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转载：从《马赛曲》和《国际歌》到《义勇军进行曲》
发表于 ： 2024年 7月 26日 17:08
近代中国对于《马赛曲》的理解，始终围绕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歌和法国大革命的象征两种意涵交织展开，其中很多关于《马赛曲》的解释，都将之与另一首同样诞生于法国的革命歌曲相连，即《国际歌》。
事实上，《国际歌》的创作与《马赛曲》关系甚大。在1870年普法战争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影响下，欧仁·鲍迪埃（Eugène Pottier）写作了《国际歌》的初稿。这份诗稿虽未配有任何曲谱，但结构与《马赛曲》完全一致。可以说，鲍迪埃写作《国际歌》时，脑海中始终萦绕着《马赛曲》的旋律。不过，直到1887年去世前不久，鲍迪埃将重新修改的《国际歌》收入个人作品集中，这首诗作才逐渐为人所知。另一方面，由于《马赛曲》在1879年后为法国官方所用，社会主义者需要一首能够与之区隔的歌曲，1888年，皮埃尔·狄盖特（Pierre Degeyter）为《国际歌》谱写了新的旋律。57因此，法国社会主义政治家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指出：“《国际歌》是《马赛曲》的无产阶级续篇”。58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中国青年走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在法期间，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在现实斗争中学会了用法语演唱《马赛曲》和《国际歌》，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1920年，中文语境中出现了两个直接译自法文的《国际歌》译本；之后以俄文为底本翻译《国际歌》的瞿秋白、萧三、陈乔年等人，也有过学习法文或留法、留苏的经历。1926年，中国共青团宣传部主任李求实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革命歌曲汇编”《革命歌集》，其中收录了《马赛曲》和《国际歌》等15首歌曲；他还按照《马赛曲》的曲调为作品《前进》填词。59邓小平在1929年百色起义前向当地青年教唱《国际歌》；60在1936年8月2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联欢晚会上演唱了《马赛曲》。61蔡畅等人在长征途中演唱《马赛曲》的场景，康克清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621939年2月14日，陈毅在新四军军部欢迎周恩来的大会上用法文演唱了《马赛曲》，并受其影响参与创作了《新四军军歌》。63通过演唱革命歌曲，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传递着顽强不屈的意志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赛曲》和《国际歌》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有启发作用。聂耳13岁—15岁在云南第一联合中学走读时，“喜爱当时群众中流行的《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马赛曲》等中外革命歌曲”。641929年前后，聂耳跟随英文教师柏西文学习钢琴和小提琴，“最喜欢拉奏的曲子有《伏尔加河》《马赛曲》《梦幻曲》和《国际歌》”。65在1931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聂耳写道：“重新精细地照谱弹《马赛》，从前总是乱来”。66时至1935年，聂耳受邀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曲。影片导演许幸之在听完聂耳的试唱后问道：“你是不是受了《国际歌》和《马赛曲》的一些影响？”聂耳答曰：“是受它们一些影响的，不过它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67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与《马赛曲》和《国际歌》具有相似性。《马赛曲》首句向“祖国的儿女们”发出呼唤，《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开篇则分别向“饥寒交迫的奴隶”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发出号召；《马赛曲》中“用肮脏的血液，灌溉我们田野”与《义勇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国际歌》中“最后的斗争”与《义勇军进行曲》中“最后的吼声”等表述近似；《马赛曲》中多次出现的“前进”和《国际歌》中多次出现的“起来”，同在《义勇军进行曲》中被不断强调。一二·九运动前后，清华大学海燕歌咏团演出的第一首曲目是“《国际歌》，还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马赛曲》”。68
这三首歌曲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的作用都得到了高度重视。据冼星海自述，他在1929年至1935年留学巴黎期间，常常听到《马赛曲》，这使身在异乡的自己想起祖国正在遭受的苦难，激励了个人的创作；冼星海在1938年至1940年写作的《略论民歌研究》一书中，也强调歌曲“能增加革命的力量”，《马赛曲》之于法国大革命，《国际歌》之于俄国革命，《打倒列强》等之于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以及《义勇军进行曲》之于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最好的例证。691947年，吴一立在《新音乐入门》一书中写道：“法国的马赛曲，苏联的国际歌，我国的义勇军进行曲，不知有若干千万人被这些歌曲号召而参加到民族革命的行列里去，相继完成不朽的伟大事业”。701948年，《开明少年》发表了抗战期间根据《马赛曲》填词的作品，进而表示《马赛曲》在世界上的地位，“同《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国的地位相等”。71
