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英是广州起义总参谋长。起义失败后，领导层全部遭受政治纪律处分，徐光英被开除党籍。由于对徐光英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及表现的评价，一向有失客观、公平，本文试图就此还原真相。这不是一篇历史漫谈，而是历史学术论述，列举史实全部出自历史文献及当事人回忆。
广州起义军事策划由徐光英单独制定，他并为此承受了后来的政治责任。广州起义前夕，身处广东一带，中共具备军事背景及资历进行行动策划的共有叶挺、徐光英、叶剑英、聂荣臻四位，叶挺是北伐名将，中共军队缔造者，广州起义最高军事指挥者，但他并没有没有参与事前军事策划。他是中共早期最显赫的军人，目标大，为安全考虑，叶挺在起义打响前六个小时才被安排自香港来到广州。叶剑英是广州起义主力教导团的前任负责人，据广州起义第二号政治领导人黄平的回忆：“（张）太雷（广州起义最高政治领导人）问我是否让叶剑英知道暴动日期，我说，他入党不久，又是教导团的团长，还是不告诉他好，暴动后再请他来。”，《周恩来选集》上册174页也曾提到这件事。当然，作为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叶帅实至名归，参加暴动的主力部队教导团是叶帅在南昌起义后极为困难的情形下，为中共保存下来的武装力量。起义爆发后他立即前往指挥部参加指挥作战。聂荣臻时任广东军委负责人，他知晓起义事，同样因为安全因素，起义爆发前一周才自香港来到广州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
军事策划是一种专门技术，涉及军力部署、人员安排、火力配置、后勤、侦查等多重环节；广州起义还涉及数千工人参与，还要布置对他们在军事方面的培训，编队等其他工作。这种专门工作并非一般党政工作者可以胜任。徐光英是一位被历史淹没的中共早期军事将领，以致后来甚至有人质疑他的资历、能力。其实，徐光英是中共早期培养的军事专业人才，他毕业于法国正规军事院校，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法国少共的创始人之一，曾与邓小平同一批派往苏联，共产国际原本安排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向来自亚洲的学员教授军事，后因大革命期间中共急需军事人才被匆忙召回参加北伐。他也是周恩来在上海创立的中共第一届军事委员会成员，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的军事策划人及指挥者，叶挺为师长的南昌起义主力74师参谋长，南昌起义军事策划人及指挥者之一。中共早期是遵行苏俄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不同于野战，巷战在城市暴动中具有重要军事学的意义。在法国及苏联期间，他对此有重点学习研究，谙熟巷战也是他几次参予主持中共早期以城市为中心重大起义活动的原因之一。而他策划并参与指挥的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及南昌起义都属于巷战成功之作。南昌部队最终在广东战败，而此时广西的国民革命第七军（次年百色起义的主力部队，后改名为‘红七军’）亲共，中共便派徐光英前往广西接任参谋长职务，但接任未成，徐随即被派往广州策划广州起义。无论党内政治地位及军事学历、资历、能力，徐光英被委此重任都无不合理之处。
广州起义过程不在此赘述，下面主要就广州起义几个与徐光英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为何事先未有制定撤退计划。
由于军事策划是徐光英单独制定，起义计划中未有制定退路的这个责任似乎顺理成章地由他承担。但持这种说法的人未曾考虑过当时中共的政治环境。首先，中共是个以党指挥枪为宗旨的政治团体，广州起义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是张太雷。徐光英作为职业军人，以军事角度当然知道我方军事力量远在敌手之下的事实，因此，他曾向张太雷明确表示，有把握占领广州，但守不住。张太雷的回应是：只要守住几天即可。张太雷的态度亦可自广东军委成员曾干庭28年1月4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得到印证，他写到：“暴动前对于暴动后如果失利如何退却、保存实力，没有计划。我曾提议，被太雷同志以‘只能顾成功，不能顾失败’一语打消。”
