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不过来了，光病死就这么多，加上其他死亡，远超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版主： Softfist
#43 Re: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日军战死和病死的一样多，恰恰说明中国军队战力不够。所以抗战要打那么久。如果中国军队战力强的话，那么日军战死的会更多。病死比率会下降。
fieldman 写了： 2024年 3月 1日 11:57 每年病死2万日军也太多了。日军在华战场面对的国军和共军，战力远不如后来有苏联装备支持的志愿军。
在华北6个鬼子就能攻下一个县城，也就是说日军光病死的人就能占领中国3万个县了，中国一共才三千个县。那抗战何必打8年？
#44 Re: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已知77事变到珍珠港事变，日军在中国共死亡约19万，其中病死约5万。而从珍珠港到815停战，日军在中国死亡21万，其中病死大于战死。也就是说日军总病死人数至少15万，有可能多达20万。后期日军在中国的兵员素质下降，都是老弱病残，后勤保障各方面条件都远不如前期，且遭到美军狂轰滥炸，有大量病死一点不奇怪。以豫湘桂会战为例，据说此役日军战死战病死共计10万，而其中战死只有一两万，也就是说战病死高达七八万。
fieldman 写了： 2024年 3月 1日 11:57 每年病死2万日军也太多了。日军在华战场面对的国军和共军，战力远不如后来有苏联装备支持的志愿军。
在华北6个鬼子就能攻下一个县城，也就是说日军光病死的人就能占领中国3万个县了，中国一共才三千个县。那抗战何必打8年？
#45 Re: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军史专家朱世巍认为，日军在中国死亡45万，其中将近一半是病死。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1556853 ... 3189361828
朱世巍
1937年，日军共死亡35510人。其中病死3087人。病死率并不高。
此后，作战烈度减弱，转入驻扎状态的日军，因为卫生条件恶劣，病死率逐渐上升。
如日本华北方面军，自1938年到1941年2月，战死了25032人。同期病死了5051人。
1943年以后，日军发动大陆交通线作战。因为后勤供应困难，病死者甚至于大大反超了战死者。
以第236步兵联队为例。这是日军后期在华的主力联队之一。第236联队前后在编共有5394人。
其中阵亡135人、因伤死亡33人、病死484人、失踪26人（失踪7年后宣告死亡）。调入其他部队1097人。
显而易见。与病死者（484人）相对，第236联队的战死者只有168人。
日本历史学家、也是大陆交通线作战亲历者的藤原彰（左倾分子），根据他个人指挥部队的经验，综合日军的卫生勤务资料，认为侵华日军在关内死亡的45万人，约半数是病死饿死。
岗村宁次日记也提到，战争结束后，他祭祀侵华日军战死者是20万人。恰好是45万的一半。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1556853 ... 3189361828
朱世巍
1937年，日军共死亡35510人。其中病死3087人。病死率并不高。
此后，作战烈度减弱，转入驻扎状态的日军，因为卫生条件恶劣，病死率逐渐上升。
如日本华北方面军，自1938年到1941年2月，战死了25032人。同期病死了5051人。
1943年以后，日军发动大陆交通线作战。因为后勤供应困难，病死者甚至于大大反超了战死者。
以第236步兵联队为例。这是日军后期在华的主力联队之一。第236联队前后在编共有5394人。
其中阵亡135人、因伤死亡33人、病死484人、失踪26人（失踪7年后宣告死亡）。调入其他部队1097人。
显而易见。与病死者（484人）相对，第236联队的战死者只有168人。
日本历史学家、也是大陆交通线作战亲历者的藤原彰（左倾分子），根据他个人指挥部队的经验，综合日军的卫生勤务资料，认为侵华日军在关内死亡的45万人，约半数是病死饿死。
岗村宁次日记也提到，战争结束后，他祭祀侵华日军战死者是20万人。恰好是45万的一半。
#46 Re: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1940年，华北方面军，战死5000多人，战病死1700人，约占战死的三分之一。此时日军后勤保障跟后期比还算良好。军人非战斗死亡数高本来就是基本常识。
#47 Re: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豫湘桂会战，日军战死11742，而战死战病死合计约10万，可见战病死远多于战死。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4%A7 ... C%E6%88%A6
結果
大陸打通作戦後の日本軍占領地域(赤部分)、及び中国共産党ゲリラの拠点地域(ストライプ部分)
日本軍は勝利したものの大きな損害を受け、戦死が11,742と戦病死がそれ以上[18][19][20] であった。戦死・戦病死者十万[21]という大きなものであった。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4%A7 ... C%E6%88%A6
結果
大陸打通作戦後の日本軍占領地域(赤部分)、及び中国共産党ゲリラの拠点地域(ストライプ部分)
日本軍は勝利したものの大きな損害を受け、戦死が11,742と戦病死がそれ以上[18][19][20] であった。戦死・戦病死者十万[21]という大きなものであった。
#49 Re: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日军44年伤亡统计：病死者是战死的两倍多
