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华简的价值可比竹书纪年，对于先秦历史有大量颠覆性的记载
发表于 ： 2025年 5月 6日 15:57
以下内容整理自公开报道的新闻。
http://www.wenming.cn/wenshi/qwys/20120 ... 6762.shtml
揭示楚国名称由来
“《楚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罗运环说，作为出土文献，《楚居》地位相当于传世文献《史记》中的《楚世家》。相较而言，《楚居》成书的年代更早，原始性更强，记载上至楚国先祖季连，下到战国中期偏早的楚肃王时期，涉及到37位楚公楚王的居处及迁徙等内容。
《楚居》面世，使中国先秦时期的国君世系，第二次得到出土文献系统证明。此前，只有《殷本纪》被甲骨文证实。《楚居》证实了《楚世家》的内容，两者所载史实，“大同小异”，再次为没有得到证明的《夏本纪》增加了可信度。
楚国为何称楚？这一命题一直为学界和世人所关注。《楚居》讲述了楚国名称的由来。
《楚居》中有这样一段对楚先君穴熊的记载：穴熊的妻子妣厉，生子丽季时难产，剖腹产后死去，丽季存活。妣厉死后，巫师用荆条包裹埋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母，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家为“楚”。
“自古以来，楚国有楚、荆、楚荆、荆楚之称，多认为荆与楚皆直接得名于荆条的荆。”罗运环表示，《楚居》记载楚国名称的来历史实清楚明白，很有说服力，值得信赖。
为楚国史研究提供细节
“《楚居》与清华简《贰》，为楚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细节。”罗运环说。
纠正了传世文献中的不足。如《史记》记载，春秋初年楚国国君宵敖与焚冒是父与子的关系，而《楚居》记载则相反，“焚（蚡）冒酓（熊）率自徙居焚。”至宵嚣（敖）酓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达（通）自宵徙居免。”《楚居》对楚都迁徙的表述象链条一样，环环相套，清晰有序，绝无笔误可能。因此，“《楚世家》颠倒了他们的父子关系，焚冒应是父，宵敖是子。”
楚国都城为何称郢？《楚居》记载，武王从“宵”迁都到“免”后，“众不容於免，乃溃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这句话的大意为，“免”人口发展很快，城区不能容纳，武王就在“免”附近的的“疆浧”填湖来扩展城区居住地。“疆浧”原来有水，所以字从水作“浧”；填湖后成为陆地，就从“阝”，写作“郢”。
长期以来，楚国都城郢都和更早的丹阳颇多争议。《楚居》表明，西周时期的丹阳和春秋时期的郢都因国君迁徙较频繁，应存在多处遗址，但大体不出汉水以西地区，为进一步探讨楚都及早期楚文化提供了文字资料。
又如，传世史料记载，桃花夫人息妫为息国夫人时，被蔡国国君调戏；而清华简《贰》第五章记载，“蔡哀侯妻之”，显然，蔡国国君行为比调戏更为恶劣。
再如，传世史料记载，著名美女夏姬没有名字，仅称之为夏姬。清华简《贰》中，她的名字为“少（孔）”。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50103.htm
“打假”小能手，伪《古文尚书》实锤
清华简最大的亮点之一，莫过于发现了《尚书》相关文献。在我们印象中，楚国是一个文化比中原落后的国家。但从近年来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楚地文化其实高度发达，有《尚书》一点儿也不稀奇。
据《左传》记载，春秋后期，周王室发生王子朝之乱。王子朝本为周景王之子，景王去世后，他发动叛乱争夺王位，失败后被迫逃往楚国，王子朝奔楚时，带走了很多周王室的典籍，因此像《尚书》这样的典籍很可能即在他携带的书籍之列。
《尚书》在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因为它记录了尧舜禹时期和夏商周三代国君的诰命、誓言和其他大事，是历代统治者的“政治课本”，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尚书》的编定相传与孔子相关。孔子是个好编辑，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经典，认认真真选出了一百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传世的典籍中还有一部《逸周书》，相传是孔子在编选《尚书》时没有选入的一些篇章。
然而，秦始皇焚书给《尚书》带来毁灭性打击，幸好当时的博士伏生把自己的那本《尚书》藏了起来，但到西汉初年时也只保留下28篇。由于新整理出来的这些《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所以被称为《今文尚书》。
后来，汉代也有几次与《尚书》有关的发现，最有名的当属“孔壁中经”。孔壁，就是孔子故宅的墙壁。汉景帝把他的儿子刘馀分封到曲阜为王，即鲁恭王。这位鲁恭王口吃，爱好造房子，不断扩大王府规模。孔子故宅正好在鲁恭王王府旁边，差点被拆迁。然而，人们在拆墙壁时，意外发现了许多竹简书籍，很可能是孔子后人为逃避秦始皇焚书而匿藏的。孔壁中经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总共有数十篇。
孔壁中经因为是用秦以前的文字所抄写，所以称之为“古文”，其中《尚书》部分就被称为《古文尚书》。孔子的后人中有一个名叫孔安国的，汉武帝时曾任博士，他整理这批《古文尚书》，发现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可惜，孔安国整理的这部《古文尚书》却在魏晋时毁于战火。
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了一部《尚书》，共有58篇。这一部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其中的今文部分是将伏生的传本做了一些分合而成，至于古文，据说就是孔壁中所发现。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通行《尚书》版本，就是梅赜的杰作。至于这个版本是真是假，学问官司打了两千年，连朱熹都半信半疑。
直到清华简出现，这桩千年疑案才有了可靠的证据。刘国忠介绍，有些篇目在清华简和梅赜版《古文尚书》中都有出现，经过对比，确认后者是假的。比如《尹诰》篇，清华简中的这篇是先秦时期真正的《尚书》，而《古文尚书》中的这篇，则与清华简中的内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古人造假，也是十分有创造性。
至于《今文尚书》也有些问题。清华简中的一些《尚书》篇目，有的与《今文尚书》能对应，但内容略有区别——很可能是传世本在长期传抄过程中抄错了，清华简能纠正其错误；有的见于《尚书》百篇的目录，但内容失传，清华简能填补其空白。
比如，《逸周书》中的《祭公》篇。祭公是周公的孙子、周穆王的大臣，他在临终前劝谏周穆王，周穆王很感动，让祭公把想说的都说了。传世本写的是，“乃诏毕桓于黎民般”，后人勉强解释为“你昭告得好啊，全部符合黎民百姓的愿望”。
而在清华简中发现的《祭公》篇，原文应该是，“乃诏毕、井利、毛班”。毕、井利、毛班，是周穆王当时的三公——也就是临终前要把这三公召来见见面。几千年来的阅读理解终于有了正确答案。