张太雷为何不主张制定撤退计划呢？这与贯彻共产国际理念有密切关系，中共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曾在在相当长的时期忠实地执行其路线。按照共产国际的理论，单纯的军人武装起义无法取胜，军事暴动只是起导火索作用，点燃广大先进阶级起来革命的烈火。工农起来革命，才有可能夺取政权。由于工人阶级具有革命的彻底性，这种暴动要在有工人基础的大城市发动。南昌起义失败后，贯彻共产国际思想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等就指责南昌起义是“是军事投机主义”，是一次单纯军事人员参加，没有发动工农，没有进行土地革命的暴动。汲取南昌起义的教训，中共在广州起义前预先有理论的准备，最高领导人张太雷本人也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可以说，相比还需要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进行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完全以共产国际理论为基础，胸怀共产主义理想主义色彩的武装暴动。这一点，可以从张太雷为首的广东省委1927年11月25日起义前夕的通告（第二十五号）中看得很清楚：“......关于组织暴动，建立工农兵政权问题，各地农民暴动的潮流应导之使趋向政治、经济及无产阶级中心之广州。各方都与广州中心联合。暴动必须是农民群众的大爆发，而不是少数农军或士兵的行动。暴动一起，即须勇往直前干去，领导农民杀戮地主、绅士，没收土地，不可有一点畏缩迟疑。” 徐光英作为军事领导人，必须遵从党的政治路线，他的任务就是策划以军事手段占领广州。按照中共当时的路线，一旦红色旗帜竖起，工农政权一旦建立，广东省内各地工农群众将向广州靠拢，土地革命将会风起云涌，从而占领广东全省。从现存广州起义前的文件来看，起义的准备工作除了占领广州之外，发动、联络全省工农也是重要部分。至于占领广州后，能否真的达到 ‘义旗一举，天下归心’的政治效果，那不是徐光英这种军事人员所能控制的。起义失败后不久的一次省委会议上，聂帅对此有几句直白的描绘：“事前，各方面都未准备周到，当时大家的意见都以为把敌人一消灭之后，群众便可马上起来......”徐光英在后来向党递交的的自辨书最后几句是这样说的：“广州这次暴动，多属军事行动，我和太雷知之最详，有瑕当面评述，并加批评，以为我的纪念，并为各同志奋斗的标准。”他委婉地表达了：广州起义细节他和张太雷所知最多，可惜张太雷牺牲了，他的辩解成了一家之言。
以上可见，事前未有制定退却计划不是徐光英的问题，而是在当时的理论路线指导下，不存在从广州撤出的政治选项。
二、撤退令的下达是否意味恐慌退缩。
广州起义撤退令是由徐光英下达的。无序撤退、惊慌失措是对徐的指控，这种指控最早来自张太雷牺牲后前来广东的中央特派员李立三控制的广东省委，广东省委在起义失败后，对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黄平、周文雍、叶挺、徐光英、恽代英、陈郁、杨殷、吴毅、雷荣朴（雷经天）进行了政治纪律处分。对徐的指控是：“徐光英同志任红军参谋长职务，表现恐慌退缩，前因南昌暴动已犯错误已经留党察看（关于徐光英南昌暴动后被处以留党察看，有一篇长文《从中共军事领导人徐光英被政治局会议处分事件看背后的党内政治路线https://club.6parkbbs.com/chan1/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4372724》对此有详细叙述），所以徐光英同志应予以开除党籍。”
