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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于郑和下西洋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活动和意义,国内很多学者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然而,对郑和航海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之间的联系,目前见到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当然,这与涉及这一问题的史料较少有很大关系。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传播与郑和的航行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在今天中国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时候,开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在全世界的传播路线和时间大致是这样的:自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始传后,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伊斯兰教便很快传播到西亚、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了这些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接着,伊斯兰教又迅速在西班牙(8-10世纪)、中亚(9-11世纪)、南亚(10-13世纪)普遍传播,成为这些地区的主要宗教。
伊斯兰教的传播并不像有的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穆罕默德一手拿着剑,一手持着《古兰经》”,靠军事征服完成的。在有的地方它确实是伴随着军事征服而传播的,但在大多数地区,它的传播是以非暴力的传教方式完成的。伊斯兰教的主要传播者也并不一定都是阿拉伯人。例如,伊斯兰教向西发展先是从阿拉伯人到埃及人,再由埃及人到柏柏尔人,柏柏尔人成为穆斯林后,再把伊斯兰教带到北非和西班牙的其他民族中去。向东也是先由阿拉伯人传到西亚的波斯人中,再由波斯人传到中亚的突厥人、蒙古人等民族中,这些民族又把伊斯兰教向东带到中国,向南带到印度等地。这种“接力”式的传播是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伊斯兰教15世纪才开始普遍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新加坡等地)传播,但传播的速度却是惊人的,到16世纪初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化便基本完成了,整个过程不到100年。今天,东南亚海岛地区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约有1.8亿穆斯林人口,占全世界穆斯林近五分之一。印度尼西亚是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其国民90%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穆斯林也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另外在菲律宾、新加坡、文莱也有着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穆斯林。
但伊斯兰教是怎样进入东南亚的?它又是如何在东南亚传播的?至今仍是学术界悬而未决、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澳大利亚著名的东南亚学者尼古拉斯·塔林在他的著作《东南亚简明史》中写道:“伊斯兰教从东南亚以外的传入提出了一个文化帝国主义问题:它是如何来的?它又是如何传播的?虽然阿拉伯人早就在商路上建立了殖民点,早在674年前后苏门答腊西岸就接触到了伊斯兰教,但直到14世纪时它才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
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伊斯兰教是从印度传入的,也有人认为主要的传播者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近年来也有人提出在东南亚传播伊斯兰教的是中国人。在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剑桥伊斯兰史》中,“18世纪前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一章的作者虽然倾向于认为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是从印度和阿拉伯半岛传入的,但他也承认,关于早期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接受伊斯兰教的传说和资料是“很不可靠的”,认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迅速传播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中国的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在1405-1430年间,曾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七次远航,抵达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许多地方。郑和的远航与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航海探险活动相比,不仅规模大、人数多,而且时间也早了近百年。郑和航海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活动和意义,早已备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那么,郑和下西洋是否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有关呢?
如果我们从伊斯兰教在全世界传播的路线、时间、方式来进行宏观的考察,再从中国文献记载的郑和家世、生平和一些有关活动,以及从郑和航线沿途的许多遗迹和民间传说来进行微观的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重要和有趣的联系,也自然会提出一些问题。
问题一:据记载,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在从红海到中国的海路上建立了一些居留地。公元8世纪后,更是有大量的穆斯林从海路到中国来经商传教。按理说,伊斯兰教应先在沿途各地广泛传播,然后才到达中国。但事实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大规模迅速传播却是在15世纪以后,也就是说,是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才开始的。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从时间上来说,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全面传播与郑和航海之间难道有什么联系吗?
问题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最普遍和最迅速的地区正是郑和航行中活动最频繁的满剌加、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区(即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而在郑和舰队的活动难以抵达的东南亚半岛内陆地区(今天的缅、泰、老、柬、越),伊斯兰教基本就没有传入。这难道也是巧合吗?当然,有人会说,东南亚海岛地区也正是阿拉伯人东来的必经之路,所以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应该主要是阿拉伯人。从逻辑上来说确实应该如此。但我又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同样是阿拉伯人活动范围内、而且比东南亚各国距阿拉伯半岛更近的锡兰、印度南部等地,伊斯兰教的传播反而却远没有在东南亚海岛地区普遍呢?
