒋的遗憾，无奈。只有安内才能攘外啊！
12 月当日军向锦州进逼时，南京国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对日军的进犯进行坚决抵抗。但张学良已经不买账了，拒绝执行南京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擅从辽西撤兵。下面章节将详述锦州事件
。
综上所述，蒋介石和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上，绝非国内长期所说奉行“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反，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上积极准备抵抗，甚至准备全面抗战。
如1932年一二八，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军在上海的挑衅已竭力忍让，但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起武装进攻后，国军(首先是十九路军) 奋起抵抗。而九一八事变时，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无法驾驭张学良一手掌握的东北军擅自施行不抵抗方针，又深陷党争内斗无法北上抗战。然而，就在四个月后，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在上海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军外，蒋介石让何应钦调动京沪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合组成第五军开赴上海参战。
1933年长城抗战，张学良旧病再犯，一枪不放丢掉热河；日军兵逼平津，蒋介石亲飞保定指挥，并命令中央军第17军3个师北上（另有4个师在平定福建事变），结果惨败；中央军基本打光，最终保住平津地区。这都证明，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局部抗战”的对日方针，绝非“不抵抗主义”。
大汉奸—熙洽
三、张学良坚持不抵抗，爱国军民自发抵抗难遮耻
蒋介石积极备战，张学良却积极不抵抗。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三省过程中，东北军中有少数部队自发抵抗。如长春宽城子战斗、南岭战斗，后来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江桥抗战和哈尔滨保卫战。沦陷区的东北军警、民众自发组织及山林武装组成各式抗日义勇军
，给予日军袭扰和打击。但这些行动，无法阻遏东北沦陷大势。
可耻的是，吉林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远在锦州，吉林边防副司令公署参谋长熙洽代理省主席和副司令职务。日军进攻长春时，驻南岭的步兵团长任玉山电话请示应付办法，熙洽下令不准抵抗。当日军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从长春向吉林省城吉林进发时，熙洽竟派吉林军署中将参谋安玉珍迎接日军进入吉林，还向多门师团长表示：“保证不抵抗，欢迎日军和平进入吉林”。熙洽更亲到车站迎接多门二郎，回城后指示省城军队一律向日军缴械；汉奸嘴脸之丑恶，旷古罕有。
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东北军完全采取不抵抗和一些军政官员的投降。仅仅一夜一天之内，日军就占领了沈阳、长春，安东、营口、鞍山、本溪、凤城、抚顺，辽阳、海城、铁岭、四平等重镇。9月20日开原、昌图沦陷，22日辽源和延吉、珲春、和龙、汪清沦陷，23日敦化沦陷。26日，日军开到洮南，10月18日胁迫张海鹏叛离。
据日方记载：9月19日午前6时30分，日军解除营口570名武装，午前10时解除凤凰城武装，此两地均未遭任何抵抗。20日，日军攻击昌图西北的红顶山。“敌已向北方退却，因此未遭任何抵抗。”21日午前，第二师团主力从长春出发，向吉林前进。“吉林军主力得知皇军进入后，便望风向吉林以北以南退走。我军（日军自称）于午后5点30分兵不血刃便收取了吉林省城。翌22日，尽速解除退往吉林城内的中国军队武装。”该段史料来源于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
东北军民自发抵抗，确实有效阻滞，破坏了日军的占领，但这种行动根本无法改变东北军不抵抗及投降的大局；而且战果轻微，很快引起日军重视，并集中兵力“讨伐”。日方战史中对此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东北军民抗击日军的规模和效果。日军战史记载了1931年10月后部分东北军和民间义勇军抗日作战情形：
1．辽宁：
奉天、长春一带散逃的士兵，“化成兵匪”，在南满铁路沿线活动。10月下旬，第七旅散逃士兵从铁岭西南越过南满路，第二十旅常经武部渡辽河西进，与非正规军、土匪会合成大匪团。
辽阳西北，三胜指挥约三千名匪贼，海城以西，蔡宝山指挥约2500名，营口以北，老北风为头目2500名匪贼，积极活动。1932年1月11日-25日进行讨伐。
2．黑龙江：
11月5日-6日，17日-19日，马占山军嫩江桥抗战。
