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未名空间

两千年来的官僚制，使得主教练的权力被官员架空。

任何一个球队，总有相当大一批球员不怕主教练，敢不鸟主教练。

这种队伍能踢好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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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整体等于部分之和，那么全脂牛奶的全部成分就等于黄油加脱脂牛奶的成分。这个物质恒等式没有错，但是没有全脂牛奶，妄图凭空的生产脱脂牛奶或黄油，是不可能的。当然，在西方哲学的驱动下，黄油不过是某个特定化学式，也有化学家试图不通过奶牛而直接合成黄油（王德峰讲过的形而上学传统）。但是在人类生产，不仅把销售剥离出生产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连9+1=10或10-1=9的简单对劳动者归责都实现不了，即不可能实现亚当斯密式的剥去企业外衣，就剩下每个劳动者的个体生产。

回到那个汽车断轴的例子。如果断轴的汽车可以只因为轴断了而卖出去其余的部分，即只问责于生产断轴的那个工人，让他个人赔钱，那么这个汽车企业可以解散了，消费者只需要把各个零配件买齐，再雇个装配工拧螺丝即可，实现亚当斯密式的企业看穿。

但现实是，消费者要买的是一整个功能齐全，且自身不出故障的完成产品，而不是零部件拼凑之和。于是，一旦某个零件的生产失败，那么就不只是这个零件的生产者受到处罚，而是其他本来生产没有失败的生产者陪同其受到处罚，即发生了连坐。比如这个工人要把轴卸下来，他需要生产齿轮的工人的配合，那么生产齿轮的工人是不是也陪绑？再比如这个工人需要把轴卸下来，再把新轴安上去花了一天时间。请问这个时间是不是其他工人要给他提供伙食，以便他能完成生产？更极端的情况是，一旦某个环节的生产失败，那么就不只是这个环节失败，而可以一锅砸，就不是10-1=8的问题，而是10-1=0甚至10-1=-3的问题。这种生产也比比皆是，小到酿酒酿醋，大到火箭送卫星上天，做芯片用的单晶硅合成。

在这种生产条件下，既然整体>部分生产之和，就必须在生产的全部要素之外，提供一个总代表，来对生产失败造成的所有物资和人力浪费受罚，这个人就是资本家，即法律意义上的股东。货币资本 = 物资+工人的劳动时间 -> 产成品。产成品的变现价值< 物资+工人的劳动时间 时，资本家先期投入的货币资本受损，在会计科目上记录亏损。

之后，资本家再去对生产的工人进行追责。这时候可能生产断轴的工人辩解称不是轴不好，而是齿轮施加的扭力过大；生产齿轮的工人说不是齿轮不好，而是发动机的扭力过大；生产发动机的说不是发动机的扭力过大，而是轴的承受能力不足；找到设计轴的工程师，工程师说是采购的钢号不对，按照原本设计的钢号就可以承受。然后按照各自的说法，排除各个变量，试验看是不是按照他们的假设就能做好。最后，破案了，处罚采购钢的经理。但是这个破案的过程需不需要人力物力？需要，那这个破案的成本谁来承担？加上之前的，损失就不只是轴了，也不只是生产轴了，这个成本大到单个工人承担不起，于是资本家自己承担，然后把相关责任人开除，全厂通报批评。

说到这里，事情很明显了，资本家就是该汽车厂的君主，是统治者。马克思旗帜鲜明的发现了这个『资产阶级法权』，并且要对资本家进行倒皇革命。西方经济学家扭扭捏捏的举起亚当斯密和马歇尔，说企业不过就是所有交易合同的总和，不存在资本家统治这回事。现在已经证明了，资本家就是君主，就是王，就是对生产进行统治和治理，获得这个权力的正当性在于先行赔付生产失败，替工人接受消费者的处罚，即『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于是到这一步，连卢梭的所谓法制能够从人治中提纯出来单独存在的西方哲学的精妙推理也破灭了。认为总体等于部分之和的民族必然败于整合度极高的生产。足球比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以法来替代王，那么球员只需要守法就完成了本职工作，教练无权去自由处罚。例如英格兰的球员在接球时，倾向于不盘带，而直接就传球或者直接破坏，这就是按照规矩办。于是对即使花再大价钱买来了且给足了薪酬的高级球员，教练也依然无法去统治。贝克汉姆一脚任意球漂亮，但是就是不盘带。如果盘带与否，乃至接球之后如何处理，甚至球员是否尽力了，都由主教练一己来自由心证，这样的民族是强调将权的，则足球上在本人种中很少差，比如德日。

如果保护劳工，保护到了即使钻空子偷懒都能不受惩罚，乃至于连累到整个生产的结果了，立法者就应该反思是否把君权剥夺过度了。反之，如果生产得很好，却只有君主受益，就应该反思是否把君权赋予过度了。这又是一道难解但必须解的题



作者：阎兆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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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1.4.4节 《中国建立计划经济的可行条件》就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作了阐述：

一是“均贫富”的传统思想。“均贫富”是中国历史上反对贫富悬殊以缓和贫富对立的经济主张和社会诉求。自从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以及“均无贫”的观点之后，经过历代政治思想家的引申和强调，均贫富的主张就逐渐成为维护政治稳定的基本诉求，也成为老百姓考虑统治者政权合法性的标准之一。二是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价值观。

观察得很到位。再进一步讲，汉族面对掌握了弓马技术的游牧民族，军事技术上严重落后，不得不靠抓壮丁送人头来勉强维持疆域。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又形成了平等主义的诉求。毕竟你们能活着是靠我们将士们随时准备去死而换来的，凭什么不平等？

然而这种朴素的平等观并不能带来胜利。凡是治军严格的将领，从孙武到岳飞，无不坚决的贯彻自己的独裁。这种独裁让将领成为他所领导的军队的实际君主，为皇帝所忌惮。于是经常是皇帝联合他的属下，栽赃陷害这种将领，将其治罪除掉。没有张俊为了能顶替岳飞的职位主动诬告，秦桧也不可能诬陷成功岳飞。

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所谓平等观里，还藏着一层我虽然被你管，但只要找到比你权力更大的靠山，管你治理的有理没理，我也能卒子拱大象的作乱思想；还藏着一层法不责众，只要我们呼啸而起，就能把你扳倒的无政府主义。

例如，中国男足长期萎靡不振，真正的根源就是将权不张——主教练甚至不能决定上场队员，那么他如何处罚为了自己舒服不主动跑动防守的球员？起码的纪律不能维持，自然整体队伍就是低效的，尽管可能每个队员都很舒服。凡是崇尚将权的民族，如德日，无一例外的在足球和复杂制造业上同时优秀。而我们民族历史上就没有几支高效的军队，而其将领无不下场悲惨，对应着就是我们的散漫平等思想。

最后，以鲁迅的批评，结束本篇：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Ｎｏｒｄａｕ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ｍｏｂ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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