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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回忆录》其中有一段关于与王洪文一同住监的记载。请看《邱会作回忆录》下
卷930－932页：
王洪文被捕后，所经受的痛苦是骇人听闻的！我们合监之时，王洪文因脑子受创伤还不
能做系统的谈话。他说的常常是东拉西扯，词不达意。
我们的谈话是从谈粉碎“四人帮”开始的。江腾蛟同王洪文比较熟悉，江对着王说：“
现在你房子里铺着地毯，还有专门值班的警察，把饭送到你房子去。你还是副主席待遇
嘛!”
王洪文苦笑着说：“你怎么挖苦都可以! 其实，我能够自己走路，时间还不长，我每天
都会跌倒在房子里，这些日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起来。”
王洪文接着说：“毛主席去世后，我们考虑会被排挤出去，没有想过会被抓起来。七一
年‘九一三’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大之后，我们特别相信毛主席的威望，我们把自己的
命运同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联系在一起。其实，康生去世后张春桥比较沉闷，江青过份
相信自己的夫人‘尊严’，在毛主席去世前，我们已经是比较松散的了。”
“我现在的身体为什么那样坏？要详细说，话就长了。他们给我上的刑具是现代化的，
那种手铐一动就会自动紧固。你不挣扎还罢了，要是用力挣扎就会随之加紧，手紧箍得
肿胀，疼痛难忍。我开始是关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在我睡觉的房子内装有一个可以
定时自响的仪器，声音不算很大，但有钻心的感觉，对人的精神刺激特别厉害。听了这
种声音之后，无法入睡。这样无论昼夜都不能睡觉，我瞌睡的程度，别人是难于想象的
。有一次我在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接着就‘啪’的一声响，我睁开眼睛，
开水还是温的。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
，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
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
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
。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
。”
这时吴法宪突然说：“妈的，也给我打过针哟!”很快吴好像发现自己“失言”，起身
就走了，边走边说：“我不参加你们扯乱谈。”
对我们几个的问题，他前前后后，同我讲了不少。
王洪文说：“七一年‘九一三’后，很长时间我还在上海，把你们关起来的情况，我是
不了解的。我能想到的，多数是后来李德生同我说的。”
“据说，毛主席对林彪的问题是既重视又慎重。毛主席说：‘林彪的问题，比历史上任
何一问题，其影响都大。毛主席还说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对你们。对你们的问题，
要急于处理，除张春桥、江青以外，最积极的是汪东兴。”
王洪文说：“对你们四个人的组织处理，总理提过两个方案。处理吴法宪一个人；处理
黄、吴二人。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席也总是在考虑区别对待。主席开始基本同意只处理
吴法宪，保护黄、李、邱。主席还风趣地说，‘以少换多，值得!’康生及江青他们始
终同总理持不同意见。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等也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在对你们的处
理问题上我也讲了不少不实之词，也起到了不小作用，我对不起你们，其实，黄、吴、
李、邱的事，大家心里都明白。”
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
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
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
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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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鬼办大事
邱会作全家都参加了苏维埃革命，他虽然只有十九岁，已参加革命快五年了，打过
不少仗，当过基层干部，一年多以前又毕业于红军学校。由于学习成绩突出，家庭成份
好，是党员，被组织列为政治上特别可靠的人来加以重用，被留在瑞金红军总部机关，
分配到总供给部。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员，管理全军与总供给部有关的军务实力统计
，这是一项绝对机密的工作。
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的业务范围为：进行红军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
药、粮秣的全部实力统计工作，各部队实力都分别定有秘密的代号。
总供给部杨至诚任部长、叶季壮任政委，邱会作说：“杨至诚、叶季壮，尤其是叶
季壮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杨至诚、叶季壮是我的老领导，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培
养，我是铭记在心的。”
杨至诚因为供给部工作人员有贪污银元行为被抓住不放，受到执行王明路线的人的
迫害，被打了下去。之后叶季壮出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一九三四年六月开始，邱会作参加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领导下的红军退出苏区
的准备工作。红军可能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在当时极为秘密，直到红军长征前夕，邱
会作才知道他做的大量工作是为什么。
担任这项工作之前，须经过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审查并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因此
周恩来早就知道了邱会作。虽然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殊工作证，但要是去中革军委办
理这方面的业务，纪律规定不能个人行动，至少有两个保卫人员（特工）同行。