东北抗日脊梁—东北义勇军（后改编为东北民众救国军，各省自卫军）
3．辽西：
锦州中国军政当局积极充实战备，鼓动土匪和义勇军积极活动。11月以来更加活跃，鼓舞了中国军的斗志。12月上旬，辽河结冰，土匪、义勇军进到辽河东。法库附近盘踞优势匪贼。12月23日晚，田庄台遭潜伏在市街的四五百名敌攻击。24日拂晓击退。日军死2人，伤8人。
义勇军配置在白旗堡附近有七八千人，盘山及其东二三千。沿郑家屯以南辽河地区盘踞一万数千。以上兵力约三万五千，炮60门。
锦州军政当局嗾使匪贼义勇军活动，12月上旬，郑家屯及西，约二千匪贼14日占大林，有袭击郑家屯气势。关东军进入锦州时，达四千人。怀德县长与匪同谋。
1932年1月，新民附近以南，有耿继周义勇军一千。1月4日夜，袭击新民。锦西以西地区蟠踞数千匪贼，甚为猖獗。1月7日夜，数百人攻击日军骑兵。9日，在锦西以西和约一千名匪贼交战（指锦西县公安大队刘纯启部），联队长以下14人战死（指骑兵第27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19人负伤。这也是中国抗战击毙的第1名联队长。
新立屯一带蟠踞着配备有山炮的匪贼约二千名。1月11日，一千名与日骑兵交战，将其包围，“一时频于危机”。日军采取攻势，杀开一条血路，返回新立屯。中队长以下13名战死，5名负伤。
锦州一带奉（天）山（海关）线匪贼，向大凌河畔山地集合，约3500人。1月23日-26日，第二十师团在打虎山以西讨伐。1月下旬，大凌河附近敌活动猖獗，直接威胁铁路沿线及锦州附近。
4．哈尔滨附近：
1932年1月5日，于琛澄（降日伪军）经榆树北上，25日至哈尔滨南，27日欲进哈尔滨。哈尔滨护军使丁超拒之，在哈尔滨东冲突，袭道外傅家甸。27日，丁超部击落日机一架。迫降后，杀死驾驶员清水大尉。关东军令第三旅团长谷部出动。
28日，长谷部第四联队、野炮兵第八联队第一大队向哈尔滨急进。29日晨，在老哨沟遭遇。敌步骑兵五六百抵抗。30日后，到双城堡。31日5时30分遭到配备有大炮的约三千之敌攻击。奋战两个小时，击退。
第二师团令2月1日从长春出发，向哈尔滨进击。“敌人利用所在的围墙及房屋进行抵抗，并发炮阻挡我前进。”5日拂晓，敌炮兵开始猛烈攻击。9时40分，英田坦斯克车站五六百人向日军右翼第二十九联队左侧反攻，一时“呈苦战状态”。日军给敌以极大伤亡，将其击退。午后敌主力向宾县方向退却。此战，敌计一万二三千人，原为东北军第二十二旅、第二十四旅、第二十八旅，由丁超指挥。
自哈尔滨退到宾县、方正的反吉林军阴谋活动，企图进入中东铁路东段乌吉密、一面坡。2月20日夜，约二千名反吉林军袭击一面坡。
5.吉林：
2月11日，延吉警务司令吉兴部下王德林（第二十七旅第六十七团第三营营长）发动兵变。该方面混乱，敦化附近反吉林军与之呼应，16日夜，破坏吉敦铁路。
2月中旬，间岛方面王德林叛乱，敦化附近反满系统兵匪活动频繁。
2月28日，宁安（宁古塔）吉林军发生兵变。第二师团令步兵第十五旅团（天野）扫荡。3月22日，经反击，反吉林军撤出宁安。
注：日军战史中的敌，土匪、匪、贼等，指东北军和抗日义勇军等。吉林军，指熙洽伪吉林省政府所属已投降伪军。反吉林军，指中国抗日军队、义勇军。
据日本战史记载：1932年2月上旬-4月中旬，日独立守备队讨伐义勇军54次，战死39名，伤78名。1932年9月前，兵匪总数约21万（指东北军和抗日义勇军等）。北满有马占山余党徐景德，吉林有邓文、李海青、王照应，丁超、李杜、王德林。冯占海。呼伦贝尔苏炳文、张殿九不稳。可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游击战（史称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已经风起云涌；但对日军实际打击很有限。不过日军战史很可能存在缩水。
时任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
四、弱国无外交，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改为征取国际同情
早在1931年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日军侵占沈阳事件照会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紧急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20日，外交部又向日使提出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
当天，外交部电令出席国联大会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军侵占沈阳事件，施肇基在国联发表声明，指出日军对此事件应负完全责任。21日，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请国联根据盟约第11条立即采取措施，阻止事态扩大。
22日，国联讨论施肇基所提要求干涉日军强占满洲事件案。施详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经过，要求国联“仗义执言、出而干涉”，使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恢复事变前状态，并赔偿一切损失。此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表示完全信任国联，遇到日本采取新的侵略行动后，外交部就向国联申诉。
