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ds 写了： 2024年 8月 17日 15:16
zt 老板娘冷着脸说过一句话：“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不会死，我们这死的可是娃儿。”
意外，又一次不可避免地撞过来。
11月16日早上，在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街面的垃圾箱里，发现了5个男孩的尸体。他们相挨着坐在垃圾箱里，双手环抱，头低着，两脚交错着，如熟睡，一个孩子的鼻子还在冒泡泡。5个孩子都姓陶，是堂兄弟，是29公里外的苗族擦枪岩村的，爹妈多在外面讨生活，5人中有4个失学，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5个花骨朵。孩子个子都不高，瘦弱，营养不良，脸上脏兮兮的，指甲缝里满是泥垢。他们衣着单薄，裤腿稀烂，穿着绿色水胶鞋，或破旧的运动鞋。
别以为孩子们过着苦难的旧社会的生活，他们心里充满阳光。据报道，1月5日那天，擦枪岩村的吕婆婆看到，5个少年正往山外跑，他们还想喊她的孙子一起跑，孩子们豪气万丈：“出去混。”孩子们自生自灭呀，不像中国一些老板，到外省投资或引资，都拥着书记，大大的考察团或招商团，酒杯乱碰。
在毕节市大街上，孩子们活力四射。有居民事后回忆，事发前一周，见过5 个蓬头垢面的男孩在附近活动，他们在毕节学院门口，拦路抱腿要钱，5人买一大碗米粉要了5 双筷子。他们在饿极时抢些吃的，如经过水果摊扯下一两根香蕉，或拿走一个柿饼，卖糖果瓜子的老杨说，“太可怜了，我们都不吼。”有的摊主还会主动给点吃的，孩子们拿了就走，也不怎么道谢。孩子们常在一起用方言窃窃私语，时不时发出笑声。
孩子们以为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失学，讨饭，住垃圾箱，天经地义。他们既不知社会对自己有抚养和教育的义务，也不知自己有生存和被保护的权利，他们像野草一样胡乱生长，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浪少年，然后默默地走了，5人中有4个人没有上户口，因为“上户口要钱。”
官员知道自己有点不妥。事后，毕节市处理了几名官员，但没有哪个人是主动引咎辞职的。为什么要自己辞职？当个官多不容易！毕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光星否认“责任事故”的说法，强调是“ 意外事故”。
这种意外早已有之。2003年6月4日11点多，李桂芳和女儿吃完最后一顿饭后，来到邻近的金堂县去“找些钱”。李桂芳的名声不太好，她多年吸毒，父母双亡，离了婚，丢了工作，还独自带着一个孩子，有时她会小偷小摸来养活自己和女儿李思怡。
这天中午1点，李桂芳在金堂县城郊红旗超市被怀疑偷拿了两瓶洗发水，然后被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来人带走。“我一开始就给他们说过有一个3岁的娃娃在家里。”从6月4日下午5点到次日9点，16个小时里，共有4次解救李思怡的机会，而从团结村派出所到李思怡的家不超过200米，但警察就是没有迈过这短短的路程。
此时，李思怡正在屋子里忍受煎熬。那是一间没有光线的屋子，因为交不起电费，已经停电很久。从6月4日中午11点吃过最后一顿饭后，李思怡再也没有进食。
李思怡的尸体是6月21日在家中卧室门后被发现的。穿着红色T恤和绿底带白圆点的小背心，孩子的尸体已高度腐败，头发已大部分脱落，身上爬满蛆虫，头骨外露。尸检结果排除了孩子死于暴力和中毒的可能。事后的尸检报告写道，她“胃完全排空，胃壁皱缩”，“心肝肺肾自溶明显”。这段文字，显示小思仪离去时忍受了巨大痛苦。人们发现，所有的柜子都有被翻找过的痕迹，可以推断，在被锁在屋里的日子里，孩子始终没能找到果腹的东西。之后，她就趴在那扇最终未能开启的门边。
社会蒙羞。一位网友写道：“在一个人类已经从愚昧和粗野的黑暗时代走出来几百年的今天，在食物摆放满了超市、清水充溢了每一根水管的城市里，在一栋住满了人的楼房里，在一个距离警察只有100米的巷道里，在一个母亲恳求警察照料一下她被关在家里的孩子的跪地哭喊里，让一个3岁的无助生命，慢慢地在饥渴中死去……我一生里从没有过这样耻辱和罪恶深重的感觉。”
这是一个意外吗？中国社科院学者康晓光试图让意外不再意外。在朋友的帮助下，康晓光走访了李思怡所在社区的家委会、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走访了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和新闻机构。但是，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记者和学者，几乎都不愿意为康的调查提供帮助。个别碍于情面给予帮助的朋友，也一再要求他“做好保密工作”。一个朋友让康火冒三丈，那个朋友说，他不能帮忙，因为“这件事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已经影响到招商引资了”。
在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一个女警察检查了康晓光的证件和介绍信后，嚷嚷起来：中国科学院的管这事干什么。康晓光也生气了，大声对她说：“你管我是什么单位的干什么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这件事不行吗？”走出派出所大门时，康晓光回头看了一眼，车库的房檐上刷着醒目的标语——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最后，康晓光的书完成于2003年12月中旬，几家出版社都觉得有些文字“过激”，但康坚决不同意修改。最后，康自己出钱印了3000册，用来送给他觉得“可以救药”的人。书的封面是全黑，白字书名《起诉》。
从2003年到2012年9年间，中国GDP增加了多少？财政税收翻了几倍？但从李思怡到陶家5兄弟，他们的境况改变了多少？杜绝意外的概率减少了多少？官员的责任意识增强了多少？
李思怡生前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乞讨。一个3岁的幼儿，今天不死，明天不会死吗？退一万步讲，即使她没有过早地死于饥饿，她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呢？像又一个李桂芳，吸毒、偷盗、卖淫、被排斥、被判刑、直至死去？而陶家5兄弟早早辍学，浪迹街头，他们的命运又将是什么？
偌大的中国，对这些孩子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社会应有怎样的公平？
陶家5兄弟葬身的垃圾箱已被拖走。垃圾箱高约1米多，宽约1米3。在垃圾箱不远处有一间小饭店，老板娘冷着脸说过一句话：“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不会死，我们这死的可是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