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否认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人其实是不知道“中流砥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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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浩纪念集·张浩年谱》说，张浩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的共产国际七大还没有开完即被派回国，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经外蒙古，再穿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西沿的鄂托克旗，1935年11月7日张浩到达陕北定边，找到县委，了解到中央红军已在陕北，说明自己身份后，要求见中央。1935年11月18日，到瓦窑堡，见到了总书记张闻天，并把李立三编写的电台密电码交给了中共中央。
1935年第四季度，潘汉年在卢镜如的陪同下，在共产国际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完全背熟。
1935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之命返回莫斯科，负责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进行谈判。邓文仪到莫斯科后，先是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与王明直接会面，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密商谈。由于此信发出后一连数日未得回音，邓又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帮助联络王明，以便见面详谈。中共代表团得到消息后，于1936年1月11日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见邓，了解其真正动机，再视情况决定是否由王明出面。1936年1月中旬，王明找潘汉年说：蒋介石派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来找我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这可是一件大事情；我和陈云商议，陈云说你是个“谈判高手”，因此我们商定派你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身份，去和邓文仪接触；办完这件事，你再回国。1月13日晚，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密会邓文仪，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两党比较高级的领导人之间最早的一次秘密会见。邓文仪向潘汉年具体介绍了南京方面关于两党合作的基本考虑和初步设想。接着，1月17日、22日、23日，王明三次会见了邓文仪。前面两次是正式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确定25日安排一名中共代表与邓文仪同赴南京谈判。不过由于23日蒋介石紧急召回邓文仪，邓文仪临时约见王明（有的史料说是约见潘汉年）告知此情。但确定1936年7月在南京和国民党代表陈果夫继续深谈。王明让潘汉年赶紧回国，向张闻天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向张闻天阐明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唯一的能够动员全国人民去与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的策略，要中共中央把与蒋介石商谈“合作抗日”作为首要的中心工作来抓。
1936年2月24日，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不料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旅游旺季的4月8日，潘汉年才以旅游者的身份，乘坐国际列车，取道巴黎，从马赛乘船到达香港，此时已是1936年5月中旬了。潘汉年到香港后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而上海由于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白色恐怖特别严重，进入上海十分危险。这时距和邓文仪商定的7月会见陈果夫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先回陕北再来南京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而且怎样过上海也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告诉陈，他已到香港，让陈果夫派人来和他联系。1936年7月7日，陈果夫派人在香港《生活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肖叔安是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谈判时用的化名）见面后，才知道黄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的化名。与张冲一起，潘汉年平安到达南京。可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汉年尚未和陕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潘汉年在1936年8月1日乘火车到达西安，8月8日顺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保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听取潘汉年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潘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联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情况的汇报。据称仅仅向时任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单独汇报：张闻天与王明、博古属于同一派系，加之潘汉年身负重要密码却无故滞留香港两个月，引起毛泽东不满。[28][29]然而有学者考证反驳称，当时周恩来、毛泽东共同听取了潘汉年的报告，且密电码早已在之前的活动中带回国，这种对毛泽东不满的猜测不成立[30]。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博古也从瓦窑堡前来参加会议。潘汉年也列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8月11日毛泽东即曾致电当时在张学良部中的中共代表刘鼎，要他设法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8月25日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9月1日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把“抗日反蒋”的口号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离开陕北保安前往南京。