为更好处理九一八事变后的外交事务，成立临时性机构“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下简称外委会），从1931年9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到1932年1月2日正式结束，前后存在3个月。蒋介石首批指定的６人为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季陶、立法院代理院长邵元冲、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丁惟汾、教育部政务次长陈布雷、南京国民政府委员邵力子。戴季陶为外委会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
9月23日，列席国民党中执委会议的王柏龄首先提出中苏复交之议：“在外交上说，我们现在对俄国还是可以复交的。除俄国外，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的。这也不是说俄国独厚于中国，因为日本是中俄两国共同的敌人。苏俄远东的利益，是和日本起正面的冲突的”。
在9月30日会议上，国民党内部首次讨论对苏复交问题；准备恢复联苏制日方针，这对日后对日备战，抗战有重大影响。
10月1日外委会“议决”并电施肇基，告以“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中国不能与日本作任何交涉，即在日本完全撤兵后，中国对于日本之侵略与压迫，亦惟有信任国联，始终主持公道，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其后，对于日本在华的各种侵略行为，外委会的一个基本处理就是“电告施代表诉诸国联”。
10月17日，外委会议决定在国联及对日应取之六点原则：一、日本必须在国联监视之下从东三省撤兵；二、中日将来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三、地点在日内瓦或其他国联所认为适当之地；四、以后交涉必须在国际公约所定原则之下进行，不得违反下列三要点：1、尊重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完全、行政完整，2、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3、促进远东和平，不得以武力为实行国策之手段；五、日本必须负此次出兵之责任；六、日本所有任何提案我方保留修正及另行提案之权。19日，蒋、戴、宋、颜、顾等议定由施肇基在国联提出的方案就包括乙款第二条“日本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国联于9月30日、10月24日两次作出日军应从现占领地撤退的决议后，日本不仅未撤兵，反而变本加厉，向黑龙江、锦州扩大进攻，在天津、汉口挑起事端；并增派军舰到重庆、宜昌、长沙、汉口、九江、南京、上海、镇江、大冶、青岛等地，炫耀武力，威吓南京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请日本撤兵，已化为泡影。
外委会则一方面继续向国联申诉，坚持撤兵要求，反对日本在东北扶植傀儡政权；一方面提出若干变通办法，如划中立区、缓冲区，如就地抵抗。南京当局也认识到，国联决议只是表明中国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同情，日本自然不会买账。但除此之外，外交手段已无有效办法，也就只好继续抓着国联不放。
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
10月25日，顾维钧电张学良：“本日外委会接日内瓦消息，”“议决案，日本1票对于13票未能同意。行政院闭会至11月16日再行召集开会。在此闭会期间，日军之不能撤退，可以断言。”“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现在我方第一步，只有请各列强分头劝告东京开始自动撤兵，以便转圜。……一面劝告人民仍持镇静，严守法律范围。云云。以留与日接洽余地。”
10月29日，蒋介石在外委会上也说得很明白：“日本对于此次国联决议坚不接受已甚明显，以后情势实较未决议前更为严重。自国联决议案经行政院会员国除日本外全体一致通过，日本态度非退即进，自日本对华传统政策上看，退步必所不甘，自非更进一步不可，以后情形如何变化正难逆料。”“吾人处此情状之下，单独对付既有许多顾虑，而一方在国际上已得到一致同情，以后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而为国联本身设想，倘此事无法解决，以后世界和平一无保证，国联即可不必存在，对外宣言中应将此层意思明白表示。”从蒋介石最后这几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英法等国或许为了维护国联本身的权威而对日本施加压力，还抱着几分希望。但这也是作为弱国领导人万般无奈的希望。
另外，蒋介石的这一番话，又为南京国民政府下一阶段的外交方针定了调子：即明知国联不能使日本撤兵，还要继续专依国联；打外交牌，争取国际社会同情。