比《史记》靠谱，烽火戏诸侯根本不存在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中收录的《系年》，是一部历史著作，由138支简组成，从西周建立写到战国前期，记录了周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解密了不少历史疑案。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被文艺作品多番演绎的历史故事“烽火戏诸侯”，是根本不存在的。烽火制度在战国秦时期才出现，周幽王拿什么戏诸侯？褒姒表示自己很冤。“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根据战国时期的传说所写，基础史料有问题，写出来的历史也就有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西周究竟是怎么亡的？西晋时期，河南汲县出土过一部《竹书纪年》，由春秋时期的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所作，曾对西周灭亡有过零星记载，但没有像清华简那样讲得如此清晰。
周幽王娶了来自西申国的王后，生了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他又娶了褒姒，生了伯盘。周幽王宠爱褒姒，就想废了宜臼，改立伯盘为太子。宜臼一看大事不妙，出逃到了舅家西申国。周幽王对褒姒和伯盘是真爱，害怕废太子以后还要回来争夺王位，一不做二不休，和伯盘一起带兵杀向西申国。
西申是个小国，无法和周王室抗衡，他有一个很好的盟友曾国（不是湖北曾侯乙的那个曾国），看到西申国身处险境，可惜自己实力也不够，于是去找犬戎一起反击。周幽王没料到杀出犬戎军队，和伯盘一起被杀，西周灭亡。
西周灭亡后，宜臼并没有顺利登上王位。朝廷没有王，但宜臼和朝廷是对立的，大臣们拥戴周幽王的弟弟为王。叔侄之间又展开了长达21年的战争，最终，在晋国国君的支持下，宜臼获胜，是为周平王。
清华简不仅搞清楚了西周的灭亡，还附赠解决了千古疑案之秦始皇老家之谜。
众所周知，秦襄公支持周平王宜臼，跟对了人被封为诸侯，秦人由此建立秦国。可是这一支嬴姓的秦人是从哪儿来的？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有说本就在甘肃一代，有说是从东方迁来——嬴姓主要分布在山东，那为什么秦始皇这一支跑到了西边？
清华简彻底解决了这个谜团：秦人有两个有名的祖先，飞廉和儿子恶来，都是商纣王的得力干将，“助纣为虐”的代表人物。武王伐商，牧野之战，恶来被杀。飞廉因之前被纣王派到北边出使，逃过一劫。
按照此前的史书记载，飞廉有两种死法，一是自杀，一是跑到东方，在周公东征时被杀，没人知道哪种是真的。清华简告诉我们，飞廉是躲到了嬴姓的聚居地东方，不忘旧主，不断活动，鼓动大家反周。
周武王去世后，纣王的儿子武庚和武王的兄弟管叔蔡叔一起叛乱。周公带病东征，平定“三监之乱”，然后继续往东，把参与叛乱的东方部落也平定了，飞廉就在此过程中被杀。这段历史是清晰的，但之后呢，史书一片空白。
清华简补上了这一段：周公平定东方之后，把参与叛乱的嬴姓人、和飞廉关系紧密的族人，强制从山东迁到甘肃（今甘谷县一带）。周朝给他们的任务是驻守边疆，防御西北的戎人。秦这个民族确实坚忍不拔，被迫离开故土，在大西北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不断壮大，不断东进，最终统一六国。
仔细想想，被周所灭的商的忠臣后裔，在几百年后灭了周，历史比小说要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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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尹诰》云：“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乃致众于亳中邑。”
这则简文是记录伊尹看到夏朝将要灭亡，决定投奔商汤的故事。“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句，是说伊尹与商汤都有纯一不变的德行。“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句，是说伊尹考虑到上天将要毁灭西方的夏王朝。“挚”，伊尹本名。“亳中邑”指商族的旧都，在今河南商丘北。
清华简《尹至》是记录伊尹辅佐商汤举兵灭夏的事迹。简文接近末尾处有“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的句子。这两句是说，已举兵西伐，疾速毁灭夏都，战胜夏王朝。上述两篇简文互证，可知“西邑夏”可简称为“西邑”。
“西邑夏”被简称为“西邑”，是因为“邑”“夏”音近义通。《楚辞·大招》曰：“田邑千畛。”王逸注：“邑，都邑也。”《诗·郑风·有女同车》曰：“洵美且都。”朱熹集注：“都，闲雅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姣冶娴都。”《陔馀丛考》卷二十二说：“世以文雅者为都。”《儒效篇》作“居夏而夏”是其证。“西邑夏”是指西方的夏国族。而“西邑”即“西夏”，则指西方的夏族而言。两者含义大致相同。这就是“西邑夏”可简称为“西邑”的缘由。然而，前称“西邑夏”时，夏王朝尚未灭亡，故“西邑夏”有夏国之义。后称“西邑”时夏王朝已被攻灭，故“西邑”当指夏族而言。若仔细斟酌，这两种称谓，似乎有着微妙的区别。
甲骨文“黄尹”与“西邑”
清华简里的“西邑”一词，也屡见于殷墟甲骨文。卜辞常见贞问、祭祀“西邑”的记录，已引起学者的关注：
(1)贞，于西邑？
(2)西邑害？
(3)侑于黄尹？贞，侑于西邑？
(4)贞，燎于西邑？
(5)西邑？
(6)丁巳卜，告秋于西邑？七月。
这是商王关于“西邑”的卜辞。“西邑”是被祭祀的神灵。“害”，祸害。“侑”，佑也。“黄尹”是对伊尹的尊称，亦见“黄尹保我吏”“侑于黄尹”等卜辞。在殷墟甲骨文里，贞问、祭祀“伊尹”“黄尹”的卜辞很多，祭典隆重，均属祖先神的范畴，“其地位之尊崇，是超乎想象的”。“燎”，是焚柴祀天的祭名。“燎于西邑”足见“西邑”具有“自然神”的崇高地位。
由上分析，可知上引(1)(2)(5)是卜问“西邑”是否有祸害。(3)是贞问是否能得到“黄尹”和“西邑”的佑助。这里“西邑”与“黄尹”一起出现，足见“西邑”已具有“祖先神”的地位。(4)(6)采用礼天的“燎”祭来祭祀“西邑”，说明“西邑”已具有“自然神”的地位。由此可见，这位“西邑”兼具“祖先神、自然神”的职能，在商王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蔡哲茂先生《夏王朝存在新证——说殷卜辞的“西邑”》指出：“‘西邑’一词和‘黄尹’一起出现，又受商王祭祀，其中的涵义很值得探讨。”他认为，在甲骨文中商王武丁对“西邑”进行祭祀，询问“西邑”会否作祟为害，这表明“西邑”是个具有神性的祭祀对象，“‘西邑’与祖先神、自然神的性质非常接近，应该不是地名人格化，而应该是指夏王朝的历代王室亡灵”。结合传世文献中的“西邑夏”一词，可见商人心目中的“西邑”就是“夏”。而“夏”是后世对商朝以前的那个朝代的称呼。这种见解，受到学术界的赞赏。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117352.htm
周文王早有灭商之心？