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中共谈判代表。由于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10月22日，毛泽东电告潘汉年，要他带上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直接去见陈立夫”。于是，潘汉年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直接同陈立夫对话。11月9日，潘汉年只身从上海赴南京联系陈立夫，不料正在寻找潘汉年的陈立夫已飞往上海。经张冲电话协调，潘汉年连夜折回上海寻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终于在上海沧州饭店会晤。然而，这时西北军事形势对国民党颇为有利，蒋介石借机大大提高谈判的条件，强调必须先解决军事问题。潘汉年指出：“这是蒋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由于国民党方面明显缺乏诚意，这次谈判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结果。随后，潘汉年又与陈立夫在上海、南京两地正式谈判了两次，由于蒋介石坚持收编立场，谈判依然没有进展，一度陷入了僵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指示在上海的潘汉年与南京接洽协调，协商解决事宜。潘汉年衔命赶往南京，积极与宋美龄、宋子文等联系沟通，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他在上海、南京等地同陈立夫、宋子文等多次洽谈，妥善解决了国民党撤军、争取红军给养、释放政治犯等善后问题。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潘汉年才完全结束了他作为中共在上海、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联络的全权代表的特殊使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的工作中去。[18][31]。
对日抗战
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期间，为首版《毛泽东自传》题写书名。上海沦陷后，撤往香港。期间，潘汉年指示袁殊接受杜月笙的介绍及戴笠的委托，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24]。年底赴香港，与廖承志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1938年9月，潘汉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39年赴港从事情报工作。1939年秋，中共中央社会部任命潘汉年组建领导设立华南情报局[32]。
接触岩井公馆
中共代表潘汉年在袁殊引荐下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岩井要求中共与日本、东南局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情报的单位）在香港搜集关于英美、国军的资料[33]:96-113。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汪政府的影佐祯昭会面，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基本共识[34]。1940年在经过饶漱石同意之下潘汉年与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新四军展开交流合作[35]。1941年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36]，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抗日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戴笠：“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我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极之巨奸。”[37]陈恭澍对李士群与中共联手感到痛心：“七十六号（汪政府下以李士群为首的组织）”是杀人不眨眼的，他们是一伙汉奸、强盗、流氓及共党份子组成的罪恶集团，以往人们以为“七十六号”只是一个罪恶的渊薮而已，但很少人了解，它还在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并协助共党份子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38]。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39][40]。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民政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实际上其为饶漱石的人）（化名）在南京与日军及汪精卫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 [41]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民革命军作战之兵力，现奉日军命令汪逆精卫会见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进行谈判，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42][43][44]。
1938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成立“特别调查班”。袁殊此前作为报社记者与领事岩井英一长期保持信息互换关系，因而被招入作为少有的中国籍情报员。“特别调查班”后来成为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情报的情报单位“岩井公馆”。[24]
1939年，袁殊按照军统指示暗杀七十六号负责人李士群，不料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叛变导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以袁殊外务省情报人员身份说服日本“梅机关”首脑影佐贞昭，将袁殊转回外务省，并要袁殊写下《兴亚建国论》，公开与日本人合作，并要求袁殊负责组建“岩井公馆”。潘汉年案中，许多人写信指责袁殊为汉奸，但袁殊坚称为潘汉年所指使。[24]
后潘汉年在袁殊的介绍下以“一位叫胡越明的关心国事者”的身份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24]，岩井要求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在香港搜集情资[45]。袁殊称自己未经潘汉年同意即披露了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而岩井英一并未点破“胡越明”的身份，双方心照不宣地进行信息交换，这一点日后被指认为袁殊的“重大政治错误”[24]。
于是潘汉年开始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动向，同时把日方情报交流原始电报传回延安[46]。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由于岩井与潘的合作关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到岩井领事馆的护送，潘汉年移往上海并取得日方签发的特别通行证[47]。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会面。[48]潘汉年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由机密费中拨款，向中共提供总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后来潘汉年提出双方停战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让影佐祯昭与其会面建立与日军直接合作的基础[49]。