本文以上已确定：当他制定起义计划时，确实没有如何退却的内容；其次，在徐下令撤退时，他所掌握的，敌军将在十五分钟攻入指挥部，与事实是有偏差。尽管如此，以上指控是否合理呢？关于当时的情形，28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的信中是这样说的：“5. 退却问题 ……在这种严重状态下，在敌人四面环攻之中，军事的观察又失去指导（指领导人张太雷牺牲--作者），而徐光英又误信敌人已至小北，报告竟说十五分钟敌人便至，于是退却会议便匆匆决定负责同志应立即走开，突围而退与否，仅决定一以委之于军事指挥同志。及后徐光英同志下令教导团退出广州。” 在场的起义第二号政治领导人黄平的回忆录中对于徐下达撤退令也有明确的叙述。李立三等认为，徐当时下令撤退是恐慌退缩的表现。难道眼看即将全军覆灭，依然坚持固守，待汇齐所有高层开会再研究一套完善的退却方案，时间允许吗？在李立三眼中似乎退却等同退缩；误信敌军十五分钟就到等同慌乱。客观地说，当时的战况正在急剧恶化，军队和工人处于溃败的边缘，由于事先没有预案，唯有当机立断，如果等到所有召集所有人员开会研究，应该是会失去撤退的机会，徐的决定，使得起义军主力，教导团基本上得以全建制撤出。徐对指控也是不服，他说：“我曾想想当时的情形，如果我没有说十五分钟敌人可到公安局（公安局是广州起义指挥中心--作者），或同志们不相信我这个判断，大家不走，則或者有一个好退却计划也未可知，此层是我应该负责的。可是敌情很难预料，如果不说，而敌人真到，那也是极危险和党的很大失利。”
所以，关于撤退的命令，徐光英是否应该受责，关键在于12日晚间时间点的战况，如果我们通读一下所有亲历者有关的回忆录，都不难得出徐光英下令撤退是正确的结论。
关于广州起义撤退令，本文将附带提出一个问题，近年对于广州起义撤退令出现了新版本：撤退令是聂帅在同叶挺商议后作出并实施的。原始出处是广州起义五十一年后的的1978年对聂帅的访谈，原文如下：“十二日黄昏，我和叶挺到财政厅的天台观察各处战斗情况，看到敌人从观音山下来，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认为再坚持只能是作无谓的牺牲，于是下决心撤退，因为张太雷已在中午牺牲。省委已无人领导，我回公安局，找到黄锦辉同志，我们两人分头通知撤退，我通知教导团，黄锦辉通知通知赤卫队。我在公安局看到恽代英、陈郁等省委同志，告诉他们敌人已打进观音山向城内前进，赶快撤退。” 这段描述在后来出版的聂帅回忆录也有。78年访谈人为黎显衡及林鸿暖。在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多位亲历者都对党中央写过总结报告，聂帅在27年12月15日，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三天就写出了《对广州暴动的意见》，其中关于退却有专门一段，原文是：“F. 退却情形——本来预先没有退却的计划，当十一日晚开会时，当提出可否十二日退却以保存力量，当时同志均反对，十二日晚军事紧急的时候，几位同志开会决定退却，但并没有下退却命令而先去。各部分军事统治和赤卫队负责同志甚至红军总指挥也不知道。结果教导团方面大部分自己向北江方面退却了，但是赤卫队始终不知道退却，十三日敌人四面保卫着，欲退已不能退了。” 如果比对上下两段文字，读者会发觉两段的说法有明显差别。如果撤退令如前段所说是聂帅和叶挺商议后实施的，后段一定会有所提及。因为后段聂帅是在写几天前发生的事情，不可能记错。或许两位访谈者有误会聂帅的意思。因为无论当时党中央的说法，还是当时广东省委（28年1月16日）的决议中提到的：“......实际上退却时不但没有充分计划，简直连退却的决定都没有。退却命令还是徐光英同志自己下的。” 以及黄平的回忆、徐光英自己的辩解文，全部指向徐光英是撤退令的单独决定者。从27年到78年所有党中央、广东省委文件，所有当事人的回忆都没有提及过78年两位访谈者的说法。更重要的是：时至今日，徐光英几乎是以一人之身承担了全部所谓撤退不力的政治后果，如果撤退令根本不是他下的，那他岂不是原来就可以置身其外了？
三、关于工人赤卫队未能撤出，造成重大伤亡谁人之责。
这是一件令人十分痛心的事情，也是广州起义避不开的话题。为此，徐光英也承担了最大的责任，因为通常的说法是当他下达了撤退令，虽然军队基本完整退出了，但因为他对工人赤卫队通知不力，使得工人未能及时撤出广州。