在很多人印象中，商周之际的周文王，绝对是一位堪称表率的忠臣。尤其是小说《封神演义》中，文王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姜子牙切不可“以臣伐君”，告诫儿子姬发忠君爱民，哪怕纣王残暴无道，也要恪守其职。
但在清华简中，周文王遗嘱《保训》开篇五个字，便是“惟王五十年”。刘国忠告诉记者，第一次看到这支简时，李学勤也没敢往周文王身上想。毕竟，周文王在位时并未灭商，他的身份还是商的“西伯”。可是，周代各王中好像并没有刚好在位五十年的，这里的“王”会是谁呢？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李学勤思来想去，最终的答案还是指向了周文王。
清华简中竟然有周文王的遗嘱？刘国忠不敢想象，但新的证据很快出现了。28.5厘米的特殊长度（大部分竹简为46厘米），带点美术字风格的字体，这些典籍特征帮助大家很快找全了这篇文章的11支简。通读全文，这位王在说话中提到了“发”——周武王的名字。直接称呼周武王名字的人，自然正是周文王。
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从古以来就是一桩聚讼不已的历史公案。孔子把周文王视为“至德”之人，因此宋朝之后的儒家学者都极力否认文王称王。在他们看来，商朝还存在的情况下，若周文王敢自称为王，无异于以下犯上。但唐朝之前的不少学者却持相反意见，司马迁《史记》就记载，文王晚年已经自称为王。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学者们对此依旧争论不休。如今，《保训》上的五个字，不说一锤定音，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线索。刘国忠认为，“从清华简《保训》《程寤》等材料来看，周文王生前已经秘密称王，积极从事灭商大业。”
他向记者解释，在《保训》中，周文王不无遗憾地对儿子周武王说过一句话，“不及尔身受大命”，意思是说，我等不到看你接受大命的那一天了。什么是“受大命”？周文王说得很含糊，但结合上下文及相关文献，不难推测其真实含义——讨伐商朝，建立周朝。
在《程寤》中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周文王说：“商慼在周，周慼在商。”显而易见，在周文王心目中，周的最大敌人和对手是商，而商朝的忧患和危机则来自周，商、周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
“不仅如此，文王与商朝还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古本《竹书纪年》曾记载，纣王的爷爷杀了周文王的父亲。”在先秦文献谙熟于心的刘国忠看来，所谓周文王形象的“颠覆”其实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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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想必每个中国人都听过他们争霸的故事。“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甚至问疾尝粪最终成功逆袭的事迹，更是中学生写作文的常用素材。
同文异本的《越公其事》和《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讲述了一个新版本的吴越争霸。文章没有提到卧薪尝胆，而是花大笔墨总结了勾践休养生息、实施“五政”的历史经验。而对越国兵败、与吴王求和的叙述，则颠覆了历史上嚣张跋扈的夫差形象。他对勾践没有乘胜追击、赶尽杀绝，不是因贪财好色，也不涉及拒用忠良伍子胥，而是因为“贵有自知之明”，估计自己实力不足，没有制胜的把握。
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李守奎的研究中，“夫差何以不灭越？比起历史文献中的美人计、离间计等，实力估量之后的无奈选择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又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故事，但《吴王夫差起师伐越》2020年由考古发掘出土，无疑是真实的战国文献。在《越公其事》公布的2017年，《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还埋藏在地下，而传世文献中从未见过这篇文章。显而易见，考古发现的竹简再次证明，清华简绝非伪简。
荆州出土竹简与清华简的勾连，至此还没有结束。2024年，清华简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一篇名为《两中》的文献，成为媒体热点。这篇文献发现了夏启为“天下王”的最新资料，文中假托两个名叫“中”的人（圭中、祥中）与夏启的对话，来阐发作者的治国理政思想。
而在荆州秦家嘴墓地出土的楚简中，也有《两中》。2024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率队到荆州访问，赵晓斌代表秦家嘴楚简整理项目小组接待，向他们展示了这批新出土的竹简。他告诉记者，这批简上的淤泥较多，还在清洗之中，已经释读出的文字还很有限。大家对竹简上的“圭中”等字，一度搞不明白，直到看了清华简的最新成果，才恍然大悟，原来也是同一篇文献。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43380.htm
修正郑国东迁起始年限
本次的5篇文献中，有3篇讲述郑国历史。其中《郑武夫人规孺子》简，提到了郑国的郑庄公。
对于郑庄公，许多人是通过中学课文《郑伯克段于鄢》知道他的故事：郑庄公设计故意纵容其弟共叔段，共叔段欲夺国君之位，后被庄公讨伐。因怨其母（武姜）偏心其弟，郑庄公将之迁于颖地，后经人劝说后，与母重归于好。
《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孺子”即郑庄公，讲述郑国第二代国君郑武公逝世后，夫人武姜对她的儿子郑庄公进行规诫。当时，郑庄公仅13岁，武姜告诫他，三年之内不要亲理国事，要把朝政委托给大夫。她认为郑国的大夫们值得信任，如遇大事，庄公应与他们共同谋划。
因生庄公时难产，武姜并不喜欢这个长子，联系《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所记录的“过节”，本篇中武姜对儿子是否也隐含类似的感情，值得寻味。
简文中还有一处重要史实，现有文献均未记载，“吾君（武公）限于大难之中，处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这里是指，武公曾有三年不在他父亲建立的国家，而是居于卫国。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分析，根据现有文献推测，武公在卫国居住可能是在嗣位之初。
听闻这段史实，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很感兴趣，他在会上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有文学家把郑国的历史改编成小说或影视剧，可能比《芈月传》还精彩。”
《郑文公问太伯》则记录了郑国公族太伯规诫文公的言辞。