1940年，袁殊应邀访日，根据多方情报与日本间谍活动判断，指出日军将进攻东南亚而不是配合苏德战场。这一情报经由潘汉年传回延安转告苏联。苏联自此可以将东线对抗日本的40万兵力悉数调往西线对抗德国，事后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24]
出入七十六号
1939年秋天，汪伪间谍机构七十六号头目李士群透过秘密途径向中共表示建立联系的请求，且希望其友胡绣枫能担任联络。潘汉年和廖承志经上级同意，派遣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中建立联络。[32]1940年，在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之下，袁殊引荐潘汉年与七十六号首领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中共展开交流合作[35]。
1941年12月，日本对英美法宣战，上海租界沦陷，潘汉年决定亲自与李士群会面，地点在于李士群的私人寓所，共同参与会面的人还有：李士群太太叶吉卿、袁殊。后有称，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36]，胡均鹤随后开始负责潘汉年的保卫工作以及潘与李的联络工作[32]。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区长陈恭澍被捕，戴笠痛恨李士群，称“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国民政府方面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级之巨奸[37]。”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宅再度会面，李士群为表诚意，透露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还要求胡均鹤给予潘可支票簿以便资金获取，潘汉年婉拒未果，只得接受[32]。同年9月，李士群经潘汉年委托协助“几个助手”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李士群答应将潘汉年及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及王尧山等人护送到苏北。11月，潘汉年一行共五人至镇江，胡均鹤与汪伪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接车，王尧山颇为紧张，指认胡为中共叛变者。潘汉年回应：“胡均鹤、刘毅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后严刑拷打下自首叛变的，对国民党不会有好感，现在又落水做了汉奸，明知没有丝毫前途，因而想为我们党效点力，争取党的宽大。”翌日清晨，刘毅护送一行人过长江抵达仪征，一路护送到罗炳辉将军驻地附近。[32]
会见汪精卫
1943年4月，为刺探日军对新四军根据地扫荡计划，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派遣潘汉年前往上海负责情报工作。旋即潘汉年前往上海与胡均鹤见面，请求与李士群见面，胡均鹤陪同潘前往南京李家，因李外出会见汪精卫未能见面，随即开车前往汪公馆，在李士群安排下与汪精卫会面。尹骐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描述称，汪精卫向潘汉年表达了请求共产党参与其政府治下的议会政治，表示共产党不应该和独裁的蒋介石联合，但是潘汉年断然拒绝之[32]。根据王明回忆，“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50]。但档案显示，毛泽东是在亲耳听到潘汉年否认后才发文亲自替他辟谣。这表示潘汉年会见汪精卫是其个人行为，明显与王明的说法不符。
随后胡均鹤陪同潘汉年返回上海，潘汉年以游走新四军和日占区的商人胡越明的身份介绍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见中，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51][52]。有人怀疑，在会见汪精卫的事后，潘汉年奉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53]。
通敌叛国之争议
对于与日伪机关合作，中共解释说是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54][55]此次会面被国民党情报人员获悉，随后国方以此宣传并攻击中共。毛泽东得到潘汉年亲口否认后选择了相信，于是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然而事实上会面确实发生了，潘汉年十二年来始终否认此事，只在唯一的知情人胡均鹤被捕后才承认。[28][56]
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化名）在南京与敌军及汪伪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41]。”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57]。”蒋中正电令：“有无潘汉年在伪方活动，交两统（中统、军统）局查报[58]。”
1943年10月7日，林蔚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3月13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来甯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另据伪特工消息，谓伪之与中共在沪人员有相当联系，伪特工并派胡均鹤经常来往苏沪一带，负责联络事情[59]。”陈恭澍对中共与日军联手感到痛心，指责共产党利用七十六号进行地下活动，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38]
会见汪精卫一事先未向中共高层批示，事后影响巨大也未做检讨，直至1955年潘汉年向中共中央上书检讨。1945年，饶漱石以中共华中局名义写信给毛泽东，称潘汉年在工作中违反纪律，当时正要会见潘汉年的毛泽东并未理睬[13]。1955年，渡江战役中投共的多面间谍、亦是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唯一见证人胡均鹤被捕，潘汉年后上书检讨此次会面后，随即被捕，毛泽东批示潘汉年从此不能信用，其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日后成为其毛泽东判定其有“内奸”罪行的重要依据[14][60]。潘汉年自己后来解释，自己当时与饶漱石不和，畏惧自己因坦陈错误受到责罚，而选择三缄其口[61]。
1935年第四季度，潘汉年在卢镜如的陪同下，在共产国际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完全背熟。