首先，为什么军队可以顺利退出呢？这是因为军队是建制组织。徐光英对教导团也熟悉。因为以前有曾指挥过教导团作战。教导队的前身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北伐夏斗寅叛变时，叶挺为师长徐光英为参谋长的二十四师前往平叛，兵力不足，便连同军校学生改编成中央独立师，打败了夏斗寅。当退却令下达时，教导团虽然面临强敌，但建制尚且完整，所以立即按照路径向花县方向完成退却。但是赤卫军与军队性质完全不同，徐光英几乎与其毫无渊源，从当时党中央及广东省委在当时文件中的描述，都能侧面说明一些问题所在。
以下这段来自于中共中央28年1月25日至广东省委的一封信，其中提出了对工人赤卫队未能完整退出的观点：“再实际点说，赤卫队（工人）不能像教导团全部安全退出，根本原因由于他还不是一个坚强灵便的军事组织；编制既临时改变，指挥又不集中，巷战情形无人周知，军事技术极不完全。总的方面又没有一个人所共晓共信的赤卫队总指挥，无论是陈郁还是周文雍。总司令叶挺同志之消极等于虚设，徐光英更是力不胜任。”
（在此，插说一句，一些评论广州起义的文章，说到徐光英作用时，会引用“力不胜任”，乍一看此话来自党中央文件，其实上下文一看便知，这样引用完全是断章取义，这段话是说工人赤卫军组织体系与正规军人不同，即使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都无法实行有效指挥，更不用说叶挺、徐光英对他们更是没有什么控制能力。根本不是在说在广州起义中的整体表现叶挺总司令形同虚设，徐光英军事能力不及格。）
再看广东省委怎么说，一方面广东省委在1928年1月16日的《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 因退却问题将徐光英开除出党，却同时在同一文件中承认：“虽然由一两千赤卫军武装起来作战，但是数量上还是很少，组织力弱，军事技术的训练尤其缺乏。所以到了作战的时候，极其散漫，无法指挥。”
广东省委甚至在另外一份决议案中说：“（赤卫军）实在没有这样好，甚至到了作战时几乎无法指挥......赤卫队不单不能打机关枪、大炮，甚至在作战时在后面开枪打自己的兵士。”
中共高层王明在1928年11月1日《广东暴动纪实》中说：“赤卫队不是一个坚强灵便的军事组织，编制既临时变更，指挥又不集中，巷战的情形无人周知，所以不能像教导团一样全部安全退出。”
广东省委委员亚强说：“当时赤卫军的确可算是布尔什维克化，但对军事上完全不娴熟，以致无法指挥，混乱异常。”
所有这些，都是集中说一个问题：工人赤卫队在广州起义的过程中很难指挥。既然从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为何偏偏要求徐光英有能力指挥他们全身而退呢？
客观地说，广州起义策划的时间很短，徐从开始策划到发动日不到一个月，而且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开始仅仅和张太雷、周文雍两人联络，到临近发动日，才召集有关教导团的党员军官开秘密军事会议，工人连队则派出专业军事人员进行军事指导，这些军事人员对工人赤卫队并无指挥权，而且这些指导人员皆非广东人，语言沟通还需人翻译。徐光英自身与工人赤卫队的直接联系很少，他只是派出无指挥权的军事指导人员，布置任务须通过周文雍进行。甚至红军和赤卫队指挥部都分开两处，红军司令部在公安局，赤卫队指挥处设在旧省长公署。随着战情的恶化，工人赤卫队分散于整个广州市区，而徐光英下达撤退令时，周文雍恰恰又不在场，还是黄平出来遇到周文雍才将撤退令告之。黄平的回忆录中也曾提到，他曾建议将军队和赤卫军的指挥权统一起来，但后来也无法实施。黄平的回忆也说明了一点：广州起义军队和赤卫军的指挥权是分开的，徐光英基本上对工人赤卫队，没有指挥的能力，徐光英在自辨书上提到，当他试图联络赤卫队时，敌军已经占据了主要道路，他有让军队退走时通知一同作战的赤卫队，但没有料到军队只通知到部分赤卫军，原因是赤卫军过于自由行动，不在固定地点，比如由赤卫军把守的西瓜园一带，赤卫军竟以四、五百人分散于各街巷之间，以至部分人通知不到。徐光英并未推卸责任，他说：“致使部分同志无法通知，这是可惜的，亦是负责技术上处置的错误，但不论如何确定，无法通知，不是不要通知，此点要请原谅我，当时一人作事，不能一一去告诉他们。”