李学勤指出，学界一般认为郑桓公早卒，郑国东迁实际是从第二代国君郑武公开始，而《郑文公问太伯》则明确记载郑桓公就已经“获函、訾”、“克郐”，开始东迁启疆的进程。在他看来，这一记载揭示了两周之际郑国开国的真实面貌，也将为春秋早期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填补春秋50年史料空白
同为记录郑国历史，前两篇为纪事体，《子产》则是“论文”，它是关于郑国名臣子产道德修养及施政业绩的论说。全篇可分为十个小段，从圣君如何利民自勉，做到君民相互信任，讲到子产执政，如何“自胜立中”“助上牧民”。文章有较强的思想性，体现浓厚的儒家气息，可见孔子称子产为“古之遗爱”，确有渊源。
子产系郑国名臣，他所作的刑书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改革意义，但目前人们对刑书的内涵和结构知之甚少。此篇简文中则有详细叙说，比如“乃肄三邦之令，以为郑令、野令，导之以教……”
在此前公布的清华简《良臣》一篇，特别突出郑国的良臣，列举了“子产之师”和“子产之辅”。李学勤指出，清华简中有如此多的篇目内容涉及郑国，是否暗示这批文献是由郑国传入楚地，或者竹简作者与郑国有特殊关系，值得深思。
《管仲》是一篇阐述治国之道的论文，与齐国历史有关，通篇以齐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展开，共十二组问答。
《子仪》记述秦、楚史事，讲述秦晋殽之战后，秦穆公汲取教训，为对抗晋国，转而谋求与南方的楚国联盟，释放长期囚禁在秦国的楚国重臣申公斗克（字子仪），举行隆重的典礼将其送回楚国，以此向楚成王示好。
简文叙述的便是穆公送行时的种种情节，穆公和子仪的外交辞令多以诗歌和譬喻的形式，表达了秦楚勠力同心的合作意愿，这些语言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作为研究我国春秋历史的主要文献，《左传》记事的起点是公元前722年，而学界公认的春秋时期是从周平王动迁的公元前770年算起，期间相隔近50年鲜有记载，清华简第六辑即填补这段空白。
http://www.nopss.gov.cn/GB/219470/16450193.html
阖庐入郢，是先秦史中的大事，《春秋》经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清华简《系年》所说与古书多有不同。综合起来看，《系年》与《左传》之间的主要不同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这场战争是晋与吴联合伐楚，虽然吴国是主谋，晋国更是蓄谋已久，是利用许、吴对抗楚，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战略的延续。晋人在汝水流域筑城，把许自析（今河南西峡）迁至容（一说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已经把其势力范围深入扩张到汝水流域的楚国地盘，显然都是对抗楚的战略布局。简文记载晋人迁许在卲陵之会的前面。许本是楚的与国，曾被楚迁至析成为楚北方的屏障，许公佗投靠晋以后，晋人将许迁至方城之外的容以对抗楚，在晋人迁许之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这样既符合晋国多年的经营目的，也可以很好地解释阖庐破楚的力量来自何方。
第二，晋、吴联军是从方城外攻入。方城位于楚长城上，是楚国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要道，可以代称长城。石泉先生曾经对吴师入郢的进军路线作过精辟的分析，认为吴人自方城攻入，简文证明完全正确。《左传》中荀寅所说的“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旧注以为是襄公十六年的晋败楚，侵方城，自此，晋未可以得楚志。据简文所记的情况分析，实际是方城以内的楚地，即使攻破，晋也无法占有，只是徒劳，所以范献子听从此劝，改变策略，退出了伐楚，在方城外会盟诸侯，北伐中山。
第三，卲陵之会在攻破方城之后。晋、吴联军破方城之后，与楚作战的主力是吴国，此时的晋国有机会在方城之外的楚国境内大会诸侯，为北伐中山做准备，这就使我们明白了晋率诸侯入楚境，楚何以不加抵抗，也明白了盟会的真正目的。
第四，《左传》说的秦兵救至，“大败夫概王于沂”，“沂”地自来不明，多异说，皆有不安。据简文可知是“析”。析本是楚人安置许的地方，许迁至容后，析就成了楚地。晋、吴破方城，吴入楚，析当被吴军占领。秦从西路出兵救楚，析是其所经过之地，在此处大败吴军，然后乘势南下，继而灭唐，合情合理。
第五，方城外与吴结盟伐楚的除了蔡，还有陈、胡。江淮小国，挣扎在晋、楚争霸之间，哪方力量强大就归附哪方。上述小国由于地近楚，多数时候为楚的与国。吴国强大后，又从吴叛楚。攻破方城后，楚国力量已经很大程度地被削弱，吴国忙于继续追击楚国，晋国有机会在卲陵大会诸侯。这次盟会没有吴、唐，他们正忙于征战。蔡、陈、胡国君参加了，可能是三国在协吴攻破方城后，其国君也随着晋的退出而停步了，但不排除派兵援吴在方城内作战，其国君则与晋在方城外盟会。
第六，所谓的“昭王复邦”，并不是过去所理解的昭王回到了原来所居的郢，而是指收复邦土。楚昭王逃亡前所居之郢，据清华简《楚居》可知是“为郢”，阖庐入郢之后，曾居秦溪之上和媺郢，终其位没有再回到为郢。
根据《系年》提供的材料，这场战争的经过大概是这样。
弭兵以来，晋、楚没有直接交锋。但晋扶持、指使吴不断侵扰楚国，晋与吴在对付楚方面，一直是同盟。随着晋、吴势力的不断壮大，方城内外的许、唐及蔡、胡、陈等纷纷叛楚，或归晋，或附吴。晋国借机向南扩展势力，筑城迁许，为侵夺楚地做准备。吴国外有晋国及陈、蔡、唐、胡等国援助，内有伍子胥、伯嚭复仇的士气和谋猷，大举进攻楚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吴率蔡、陈、胡等联军在方城外与晋、许等会合，一同攻破楚长城。方城一带是春秋时期楚抵御中原外敌的最重要关口，方城攻破，就打开了入郢的通道。应当就是在这个时候，晋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左传》记荀寅反对伐楚应该就是联军破楚之后，所说的“水潦方降，疾虐方起，中山不服”当是实情，类似的情况在清华简中也有记载。晋因为这些顾忌，破方城之后不久就退出了伐楚的战争，联军分裂，吴人乘胜追击，直捣郢都。晋则经营方城之外，在卲陵、皋鼬举行会盟，北上对付中山国的鲜虞人。据《系年》记载，在这场战争结束，昭王复国后，曾率师侵伊、洛，以报复晋的攻破方城之战。
由于晋人没有参与方城之内的战争，没有入郢，所以《左传》等史书就忽略了晋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把晋人写得没头没脑，为伐楚浩浩荡荡而来，举行十九国隆重会盟却无所作为，无一所获。实际上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晋都是赢家。战争前就把势力扩展到了汝水上游一带，攻破方城，由吴国去消耗楚国的主力，自己却反身吞食方城外的胜利果实，携带诸侯，打击中山，扩展北方势力范围。而吴国表面上大胜，实际上所攻占楚地不能长期占有，国力大耗，终至引起国内的动乱。吴、楚两败俱伤，晋国解除了南方强国的危险，就可以专心扩展其周边的土地了。
