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看过。英若诚的《水流云在》也读过。记得有人发现中译版和英语原版有些政治避讳的差别。我当时抄了半天英若诚在牢里做的各种美食，那是“活着”的人生哲学的精髓。作者最后又扯到上官云珠，我从来看不出她漂亮，只觉得她是老实人模样。最后的最后，陈丹燕的书太小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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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昨天去世的黄蜀芹导演说起
倪一宁 2022-04-23 10:23
01
昨天19时48分，黄蜀芹导演在上海因病去世了，享年82岁。
黄蜀芹一生共拍摄了八部影片、三部电视剧，她的镜头常常是对准小人物，用小题材折射大时代，她最有名的两部电视剧，《孽债》和《围城》，讲的都是被时代抛到上空、却只能隐忍着坠落的普通人的故事。
02
《孽债》是一部1994年拍摄，1995年播放的电视剧。
跟我相仿年纪的人，或许会记得那首歌：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故事很简单，就是上海知青返城后，他们留在西双版纳的孩子，结伴搭乘火车来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最后五个来寻亲的孩子，四个失望地回到了云南，一个入狱了。
或许比较困难的，是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故事。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后期，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地离开城市，到最广大的农村定居并参加劳动，即“插队落户”。
这个漫长的时间跨度，足以让很多人在当地农村结婚生子，有的是跟老乡结合，有的就是知青内部消化。
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从军、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但是这个政策的“执行空间”很大，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回城，很大程度是由你的领导说了算。
所以有了严歌苓的小说《天浴》，后来陈冲把它拍成了电影：李小璐饰演的文秀插队到西藏牧区，为了争取一个回城指标，她被迫跟不同的干部发生性关系，又不断被欺骗，最后她怀上了一个父亲不详的孩子，做人流的时候又被医生羞辱。
再然后，她请求牧民老金朝她开枪，终结了短暂的生命和漫长的痛苦。
李小璐很讨厌这个电影，虽然这让她16岁就成了金马影后。因为陈冲曾答应她不会有任何裸露镜头，最后却找了裸替。
她认为陈冲欺骗了她——某种程度上，我能理解她的愤怒，她担心观众认为那个裸露的女人是她，少女觉得自己的纯洁被冒犯了。
多年以后，李小璐因为冒犯了“女人必须要忠贞”的公序良俗，从荧幕上永远地消失了。
03
1979年以后，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
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自己种地养自己，城市居民则是国家按户分配粮食和住处和一切资源，而资源又那么有限，所以城市户口把关把得很严。
回城政策是，只有知青自己返城能落实户口，不连带任何人，包括在农村结婚的对象和孩子。
所以摆在知青面前的路有两条，要么死心塌地留在农村，要么抛下爱人和孩子，自己返城。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一个冷知识，上海在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就有几块飞地，其中最出名的飞地在江苏盐城的大丰区，这里的居民多半是上海静安区或宝山区户口，孩子可以参加上海高考。
因为这里曾经安置了大量的上海知青，一部分是原先就在这里插队的，一部分是从新疆回来的，上海放不下这么多人，就把他们安排在了盐城。
04
电视剧《孽债》是根据叶辛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叶辛本人就有过插队经历，他提到过促使自己写这个小说的原因——悲剧在生活中确有原型。
第一个是叶辛离开插队农村的时候，路上突然有人叫他，是一个一起下乡去的上海女知青。
已经是1979年了，当时一起去到同一个公社的60个上海知青，叶辛是第59个离开的，而这个女知青就是最后一个。
她因为和当地农民结婚，按当时的政策不能回城了。
叶辛看着她拉着一个拖着鼻涕的孩子，又隆起来的肚子，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们都走了，那你怎么办？”
那女知青顿时悲从中来。
第二个是云南知青大返城时，昆明火车站候车室先后收集到了数十个知青弃婴。
因为知青虽然可以返城了，但他们的前景仍不明朗，工作生活没有着落，城市的住房十分紧张，这样的情况下，拖着孩子难以生存，只能丢弃。
第三个故事是一位上海知青下乡到了宁波鄞县，与当地农民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大返城开始后，她离了婚、然后通过顶替母亲职位的方式回到了上海。
她原先承诺回城后稳定下来就复婚的，但违约了，也不难理解：插队的时候人只想着生存，啥都能凑合，一旦有了一点喘息空间，就想要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追求精神交流……
她再婚并且有了孩子，结果乡下前夫又拖着两个孩子找来了上海……
孽债就是在这些真实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而且叶辛特意把主角设置为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他们是返城诉求最激烈的一群人，就是他们血的抗议，拉开了知青返乡的序幕。所以一旦政策松动后，他们离开得格外果决，因为很怕再“变回去”。