对各地民众的反日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也持暗中鼓励的态度。如10月7日，朱培德提出，“连日日本海军种种动作，无非籍口我国民众抗日运动，似应设法令抗日会发出宣言，说此种运动，完全激于日本侵略行为而来，在侵略状态未终止前，抗日运动无从缓和”。8日，外委会负责与党部方面联络的丁惟汾报告“已经召集党部负责人员谈话分头去办”。
这期间，日本在天津等地的不断骚扰。11月8日，日军指使便衣及收买的汉奸携械从日租界出发，“冲入华界扰乱”，大闹天津，还发出照会，要求中国军警让出接近日租界300米的地方，并连续几日向华界炮击。11月10日，外委会开会，“因日人近日在天津为乱，共筹应付”中方希望英、美、法等国派兵组织国际团体在日华之间巡逻，形成缓冲区。
11月13日，蒋介石偕戴、宋、顾亲自约见英、美、法三使，称：“天津租界林立，各国商务关系甚巨，假使形势益趋严重，各国必受不利影响。……是以各国为保护商务利益计，在此情形之下，似应赶紧设法，帮同中国阻止日方此种举动。”但各国都不肯以武装介入：“各使以此项组织易起日方疑虑，且恐因此卷入漩涡，是以表示未能赞同。各使并云，此事关系军事当局，必须得其同意，一面并当请示政府，但恐未必邀准。”
欧美列强不掺合，中方只得再次避让。10月15日，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与日驻军司令达成三项屈辱条件：300米以内如有保安队向日方道歉；取缔于日本名誉有碍之消息；“中国先撤防御工事。”史料来源于《时事日志》（1931年11月15日），《东方杂志》29卷第1号，1932年1月1日。
此次，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手段全告失败；国内喊战声高涨。外委会内部及南京政府外交前台的几位要员，对国联也日渐不满，在11月20日的会议上，顾维钧提请“今后凡发对外宣言，对于国联等应予以有力之刺激，勿使太偏日方。”22日，外委会“因国联态度近日又较混沌，故决训令施代表向国联切实声明，……若国联再自堕其责任，则国联地位将丧失无余，故中国愿促国联之注意，使国联认识本身实居于当局地位，其制裁暴力乃为自己而奋斗，并非居于调人地位而随时企图自卸其责，并仍坚持非日本先行撤兵，则一切皆无商量之余地云。”
12月15日，随着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粤系重返南京政坛。外委会成员因对粤系一定要蒋下野不满，戴季陶、宋子文、顾维钧等随之弃职，外委会在外交决策实际的作用上已大大下降。12月23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决议由粤系中央执行委员伍朝枢代理外委会委员长，增加顾孟余、邹鲁、李文范为外委会委员。
当天，伍朝枢却表示外委会的成立有其背景，“统一政府成立后，外交付托有人，该会似无继续存在必要”。只愿以此机构名义暂时承担，待宁、沪、粤三方统一后，即结束此一机构，实际上，重返政坛的粤系无法驾驭原以宁方为主的外委会。解决九一八事变，更是无从谈起；这也造成南京国民政府彻底无力处理九一八事变。
12月24日，驻日公使蒋作宾回国参加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伍朝枢乃于晚间召集外委会听取蒋的汇报。29日，一中全会决定陈友仁出任孙科内阁的外交部长（此前盛传伍朝枢将出任此职），伍朝枢即提出辞代理外委会委员长职。1932年1月2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1次临时会议上，行政院正、副院长孙科、陈铭枢均以外委会是临时性质，现在“外交当局负责有人”为理由，提出结束外委会，获得会议通过，外委会遂正式结束。
锦州东北军炮兵
五、蒋介石下达锦州抵抗命令，张学良再撤退东北彻底沦陷
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的存在，标志着中国东北没有完全沦丧；只要张学良坚守，尚能为南京国民政府争取解决的时间。早在11月，江桥抗战失败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已看出日本图谋攻占锦州之用心：“判断日本以完全占领东三省，驱逐中国固有之政治军事势力为目的。因中国在沈阳退出之后，设立锦州省政府，以对内表示决心，故现在日军既占黑省，复集中力量企图消灭军政势力，以铲除我在东省之号令机关。”
东北军在锦州有大量军力，如果坚决打下去，日军将付出重大损失。当时，仅义勇军在白旗堡附近就七八千人，盘山及其东二三千，沿郑家屯以南辽河地区盘踞一万三千，以上兵力约三万五千，炮60门；这还未计入东北军正规部队。据载：“关东军曾经判断：在进入辽西后，如果真正打起来，将因兵力所限陷于苦战。各部队认识到：如在敌人设有阵地的大凌河右岸，正式打起来，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这也正是发挥皇军威武的机会，为此积极进行作战准备。“
然而，东北边防军统帅张学良自始至终实行不抵抗方针；根本无心保家卫国。他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曾幻想设立“锦州中立区”：当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国联派军队驻守锦州中立区，日本向英、法、美和国联保证不占领锦州。