清华简《系年》所依据的史料与《左传》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就这场入郢之战而言，《系年》显然比《左传》更可信。《系年》将在今年底出版，相信会对先秦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http://www.wenming.cn/wenshi/qwys/20120 ... 6762.shtml
揭示楚国名称由来
“《楚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罗运环说，作为出土文献，《楚居》地位相当于传世文献《史记》中的《楚世家》。相较而言，《楚居》成书的年代更早，原始性更强，记载上至楚国先祖季连，下到战国中期偏早的楚肃王时期，涉及到37位楚公楚王的居处及迁徙等内容。
《楚居》面世，使中国先秦时期的国君世系，第二次得到出土文献系统证明。此前，只有《殷本纪》被甲骨文证实。《楚居》证实了《楚世家》的内容，两者所载史实，“大同小异”，再次为没有得到证明的《夏本纪》增加了可信度。
楚国为何称楚？这一命题一直为学界和世人所关注。《楚居》讲述了楚国名称的由来。
《楚居》中有这样一段对楚先君穴熊的记载：穴熊的妻子妣厉，生子丽季时难产，剖腹产后死去，丽季存活。妣厉死后，巫师用荆条包裹埋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母，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家为“楚”。
“自古以来，楚国有楚、荆、楚荆、荆楚之称，多认为荆与楚皆直接得名于荆条的荆。”罗运环表示，《楚居》记载楚国名称的来历史实清楚明白，很有说服力，值得信赖。
为楚国史研究提供细节
“《楚居》与清华简《贰》，为楚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细节。”罗运环说。
纠正了传世文献中的不足。如《史记》记载，春秋初年楚国国君宵敖与焚冒是父与子的关系，而《楚居》记载则相反，“焚（蚡）冒酓（熊）率自徙居焚。”至宵嚣（敖）酓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达（通）自宵徙居免。”《楚居》对楚都迁徙的表述象链条一样，环环相套，清晰有序，绝无笔误可能。因此，“《楚世家》颠倒了他们的父子关系，焚冒应是父，宵敖是子。”
楚国都城为何称郢？《楚居》记载，武王从“宵”迁都到“免”后，“众不容於免，乃溃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这句话的大意为，“免”人口发展很快，城区不能容纳，武王就在“免”附近的的“疆浧”填湖来扩展城区居住地。“疆浧”原来有水，所以字从水作“浧”；填湖后成为陆地，就从“阝”，写作“郢”。
长期以来，楚国都城郢都和更早的丹阳颇多争议。《楚居》表明，西周时期的丹阳和春秋时期的郢都因国君迁徙较频繁，应存在多处遗址，但大体不出汉水以西地区，为进一步探讨楚都及早期楚文化提供了文字资料。
又如，传世史料记载，桃花夫人息妫为息国夫人时，被蔡国国君调戏；而清华简《贰》第五章记载，“蔡哀侯妻之”，显然，蔡国国君行为比调戏更为恶劣。
再如，传世史料记载，著名美女夏姬没有名字，仅称之为夏姬。清华简《贰》中，她的名字为“少（孔）”。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50103.htm
“打假”小能手，伪《古文尚书》实锤
清华简最大的亮点之一，莫过于发现了《尚书》相关文献。在我们印象中，楚国是一个文化比中原落后的国家。但从近年来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楚地文化其实高度发达，有《尚书》一点儿也不稀奇。
据《左传》记载，春秋后期，周王室发生王子朝之乱。王子朝本为周景王之子，景王去世后，他发动叛乱争夺王位，失败后被迫逃往楚国，王子朝奔楚时，带走了很多周王室的典籍，因此像《尚书》这样的典籍很可能即在他携带的书籍之列。
《尚书》在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因为它记录了尧舜禹时期和夏商周三代国君的诰命、誓言和其他大事，是历代统治者的“政治课本”，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尚书》的编定相传与孔子相关。孔子是个好编辑，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经典，认认真真选出了一百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传世的典籍中还有一部《逸周书》，相传是孔子在编选《尚书》时没有选入的一些篇章。
然而，秦始皇焚书给《尚书》带来毁灭性打击，幸好当时的博士伏生把自己的那本《尚书》藏了起来，但到西汉初年时也只保留下28篇。由于新整理出来的这些《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所以被称为《今文尚书》。
后来，汉代也有几次与《尚书》有关的发现，最有名的当属“孔壁中经”。孔壁，就是孔子故宅的墙壁。汉景帝把他的儿子刘馀分封到曲阜为王，即鲁恭王。这位鲁恭王口吃，爱好造房子，不断扩大王府规模。孔子故宅正好在鲁恭王王府旁边，差点被拆迁。然而，人们在拆墙壁时，意外发现了许多竹简书籍，很可能是孔子后人为逃避秦始皇焚书而匿藏的。孔壁中经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总共有数十篇。
孔壁中经因为是用秦以前的文字所抄写，所以称之为“古文”，其中《尚书》部分就被称为《古文尚书》。孔子的后人中有一个名叫孔安国的，汉武帝时曾任博士，他整理这批《古文尚书》，发现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可惜，孔安国整理的这部《古文尚书》却在魏晋时毁于战火。
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了一部《尚书》，共有58篇。这一部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其中的今文部分是将伏生的传本做了一些分合而成，至于古文，据说就是孔壁中所发现。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通行《尚书》版本，就是梅赜的杰作。至于这个版本是真是假，学问官司打了两千年，连朱熹都半信半疑。
直到清华简出现，这桩千年疑案才有了可靠的证据。刘国忠介绍，有些篇目在清华简和梅赜版《古文尚书》中都有出现，经过对比，确认后者是假的。比如《尹诰》篇，清华简中的这篇是先秦时期真正的《尚书》，而《古文尚书》中的这篇，则与清华简中的内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古人造假，也是十分有创造性。
至于《今文尚书》也有些问题。清华简中的一些《尚书》篇目，有的与《今文尚书》能对应，但内容略有区别——很可能是传世本在长期传抄过程中抄错了，清华简能纠正其错误；有的见于《尚书》百篇的目录，但内容失传，清华简能填补其空白。
比如，《逸周书》中的《祭公》篇。祭公是周公的孙子、周穆王的大臣，他在临终前劝谏周穆王，周穆王很感动，让祭公把想说的都说了。传世本写的是，“乃诏毕桓于黎民般”，后人勉强解释为“你昭告得好啊，全部符合黎民百姓的愿望”。
而在清华简中发现的《祭公》篇，原文应该是，“乃诏毕、井利、毛班”。毕、井利、毛班，是周穆王当时的三公——也就是临终前要把这三公召来见见面。几千年来的阅读理解终于有了正确答案。