在茶陵作战和驻扎期间，第三联队野战医院收治的大部分患者的病是战争营养失调症，因此疟疾和结核等重症患者也迅速增多。而且因为野战医院的食品供应更为困难，所以负伤和生病的人都尽量不离开中队，不去住院。正因为如此，在茶陵的陆军野战医院里由于生病而死亡的人数是作战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
文章摘自：《中外书摘》2005年第11期，作者：藤原彰，原标题：缺吃少药的日本鬼子兵
本书作者藤原彰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被日本历史学界誉为近现代日本军事史的开拓者、奠基人。
早年曾参加侵华战争，其学问的原点就是在中国战场上对悲惨战争的体验以及对于侵华战争的深刻反省。
本书根据其4年军旅生活中的亲身经历所写成。
比什么都困难的是粮食补给的问题。因此，我在中队里专门编成了征发粮食的小分队。历经战乱的茶陵周边地区早已是家徒四壁，寸草难生，什么食品都没有，所以我只能派小分队到更远的中国军队较少出现的黄石铺一带去寻找。依据中队长的命令而组成的征发小分队，至少还是有组织地进行征发，而不是违反军纪的掠夺。就像我在前边已经说过的那样，按照日军的规定，征发物资必须是高级指挥官(师团长)命令经理部长，由各部队分别实施。如果是各部队自行实施的话，必须由高级指挥官指定出一定范围的地区，组成的征发队必须由军官担任指挥官，对于征发的物资必须给予补偿，或者是为日后进行补偿而开具票据或证明。除此之外违反规定的征发行为，就不是征发，而是掠夺。但是，上述日军的规定并没有被各部队严格遵守，很多军官甚至连是否有这个规定的存在都不清楚。所以，日军的所谓征发物资，只不过是以“征发”为名进行的掠夺罢了。
像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因为完全没有粮食的供给，所以虽说是不许掠夺，但实际上完全是难以实现的要求。为了不使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因为饥饿而导致死亡，日军各部队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掠夺。确实，掠夺是恶劣的行为，但其责任可以说应该由无视补给问题而制定作战计划的军部的上层来承担。一号作战动员了50万日军进行纵贯中国大陆的作战，在这一作战期间，日军所到之处实际上都进行了反复多次的掠夺。
当时，我们第三中队的征发小队前往的黄石铺，位于茶陵与攸县的中间，就是我们第三中队前来茶陵的时候尽量避免经过的乡镇。征发队派出去以后，到傍晚时分牵回来四五头牛，当地居民早在征发队到来之前就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那些牛在征发队到达之时都放牧在山坡上，因为不想再往远处走，就轻而易举地抓住了那些牛。无论如何，因为抓了这些牛，使我们部队尝到了久违了的牛肉，补充了动物性蛋白。
从我们第三中队发动夜间突袭获得成功以后，接下来就防守刚刚夺取的阵地，进行了十天的阵地防卫战，中队里出现了以两名小队长为首的五十多人的死伤者，还有约三十人的战场病患者被送到了后方医院，战斗减员几乎达到了一半。我们第三中队的伤亡比其他中队还要多，是参加一号作战以来第一次蒙受如此重大的损失。特别是还继续留在中队里的官兵也都无一例外地因为营养失调、体力下降而变成了“老弱病残”者。
另外，我想根据战后得到的资料来分析一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期间因战斗而死亡者与因战场患病而死亡者的比例问题。轻视补给的作战计划，兵站线的断绝，美国空军的妨碍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一号作战期间的补给，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极其不充分。因此，日军中陷于营养失调的人员非常多，其特点是因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死亡的人员达到了大多数。根据在野战医院所统计的病死者的死亡原因的顺序，第一是痢疾，第二是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第三是疟疾，第四是脚气，即使是痢疾、疟疾，很多人也是因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导致抵抗力衰竭而最终死亡的。据长尾五一军医所著《战争与营养》一书所说，如果体谅战死者家属的心情，作为军医很难提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的病名，但实际上，在战场上生病而死的大部分人都被认为是由于患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且，日军这样的作战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作战受伤的人很多也是死在了野战医院里。其原因很多还是因为对野战医院的补给不充分，使伤病员们患上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抵抗力下降而导致死亡。
关于在战争期间的战死者、战伤死者、战病死者的比率，可以看一看我们部队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那里面有如下记载：
“从1944年开始到战败回国为止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期间，联队的死亡者人数为1647名，其中作战死亡者509名，占31%，作战受伤死亡者84名，占5%，战场患病死者1038名，占63%，其他(包括意外死亡和死因不明)16名，占1%。也就是说，战场患病死者是作战死亡者的2倍有余。”另外，虽然我作为中队长为了不使中队出现战场患病死者而竭尽全力，但是，我们第三中队仍然有作战死亡者36名，占死亡总数的47%，作战受伤死亡者6名，占8%，战场患病死亡者35名，占45%。