问题三:郑和本人是穆斯林,但从有关的史料来看,他前几次的航行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活动并不多。但他后期的几次航行却带上了越来越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如第三次航行归来后到故乡云南昆阳上坟,参加伊斯兰斋月活动,从第四次航行起带上了马欢、哈三等穆斯林随员,第五次出访前到泉州拜谒伊斯兰先贤墓,后来又帮助重修南京、西安等地的清真寺,第七次远航时派洪保、马欢等人出访伊斯兰圣地麦加,等等。郑和后期航海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活动为什么会增多?这是否与他在海外传播伊斯兰教的需要有关呢?
如果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或许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郑和航海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确实有重要联系。
二、15世纪时中国和东南亚伊斯兰教的情况
如果要作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与郑和有联系的推论,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当时中国伊斯兰教必须具备向东南亚传播的条件。
伊斯兰教始传后不久就通过著名的陆上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据记载,唐代在中国居住的大食、波斯人很多,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来华不归的使臣、士兵、学者。伊斯兰教也随他们来到了中国。宋代海上贸易更加发达,到中国来的西亚穆斯林更多,伊斯兰教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还出现一些规模壮观的清真寺,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等。到了元朝时,中国与西亚均囊括在蒙古人的大帝国中,陆上交通畅通无阻,大批中亚、西亚的各族穆斯林迁入中国,被统称为“回回”。另外,在元朝实行的等级统治制度中,回回属于色目人,其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这也吸引了不少中国人改宗伊斯兰教。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在元朝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当时,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之多,以致于《明史·西域传》称“元时,回回遍天下”。
元末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一个以汉语为其语言的民族共同体———回族,比较集中地聚居在甘肃、陕西、宁夏、云南等地,江南沿海以及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两岸也有许多穆斯林聚居区。当时,穆斯林在中国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协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中,常遇春、胡大海、蓝玉、冯胜、沐英、丁德兴等一批重要将领都是穆斯林,由此可见一斑。郑和的家乡、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元代因来自西域的赛典赤·赡思丁主政多年,伊斯兰教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成为中国穆斯林较多、伊斯兰宗教文化较发达的一个省份。
除了人数众多外,更重要的是,元明时期中国穆斯林严格地遵守着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宗教生活,建立了有自己特点的宗教礼仪、习俗制度,建立了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制度,开展了传抄和背诵《古兰经》、用汉文碑刻记载伊斯兰教义等宗教学术活动,还在各地建立了许多规模宏伟、富有中国建筑特色的清真寺。这一切都说明,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已发展得比较完善,已完全具备了向外发展和传播的条件。
而当时东南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由于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东南亚海岛地区长期流行的是印度教和大乘佛教。虽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通往中国的海路沿途早就建立了一些立足点,但至少到13世纪末,伊斯兰教在绝大部分地区仍没有多少影响。现在惟一能说明当时东南亚已传入伊斯兰教的根据(也是西方学者认为东南亚伊斯兰教是由印度传入的依据),是在苏门答腊北端发现的一块穆斯林苏丹墓碑。这块碑来自印度的古吉拉特,时间是1297年。但仅此而已。英国东南亚史学者霍尔认为,除苏门答腊北端外,东南亚其他地方都是在15世纪以后才传入伊斯兰教的。马可·波罗父子13世纪末从中国返回欧洲,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4世纪中期往返中国的途中都曾经过苏门答腊等地。据他们记载,当地人多为偶像崇拜者,伊斯兰教刚刚才开始传播,信奉者很少