邱会作每次去中革军委都要如同“大官”出门一样带两个佩带短枪的保卫人员。邱
会作说：保卫员并非保护我，而是保护红军实力统计资料这样绝对保密的文件。国家政
治保卫局规定：如果发现机要人员有离队或投敌行为，有当场枪毙的权力。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的一天早上，叶季壮带邱会作到总司令部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
直到快进总司令部的门口，叶季壮才说了一句：“今天是周副主席亲自向我们交待重要
工作。”
听了叶季壮的话，邱会作立即紧张起来。在王明路线的肃反后，红军机关里存在着
一定程度的恐怖气氛，越是机要的人，如果发生了问题越是要死。
到了周恩来住处，门口有背长枪的卫兵站岗，院子里还有背短枪的内卫兵。周恩来
客气地叫坐下，周恩来第一句话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说：
“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
这时周恩来向介绍了他身边的一个人，叫马纪元，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副队长。周
恩来向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
。”周恩来的话只局限在准备打仗上，对准备撤出中央苏区没有明说。
周恩来交待：
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
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
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
。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
。
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
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
马纪元同志参加这次任务，带保卫局一个警卫班去协助邱会作。邱主要负责，马保
证邱执行任务和安全。
从那天开始，邱会作就专心执行周恩来交办的任务。
马纪元带了一个警卫班，穿中央保卫局保卫团的制服，佩带特别样式的蓝色领章，
每人都带着短枪和一把大刀。邱会作从总供给部带了一个传令兵、一个饲养员，一共十
六人组成了一支分队。
按照计划沿着兵站线每天行军大约六十里，都是早出发、晚宿营。邱会作和马纪元
熟悉了，曾开玩笑问：
“你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事情外，还有监视我的任务吧？”
他只是一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邱会作说：
按平日的规矩，这次最高军事机密行动中，马纪元监视我，随行的人里肯定还有监
视他、有权处置他的人。
在执行任务回来后，邱会作曾在周副主席的办公室还看到过马纪元一面，但不敢相
互打听什么，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马纪元是牺牲了还是被“保密”了（处死了
）。我军有史以来，干部们对保卫机关都很害怕，特别是抓“AB团”和红军肃反后更是
这样。
邱会作执行这次任务是分几站完成的。
第一站，胜利县水头寨，处理仓库物资，这个仓库存有数千支杂色步枪及军械用品
，这在当时都是宝，但只能忍痛割爱了。邱会作先接管仓库，把现有的人员全部调走后
再处理物品。为了保密，全部自己动手。把东西沉没在深水中。仓库里有一个水运码头
，装船就在白天公开进行，说是运到前方去，等到晚上再把物品沉没在河里深水中。
第二站，桥头镇，是胜利县政府所在地，有个大型的弹药库。把物资集中起来放火
烧了。
第三站，江面镇，是红军兵工厂所在地，工厂有三个分厂：子弹厂（翻造）、翻砂
厂（造手榴弹）和修械厂，共有一千多工人。工厂所在的二十多里长的山沟早已划为军
事禁区，没有居民，有一个警卫连专门保卫工厂。这里是工作重点，要以工厂要转移到
其他地方建厂来掩饰我们毁掉工厂的目的。
首先，进行深入的动员。邱会作召开工人大会讲话：为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需要加强军工生产。要把现在的工厂分为三个，分别迁到不同地方扩大生产，在不同
的作战方向满足战争的需要。邱会作的讲话很有“说服力”，工人们完全相信了。
按照原定计划把工厂的设备分为三个部分，名义上是分成所谓要扩建的三个工厂。
其实一部分设备要带走，一部分要毁掉。
邱会作用公函调来一千五百运输员的队伍，把要带走的物品搬运离开工厂，不要的
就地集中堆放。大约十天后，工厂那里除了警卫连外，什么人也没有了。
怎么销毁物品很难办。机器等铁制品不怕火烧，不少机器一时无法拆开。后来还是
工厂警卫连的连长提出一个办法：把工厂留下的炸药和瞎火的手榴弹集中，和机器堆在
一起，爆炸毁掉。
红军兵工厂是几年辛苦逐渐建设起来的，机器和器材都是战争中缴获来的。工厂的
主要负责人如郝希英等都是上海地下党介绍到中央苏区来的，有的是从白军解放过来的
。工厂经过数年的经营才形成现在这样的规模，能生产出木柄手榴弹、地雷，用旧弹壳
翻造子弹和修理各种枪支。红军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是拼消耗的，根本缴获不到敌人
什么东西，一切都要自己供应。红军兵工厂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现在马上就要毁掉了，
当然非常心痛。但是为了执行上级命令，除了毁掉，别无他计，邱会作说“下炸毁令时
心里很不好受。”
邱会作完成任务之后回到瑞金，向叶季壮部长汇报了工作，他表示满意，并要邱会
作随他一起去向周副主席汇报。
周恩来用心地听着。周恩来满口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
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
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
周恩来兴致一下来了，说了一大段培养农民子弟当干部的问题。
他说，对学生出身的人着重要去做实际工作，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而对农民出身
的则要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如果学生出身的会做实际工作，农民出身的把文
化水平提高了，我们党就会有一支很好的干部队伍。当前我们农民出身的干部多，提高
他们文化水平是事关革命前途的一个战略任务。
周恩来勉励说：“你很年轻，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
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
你了。”周恩来随手拿起墨笔在邱会作的本子上写上了：
“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