跟瓜塔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岛的情况不一样，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中国战场，一般都以为不会发生日军士兵被饿死的事件。但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补给断绝，给养恶化，在日军里发生了大量的战争营养失调病症，出现了很多的因战场患病而致死的官兵，也就是广义上的饿死者。
我因战地负伤被野战医院所收容。虽说是医院，但实际上只是设置在我们步兵第三联队北边的民房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设施，只是让伤病人员有一张能躺下来休息的床而已。给我进行检查的军医，也只是向我询问了一下，什么注射血清，以及其他的任何治疗措施都没有为我做，只不过是给我的伤病取了个“右侧胸部穿透性流弹枪伤”的名字。为治疗伤病所需要的医疗器械也好，药品也好，都不具备。在负伤的情况下，通常应该首先注射预防破伤风和坏疽的血清，但是那种血清在野战医院已经用完了。军医说，像我这种胸部负伤的情况，由于伤口靠近心脏，就算不注射血清也没有关系。结果，虽然我住进了野战医院，但实际上任何医疗和护理也没有得到。
医院的状况其实是很悲惨的。由于医院本身没有征发物资和粮食的能力，所以医院的粮食供给问题比一般的作战部队更为严峻。医院给伤病人员的饮食，不过是稀稀的白粥加上了一点盐而已。因为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茶陵发现了岩盐仓库，所以盐的供应不成问题。对于普通的伤病患者，只有稀粥果腹自然是不够的，于是能够走路的人就都自己跑到医院外面去自由征发食品。虽说是自己去征发，但实际上茶陵一带早已没有留下什么粮食了，只好勉强在割完了稻子的田地里捡拾稻穗。也有人把贵重的烟草作为以物易物的材料，用来交换食品一类的东西。
因此，死在医院里的人也非常多。这一情况其实在日军各部队早已是广为人知的事了。所以每当中队决定把病情、伤情较轻的伤病员送到野战医院去的时候，伤病员们总是恳求说，为了不给野战医院增添麻烦，还是就这样留在中队里为好。尽管留在中队里会给战友们带来麻烦，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离开中队。
根据《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所记载的尾崎军医的回忆，在茶陵作战和驻扎期间，第三联队野战医院收治的大部分患者的病是战争营养失调症，因此疟疾和结核等重症患者也迅速增多。而且因为野战医院的食品供应更为困难，所以负伤和生病的人都尽量不离开中队，不去住院。正因为如此，在茶陵的陆军野战医院里由于生病而死亡的人数是作战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当然，病死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由于战争营养失调症而致死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死因或多或少都跟战争营养失调症有关。
1945年1月30日，我们在占领敌方的飞机场后对机场进行了搜索和清理。我们第三中队搜索了飞机跑道以南的那些仓库似的建筑群，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大量没有用完的航空炸弹。这些炸弹我们步兵是应付不了的，后来请工兵队来进行了处理。其他还有一些剩下的粮食。因为粮食的数量太少了，所以恐怕在向上级报告之前就早早地进了发现者的肚子。无论如何，像美国空军那样，一旦日军逼近就把炸弹和粮食扔下不管，毫不犹豫地迅速转移，这种机动能力和丰富的物资储备令日军惊讶不已。在遂川这种前方飞机场，不仅修筑了飞机跑道，而且修建了仓库和宿舍，储备了丰富的补给物资，再让飞机进驻。一旦决定撤走，不能带走的物资就毫不吝惜地丢弃。充分说明在物质力量的丰富、雄厚和强大方面，美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当时，我看见了一些美军士兵没有吃完的随身携带食品，其中除了有面包、肉类、蔬菜之外，甚至还有甜点心，真是品种丰富，跟日军士兵所携带的干面包相比，完全不是同一个档次。仅仅就拿这一点来比较，这场战争的结果，孰胜孰负也是昭然若揭，不言自明的了。美国空军留下的物资中最多的是航空炸弹，也许美国人确实是有把这些炸弹运走太危险的理由，但不管怎么说，毫不在乎地把如此大量的炸弹轻易丢弃，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富裕。
在茶陵作战和驻扎期间，第三联队野战医院收治的大部分患者的病是战争营养失调症，因此疟疾和结核等重症患者也迅速增多。而且因为野战医院的食品供应更为困难，所以负伤和生病的人都尽量不离开中队，不去住院。正因为如此，在茶陵的陆军野战医院里由于生病而死亡的人数是作战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
文章摘自：《中外书摘》2005年第11期，作者：藤原彰，原标题：缺吃少药的日本鬼子兵
本书作者藤原彰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被日本历史学界誉为近现代日本军事史的开拓者、奠基人。
早年曾参加侵华战争，其学问的原点就是在中国战场上对悲惨战争的体验以及对于侵华战争的深刻反省。
本书根据其4年军旅生活中的亲身经历所写成。
比什么都困难的是粮食补给的问题。因此，我在中队里专门编成了征发粮食的小分队。历经战乱的茶陵周边地区早已是家徒四壁，寸草难生，什么食品都没有，所以我只能派小分队到更远的中国军队较少出现的黄石铺一带去寻找。依据中队长的命令而组成的征发小分队，至少还是有组织地进行征发，而不是违反军纪的掠夺。就像我在前边已经说过的那样，按照日军的规定，征发物资必须是高级指挥官(师团长)命令经理部长，由各部队分别实施。如果是各部队自行实施的话，必须由高级指挥官指定出一定范围的地区，组成的征发队必须由军官担任指挥官，对于征发的物资必须给予补偿，或者是为日后进行补偿而开具票据或证明。除此之外违反规定的征发行为，就不是征发，而是掠夺。但是，上述日军的规定并没有被各部队严格遵守，很多军官甚至连是否有这个规定的存在都不清楚。所以，日军的所谓征发物资，只不过是以“征发”为名进行的掠夺罢了。