比《史记》靠谱，烽火戏诸侯根本不存在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中收录的《系年》，是一部历史著作，由138支简组成，从西周建立写到战国前期，记录了周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解密了不少历史疑案。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被文艺作品多番演绎的历史故事“烽火戏诸侯”，是根本不存在的。烽火制度在战国秦时期才出现，周幽王拿什么戏诸侯？褒姒表示自己很冤。“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根据战国时期的传说所写，基础史料有问题，写出来的历史也就有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西周究竟是怎么亡的？西晋时期，河南汲县出土过一部《竹书纪年》，由春秋时期的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所作，曾对西周灭亡有过零星记载，但没有像清华简那样讲得如此清晰。
周幽王娶了来自西申国的王后，生了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他又娶了褒姒，生了伯盘。周幽王宠爱褒姒，就想废了宜臼，改立伯盘为太子。宜臼一看大事不妙，出逃到了舅家西申国。周幽王对褒姒和伯盘是真爱，害怕废太子以后还要回来争夺王位，一不做二不休，和伯盘一起带兵杀向西申国。
西申是个小国，无法和周王室抗衡，他有一个很好的盟友曾国（不是湖北曾侯乙的那个曾国），看到西申国身处险境，可惜自己实力也不够，于是去找犬戎一起反击。周幽王没料到杀出犬戎军队，和伯盘一起被杀，西周灭亡。
西周灭亡后，宜臼并没有顺利登上王位。朝廷没有王，但宜臼和朝廷是对立的，大臣们拥戴周幽王的弟弟为王。叔侄之间又展开了长达21年的战争，最终，在晋国国君的支持下，宜臼获胜，是为周平王。
清华简不仅搞清楚了西周的灭亡，还附赠解决了千古疑案之秦始皇老家之谜。
众所周知，秦襄公支持周平王宜臼，跟对了人被封为诸侯，秦人由此建立秦国。可是这一支嬴姓的秦人是从哪儿来的？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有说本就在甘肃一代，有说是从东方迁来——嬴姓主要分布在山东，那为什么秦始皇这一支跑到了西边？
清华简彻底解决了这个谜团：秦人有两个有名的祖先，飞廉和儿子恶来，都是商纣王的得力干将，“助纣为虐”的代表人物。武王伐商，牧野之战，恶来被杀。飞廉因之前被纣王派到北边出使，逃过一劫。
按照此前的史书记载，飞廉有两种死法，一是自杀，一是跑到东方，在周公东征时被杀，没人知道哪种是真的。清华简告诉我们，飞廉是躲到了嬴姓的聚居地东方，不忘旧主，不断活动，鼓动大家反周。
周武王去世后，纣王的儿子武庚和武王的兄弟管叔蔡叔一起叛乱。周公带病东征，平定“三监之乱”，然后继续往东，把参与叛乱的东方部落也平定了，飞廉就在此过程中被杀。这段历史是清晰的，但之后呢，史书一片空白。
清华简补上了这一段：周公平定东方之后，把参与叛乱的嬴姓人、和飞廉关系紧密的族人，强制从山东迁到甘肃（今甘谷县一带）。周朝给他们的任务是驻守边疆，防御西北的戎人。秦这个民族确实坚忍不拔，被迫离开故土，在大西北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不断壮大，不断东进，最终统一六国。
仔细想想，被周所灭的商的忠臣后裔，在几百年后灭了周，历史比小说要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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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尹诰》云：“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乃致众于亳中邑。”
这则简文是记录伊尹看到夏朝将要灭亡，决定投奔商汤的故事。“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句，是说伊尹与商汤都有纯一不变的德行。“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句，是说伊尹考虑到上天将要毁灭西方的夏王朝。“挚”，伊尹本名。“亳中邑”指商族的旧都，在今河南商丘北。
清华简《尹至》是记录伊尹辅佐商汤举兵灭夏的事迹。简文接近末尾处有“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的句子。这两句是说，已举兵西伐，疾速毁灭夏都，战胜夏王朝。上述两篇简文互证，可知“西邑夏”可简称为“西邑”。
“西邑夏”被简称为“西邑”，是因为“邑”“夏”音近义通。《楚辞·大招》曰：“田邑千畛。”王逸注：“邑，都邑也。”《诗·郑风·有女同车》曰：“洵美且都。”朱熹集注：“都，闲雅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姣冶娴都。”《陔馀丛考》卷二十二说：“世以文雅者为都。”《儒效篇》作“居夏而夏”是其证。“西邑夏”是指西方的夏国族。而“西邑”即“西夏”，则指西方的夏族而言。两者含义大致相同。这就是“西邑夏”可简称为“西邑”的缘由。然而，前称“西邑夏”时，夏王朝尚未灭亡，故“西邑夏”有夏国之义。后称“西邑”时夏王朝已被攻灭，故“西邑”当指夏族而言。若仔细斟酌，这两种称谓，似乎有着微妙的区别。
甲骨文“黄尹”与“西邑”
清华简里的“西邑”一词，也屡见于殷墟甲骨文。卜辞常见贞问、祭祀“西邑”的记录，已引起学者的关注：
(1)贞，于西邑？
(2)西邑害？
(3)侑于黄尹？贞，侑于西邑？
(4)贞，燎于西邑？
(5)西邑？
(6)丁巳卜，告秋于西邑？七月。
这是商王关于“西邑”的卜辞。“西邑”是被祭祀的神灵。“害”，祸害。“侑”，佑也。“黄尹”是对伊尹的尊称，亦见“黄尹保我吏”“侑于黄尹”等卜辞。在殷墟甲骨文里，贞问、祭祀“伊尹”“黄尹”的卜辞很多，祭典隆重，均属祖先神的范畴，“其地位之尊崇，是超乎想象的”。“燎”，是焚柴祀天的祭名。“燎于西邑”足见“西邑”具有“自然神”的崇高地位。
由上分析，可知上引(1)(2)(5)是卜问“西邑”是否有祸害。(3)是贞问是否能得到“黄尹”和“西邑”的佑助。这里“西邑”与“黄尹”一起出现，足见“西邑”已具有“祖先神”的地位。(4)(6)采用礼天的“燎”祭来祭祀“西邑”，说明“西邑”已具有“自然神”的地位。由此可见，这位“西邑”兼具“祖先神、自然神”的职能，在商王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蔡哲茂先生《夏王朝存在新证——说殷卜辞的“西邑”》指出：“‘西邑’一词和‘黄尹’一起出现，又受商王祭祀，其中的涵义很值得探讨。”他认为，在甲骨文中商王武丁对“西邑”进行祭祀，询问“西邑”会否作祟为害，这表明“西邑”是个具有神性的祭祀对象，“‘西邑’与祖先神、自然神的性质非常接近，应该不是地名人格化，而应该是指夏王朝的历代王室亡灵”。结合传世文献中的“西邑夏”一词，可见商人心目中的“西邑”就是“夏”。而“夏”是后世对商朝以前的那个朝代的称呼。这种见解，受到学术界的赞赏。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117352.htm
周文王早有灭商之心？
在很多人印象中，商周之际的周文王，绝对是一位堪称表率的忠臣。尤其是小说《封神演义》中，文王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姜子牙切不可“以臣伐君”，告诫儿子姬发忠君爱民，哪怕纣王残暴无道，也要恪守其职。
