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未名空间

近代以来为秦政翻案，始见于“革命史学的奠基人”浙江南蛮章太炎的抑儒扬法和曲解古史。他在著《訄书·订孔》时，开篇就引用日本人远藤隆吉之言：“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故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亡于孔氏，祸本成，其胙尽矣”，结尾处又引用日本人白河次郎的论述，把儒家说成是所谓“奸雄利器”，必欲打倒批臭而后快。此后章氏又发表《诸子学略说》，对孔子和儒学的攻击更加激烈，“儒术之害，则在潘乱人之思想”。对于法家，他连写了《秦政记》、《秦献记》、《商鞅》几篇文章给予大肆吹捧，把秦政吹捧成河清海晏的人间天堂，把商鞅吹捧成是不世出的伟人，把秦始皇吹捧成是两千多年少有的明君。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曾指出：“‘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说的就是章太炎、易白沙等“革命史学奠基人”。

章太炎在1922年发表的《答柳翼谋书》中，虽然承认自已当年对孔子和儒学的构陷是“狂妄逆诈之论”，但“前声已放，驷不及舌”，恶劣影响早已形成，抑儒扬法和曲解古史的风气一发不可收拾。章太炎早年的信口胡诌成为了新文化人诋毁儒家和吹捧法家秦政的理论工具，后来我们所见到的很多荒诞论述其实都是照抄的章太炎早年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