像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因为完全没有粮食的供给，所以虽说是不许掠夺，但实际上完全是难以实现的要求。为了不使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因为饥饿而导致死亡，日军各部队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掠夺。确实，掠夺是恶劣的行为，但其责任可以说应该由无视补给问题而制定作战计划的军部的上层来承担。一号作战动员了50万日军进行纵贯中国大陆的作战，在这一作战期间，日军所到之处实际上都进行了反复多次的掠夺。
当时，我们第三中队的征发小队前往的黄石铺，位于茶陵与攸县的中间，就是我们第三中队前来茶陵的时候尽量避免经过的乡镇。征发队派出去以后，到傍晚时分牵回来四五头牛，当地居民早在征发队到来之前就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那些牛在征发队到达之时都放牧在山坡上，因为不想再往远处走，就轻而易举地抓住了那些牛。无论如何，因为抓了这些牛，使我们部队尝到了久违了的牛肉，补充了动物性蛋白。
从我们第三中队发动夜间突袭获得成功以后，接下来就防守刚刚夺取的阵地，进行了十天的阵地防卫战，中队里出现了以两名小队长为首的五十多人的死伤者，还有约三十人的战场病患者被送到了后方医院，战斗减员几乎达到了一半。我们第三中队的伤亡比其他中队还要多，是参加一号作战以来第一次蒙受如此重大的损失。特别是还继续留在中队里的官兵也都无一例外地因为营养失调、体力下降而变成了“老弱病残”者。
另外，我想根据战后得到的资料来分析一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期间因战斗而死亡者与因战场患病而死亡者的比例问题。轻视补给的作战计划，兵站线的断绝，美国空军的妨碍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一号作战期间的补给，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极其不充分。因此，日军中陷于营养失调的人员非常多，其特点是因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死亡的人员达到了大多数。根据在野战医院所统计的病死者的死亡原因的顺序，第一是痢疾，第二是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第三是疟疾，第四是脚气，即使是痢疾、疟疾，很多人也是因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导致抵抗力衰竭而最终死亡的。据长尾五一军医所著《战争与营养》一书所说，如果体谅战死者家属的心情，作为军医很难提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的病名，但实际上，在战场上生病而死的大部分人都被认为是由于患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且，日军这样的作战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作战受伤的人很多也是死在了野战医院里。其原因很多还是因为对野战医院的补给不充分，使伤病员们患上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抵抗力下降而导致死亡。
关于在战争期间的战死者、战伤死者、战病死者的比率，可以看一看我们部队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那里面有如下记载：
“从1944年开始到战败回国为止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期间，联队的死亡者人数为1647名，其中作战死亡者509名，占31%，作战受伤死亡者84名，占5%，战场患病死者1038名，占63%，其他(包括意外死亡和死因不明)16名，占1%。也就是说，战场患病死者是作战死亡者的2倍有余。”另外，虽然我作为中队长为了不使中队出现战场患病死者而竭尽全力，但是，我们第三中队仍然有作战死亡者36名，占死亡总数的47%，作战受伤死亡者6名，占8%，战场患病死亡者35名，占45%。
跟瓜塔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岛的情况不一样，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中国战场，一般都以为不会发生日军士兵被饿死的事件。但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补给断绝，给养恶化，在日军里发生了大量的战争营养失调病症，出现了很多的因战场患病而致死的官兵，也就是广义上的饿死者。
我因战地负伤被野战医院所收容。虽说是医院，但实际上只是设置在我们步兵第三联队北边的民房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设施，只是让伤病人员有一张能躺下来休息的床而已。给我进行检查的军医，也只是向我询问了一下，什么注射血清，以及其他的任何治疗措施都没有为我做，只不过是给我的伤病取了个“右侧胸部穿透性流弹枪伤”的名字。为治疗伤病所需要的医疗器械也好，药品也好，都不具备。在负伤的情况下，通常应该首先注射预防破伤风和坏疽的血清，但是那种血清在野战医院已经用完了。军医说，像我这种胸部负伤的情况，由于伤口靠近心脏，就算不注射血清也没有关系。结果，虽然我住进了野战医院，但实际上任何医疗和护理也没有得到。