1949年9月，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讨论中，大部分委员对提名《义勇军进行曲》表示赞同，但一些委员指出，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不符合当前形势。对此，张奚若等人以《马赛曲》为例，强调了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完整而不作修改的必要性。这种说法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7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出现在党和国家组织的官方活动中，而《马赛曲》和《国际歌》则在中法交往的场合被多次提及。1956年5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法国文化代表团时表示：“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国歌是最好的，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法国的《马赛曲》”，并要求广播宣传部门适时播放《马赛曲》。73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表示，“我从前会唱《马赛曲》”。74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详细谈论了《马赛曲》的历史：“你们的国歌《马赛曲》，也是在过去大革命年代产生的。《国际歌》，都不是音乐专家创作的。《马赛曲》也并不是在马赛创作的。在莱茵河前线，有一位将军创作的，后头因为马赛人的军队援助前线到了巴黎，这些人很喜欢唱这支歌，所以就叫《马赛曲》。”751972年7月10日，周恩来在会见法国外交部长时谈到：“我们经常唱的《马赛曲》和《国际歌》都出在你们那里，我们感到很亲切。”1973年6月4日，周恩来在会见法国前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和夫人时，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留法经历，并表示“《马赛曲》和《国际歌》都是在那时学会的”。76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革命年代学习演唱的《马赛曲》和《国际歌》以及相关知识，在1949年后成为推动中法交流、增进理解互信的桥梁。
要之，《马赛曲》和《国际歌》在法国看似属于民族国家和国际主义的不同维度，但在革命传统下，两首歌曲一脉相承，共同作用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和革命斗争，与《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交响。
事实上，《国际歌》的创作与《马赛曲》关系甚大。在1870年普法战争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影响下，欧仁·鲍迪埃（Eugène Pottier）写作了《国际歌》的初稿。这份诗稿虽未配有任何曲谱，但结构与《马赛曲》完全一致。可以说，鲍迪埃写作《国际歌》时，脑海中始终萦绕着《马赛曲》的旋律。不过，直到1887年去世前不久，鲍迪埃将重新修改的《国际歌》收入个人作品集中，这首诗作才逐渐为人所知。另一方面，由于《马赛曲》在1879年后为法国官方所用，社会主义者需要一首能够与之区隔的歌曲，1888年，皮埃尔·狄盖特（Pierre Degeyter）为《国际歌》谱写了新的旋律。57因此，法国社会主义政治家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指出：“《国际歌》是《马赛曲》的无产阶级续篇”。58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中国青年走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在法期间，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在现实斗争中学会了用法语演唱《马赛曲》和《国际歌》，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1920年，中文语境中出现了两个直接译自法文的《国际歌》译本；之后以俄文为底本翻译《国际歌》的瞿秋白、萧三、陈乔年等人，也有过学习法文或留法、留苏的经历。1926年，中国共青团宣传部主任李求实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革命歌曲汇编”《革命歌集》，其中收录了《马赛曲》和《国际歌》等15首歌曲；他还按照《马赛曲》的曲调为作品《前进》填词。59邓小平在1929年百色起义前向当地青年教唱《国际歌》；60在1936年8月2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联欢晚会上演唱了《马赛曲》。61蔡畅等人在长征途中演唱《马赛曲》的场景，康克清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621939年2月14日，陈毅在新四军军部欢迎周恩来的大会上用法文演唱了《马赛曲》，并受其影响参与创作了《新四军军歌》。63通过演唱革命歌曲，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传递着顽强不屈的意志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赛曲》和《国际歌》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有启发作用。