但在清华简中，周文王遗嘱《保训》开篇五个字，便是“惟王五十年”。刘国忠告诉记者，第一次看到这支简时，李学勤也没敢往周文王身上想。毕竟，周文王在位时并未灭商，他的身份还是商的“西伯”。可是，周代各王中好像并没有刚好在位五十年的，这里的“王”会是谁呢？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李学勤思来想去，最终的答案还是指向了周文王。
清华简中竟然有周文王的遗嘱？刘国忠不敢想象，但新的证据很快出现了。28.5厘米的特殊长度（大部分竹简为46厘米），带点美术字风格的字体，这些典籍特征帮助大家很快找全了这篇文章的11支简。通读全文，这位王在说话中提到了“发”——周武王的名字。直接称呼周武王名字的人，自然正是周文王。
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从古以来就是一桩聚讼不已的历史公案。孔子把周文王视为“至德”之人，因此宋朝之后的儒家学者都极力否认文王称王。在他们看来，商朝还存在的情况下，若周文王敢自称为王，无异于以下犯上。但唐朝之前的不少学者却持相反意见，司马迁《史记》就记载，文王晚年已经自称为王。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学者们对此依旧争论不休。如今，《保训》上的五个字，不说一锤定音，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线索。刘国忠认为，“从清华简《保训》《程寤》等材料来看，周文王生前已经秘密称王，积极从事灭商大业。”
他向记者解释，在《保训》中，周文王不无遗憾地对儿子周武王说过一句话，“不及尔身受大命”，意思是说，我等不到看你接受大命的那一天了。什么是“受大命”？周文王说得很含糊，但结合上下文及相关文献，不难推测其真实含义——讨伐商朝，建立周朝。
在《程寤》中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周文王说：“商慼在周，周慼在商。”显而易见，在周文王心目中，周的最大敌人和对手是商，而商朝的忧患和危机则来自周，商、周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
“不仅如此，文王与商朝还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古本《竹书纪年》曾记载，纣王的爷爷杀了周文王的父亲。”在先秦文献谙熟于心的刘国忠看来，所谓周文王形象的“颠覆”其实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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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想必每个中国人都听过他们争霸的故事。“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甚至问疾尝粪最终成功逆袭的事迹，更是中学生写作文的常用素材。
同文异本的《越公其事》和《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讲述了一个新版本的吴越争霸。文章没有提到卧薪尝胆，而是花大笔墨总结了勾践休养生息、实施“五政”的历史经验。而对越国兵败、与吴王求和的叙述，则颠覆了历史上嚣张跋扈的夫差形象。他对勾践没有乘胜追击、赶尽杀绝，不是因贪财好色，也不涉及拒用忠良伍子胥，而是因为“贵有自知之明”，估计自己实力不足，没有制胜的把握。
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李守奎的研究中，“夫差何以不灭越？比起历史文献中的美人计、离间计等，实力估量之后的无奈选择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又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故事，但《吴王夫差起师伐越》2020年由考古发掘出土，无疑是真实的战国文献。在《越公其事》公布的2017年，《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还埋藏在地下，而传世文献中从未见过这篇文章。显而易见，考古发现的竹简再次证明，清华简绝非伪简。
荆州出土竹简与清华简的勾连，至此还没有结束。2024年，清华简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一篇名为《两中》的文献，成为媒体热点。这篇文献发现了夏启为“天下王”的最新资料，文中假托两个名叫“中”的人（圭中、祥中）与夏启的对话，来阐发作者的治国理政思想。
而在荆州秦家嘴墓地出土的楚简中，也有《两中》。2024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率队到荆州访问，赵晓斌代表秦家嘴楚简整理项目小组接待，向他们展示了这批新出土的竹简。他告诉记者，这批简上的淤泥较多，还在清洗之中，已经释读出的文字还很有限。大家对竹简上的“圭中”等字，一度搞不明白，直到看了清华简的最新成果，才恍然大悟，原来也是同一篇文献。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43380.htm
修正郑国东迁起始年限
本次的5篇文献中，有3篇讲述郑国历史。其中《郑武夫人规孺子》简，提到了郑国的郑庄公。
对于郑庄公，许多人是通过中学课文《郑伯克段于鄢》知道他的故事：郑庄公设计故意纵容其弟共叔段，共叔段欲夺国君之位，后被庄公讨伐。因怨其母（武姜）偏心其弟，郑庄公将之迁于颖地，后经人劝说后，与母重归于好。
《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孺子”即郑庄公，讲述郑国第二代国君郑武公逝世后，夫人武姜对她的儿子郑庄公进行规诫。当时，郑庄公仅13岁，武姜告诫他，三年之内不要亲理国事，要把朝政委托给大夫。她认为郑国的大夫们值得信任，如遇大事，庄公应与他们共同谋划。
因生庄公时难产，武姜并不喜欢这个长子，联系《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所记录的“过节”，本篇中武姜对儿子是否也隐含类似的感情，值得寻味。
简文中还有一处重要史实，现有文献均未记载，“吾君（武公）限于大难之中，处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这里是指，武公曾有三年不在他父亲建立的国家，而是居于卫国。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分析，根据现有文献推测，武公在卫国居住可能是在嗣位之初。
听闻这段史实，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很感兴趣，他在会上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有文学家把郑国的历史改编成小说或影视剧，可能比《芈月传》还精彩。”
《郑文公问太伯》则记录了郑国公族太伯规诫文公的言辞。