医院的状况其实是很悲惨的。由于医院本身没有征发物资和粮食的能力，所以医院的粮食供给问题比一般的作战部队更为严峻。医院给伤病人员的饮食，不过是稀稀的白粥加上了一点盐而已。因为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茶陵发现了岩盐仓库，所以盐的供应不成问题。对于普通的伤病患者，只有稀粥果腹自然是不够的，于是能够走路的人就都自己跑到医院外面去自由征发食品。虽说是自己去征发，但实际上茶陵一带早已没有留下什么粮食了，只好勉强在割完了稻子的田地里捡拾稻穗。也有人把贵重的烟草作为以物易物的材料，用来交换食品一类的东西。
因此，死在医院里的人也非常多。这一情况其实在日军各部队早已是广为人知的事了。所以每当中队决定把病情、伤情较轻的伤病员送到野战医院去的时候，伤病员们总是恳求说，为了不给野战医院增添麻烦，还是就这样留在中队里为好。尽管留在中队里会给战友们带来麻烦，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离开中队。
根据《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所记载的尾崎军医的回忆，在茶陵作战和驻扎期间，第三联队野战医院收治的大部分患者的病是战争营养失调症，因此疟疾和结核等重症患者也迅速增多。而且因为野战医院的食品供应更为困难，所以负伤和生病的人都尽量不离开中队，不去住院。正因为如此，在茶陵的陆军野战医院里由于生病而死亡的人数是作战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当然，病死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由于战争营养失调症而致死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死因或多或少都跟战争营养失调症有关。
1945年1月30日，我们在占领敌方的飞机场后对机场进行了搜索和清理。我们第三中队搜索了飞机跑道以南的那些仓库似的建筑群，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大量没有用完的航空炸弹。这些炸弹我们步兵是应付不了的，后来请工兵队来进行了处理。其他还有一些剩下的粮食。因为粮食的数量太少了，所以恐怕在向上级报告之前就早早地进了发现者的肚子。无论如何，像美国空军那样，一旦日军逼近就把炸弹和粮食扔下不管，毫不犹豫地迅速转移，这种机动能力和丰富的物资储备令日军惊讶不已。在遂川这种前方飞机场，不仅修筑了飞机跑道，而且修建了仓库和宿舍，储备了丰富的补给物资，再让飞机进驻。一旦决定撤走，不能带走的物资就毫不吝惜地丢弃。充分说明在物质力量的丰富、雄厚和强大方面，美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当时，我看见了一些美军士兵没有吃完的随身携带食品，其中除了有面包、肉类、蔬菜之外，甚至还有甜点心，真是品种丰富，跟日军士兵所携带的干面包相比，完全不是同一个档次。仅仅就拿这一点来比较，这场战争的结果，孰胜孰负也是昭然若揭，不言自明的了。美国空军留下的物资中最多的是航空炸弹，也许美国人确实是有把这些炸弹运走太危险的理由，但不管怎么说，毫不在乎地把如此大量的炸弹轻易丢弃，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富裕。
#50 Re: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4860875
日军战病死知多少？
重析抗战史
重析抗战史
只聊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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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侵华战争的记录中，有很多士兵和军官，甚至将官死亡都被记录为”战病死“。日军定义的”战病死”究竟是什么情况？
在网络上常常有这样一些看法：一认为日军战病死是掩盖其伤亡数字的一种方式，将战死谎报为战病死，另外还有说是战场受伤后，在住院抢救或者移送国内期间死亡被统计为战病死。
在讨论战病死之前就不得不搞清楚，日军如何区分或者定义战伤死（因作战受伤原因导致的死亡）和战病死。
日军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时还没有正式的文件明确区分战死，战伤死和战病死的区别，37-38年的一段时间内，更多的是依靠部队内部传统认知来区分。直到38年10月，日本陆军省正式发布了战伤，战死，战伤死和战病死等判定的明确规定，后来日军电文中常常提到的《陸普第六三三一號》文件。
该文件中具体定义了属于战伤的几种情况：
一是在战场上被对手使用的武器直接创伤；二是在各种情况下，因敌人袭击，间接所受的伤病；此外还包括因敌人阴谋而造成的精神病。
战病指在战区或事发地因公务关系，所患除战伤外的各种疾病。
因这些疾病而导致的死亡为”战病死“。
战伤与战病除了定义划分上有明确区别，在上报名单的制作和程序也不一样。
由这份上报名册编辑的文件可以看出，战死、战伤死人员与战病死人员的统计表格都不一样。
在战病死人员的档案中，除相关情况说明外，还附有病历记录为证。
以上为战病死者的病历记录
图分别为战病死表格和战死表格
根据日军这些文件可以明确，网络上那些认为战场受伤后，在住院抢救或者移送国内期间死亡被统计为战病死的推断是没有依据的。
日军军医部在统计时，对于各种情况统计得更为详细。例如在41年11月这份日军华北方面军军医部相关报告：
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出，华北方面军日军军医部，不仅仅将战死，战伤死进行区分，战病死也被细分为传染病死和普通病死。40，41年两个统计时间中，战病死人平均每年都在两千人左右，而且战病死人数在死亡人数中比例呈显著上升趋势。
再根据同一份报告中，住院人员的调查可以看到，日军一年间住院人次达9万余，因战伤住院的仅万余人。其它几万人都是因各种疾病而住院。现在社会已经很少见的痢疾，伤寒，肺结核等疾病占了大头。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限制，不仅仅是日军普通士兵会因为这些病死亡，上至师团长也有可能。例如第114师团长沼田德重。
