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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节度使，想必绝大部分小伙伴脑子里立刻就会蹦出一句话：
唐朝亡于节度使。
节度使最早出现于唐高宗时期，刚出现的时候权力并没有大到离谱，类似一个 “钦差” 的职务。
皇帝想让地方上干点啥，可是又不信任地方官，于是找来一个心腹，当面跟他安排事宜，交代自己的目标和底线，随后心腹带着皇上的令牌前往地方把皇上的事情给办了。
节度使最早就是个皇帝找出来临时办事的。
这事看着稀松平常，其实折射出了整个中国政治的一个顽疾，几千年都解决不了，也就是 “央地矛盾”。中央和地方不是一条心，经常中央想让地方做的事，地方上并不愿意做，就像你领导让你干的事你大部分时候不想干一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是有办法糊弄。
于是朝廷为了解决问题，就得不断向地方上派遣临时性的官员，去当地看着那些地头蛇，这些临时性官员后来就不走了，变成常驻官员后，屁股决定脑袋，心思又变了，朝廷又得重新派。
比如什么 “州牧”，“刺史”，“巡抚”，都是中央派到地方上看着地方官办事，后来常驻下来，临时官变成了常驻官，这些人变成地方官之后，又不听话了，中央又得重新派人过去看着。
本文所提的节度使，也是这样，地方和中央不是一条心，总是阳奉阴违，让领导非常不爽，于是派了个自己人过去，压着地头蛇把自己的事解决了。
但是刚开始节度使是可以控制的，是皇帝自己把这个常规职务一点点搞成了没法控制的状态。
那为啥会这么脑残呢？原因只有一个，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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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缺钱缺出来的。
唐朝一开始搞得叫 “府兵制”，这是个啥东西呢？就是国家给农民分地，这些农民平时不用交租子，到了战时带着干粮去前线，属于一种 “耕战体系”，“兵农合一”，军队自己种地养活自己，也不用花国家的钱，很符合大家对军队的直观理解。花木兰那时候就是典型的府兵制，她家就是 “兵户”，平时种国家的地，承担着战时要去给国家打仗的义务。
这种制度确实有它的优越性，所以在唐朝之前搞了两百年，优势特别大。但是越到后来越搞不下去了，主要是权贵门阀们膨胀太厉害，他们把地分得差不多了，军户们分不到土地，兵源越来越少。
朝廷知道这事，可是想改革又做不到，因为大臣们本身就是权贵门阀，怎么会动自己的利益？这种状态不是唐朝独有的，一直贯穿整个封建制时代。只是一开始土地多，权贵少，后来权贵膨胀，资源不够用，老百姓活不下去起来闹，格式化之后重新来。
多说一句，中国古代的地方豪绅和官僚阶级一直以来几乎一码事，或者说豪绅往往就是官僚的裙带。
如果一个豪门家里没有当官的，他家的地根本保不住。反过来讲一个官员的家族是很难受穷的。演化到后来，不是大家族考不上科举（因为古代读书成本实在是高得离谱），没有背景成不了豪门。
中国古代的进士们几乎没有出身贫寒的，他们所谓的 “寒门” 是指 “低阶士族”，也就是小地主。所以《潜伏》里余则成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十七高清十四朝，哪一天不是这样？—— 都是裙带”。
回到本文话题，权贵膨胀导致没地可分，也就没法增加府兵，府兵制搞不下去了，那就搞募兵。也就是国家财政出钱，养职业军人，从此以后你也别种地了，安安心心打仗吧。这样做有个明显好处，大唐的军队战力有了明显提升。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府兵制立刻结束，改成了募兵制。而是边疆搞募兵，腹地继续搞 “兵农合一” 的府兵制，所以大唐边军战力惊人，职业军人嘛。腹地的农民兵就非常弱了，变成了预备役。
随之而来一个新问题，以前养军队是不用花钱的，现在为了征兵花钱如流水，皇上很快有点绷不住了。
而且不大想给边疆送粮食。因为古代给边疆运粮，没有现在的铁路，只能是劳工赶着马车送，经常要把 90% 以上的粮食消耗在路上。所以朝廷实在是不想给送了，想让他们自己就地解决。
于是做了两个很正常的操作，一是消减内地的农民兵，把省下来的钱给边疆，毕竟国家安全压倒一切嘛。
当时中国最大的威胁主要有两个方向，大家翻开地图就能看到，中国北方有两条通道通往北方游牧部落，一条是河西走廊，也就是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那一带，这仨城以前都是军事堡垒，主要对手是突厥人、吐蕃人。
另一条是辽西走廊，现在锦州山海关那一带，主要对手是契丹人，后来唐朝完蛋后契丹崛起，也就是辽国。
这两条走廊军事压力最大，于是就形成了两个军事集团防守这两个节点，西北的是安西，在新疆那一带。东北的是安禄山所在的范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附近。这两个军事集团占据了大唐几乎所有的精锐战力。
然后又做了一个直接给王朝刨坟的操作，既然边疆那么缺钱，朝廷觉得节度使们也别闲着，自己想想办法，最好就地解决，别整天等着朝廷从河南给你们运。
但是你让人家想办法，总得给权吧，于是把财权也给了节度使。此外也有一个关键考虑，边疆战事实在是太危急，不可能事事向朝廷请示，必须给他们足够的自主裁量权。