随郑和远航的马欢在其著作《瀛涯胜览》中也记载了当时爪哇等地除外来移民外,当地土著人仍“崇信鬼教”。这里说的“鬼教”很可能是当地的原始宗教。郑和的另一重要随员费信在谈到彭国(今马来西亚的彭州)时也写道,“风俗尚怪,刻香木为人,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沿海交通要途的情况尚且如此,在其他遥远偏僻的地方,伊斯兰教的传播就更罕见了。而从另一方面来看,14世纪后期,在中亚的帖木儿率领下,蒙古大军的铁骑横扫伊斯兰世界中心的西南亚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掳掠,伊斯兰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和打击,西亚、波斯、印度等地呈现一片破败衰落的景象,昔日繁荣的印度洋海上商路也日趋萧条。因此,此时伊斯兰教已很难再经海路从西面向东南亚海岛地区发展。
综上所述,在14-15世纪之交,中国的伊斯兰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达到其鼎盛时期。而东南亚虽然早已从其西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接触到了伊斯兰教,但信仰者人数一直很少。而且由于当时西南亚的衰落,传入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已成了无源之水。于是,中国和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就如同两处位置高低不同的水一样,其中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只要有一条能连通两边的渠道,高处的水就会流向低处。这条连接15世纪中国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的通道,就是七下西洋的郑和。
三、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
郑和在海外确实进行过一些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活动。综合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发表的论著以及笔者粗浅的研究,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旧港、爪哇和马六甲等地。
(一)旧港 位于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巨港)是南洋重镇。明朝统一中国后,一些反明势力流亡到南洋诸岛,从事反明活动。有的沦为海盗,掠夺过往商旅。当时占踞旧港的陈祖义“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动辄便夺财物”
。明初还不断有人从广东、福建等地逃居旧港。值得注意的是,从元到明的改朝换代之际,当时从大陆逃到南洋诸岛的人中有不少的是穆斯林。
因此,清除海上交通障碍,重新确立中国对南洋的控制和影响,是郑和航行的主要任务之一。
郑和第一次航行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在旧港铲除海盗陈祖义,提拔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同时以招抚的手段,在旧港建立了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华人穆斯林社区。印尼学者巴林桐安写道:“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以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了华人社区。”这样,郑和便通过华人和伊斯兰教这两重关系确保旧港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郑和不仅每次出航都要到旧港,而且在1424年(即在第六、第七次下西洋之间)又专程去旧港解决施进卿死后的继承问题,让其女儿施二姐继任旧港宣慰使,可见他对旧港地位的重视。
关于依靠华人穆斯林的问题,新加坡学者陈育崧说:“这些早期中国殖民地的居民是中国的穆斯林移民。在郑和的大力扶持下,形成了一个势力范围,宗教与贸易交织在一起进行……这个时期的中国移民,在上述冒险事业中都是先驱者,他们既是穆斯林,同时又在重要的贸易中心,如旧港、革尔昔等地积极建立各种伊斯兰社区,然后以此为基地开始了对当地居民进行改宗伊斯兰教的工作。”据陈育崧先生考证,后来在东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著名的“施大娘子俾那智”就是施进卿的女儿施二姐。
(二)爪哇 郑和下西洋时,爪哇各地也已有华人穆斯林。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道:“满者伯夷国有三等人……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
郑和在爪哇也是采取依靠当地华人穆斯林的做法,并鼓励当地华人“爪哇化”,如采用爪哇人的名字、与当地人通婚等,这样就打下了伊斯兰教进一步传播的基础。郑和曾任命彭德文为当地华人社团领导人,彭的孙子彭瑞和后来成了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九贤”之一,被尊称为“苏南岸倍尔”(苏南即贤人)。据说爪哇“九贤”中就有5人是华裔。