根据日军1939年8月下旬的战时旬报报道，沼田重德中将由于痢疾阿米巴性肝脓肿及左下肺叶格鲁布性肺炎，在8月12日死亡。
此外还有第35师团长前田治，根据35师团史中记录，该员在40年的晋南作战中“不顾病痛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最后5月6日病情急剧恶化，于5月21日在北京陆军医院战病死。“该师团史中未提及具体病因，但在219联队史中提到，该员在40年晋南作战指挥作战时已经出现了发热现象，但其不管不顾，指挥作战到一半就病倒了。
此外还有第35师团步兵团长饭田泰次郎，因急性狹心症（笔者估计应该算是急性心梗）而病死。
华北方面军在这两年期间并没有大规模远征战役，已经是这样的状况。在1938年武汉会战，1944年豫湘桂会战期间，日军战病和战病死情况就变的极其严重。
根据1940年3月岗村宁次的《第11軍状報告》中可以看到，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患病的人次超10万。例如波田支队在九江附近遭遇霍乱，日军甚至怀疑是中国方面的细菌战所导致。该支队有约40余人感染上霍乱，最后有6人死于霍乱。这算得上比较好的情况了。
再比如武汉会战后日军第47联队统计数字中，感染虐疾的有2672人（这个笔者理解为前者应先后总人次），现有患者363人。同时该联队还有因战伤，战病住院患者1654人。
1938年12月106师团在队和住院者调查表
日军遇到战况的恶化，战病人数也会随之上升。例如在万家岭被中国军队重创的第106师团，根据106师团长的阵中日记，在被围困于万家岭附近时，师团司令部90%的人患上了痢疾，其中又有30%的人得了肠炎。
武汉会战后，该师团统计，战死3321人，战伤住院4085人，总入院患者达9976人。
由此可见，武汉会战期间战病情况对于日军影响很大，也难怪岗村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武汉会战中，敌非敌，地形是敌，作战中，不爱山水。”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战病数字很大，到了44年豫湘桂会战期间，由于日军战线被拉长，后勤补给出现各种问题，日军战病情况就更为严重。
例如先后参加过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的第27师团支驻第3联队。该联队44年4月至45年8月总计战死和战伤死489人，但是战病死达到了1050人，2倍于战死人数。
该联队史总结到“武汉会战和华北警备期间，战病死人数很少，并没有那么多壮丁死于非命，（这次战病死人数众多）直接原因是因长期疲劳过度和营养不良导致。随着战线的扩大，作战的长期化，可以收容治疗患者的后勤能力差，也可以作为间接的原因来考虑。”
这个现象不仅仅发生在这一个联队，日军参加豫湘桂会战中绝大多数部队都有。例如下面这个116师团。作为攻击衡阳城的主力师团，该师团在1945年1月统计表
该师团总计战殁3645人，战死和战伤死总计2050，其余近1600为战病死。实际这还仅仅统计到1945年1月，45年后几个月，该师团所属的野战医院一直都有人不断死亡。根据该师团第一野战病医院的描述中，44年6月至7月3日这段时间该医院一分院收容约500名患者，其中战伤和战病人员比例达到了4：6。
虽然该师团没有支驻第3联队战死和战病死如此悬殊的比例，但这个统计表说明了当时该部队战病情况严重。
在抗战史的研究中，大众常常会忽略当时的医疗卫生环境和现在大不相同，日军战病相关情况也相应的被忽略。这篇文章仅以抛砖的态度希望以后在抗战史研究中有更多关于中日两军战病死情况的研究文章。
日军战病死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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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侵华战争的记录中，有很多士兵和军官，甚至将官死亡都被记录为”战病死“。日军定义的”战病死”究竟是什么情况？
在网络上常常有这样一些看法：一认为日军战病死是掩盖其伤亡数字的一种方式，将战死谎报为战病死，另外还有说是战场受伤后，在住院抢救或者移送国内期间死亡被统计为战病死。
在讨论战病死之前就不得不搞清楚，日军如何区分或者定义战伤死（因作战受伤原因导致的死亡）和战病死。
日军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时还没有正式的文件明确区分战死，战伤死和战病死的区别，37-38年的一段时间内，更多的是依靠部队内部传统认知来区分。直到38年10月，日本陆军省正式发布了战伤，战死，战伤死和战病死等判定的明确规定，后来日军电文中常常提到的《陸普第六三三一號》文件。
该文件中具体定义了属于战伤的几种情况：
一是在战场上被对手使用的武器直接创伤；二是在各种情况下，因敌人袭击，间接所受的伤病；此外还包括因敌人阴谋而造成的精神病。
战病指在战区或事发地因公务关系，所患除战伤外的各种疾病。
因这些疾病而导致的死亡为”战病死“。
战伤与战病除了定义划分上有明确区别，在上报名单的制作和程序也不一样。
由这份上报名册编辑的文件可以看出，战死、战伤死人员与战病死人员的统计表格都不一样。
在战病死人员的档案中，除相关情况说明外，还附有病历记录为证。
以上为战病死者的病历记录
图分别为战病死表格和战死表格
根据日军这些文件可以明确，网络上那些认为战场受伤后，在住院抢救或者移送国内期间死亡被统计为战病死的推断是没有依据的。
日军军医部在统计时，对于各种情况统计得更为详细。例如在41年11月这份日军华北方面军军医部相关报告：
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出，华北方面军日军军医部，不仅仅将战死，战伤死进行区分，战病死也被细分为传染病死和普通病死。40，41年两个统计时间中，战病死人平均每年都在两千人左右，而且战病死人数在死亡人数中比例呈显著上升趋势。