这下节度使的权力爆炸了。因为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刻意把地方上的财权和军权分开，一旦地方长官控制了这俩，其实就是土皇帝，比如汉朝后来的 “州牧”，就是兵权财权一把抓，个个都是土皇帝。现在唐朝朝廷因为缺钱，把这个成例给破坏了。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朝廷依旧有后招。为了防止节度使瞎折腾，朝廷非常注意考察干部忠诚，一般只让朝中的宰相或者亲王去担任重要地方的节度使。
多说一句，唐朝的宰相非常多，经常同时有三四个，类似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和清朝军机处军机，有一个首席，还有一堆辅助。而且唐朝尽管有科举，但是规模不大。唐朝官员基本都是豪门出身，他们家眷也都在京城或者洛阳等超级城市待着，也就成了人质。
这样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节度使制度发生变质，但是这套系统本身不稳定，迟早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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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度使制度被玩坏这事倒是不意外，只是后来变坏的方向大家是没想到的。
这事跟李林甫有关，这人能力极强，毛病也很明显，太过小肚鸡肠，权力欲望极重，他怎么能让自己的宰相同僚去边疆领兵嘛，唐朝宰相本来基本都出身豪门，那些大豪门出几个节度使还了得？
所以他刻意扶持一些没啥根基的胡人担任节度使，比如咱们熟知的一堆人，安禄山（爹是粟特人，妈是突厥人），史思明（突厥人），高仙芝（高丽人），哥舒翰（突厥的突骑施部）就这么上位了。
这些人无一例外能力非常强，通过在边疆艰苦作战，再加上苦心经营朝中关系，最终成了一方大员。而且他们根基很浅，非常好控制。
李林甫死后，新上任的是杨国忠，这人在历史上名声非常臭，他并不反对李林甫这么干，只是看不惯边疆将领都是李林甫的人。于是天天怂恿皇帝去修理那些位高权重的节度使，第一个下手的就是安禄山。
这个操作客观上又把矛盾给激化了，造成了叛乱的加速。不过史学界普遍认为叛乱只是时间问题，差别只是被什么事给触发。就好像一顿楼已经歪得不成样了，坍塌是随时的事，可能是因为小地震，也可能是因为被车撞了一下。
安禄山也纠结，皇帝宠信他，但是朝廷的官僚阶层已经极度不信任他了，他自己也面临进退失据的问题，而且已经有人替他走了一次他想过的路，就是王忠嗣。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小伙伴肯定对这人很熟，那本书的背景，就是王忠嗣率领唐军对突厥人发动了最后一击，突厥人垂死反抗，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入了长安，最后却被唐朝流亡边军所利用。这书其实也映射了另一个背景，安史之乱前的大唐基层已经糜烂得不行了，这也是为啥后来一场胡人叛乱能持续那么久的原因。
王忠嗣对大唐那是忠心耿耿，通过战功升到了陇右和河西节度使，一个人身兼两个节度使（后来干到四个），和安禄山一模一样，安禄山自己就是范阳和河东节度使。
这么个人，后来竟然被污蔑下狱，差点死在狱中，边疆名将们集体作保，才放了出来，但是依旧被贬，没几年就死了。
某种意义上讲，王忠嗣就是安禄山的镜像，如果安禄山跟王一样放下兵权，去朝廷服软，大概率结果和王忠嗣差不多。而且王忠嗣是李隆基的养子，这都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别说其他人了。大家打开唐朝历史，那叫一个杀人如麻。
其实大家想想，对于安禄山来说，他面对的也是个死局。他经营大唐东北军区几十年，势力盘根错节，朝廷早就已经对他不信任，尤其还有杨国忠这么一个不讲理的，皇帝也不是啥善茬，连自己儿子都杀，他的信用又值几个钱呢？
可能有人说，为啥朝廷不在安禄山去面见皇帝的时候杀掉他呢？主要也是当时整个范阳军区的东北野战集团上下都是安禄山的人，是一个完整的战争机器，想拆掉需要时间，直接杀一个安禄山没啥用。后来的情况也能看出来，安史之乱爆发只过了一年安禄山就死了，他死后他的小弟继续闹，整个唐代都没彻底搞定那个团伙。
某种意义上讲，此时已经无解了，甚至可以说，就算安禄山不反，参考后来他小弟的操作，大概率小弟也会推举别人反。于是公元 755 年，安禄山最终下定决心起兵反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多说一句，安禄山也有家眷在京城做人质，其中就包括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安庆宗，安禄山起兵后这个儿子被杀了。留下的儿子安庆绪他实在看不顺眼，矛盾越来越大，后来安禄山被这个儿子给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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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边疆将领造反，能持续八年，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朝廷甚至觉得三个月结束战争都有点太过保守了，因为大唐盛世这么久，叛军肯定是没有民意支持的，没人支持的叛乱能有啥前途？
这也是为啥朝廷逼着哥舒翰出潼关和叛军决战，被叛军先锋部队一举打垮，20 万唐军都填了潼关前边的大深沟。这下长安也危险了，皇帝只好仓皇逃往四川。