聂耳13岁—15岁在云南第一联合中学走读时，“喜爱当时群众中流行的《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马赛曲》等中外革命歌曲”。641929年前后，聂耳跟随英文教师柏西文学习钢琴和小提琴，“最喜欢拉奏的曲子有《伏尔加河》《马赛曲》《梦幻曲》和《国际歌》”。65在1931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聂耳写道：“重新精细地照谱弹《马赛》，从前总是乱来”。66时至1935年，聂耳受邀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曲。影片导演许幸之在听完聂耳的试唱后问道：“你是不是受了《国际歌》和《马赛曲》的一些影响？”聂耳答曰：“是受它们一些影响的，不过它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67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与《马赛曲》和《国际歌》具有相似性。《马赛曲》首句向“祖国的儿女们”发出呼唤，《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开篇则分别向“饥寒交迫的奴隶”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发出号召；《马赛曲》中“用肮脏的血液，灌溉我们田野”与《义勇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国际歌》中“最后的斗争”与《义勇军进行曲》中“最后的吼声”等表述近似；《马赛曲》中多次出现的“前进”和《国际歌》中多次出现的“起来”，同在《义勇军进行曲》中被不断强调。一二·九运动前后，清华大学海燕歌咏团演出的第一首曲目是“《国际歌》，还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马赛曲》”。68
这三首歌曲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的作用都得到了高度重视。据冼星海自述，他在1929年至1935年留学巴黎期间，常常听到《马赛曲》，这使身在异乡的自己想起祖国正在遭受的苦难，激励了个人的创作；冼星海在1938年至1940年写作的《略论民歌研究》一书中，也强调歌曲“能增加革命的力量”，《马赛曲》之于法国大革命，《国际歌》之于俄国革命，《打倒列强》等之于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以及《义勇军进行曲》之于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最好的例证。691947年，吴一立在《新音乐入门》一书中写道：“法国的马赛曲，苏联的国际歌，我国的义勇军进行曲，不知有若干千万人被这些歌曲号召而参加到民族革命的行列里去，相继完成不朽的伟大事业”。701948年，《开明少年》发表了抗战期间根据《马赛曲》填词的作品，进而表示《马赛曲》在世界上的地位，“同《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国的地位相等”。71
1949年9月，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讨论中，大部分委员对提名《义勇军进行曲》表示赞同，但一些委员指出，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不符合当前形势。对此，张奚若等人以《马赛曲》为例，强调了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完整而不作修改的必要性。这种说法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7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出现在党和国家组织的官方活动中，而《马赛曲》和《国际歌》则在中法交往的场合被多次提及。1956年5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法国文化代表团时表示：“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国歌是最好的，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法国的《马赛曲》”，并要求广播宣传部门适时播放《马赛曲》。73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表示，“我从前会唱《马赛曲》”。74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详细谈论了《马赛曲》的历史：“你们的国歌《马赛曲》，也是在过去大革命年代产生的。《国际歌》，都不是音乐专家创作的。《马赛曲》也并不是在马赛创作的。在莱茵河前线，有一位将军创作的，后头因为马赛人的军队援助前线到了巴黎，这些人很喜欢唱这支歌，所以就叫《马赛曲》。”751972年7月10日，周恩来在会见法国外交部长时谈到：“我们经常唱的《马赛曲》和《国际歌》都出在你们那里，我们感到很亲切。”1973年6月4日，周恩来在会见法国前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和夫人时，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留法经历，并表示“《马赛曲》和《国际歌》都是在那时学会的”。76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革命年代学习演唱的《马赛曲》和《国际歌》以及相关知识，在1949年后成为推动中法交流、增进理解互信的桥梁。
要之，《马赛曲》和《国际歌》在法国看似属于民族国家和国际主义的不同维度，但在革命传统下，两首歌曲一脉相承，共同作用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和革命斗争，与《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