再根据同一份报告中，住院人员的调查可以看到，日军一年间住院人次达9万余，因战伤住院的仅万余人。其它几万人都是因各种疾病而住院。现在社会已经很少见的痢疾，伤寒，肺结核等疾病占了大头。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限制，不仅仅是日军普通士兵会因为这些病死亡，上至师团长也有可能。例如第114师团长沼田德重。
根据日军1939年8月下旬的战时旬报报道，沼田重德中将由于痢疾阿米巴性肝脓肿及左下肺叶格鲁布性肺炎，在8月12日死亡。
此外还有第35师团长前田治，根据35师团史中记录，该员在40年的晋南作战中“不顾病痛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最后5月6日病情急剧恶化，于5月21日在北京陆军医院战病死。“该师团史中未提及具体病因，但在219联队史中提到，该员在40年晋南作战指挥作战时已经出现了发热现象，但其不管不顾，指挥作战到一半就病倒了。
此外还有第35师团步兵团长饭田泰次郎，因急性狹心症（笔者估计应该算是急性心梗）而病死。
华北方面军在这两年期间并没有大规模远征战役，已经是这样的状况。在1938年武汉会战，1944年豫湘桂会战期间，日军战病和战病死情况就变的极其严重。
根据1940年3月岗村宁次的《第11軍状報告》中可以看到，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患病的人次超10万。例如波田支队在九江附近遭遇霍乱，日军甚至怀疑是中国方面的细菌战所导致。该支队有约40余人感染上霍乱，最后有6人死于霍乱。这算得上比较好的情况了。
再比如武汉会战后日军第47联队统计数字中，感染虐疾的有2672人（这个笔者理解为前者应先后总人次），现有患者363人。同时该联队还有因战伤，战病住院患者1654人。
1938年12月106师团在队和住院者调查表
日军遇到战况的恶化，战病人数也会随之上升。例如在万家岭被中国军队重创的第106师团，根据106师团长的阵中日记，在被围困于万家岭附近时，师团司令部90%的人患上了痢疾，其中又有30%的人得了肠炎。
武汉会战后，该师团统计，战死3321人，战伤住院4085人，总入院患者达9976人。
由此可见，武汉会战期间战病情况对于日军影响很大，也难怪岗村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武汉会战中，敌非敌，地形是敌，作战中，不爱山水。”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战病数字很大，到了44年豫湘桂会战期间，由于日军战线被拉长，后勤补给出现各种问题，日军战病情况就更为严重。
例如先后参加过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的第27师团支驻第3联队。该联队44年4月至45年8月总计战死和战伤死489人，但是战病死达到了1050人，2倍于战死人数。
该联队史总结到“武汉会战和华北警备期间，战病死人数很少，并没有那么多壮丁死于非命，（这次战病死人数众多）直接原因是因长期疲劳过度和营养不良导致。随着战线的扩大，作战的长期化，可以收容治疗患者的后勤能力差，也可以作为间接的原因来考虑。”
这个现象不仅仅发生在这一个联队，日军参加豫湘桂会战中绝大多数部队都有。例如下面这个116师团。作为攻击衡阳城的主力师团，该师团在1945年1月统计表
该师团总计战殁3645人，战死和战伤死总计2050，其余近1600为战病死。实际这还仅仅统计到1945年1月，45年后几个月，该师团所属的野战医院一直都有人不断死亡。根据该师团第一野战病医院的描述中，44年6月至7月3日这段时间该医院一分院收容约500名患者，其中战伤和战病人员比例达到了4：6。
虽然该师团没有支驻第3联队战死和战病死如此悬殊的比例，但这个统计表说明了当时该部队战病情况严重。
在抗战史的研究中，大众常常会忽略当时的医疗卫生环境和现在大不相同，日军战病相关情况也相应的被忽略。这篇文章仅以抛砖的态度希望以后在抗战史研究中有更多关于中日两军战病死情况的研究文章。
#51 Re: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5251408
两组伤亡数字比较
1939年，日本陆军有三大战场：第一个战场是中国关内战场，这一战场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第21军（1939年9月23日以后华中派遣军番号撤销，中国派遣军统一指挥中国关内的日军）等集团，同年分别发起冀中作战、鲁西作战、晋东作战、太行山脉肃正作战、山西省北部扫荡作战、五台作战、潞安周围扫荡作战、苏北作战、讨伐于学忠作战、南昌作战、襄东作战、湘赣作战、攻占海南岛作战、西江沿岸作战、四月作战、攻占汕头、潮州作战、夏季作战、深圳附近的攻陷战等战役；第二个战场是中国东北战场，这一战场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无数次扫荡东北抗联武装的战斗；第三个战场是诺门坎战场，这一战场日本关东军第6军与苏军交战，受到沉重打击，伤亡惨重。
关于1939年日本陆军死亡人数，赫伯特·比克斯著作《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有如下记述（为便于大家理解，将相关内容整段引用）：
如今，近卫内阁开始了对中国战争的第二个激烈阶段，本阶段持续到1938年12月。从卢沟桥战役开始到这第二阶段为止（笔者注：指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2月31日期间），日本官兵的伤亡情况：战死6.2007万人，负伤15.9712万人；在中国和“满洲国”死于疾病者总数为1.2605万人。在随后的2年中，日本战争伤亡人数大幅减少，但仍保持着很高的数字。1939年，战死3.0081万人，负伤5.5979万人，到1940年，死亡人数下降了几乎一半，战死1.5827万人，负伤7.2653万人。（这组死伤人数引用于日本陆战学会战史部编《近代战争史概说 资料集》九段社1984年版，是1946年12月日本第1复员局统计的）死于疾病的人数仍然相对稳定，平均每年超过1.15万人。