八年后，叛乱被平息，那几个造反的地方依旧不听中央的，这又是大家更没有想到的。
其实说白了，唐朝中后期对老百姓的压迫比起藩镇来可能更严重，以至于藩镇治下的老百姓反而觉得藩镇里爽一些，这也是为啥叛乱能持续那么久，结束后依旧不听中央管。
《长安十二时辰》核心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事，唐朝中后期对老百姓压迫已经很厉害了，退役边军生活惨淡，老百姓也诸多不满，不少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变成了通缉犯，索性铤而走险。于是起来闹事，甚至可以说，那本书讲的就是一次小型的安史之乱，当初九死一生死守烽燧堡对抗突骑施的大唐边军变成了恐怖分子。
而且平叛过程中，唐朝又搞了一堆节度使，这让战后的结果也彻底没法收拾了。
那为啥这么脑残呢？
也是没办法，事急从权。因为展开当时的地图就能发现，当时叛军的势力范围正好在现在的河北和北京地区，战场在河南，朝廷在西边，产粮区在江淮。
所以朝廷无论如何要在河南建立起牢固的防御纵深，防止叛军突破河南进入南方产粮区，那样就彻底没救了。当时重点争夺的睢阳，就是产粮区的北大门。
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搞 “分权” 来限制地方大员的权力，反而要充分授权，让他们能够把地方上所有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于是一口气又搞了一堆节度使，这下彻底没招了，再也别想把权力收回了。
最后用了八年，安史之乱倒是确实平息了，不过国家也成了个烂摊子。
唐帝国消灭叛军主力后，自己也把几乎所有的精锐都葬送了，比如大家热议的香积寺大战，大唐最精锐的两股边军在这里爆发了决战，忠于大唐的西北军团和叛乱的东北军团在这个地方相互冲杀，唐朝官军惨胜，最大的两股军力几乎同归于尽了。
以至于后来竟然无力打到范阳叛军老巢，安禄山史思明死后，他们的部将说是要投靠朝廷，朝廷欣然接受，默认了今后那群人继续做土皇帝的现实。从那以后形成了所谓的 “河朔三镇”，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
更倒霉的是，其他地区也不给朝廷好好交钱了。
如果所有地区都默认好好交钱，朝廷有足够资源压着大家。而且由于地方上主要的钱都上交了，也就没资源跟朝廷对着干。
现在不交钱，结果也就反过来了，朝廷没有能力去打服那些刺头，刺头们截留了财税，用于武装自己，实力大增。双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平衡态，一直持续到唐朝完蛋。
安史之乱结束后的大唐又混了一百多年，但是教科书上提到的非常少，顶多是什么 “武宗灭佛”，“两税法”，“牛李党争” 什么的。事实上也确实没啥可聊的，王朝进入了一种 “混乱共生” 的状态，朝廷灭不了藩镇，藩镇想反朝廷也属于政治不正确，可能会遭到其他藩镇的围攻，于是处在一种 “弱而不死”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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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唐朝的是宋朝，宋朝吸取了唐朝教训，赵匡胤自己就是宋州节度使，后来掌管禁军，然后当了皇帝。武将出身的他对武将充满了刻骨铭心的反感。
他吸取唐朝教训，觉得坏就坏在了武人权力太大，再坏的文官都没有武官危害大，于是各种抑制。
边军打仗，边上都得有个文官给看着。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边疆的作战计划是几千公里之外京城文官们根据不咋准确的军事地图拍脑袋想出来的，然后要求边将严格执行。这种情况下，宋朝打仗的战绩可想而知。至于网上说的什么胜率 80%，纯忽悠。
边疆上转入了全面的守势。哪怕后来岳飞高歌猛进，也被十二道金牌给召了回去，因为皇上实在是没法接受一个尾大不掉的军头。
在宋高宗的眼里，岳飞和安禄山没有任何差别，都出身草根，都战功赫赫，也都得到了手底下士兵们的绝对忠诚，看着都对朝廷忠心耿耿但风险完全不可控（安禄山前期表现得极其忠诚，哪怕反了之后，唐玄宗依旧不相信），所以干脆利索叫回来，找了个理由杀掉了，顺便杀了岳飞儿子和主要将领。在他眼里，自己主动平息了一场未遂的 “安史之乱”。秦桧那句 “莫须有”，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都要变成安禄山了，杀他还需要理由吗？”
中国也就进入了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的状态，之前的尚武时代彻底终结。
6 尾声
写得够长了，今天就写到这里了，以前看安史之乱那段历史，总觉得可能还有补救的希望，后来越看越觉得确实不太行，有种宿命般的东西在作怪。
慢慢琢磨出来，那种 “宿命” 其实就是财政，或者说就是钱，就好像一个大公司不可避免走向衰败，因为消耗太多，却没法弄到更多的钱，只能接受越走路越少的结局。
其实和人也是一样的，年轻时候没钱但是有激情，花得也少，到了中老年如果依旧没钱或者有钱却入不敷出，没钱啥也干不成，导致路越来越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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