多年前看到一个细节，至今印象深刻：七七年、七八年，高考恢复以后，很多人因为准备不够充分，考得并不理想，但基本只要被录取了就去了，不挑什么学校——因为很怕明年就不能考了。
05
《孽债》电视剧里，这些小孩来到上海找到亲生父母以后，父母亲人的态度几乎都是如出一辙的冷淡。
一是经济压力，这些知青回到上海，对原生家庭是一种负担，家里七八口人住10平米的房子并不稀奇，有的家庭不仅要打地铺、搞上下铺，甚至还要分时间段轮着睡。这些知青自己又没有“单位”，只能当小摊贩谋生，个体户经济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么催生起来的——所以很难养孩子。
另一方面，这些知青渴望把前尘往事一笔勾销，开展新生活，而一个成天在跟前晃悠的孩子，无疑是一个时时刻刻提醒你的过去的证据。
当然，这些父母都是自私的、有罪的，但最大的罪愆毫无疑问来自时代。
06
黄蜀芹拍《孽债》的时候是1994年，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上海经济还没有腾飞，还是一个灰头土脸的美人，所以她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当年普通人恶劣的生活条件：
7平方米的亭子间要住下全家老少、棚户区都没有拆迁、厨卫要跟邻居共用……夏天一个人在屋里洗澡，全家人都要躲到阳台上。
这两年很多年轻人为高房价所苦，盼望回到“分房子”的年代，但问题是假使真的回到那个时候，分房子未必轮得到你，而真正大规模开始分房子，恰恰是1994年全面放开市场经济以后……
顺便提一句，第一个提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必经道路”这个观点的男人，叫顾准，在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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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4岁的顾准就已经是上海的财政局长，但很快他就跟上级发生了冲突：上级提出用“民主评议”的方法来给企业征税，顾准认为上海企业一般都有健全的账册，完全可以依税率计征。
为了坚持这么一个简单的“常识”，他被领导撤了职，认为他“自以为是，目无组织”，那位领导甚至说：“如果顾准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
那位领导后来也被打倒，没有饭吃，甚至被亲儿子踹断了三根肋骨。
总之，从1952年开始，顾准就不断地挨整，他甚至是全国唯一一个被划了两次右派的人。
他的妻子被连累自杀，罪证是被人揭发曾经把顾准的手稿揉烂后冲进马桶，因为资料太多，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
他的孩子跟他划清界限，1974年，肺癌晚期的顾准恳求孩子们来见他一面，没有一个人前来。
最后，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前程，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写下了认罪书，摘了“右派”的帽子。
08
黄蜀芹另一部更出名的电视剧是《围城》，里头陈道明演方鸿渐，英达演赵辛楣。
小说里赵辛楣是比方鸿渐更讨喜的人物，聪明、淘气、讲义气、还很混得开，杨绛说原型是一个“我们都很喜欢的小男孩”，年轻时候的英达相貌堂堂，演这个角色很合适。
演高松年的则是他的父亲英若诚。
以前写过英家的百年辉煌史，冬奥会是上等人的狂欢吗？
英若诚确实是个传奇，他是北京人艺黄金时代的台柱之一，也是翻译阿瑟·米勒等人戏剧作品的翻译家。拍围城的时候，他还是中国的文化部副部长。
他的爷爷英敛之更神奇。一个摇煤球的旗人，捡废纸练字，一个道士诱拐他为徒，被一书生拦下，成了书童。陪同师傅给皇亲家的千金上课，自由恋爱，居然成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乘龙快婿。
英敛之后来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精通多国语言，钱钟书说全中国真懂英文的，加起来只有两个半。一个是我自己，半个是复旦大学的林同济，另一个，是辅仁大学的英千里。
一九四九年，英千里前往台湾，跟妻儿从此断绝音信。
英千里又继续担任辅仁大学副校长，编写了台湾从初一到大学的英语教材。多年后英若诚终于能够前往台湾扫墓，是因为父亲一个学生的帮助，那个学生姓马，叫英九。
09
英若诚晚年接受美国女作家康开丽的采访，整理成一本自传，又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书名叫《水流云在》，出自杜甫的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他对这句诗显然有特殊的感情：这也是当年刻在英家别墅的大石头上的字。
翻译成英文，大概就是英若诚的座右铭：be water，my friend.
在自传里，他一上来就讲了自己文革期间坐牢的经历，他被捕却没有给出理由，他要跟妻子反复揣摩，才觉得应该是跟被打倒的前北京市长彭真交往过密的缘故。
但全书的华彩部分也在于此，英若诚展示了一个天才的狡黠、聪慧、和乐观：
“我亲眼看见很多犯人自杀，有的疯了，下决心自己绝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人本能地追随积极向上的东西。洞穴时代的原始人还发明了游泳自娱自乐，我也是那么做的。”
他先是自制了勺子。监狱里不提供喝粥用的勺子，他便看中了洗漱间一把铲子的长把柄，用地上常有的碎玻璃，每次洗漱都暗中去把铲子柄锯深一点，两周后终于割下来十八厘米的一截硬木，雕出了一把很漂亮的木勺，吃饭时别人最后用手指刮碗底喝粥，他用木勺把有限的食粮吃得体面又干净。
他用类似的办法自制了“笔”，又向同监狱的犯人学会了做酱、向泥瓦匠学会了砌水泥，跟香港工程师学会了利用溪流发电，还学会了种葡萄、孵小鸡、还做了108个白子，108个黑子，和狱友下棋玩......