11月底，张学良竟擅自派员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直接交涉，希望日军不越过原遣地巨流河车站。但英、法、美不愿介入，日本亦不愿满足这一愿望，南京国民政府对“中立区”提出强烈反对。12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指示张学良：“无中立国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应积极抵抗”。然而，张学良在锦州“中立区”幻想破灭，日军向辽西进攻的形势下，不顾南京国民政府指示和蒋介石，孙科等多人劝阻；命令于学忠向关内撤军，东北彻底沦陷，南京国民政府失去了通过政治收复东北最后希望。
东北军抗日名将—于学忠
实际早在1931年12月21日，他即已电令其第一军司令于学忠将锦州驻军撤回关内：“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无）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史料来源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卷，《张学良致于学忠第一军司令部令》，时间注1931年12月21日，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
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洪钫回忆：“于学忠曾经（向张学良）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但张学良推托，不予采纳。
日军战史记载：集结于田庄台、营口的关东军第二师团，于12月28日沿南满铁路营口支线前进，主力到达杜家台。第二师团驱逐敌装甲车及其他若干之敌外，一部击退据守阵地之敌。混成第三十九旅团30日向打虎山前进，中途除因敌破坏了铁路，前进受到阻碍外，几乎未遇到抵抗，当日到达打虎山，31日到达沟帮子。关东军司令部接到敌之一部自29日起逐渐向关内撤退的情报。
12月31日-1932年1月2日，日军向大凌河、沟帮子前进。在此期间，关东军司令部得知：锦州附近之敌仍在继续向关内撤退。到31日，不但大凌河右岸阵地上敌已不见，而且锦州城内亦无大部队。于是日军一举占领锦州。1932年1月1日午后，关东军下达命令：第二十师团占领锦州，第二师团在沟帮子附近集结，进行必要的策应，并准备增援第二十师团。3日，日军第二十师团“未遭敌之抵抗，即占领了锦州”。同时，又令户波支队乘火车向连山前进，担任该地葫芦岛警戒。后关东军司令部得悉，第二十师团于1月3日未经交战即进入锦州城。属于锦州军政当局的中国军，亦在1月8日晨前全部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以及通辽一带。骑兵第三旅已退向热河省方面。
事后，张学良却声称：“查锦县绾毂内外，地扼要冲。此次日人肆其野心，继续侵略。学良迭承中央命令，复荷国人期勉，及时奋惕，矢与共存。一面严饬部属，力战死守；一面熟察形势，将一切实况，分电报达。嗣以日方全力增厚，武器精良，在在远胜于我。待其发动以后，竞以飞机、唐克及大口径炮，分路猛攻。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全（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持。致于江（三）日失守锦县。学良待罪图效，裂眦痛心，不能一战退敌，复失名城，抚己循躬，弥深罪戾。”张竟以谎报军情来甩祸，实乃无耻至极！史料来源《张学良电告锦州失陷经过》，1932年1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
腾讯短史记关于张学良“反复说”文章
六、张学良坚守历史正义，拒绝“蒋介石下达不抵抗谣言”
国内长期存在张学良晚年谈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时“反复说”“胁迫说”。如腾讯短史记谌旭彬，就提出反复无常说。还有其对蒋氏父子有所顾忌，事实上都不存在。张学良始终都反复强调：“是他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而不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与蒋介石无关”。张为辟谣，甚至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记录“为他的回忆录捉刀”，下面有详述。
以著名的1990 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氏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南京国民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我不能把‘九一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南京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
1990 年，两蒋都已经离世，他也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 月1 日，中国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可以说完全自由，。假如说，蒋氏父子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所顾忌的话，这时完全是直言。