李学勤指出，学界一般认为郑桓公早卒，郑国东迁实际是从第二代国君郑武公开始，而《郑文公问太伯》则明确记载郑桓公就已经“获函、訾”、“克郐”，开始东迁启疆的进程。在他看来，这一记载揭示了两周之际郑国开国的真实面貌，也将为春秋早期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填补春秋50年史料空白
同为记录郑国历史，前两篇为纪事体，《子产》则是“论文”，它是关于郑国名臣子产道德修养及施政业绩的论说。全篇可分为十个小段，从圣君如何利民自勉，做到君民相互信任，讲到子产执政，如何“自胜立中”“助上牧民”。文章有较强的思想性，体现浓厚的儒家气息，可见孔子称子产为“古之遗爱”，确有渊源。
子产系郑国名臣，他所作的刑书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改革意义，但目前人们对刑书的内涵和结构知之甚少。此篇简文中则有详细叙说，比如“乃肄三邦之令，以为郑令、野令，导之以教……”
在此前公布的清华简《良臣》一篇，特别突出郑国的良臣，列举了“子产之师”和“子产之辅”。李学勤指出，清华简中有如此多的篇目内容涉及郑国，是否暗示这批文献是由郑国传入楚地，或者竹简作者与郑国有特殊关系，值得深思。
《管仲》是一篇阐述治国之道的论文，与齐国历史有关，通篇以齐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展开，共十二组问答。
《子仪》记述秦、楚史事，讲述秦晋殽之战后，秦穆公汲取教训，为对抗晋国，转而谋求与南方的楚国联盟，释放长期囚禁在秦国的楚国重臣申公斗克（字子仪），举行隆重的典礼将其送回楚国，以此向楚成王示好。
简文叙述的便是穆公送行时的种种情节，穆公和子仪的外交辞令多以诗歌和譬喻的形式，表达了秦楚勠力同心的合作意愿，这些语言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作为研究我国春秋历史的主要文献，《左传》记事的起点是公元前722年，而学界公认的春秋时期是从周平王动迁的公元前770年算起，期间相隔近50年鲜有记载，清华简第六辑即填补这段空白。
http://www.nopss.gov.cn/GB/219470/16450193.html
阖庐入郢，是先秦史中的大事，《春秋》经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清华简《系年》所说与古书多有不同。综合起来看，《系年》与《左传》之间的主要不同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这场战争是晋与吴联合伐楚，虽然吴国是主谋，晋国更是蓄谋已久，是利用许、吴对抗楚，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战略的延续。晋人在汝水流域筑城，把许自析（今河南西峡）迁至容（一说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已经把其势力范围深入扩张到汝水流域的楚国地盘，显然都是对抗楚的战略布局。简文记载晋人迁许在卲陵之会的前面。许本是楚的与国，曾被楚迁至析成为楚北方的屏障，许公佗投靠晋以后，晋人将许迁至方城之外的容以对抗楚，在晋人迁许之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这样既符合晋国多年的经营目的，也可以很好地解释阖庐破楚的力量来自何方。
第二，晋、吴联军是从方城外攻入。方城位于楚长城上，是楚国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要道，可以代称长城。石泉先生曾经对吴师入郢的进军路线作过精辟的分析，认为吴人自方城攻入，简文证明完全正确。《左传》中荀寅所说的“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旧注以为是襄公十六年的晋败楚，侵方城，自此，晋未可以得楚志。据简文所记的情况分析，实际是方城以内的楚地，即使攻破，晋也无法占有，只是徒劳，所以范献子听从此劝，改变策略，退出了伐楚，在方城外会盟诸侯，北伐中山。
第三，卲陵之会在攻破方城之后。晋、吴联军破方城之后，与楚作战的主力是吴国，此时的晋国有机会在方城之外的楚国境内大会诸侯，为北伐中山做准备，这就使我们明白了晋率诸侯入楚境，楚何以不加抵抗，也明白了盟会的真正目的。
第四，《左传》说的秦兵救至，“大败夫概王于沂”，“沂”地自来不明，多异说，皆有不安。据简文可知是“析”。析本是楚人安置许的地方，许迁至容后，析就成了楚地。晋、吴破方城，吴入楚，析当被吴军占领。秦从西路出兵救楚，析是其所经过之地，在此处大败吴军，然后乘势南下，继而灭唐，合情合理。
第五，方城外与吴结盟伐楚的除了蔡，还有陈、胡。江淮小国，挣扎在晋、楚争霸之间，哪方力量强大就归附哪方。上述小国由于地近楚，多数时候为楚的与国。吴国强大后，又从吴叛楚。攻破方城后，楚国力量已经很大程度地被削弱，吴国忙于继续追击楚国，晋国有机会在卲陵大会诸侯。这次盟会没有吴、唐，他们正忙于征战。蔡、陈、胡国君参加了，可能是三国在协吴攻破方城后，其国君也随着晋的退出而停步了，但不排除派兵援吴在方城内作战，其国君则与晋在方城外盟会。
第六，所谓的“昭王复邦”，并不是过去所理解的昭王回到了原来所居的郢，而是指收复邦土。楚昭王逃亡前所居之郢，据清华简《楚居》可知是“为郢”，阖庐入郢之后，曾居秦溪之上和媺郢，终其位没有再回到为郢。
根据《系年》提供的材料，这场战争的经过大概是这样。
弭兵以来，晋、楚没有直接交锋。但晋扶持、指使吴不断侵扰楚国，晋与吴在对付楚方面，一直是同盟。随着晋、吴势力的不断壮大，方城内外的许、唐及蔡、胡、陈等纷纷叛楚，或归晋，或附吴。晋国借机向南扩展势力，筑城迁许，为侵夺楚地做准备。吴国外有晋国及陈、蔡、唐、胡等国援助，内有伍子胥、伯嚭复仇的士气和谋猷，大举进攻楚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吴率蔡、陈、胡等联军在方城外与晋、许等会合，一同攻破楚长城。方城一带是春秋时期楚抵御中原外敌的最重要关口，方城攻破，就打开了入郢的通道。应当就是在这个时候，晋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左传》记荀寅反对伐楚应该就是联军破楚之后，所说的“水潦方降，疾虐方起，中山不服”当是实情，类似的情况在清华简中也有记载。晋因为这些顾忌，破方城之后不久就退出了伐楚的战争，联军分裂，吴人乘胜追击，直捣郢都。晋则经营方城之外，在卲陵、皋鼬举行会盟，北上对付中山国的鲜虞人。据《系年》记载，在这场战争结束，昭王复国后，曾率师侵伊、洛，以报复晋的攻破方城之战。
由于晋人没有参与方城之内的战争，没有入郢，所以《左传》等史书就忽略了晋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把晋人写得没头没脑，为伐楚浩浩荡荡而来，举行十九国隆重会盟却无所作为，无一所获。实际上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晋都是赢家。战争前就把势力扩展到了汝水上游一带，攻破方城，由吴国去消耗楚国的主力，自己却反身吞食方城外的胜利果实，携带诸侯，打击中山，扩展北方势力范围。而吴国表面上大胜，实际上所攻占楚地不能长期占有，国力大耗，终至引起国内的动乱。吴、楚两败俱伤，晋国解除了南方强国的危险，就可以专心扩展其周边的土地了。
清华简《系年》所依据的史料与《左传》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就这场入郢之战而言，《系年》显然比《左传》更可信。《系年》将在今年底出版，相信会对先秦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