这个本子邱会作一直珍惜地带在身边。可惜的是，“九一三”事件后，邱的家被抄
，这个本子不知所终。
从周恩来那儿回来后，邱会作对学习抓得更紧了，遇到不懂的，就到红军供给学校
去请教宋奇峰校长。宋奇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学问很高，曾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
的军需处长，宁都暴动中参加了红军。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之前，再一次进行
了肃反，他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处决了。
邱会作说：“宋奇峰死得冤枉，我至今怀念他！”
大祸降临
完成这次特殊任务之后，邱会作心里非常高兴。工作一忙，对这事很快就淡忘了，
根本没想到一场大祸要降临到头上了。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的时候，第五次“围剿”的形势非常紧张了，红军内部的肃反更
加严厉。
十月初，红军的长征就要开始了。这时，邱会作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
国家保卫局派到总供给部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甚至我上厕所
他也一步不离。我掌握全部红军的实力，现在又知道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绝对机密
，他们怕我“开小差”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开过会，决定把我彻底“保密”了（秘密杀害），只要保卫局
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来了就动手。
当时中央苏区里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
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
线的冤鬼！
有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我绑了起来，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把
邓发签署的要处决我的手令展示了，然后把我绑成处决死刑的样式。我知道要被处决了
，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张炎和把我要拉出去行刑的时候，要先向叶季壮打个招呼，可
是叶季壮不在，我感到彻底绝望了。
但真是凑巧，在押我执行的路上，正好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个人骑马迎头而来
，叶季壮见此症候大吃一惊，立即问周副主席，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
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我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
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
这样又给我松了绑。我跟着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供给部。
回到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他心里有点火，埋怨杀我的人连个招呼都
不打。过了一会，周恩来又来了电话，要叶季壮和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把我的问题谈一谈
。
到了周副主席那里，周恩来他看见我反倒没有说话，上前握了握我的手，我睁大眼
睛直盯盯地望着周副主席，也不敢说一句话。
周恩来决定除了免我一死之外，还要对我加以特别保护，并带着一起走（长征），
并交待：对曾想处决我的事要绝对保密。
在延安的时候，周恩来提起这件事，跟我开玩笑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
，给我的印象很深！”
真是无独有偶，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决定把
我们关起来，在大会堂和总理告别时，总理握着我的手，我双眼也是直盯盯地望着总理
，我对总理说：
“我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总理有些激动说：“好嘛！”
此时此刻，不知总理是否想到，近四十年前我那双直盯盯望着他的眼睛。
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七十年。周
恩来、叶季壮在世的时候，我多次向他们表达谢意，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他们总是说
：那是王明路线的罪过，不应该死的人被处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你算是侥幸的了。
国家保卫局要把我“灭口”的事，最初我只知道大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
真情。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主力过黄河东征到山西去了，而红军总部留在陕北的瓦窑堡。
叶季壮部长派我常驻在红军后方办事处，为了工作方便，我就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
，当时住在一起的还有李克农、邓发等人。
我们几个常常喜欢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阅读当时可能得到的报纸，并且在那里聊
天。一次，我们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
“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要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
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
邓发面对着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
”
周恩来听我们说到这，就插进来为邓发开脱：
“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邱）
，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
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