因为英若诚太能折腾了，而且没有一点蹲监狱的觉悟，于是三年里他被不断地换监狱蹲。
他在每次写罪行交代材料的时候，偷偷省下纸张，然后用自制的“笔”记录下了一套菜谱：糖蒜、豌豆黄、蜜饯海棠……
记这些是因为：
“我没有指望能回到城里生活，所以得学会自己做几样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奶油、奶酪、法式面包，还有北京的几样传统小吃。我不能想象没有这些东西生活是什么样子。”
10
他那么聪明乐观沉稳，接受美国女作家采访的时候，又表达得如此克制。
他坚持说监狱里没有虐待，但英达说：“父亲说监狱里不打人，顶多就是罚跪。但是他的难友们跟我提到过，我父亲挨过很重的打，多数还是为别人，有些刑罚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但任何一个看过那本书的人，都会记得英若诚描绘的细节：犯人在监狱里要取下腰带，“以免他们企图逃跑”。他还解释说，“缅裆裤没有腰带绑着，整条裤子就会滑落到脚镣上。所以犯人都得提着裤子，要逃跑很困难。”
但也许更重要的效果是：“也很伤一个人的体面和尊严”。
父母都在蹲监狱，姐姐去了内蒙古，8岁的英达完全成了“孤儿”：
天气好一点的时候睡街上乞讨，天气恶劣的时候住在下水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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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回《围城》，对于改编成电视剧，钱钟书起先是抗拒的：拙作上荧屏不相宜。
后来一是老朋友柯灵引荐，二是黄蜀芹跟钱家算是世交：
1940年，钱锺书和杨绛在上海的生活相当拮据，就在这时，黄蜀芹的父亲黄佐临的剧团看中了杨绛写的两个剧本，送上来一笔丰厚的稿费，解了燃眉之急。
黄佐临也拍电影，合作最多的男演员叫石挥，现在没什么人认识他，但他当年是上海滩的“话剧皇帝”。
张爱玲做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里，年纪轻轻的他饰演老丈人，里头群星荟萃，演交际花施咪咪的是大美人上官云珠.
演小姑子的是汪漪，她有个红颜薄命的外孙女，叫陈宝莲。
客观地说，其他人的表演和台词都有时代痕迹，只有石挥的演技是跨时代的。
1957年，石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东吴大将“假话”》：
有人不喜欢别人说真话，有人不允许别人说真话，有人不敢说真话，有人说了真话真吃了亏，有人说了假话反而得到尊重，于是乎真话逐渐少了，假话逐渐多了，这是我们新社会中极不应该有的现象，是一股逆流。
因为这篇真情实感的文章，上影厂组织了对石挥的揭发批斗会，连他跟周璇的往日恋情也被重新翻了出来。
1957年11月20号，石挥没有继续去参加自己的批斗会，而是登上了一艘名为“民主三号”的轮船，这是他拍摄《雾海迷航》时体验生活和采外景的地方，因此船员们都不觉得稀奇，以为他又是来体验生活的。
当天夜里，有好几个人看到石挥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甲板上望着大海出神。
之后，石挥失踪了，他消失在了大海上。
17个月后，有人在吴淞口外的海滩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由于浸泡时间太长面目无法辨认，最后人们是通过尸体上的手表、腿上的伤痕证明了尸体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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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某种程度上石挥是幸运的，走得最早，最干净，那些批判过他的朋友，后来也都被整了：赵丹、郑君里……
死得最惨烈的应该是他的前同事上官云珠，这是一个长相风情万种、性格刚毅果决的女明星，会用装疯卖傻来对付红卫兵，被打得遍体鳞伤，也知道自己不能自杀——因为自杀就是因为“畏罪”，就更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会使孩子受连累。
但她这么努力地勉励自己，还是撑不下去了。
1968年11月23号凌晨，她还是从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一个公寓四楼，跳了下去。
正好跳在一筐青菜里，一开始还会说话，说自己是住在哪里，没有送到医院就死了，死在一张从小菜场借来的黄鱼车上。
至于那筐菜，小菜场的人用冲垃圾用的橡皮水龙头，打开水龙，把菜上的血冲掉，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卖掉了。
（上官云珠的家，她从这座楼的四楼窗口纵身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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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真的扯太远了，没有办法，就好像一个线头，轻轻一碰，就能拉扯出无穷的悲剧。
但或许并不多余。
1978年，上海电影局为上官云珠平反，并为她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这时，在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家里找不到一张可以用于追悼大会的遗像照片，她所有的照片都已经被烧毁了。
多年以后陈丹燕采访了很多故人，写成了一本关于上官家的书：《上海的红颜遗事》。
陈丹燕说人们如今回避提起那样的往事，也许也出于一种羞耻感吧——最好能忘记命运的重拳。
事实上，我怀疑苦难唯一的意义，就是变成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时时刻刻震荡在空气里，提醒人们：不要重来，不要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