此外，还有一个乡土的原因，使得即使有充裕的时间，也很难让赤卫队全身撤出，赤卫队都是纯粹广州人，他们在此都有家小，并需要工作养家，赤卫军是松散组织，他们虽然满怀革命精神，但没有像正规军队那样有服从命令的义务，很难像军队那样说走便走。赤卫军被通知到的，有的退出了战斗，但退出战斗不等于建制性的退出广州，他们更多还是各自回家藏身。赤卫队最多的牺牲不是在战场上，而是敌军占领广州后的报复，广州工人的的工会分红色及黄色两派，黄色工会的势力还大些，张太雷就是被黄色工会的武装人员枪杀的。两派工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彼此熟悉，许多曾参加起义的赤卫军遭受黄色工会人员的指认，被敌军逮捕遇害。徐光英在失败后并未立即离开广州，周文雍将其藏在可靠的工人家中长达一个多月，他亲眼目睹了失败后赤卫军被屠杀的场景，令他非常痛心。在他暮年之际，在参观人民大会堂，走进广东厅时，见到当时摆放的一组表现广州起义的广东牙雕工艺品，他在牙雕前久久伫立，老泪纵横、语不成声地说：那些工人非常勇敢，宁死也不退。
综上所述，在下令撤退时未能通知到所有工人赤卫队人员，身为下令者徐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对此，他也没有回避。责怪徐光英可以，问题是客观来看当时情形，谁人又能拿出更好可行的办法呢？看看徐下令撤退之前，指挥部的情形，黄平写到：“天黑以后，我也觉得大势已去，苦在自己不懂军事，也不知道找谁来收拾局面。我就召集在场的几个文职同志讨论，我说情况紧急，我们应该坚持到底，我建议叫恽代英同志转入地下，将来为这次英勇斗争写历史，大家没有异议，通过。我们在公安局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做，神志恍惚，似乎是在等敌人来到悲壮牺牲而已。”在张太雷牺牲后，理论上黄平就是广州起义的最高领导者，他所形容的情形就是指挥部束手无策，徒然充满革命的悲情主义色彩。在领导层当时这种情形下，专门去苛求徐光英确实不太公平。
四、徐光英为何没有在发动起义时下令拘捕居于东山的张发奎等人，使张得以连夜渡江组织反攻。
这项指责较多见于事后参与人对于失败的总结中，比如参加起义的警卫团上校团长梁秉枢在总结时说：“徐光英个性太强，不接受群众合理意见。” “大家提出要扣留张发奎或派兵包围他的公馆使他不能外出，徐光英未能接纳这个合理建议，致使张发奎逃往河南，下令调部队回来返攻。” 黄平的回忆中说是工人赤卫队武装薄弱，没有希望缴他们的械，而教导团的任务繁重，也没有余力到东山。不过，照同时住在东山陈公博的回忆，他们的保安由宪兵组成，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所以，如果去做，似乎并不是件特别困难的任务。
张发奎这个人物有些特别，他并非蒋介石嫡系，而是粤军的代表人物，他统领的粤军是北伐主力，他在相当时间内对共产党比较友善，特别是在蒋介石27年清共后，中共军人许多被清算，但张发奎并未追随蒋介石的清共活动，使中共早期军事人员都向他的序列集中，如果按他统领的第四军系列算，开国十大元帅中五人，十大大将中六人都曾是他的部下；按第二方面军算则更多。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共内部都产生过是否争取张发奎参加的争论，广州起义前夕，中共高层恽代英还前往张发奎府邸与其洽谈（见张发奎回忆录）。多年后的1980年张发奎在香港去世，叶剑英元帅对这位昔日同乡、长官发布了公开唁电："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电致信，尚希节哀。"可见，中共对张还是有另眼看待。而张发奎对徐光英而言，也并不陌生。以叶挺为师长，徐光英为参谋长的二十四师曾是张发奎部队中的主力，张发奎是徐的顶头上司，大家又是广东同乡，是否因此徐光英就不忍对这位一向对中共还算友善的同乡上司下手？从徐光英个性来看，倒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徐不会不知道中共知识分子政治领导层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张如果被控制，结局可能不会好。
不过，由于当事人皆已过世，此事已是无从查证。
五、李立三对徐光英等人的政治纪律处理最终的结果及影响。