据此，我们可知，1946年12月日本第1复员局统计，1939年日本陆军战死30081人，负伤55979人，此外还有大量的病死者。这组死伤人数是日本官方在战后进行详细调查的数字，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是，这组死伤人数有三个问题：其一、赫伯特·比克斯著作没有直接说明同年日本陆军病死人数，只是说1939年到1940年，日军平均每年病死超过1.15万人；其二、没有说明这组死伤人数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其三、没有说明这组数字是否包括日本陆军在诺门坎事件中的死伤者。
1951年6月2日日本复员局再次调查，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期间，日本陆军军人军属因战斗直接造成的战死者132584人，因战斗而病死者48394人，计180978人。再细分一下，日本陆军军人军属历年伤亡人数如下面的附表所示：
两组伤亡数字比较
1939年，日本陆军有三大战场：第一个战场是中国关内战场，这一战场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第21军（1939年9月23日以后华中派遣军番号撤销，中国派遣军统一指挥中国关内的日军）等集团，同年分别发起冀中作战、鲁西作战、晋东作战、太行山脉肃正作战、山西省北部扫荡作战、五台作战、潞安周围扫荡作战、苏北作战、讨伐于学忠作战、南昌作战、襄东作战、湘赣作战、攻占海南岛作战、西江沿岸作战、四月作战、攻占汕头、潮州作战、夏季作战、深圳附近的攻陷战等战役；第二个战场是中国东北战场，这一战场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无数次扫荡东北抗联武装的战斗；第三个战场是诺门坎战场，这一战场日本关东军第6军与苏军交战，受到沉重打击，伤亡惨重。
关于1939年日本陆军死亡人数，赫伯特·比克斯著作《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有如下记述（为便于大家理解，将相关内容整段引用）：
如今，近卫内阁开始了对中国战争的第二个激烈阶段，本阶段持续到1938年12月。从卢沟桥战役开始到这第二阶段为止（笔者注：指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2月31日期间），日本官兵的伤亡情况：战死6.2007万人，负伤15.9712万人；在中国和“满洲国”死于疾病者总数为1.2605万人。在随后的2年中，日本战争伤亡人数大幅减少，但仍保持着很高的数字。1939年，战死3.0081万人，负伤5.5979万人，到1940年，死亡人数下降了几乎一半，战死1.5827万人，负伤7.2653万人。（这组死伤人数引用于日本陆战学会战史部编《近代战争史概说 资料集》九段社1984年版，是1946年12月日本第1复员局统计的）死于疾病的人数仍然相对稳定，平均每年超过1.15万人。
据此，我们可知，1946年12月日本第1复员局统计，1939年日本陆军战死30081人，负伤55979人，此外还有大量的病死者。这组死伤人数是日本官方在战后进行详细调查的数字，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是，这组死伤人数有三个问题：其一、赫伯特·比克斯著作没有直接说明同年日本陆军病死人数，只是说1939年到1940年，日军平均每年病死超过1.15万人；其二、没有说明这组死伤人数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其三、没有说明这组数字是否包括日本陆军在诺门坎事件中的死伤者。
1951年6月2日日本复员局再次调查，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期间，日本陆军军人军属因战斗直接造成的战死者132584人，因战斗而病死者48394人，计180978人。再细分一下，日本陆军军人军属历年伤亡人数如下面的附表所示：
#52 Re: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56 Re: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庄稼都烂在地里不让逃荒，号称饿死三千万，还不到人口的10%。
日军有罐头吃，吃光了有酱油拌饭，再吃光了有乡下花姑娘和村里的老母鸡抓，会病饿死10%？
日军有罐头吃，吃光了有酱油拌饭，再吃光了有乡下花姑娘和村里的老母鸡抓，会病饿死10%？
#57 Re: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大规模饥荒的地方有的饿死率是100%或者50%。全中国饿死3000万显得比率低是因为全中国还是有很多并未挨饿的地方。如果只考察几个发生严重饥荒的地方，饿死比率会大大提高。
珍珠港之前，日军战死13万，病死5万。这个病死比看起来还是挺正常的不是吗？
珍珠港之前，日军战死13万，病死5万。这个病死比看起来还是挺正常的不是吗？
fieldman 写了： 2024年 3月 1日 14:56 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庄稼都烂在地里不让逃荒，号称饿死三千万，还不到人口的10%。
日军有罐头吃，吃光了有酱油拌饭，再吃光了有乡下花姑娘和村里的老母鸡抓，会病饿死10%？
#58 Re: 老将李奇微说侵华日军光生病就病死了十个师团
日军在瓜岛英帕尔等充满瘴气之地，而且是对抗美军，完全没有空中优势，悲惨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在大陆怎么可能这样？莫非你以为八路游击队以及国军和美军是同等的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