之后，张学良在美国又多次对外公开捍卫历史正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91 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 年5 月28 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电视剧《少帅》文章版张学良
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 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电视剧《少帅》就有此演绎。
有的学者指出:阎、王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而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 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晚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张学良对为他记录自述历史的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的谈话记录中，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指蒋介石）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 “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侵占整个东北) …..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当唐提及五十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 张学良还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都把话说到这地步，都反复强调多遍。国内某些人还要洗，还要美化吗？张将军在天之灵，都不答应。
蒋，宋夫妇视察中国空军备战
七、历史公论：
写到此，相信各位史友。对九一八事变，已经了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笔者认为张学良毫无疑问是罪魁祸首，晚年他本人也多人反复承认。
九一八事变，他之所以下达不执抗命令最主要原因。就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上，张学良东北当局蒙受重大损失，蒋张联盟出现裂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不愿再一力承担损失。企图通过不抵抗，拉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来解决，以保存实力；但实际上仍蒙受不小损失。
最重要的是中国工业基地丢失；直接影响军工生产，导致中国所有的坦克，飞机，大炮，舰艇等重武器完全依赖进口，甚至连钢材都大量依赖进口；武器产量根本无法满足战时需求，导致抗战完全处于被动。而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正在面对宁粤对峙，根本无力出兵。
当然，张学良错估形式，对日本政府及关东军真实情况一无所知！通信问题，沟通问题，还有事变前蒋，张达成的“力避冲突”都对事变应对产生的负面影响等。但这些，都不能推卸张学良东北军大局放弃守土之责，一枪不放丢了东三省的罪责。
另外胡汉民，汪精卫，李宗仁等发动的“广州事变”；严重破坏了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并在蒋介石主动求和，统兵北上的请求下，仍执意坚持其下野。致使国民政府彻底无力解决事变。中国内部分裂，是导致九一八之耻的根本原因！
而蒋介石在事变前的“力避冲突”，到事变后的力争国联，寻求与粤汉和解，下达自卫，抵抗命令，停止“剿共”，联苏，避免事态扩大引发全面战争。都是明智正确的，也符合当时国情。
而九一八事变上其责任主要在于两点：第一中原大战之后；蒋在已掌握军权，行政权利情况下，不仅没有弥合内部矛盾，反而急于争党权。1931年初更因约法之争，软禁胡汉民，造成党内严重分裂，并引发军事逼宫。给日本可趁之机。
第二1929年中东路事件上；蒋积极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路主权，破坏了原本的联苏制日方针。不仅东北当局损失惨重，更彻底消除了日本侵略东北的最大掣肘。为九一八事变埋下重大隐患。
#40 Re: 一事不明，张学良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能否请你把张学良和蒋介石电文原文都给出来？
再说仅凭老蒋对于8/24（9/18之前）日本人刺探军事情报不回复这一点，也不能说老蒋不让张学良抵抗日本侵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