起义失败后，以李立三为首的广东省委，就广州起义的评价、失败的原因、对主要领导人的纪律处分三点，与中共中央的意见争锋相对。李立三认为广州起义仍然贯彻的是“军事投机主义”路线， 失败主要原因是领导层不力，必须对领导层严厉处分。为了解决争端，中央派邓中夏前往广东。邓中夏于28年2月9日在省委会议上代表中央发言，表明中央态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力量悬殊，暴动领导层尽力，政治纪律处理得没道理。其中特别提到退却及对徐光英的处理问题，他这样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退却问题，省委决议中说退却时未设法通知，致牺牲如此之大。事实上当时却又很多困难情形，太雷同志之死，使全盘情形无一人可以详悉。当情形危急时国际代表提出退却意见，当时指导机关负责同志仍主张坚守，及后得到敌人已到小北，十五分钟内可以攻入的消息，始正式决定退却。当时或许因时间匆促及交通断绝关系，以致无法普遍通知。说到徐光英同志他并不是自己逃跑，总算是已通知了红军全体及赤卫队一部分，说负责人完全没有通知，是说不过去的。由此当做莫大罪状更是大不妥。”
28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五号通告（广州暴动意义与教训，其中对于广东省委对领导层的严厉惩治，明确表示不能认同，通告中说：“因此，政治纪律在这次广州暴动中，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不仅在坚决执行党的暴动政策，并且对于这一伟大创造实尽了不少力量的事实面前便不能成立。若认为退却时负责同志应有所处分，則只能适用普通纪律，广东省委于此应有一明确的认识，不能因群众于失败愤激之余，而主张严惩负责同志，以政治纪律便也随着偏颇下去。”
就此，李立三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领导层的纪律处分最终未能生效。但是李立三不顾起义新败，革命处于低潮，敌人四处抓捕的形势下，强行将领导层大部分下放，去发动暴动，工人领袖周文雍最先被捕遇害，接着就是市委书记吴毅。叶挺不服前往苏联申述，遭受冷遇后前往欧洲与党失去联系，徐光英被下放到与福建交界的饶平县，他在当地组织了农民军，领导过福建平和起义。后来中共又召集徐光英前往广西参与百色起义，起义失败后徐被百色起义领导人贺昌加以不实之词后脱党（详见文章《中共早期高级军事将领徐光英脱党缘由始末》https://www.6parkbbs.com/index.php?app= ... id=2563728）虽然徐光英脱党是在百色起义之后，但他产生孤身奋斗思想却是在广州起义后被开除出党时。他当时就向党表示：“......个人的牺牲不以为念，家庭的牺牲不以为念，家人因我而牺牲也不以为念，不但不以为念，并且因此益坚我志。殊意更因一时错误，而要将我开除党籍，我诚愈想愈自觉可惜，所以将开除理由加以说明，如诸同志以为是，则请减轻处罚，俾可为党努力；如不以为然，则我以后惟有只身奋斗，以事实来证明我的坚决，绝不以此而羞耻，而不革命。这是我的和最后热诚几句，敢向你们自讲的心坎话，是否如何，诸希裁夺。”徐光英一语成真，他真的以其后来的传奇经历，践行了‘只身奋斗，坚持革命’的诺言。 李立三路线对中共的危害非常严重，而李立三路线的特点之一就是严酷对待党内同志。
小结：作为职业军人，徐光英对广州起义的军事策划是成功的，起义部队及工人赤卫队在一天之内占领了华南最大城市，起义的失败是双方军事实力过分悬殊。预先未作撤退计划不是徐光英的责任，是当时政治路线的结果。撤退令是徐光英所下达，是极端不利情势之下的当机立断，并非慌乱退缩。作为撤退的执行人，撤退令未能传达到全部工人赤卫军，徐有一定责任，但存在诸多客观因素使其无能为力。未下令拘捕张发奎等，原因不明。事后李立三主持的广东省委对起义领导层的纪律处分，将徐光英开除党籍的决定蛮横、不公正，被中共中央所否决。但由于最终徐光英还是脱离中共，使得后来一些关于广州起义的文章、书籍不时引用当初李立三路线下对他的一些不公平的评价，矮化他在广州起义的作用，这种作法违背了对历史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徐光英与广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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