郑和访问爪哇之后,爪哇逐渐从佛教占统治地位过渡到了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16世纪初信奉伊斯兰教的淡目王国(Ｄｅｍａｋ)消灭了佛教王国满者伯夷(Ｍａｉａ ｐａｈｉｔ),标志着爪哇伊斯兰化的最终完成。据一些东南亚学者考证,淡目王国的创立者罗登·巴达也是一位华裔,而且是彭瑞和的弟子。正是由于郑和有远见地帮助建立起华人穆斯林社区,最后通过他们使伊斯兰教传到爪哇各地。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在《外国史略》中写道:“众岛之中,牙瓦最贵,古名小爪哇……明永乐三年,有回回教师(指郑和)领大军强服其土民,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
马礼逊曾长期在南洋活动,搜集了不少材料,他的记述肯定是有一定依据的。《剑桥伊斯兰史》也说:“中国穆斯林给东爪哇的伊斯兰教留下了他们的印记……至今他们的后裔在外表上仍有别于当地的穆斯林。”
爪哇民间至今仍流传着一些郑和在这里传教的传说。三宝垄、井里汶等地的清真寺在建筑风格上与中国南方的清真寺十分相似,都说明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三)马六甲 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地处东西海路交通的要冲,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满剌加。满剌加的伊斯兰化是与该国的第一位君主拜里迷苏剌(Ｐａｒａ ｍｅｓｊｗａｒａ)改宗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的。
据《明史》载,拜里迷苏剌建立满剌加国后,受暹罗欺压,求助于中国。明帝同意给予帮助,1405年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并赐予诰印、袭衣等。但暹罗仍没有停止对满剌加的欺凌。于是,1409年郑和第三次航行时奉命来到暹罗和满剌加,一方面对暹罗提出警告,一方面正式为拜里迷苏剌举行命名封王仪式,赐银印、冠带袍服,“是后暹罗莫敢侵扰。满剌加此后便处于中国的保护之下,并迅速强大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拜里迷苏剌此时并不是穆斯林。
为了表达对中国的感激之情,拜里迷苏剌1411年亲自率领一个540多人的庞大使团随郑和船队来中国,受到明成祖的热情接待。正是在这次中国之行后,72岁的拜里迷苏剌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一个穆斯林,并把自己的称号也改为伊斯坎达尔·沙。国王的改宗使满剌加成了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这个国家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伊斯坎达尔·沙于1412年和1413年又分别派他的两个侄子访问中国。1414年伊斯坎达尔·沙去世,其子即位后即到北京朝贡,以后于1419年又再次访问中国。他们从满剌加到中国的往返多是搭乘郑和船队。
不少人根据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曾记述满剌加“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持斋受戒诵经”,就认为郑和下西洋时满剌加已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其实,马欢从1413年(即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才开始参加郑和船队活动,而《瀛涯胜览》成书的时间更是在20多年之后,此时拜里迷苏剌已改信了伊斯兰教,满剌加的伊斯兰化已基本完成,所以马欢看到的自然就是“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了。
郑和在旧港、爪哇等地主要是靠在当地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扶植华人穆斯林势力来达到传播伊斯兰教的目的。马六甲的伊斯兰化则是通过该国统治者改宗而完成的,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郑和在这一过程中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满剌加的伊斯兰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强大的满剌加穆斯林王国兴起后,加速了整个东南亚的伊斯兰化。
(四)文莱和加里曼丹 文莱古称婆罗,当时也有很多华人移民。文莱的伊斯兰化是在郑和对这里的访问之后,而且与当地华人也有密切关系。《明史·婆罗传》载:“永乐三年十月遣使(即郑和)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竟据其国而王之。”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访问了加里曼丹北部的另一个国家渤泥。后该国国王率150多人随第二次航海的郑和前来中国,后国王在中国病逝。与满剌加一样,渤泥的伊斯兰化也是在15世纪后期完成的。
印尼学者斯拉默穆利亚纳说:“郑和先是在巨港,后来在三发(位于西加里曼丹)建立穆斯林华人社区,接着又在爪哇沿海、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地建立类似的社区。他们遵照哈乃斐派的教义和义务用汉语传播伊斯兰教。”另一位著名的印尼伊斯兰教学者哈姆加在1961年写道:“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中国的一名穆斯林有着密切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
西方学者也承认,在欧洲人来到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国人通过海上航行无可争辩地在东南亚起主导作用,而这一时期正是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的传入和大发展时期,这并不是一种巧合
郑和与随他航行的马欢、郭崇礼、哈三、蒲和日等人都是穆斯林,据说他们每到一地都要举行伊斯兰教仪式并宣传教义。郑和第七次远航时,派出马欢等7人从古里前往伊斯兰圣地麦加(天方国)和麦地那,摹绘了麦加大清真寺图,后与麦加、麦地那派出的使者一起返回中国。这些也都是郑和在海外开展的重要伊斯兰活动。
四、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虽然从以上的叙述和分析来看,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播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奇怪的是,在一般中国史料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对于这一点,我想大概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明初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二是郑和的家世。
明王朝建立后,总的来说,对伊斯兰教采取的是比较宽容的政策,任用他们中一些有才干者为朝廷官员。但由于穆斯林在元朝属于地位较高的色目人,在明朝统治者眼中仍是“外夷异类之人”。明朝当局对色目人怀有一定戒心,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如《大明律》规定色目人“不得本类自相嫁娶”,禁止他们穿胡服、讲胡语、用胡人姓氏,目的是促使他们汉化。正是在这种同化政策的压力下,一些不愿同化的穆斯林便把发展的眼光投向海外,因此明初有不少穆斯林漂洋过海,移居南洋。
明成祖选择郑和作为明朝正使远航,肯定考虑过他的穆斯林身份。中国当时已知道西域诸国信仰伊斯兰教,派一位穆斯林去与这些国家打交道,自然是要方便得多。虽然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传播伊斯兰教的义务,但他的航海毕竟是作为中国使臣进行的外交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宣德化而柔远人”、“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为大明帝国控制南洋诸国,并联络更远的伊斯兰国家。因此,他的伊斯兰教活动必须与他身负的使命一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郑和是做得非常圆满的。从上面我们看到,他通过伊斯兰教,不但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和控制。
然而,中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佛教。尽管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外交使命服务的,但由于伊斯兰教始终被视为“外夷异类”所信仰的宗教,郑和的伊斯兰教活动没有被记入正史是很自然的事。即便有些情况被记录了下来,它们也很难在国内保存和流传。而且,郑和作为一名太监,在当时正统史家眼中的地位是较低下的,他们对于他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则更不以为然。
至于说到郑和的家世,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到过麦加朝觐的“哈只”,无疑是当地有地位有身份的穆斯林。有的学者认为,郑和是元末云南穆斯林望族之后,甚至认为他是赛典赤的六世孙,并说其祖父和父亲都被封为滇阳侯。
郑和的父亲1382年在明军征服云南时死去,当时只有39岁,显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死亡。郑和年仅11岁便被掳入宫中,沦为太监。有这样家庭背景和身世的郑和,尽管后来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但在伊斯兰教问题上仍然会有许多忌讳。这在一些史料中都有所反映,如在第一次下西洋前为其父立的《故马公墓志铭》中,郑和只称其父和祖父为“马哈只”,而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在第三次远航后,郑和奉命回故乡上坟,本来此事应该立碑纪念,但他也只在碑阴右上角作了简单的记录。这都说明郑和在关于其家世和宗教信仰上有难言之隐。那么,对于他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郑和一定也不愿宣传张扬。
一方面正统史学家不屑记载,另一方面郑和出于顾忌而不愿记载,结果就是这一重要的历史活动在中国史书中没有反映,成了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我国学者许友年先生1983年在《思想战线》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线索:一些印尼学者近年来提出了爪哇等地的伊斯兰教是郑和传入的,而他们的主要依据却都是在爪哇三宝垄的郑和庙中发现的中文资料。据说一位荷兰殖民官员1925年在三宝垄郑和庙中发现了大量中文文件,这些资料披露了关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区建立和发展的许多情况。或许,正如许先生在文章中说的,事隔500多年之后,要揭开爪哇等地伊斯兰教传播之谜,还离不开这些中文资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