1935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之命返回莫斯科，负责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进行谈判。邓文仪到莫斯科后，先是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与王明直接会面，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密商谈。由于此信发出后一连数日未得回音，邓又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帮助联络王明，以便见面详谈。中共代表团得到消息后，于1936年1月11日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见邓，了解其真正动机，再视情况决定是否由王明出面。1936年1月中旬，王明找潘汉年说：蒋介石派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来找我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这可是一件大事情；我和陈云商议，陈云说你是个“谈判高手”，因此我们商定派你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身份，去和邓文仪接触；办完这件事，你再回国。1月13日晚，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密会邓文仪，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两党比较高级的领导人之间最早的一次秘密会见。邓文仪向潘汉年具体介绍了南京方面关于两党合作的基本考虑和初步设想。接着，1月17日、22日、23日，王明三次会见了邓文仪。前面两次是正式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确定25日安排一名中共代表与邓文仪同赴南京谈判。不过由于23日蒋介石紧急召回邓文仪，邓文仪临时约见王明（有的史料说是约见潘汉年）告知此情。但确定1936年7月在南京和国民党代表陈果夫继续深谈。王明让潘汉年赶紧回国，向张闻天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向张闻天阐明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唯一的能够动员全国人民去与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的策略，要中共中央把与蒋介石商谈“合作抗日”作为首要的中心工作来抓。
1936年2月24日，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不料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旅游旺季的4月8日，潘汉年才以旅游者的身份，乘坐国际列车，取道巴黎，从马赛乘船到达香港，此时已是1936年5月中旬了。潘汉年到香港后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而上海由于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白色恐怖特别严重，进入上海十分危险。这时距和邓文仪商定的7月会见陈果夫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先回陕北再来南京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而且怎样过上海也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告诉陈，他已到香港，让陈果夫派人来和他联系。1936年7月7日，陈果夫派人在香港《生活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肖叔安是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谈判时用的化名）见面后，才知道黄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的化名。与张冲一起，潘汉年平安到达南京。可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汉年尚未和陕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潘汉年在1936年8月1日乘火车到达西安，8月8日顺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保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听取潘汉年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潘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联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情况的汇报。据称仅仅向时任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单独汇报：张闻天与王明、博古属于同一派系，加之潘汉年身负重要密码却无故滞留香港两个月，引起毛泽东不满。[28][29]然而有学者考证反驳称，当时周恩来、毛泽东共同听取了潘汉年的报告，且密电码早已在之前的活动中带回国，这种对毛泽东不满的猜测不成立[30]。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博古也从瓦窑堡前来参加会议。潘汉年也列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8月11日毛泽东即曾致电当时在张学良部中的中共代表刘鼎，要他设法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8月25日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9月1日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把“抗日反蒋”的口号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离开陕北保安前往南京。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中共谈判代表。由于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10月22日，毛泽东电告潘汉年，要他带上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直接去见陈立夫”。于是，潘汉年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直接同陈立夫对话。11月9日，潘汉年只身从上海赴南京联系陈立夫，不料正在寻找潘汉年的陈立夫已飞往上海。经张冲电话协调，潘汉年连夜折回上海寻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终于在上海沧州饭店会晤。然而，这时西北军事形势对国民党颇为有利，蒋介石借机大大提高谈判的条件，强调必须先解决军事问题。潘汉年指出：“这是蒋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由于国民党方面明显缺乏诚意，这次谈判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结果。随后，潘汉年又与陈立夫在上海、南京两地正式谈判了两次，由于蒋介石坚持收编立场，谈判依然没有进展，一度陷入了僵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指示在上海的潘汉年与南京接洽协调，协商解决事宜。潘汉年衔命赶往南京，积极与宋美龄、宋子文等联系沟通，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他在上海、南京等地同陈立夫、宋子文等多次洽谈，妥善解决了国民党撤军、争取红军给养、释放政治犯等善后问题。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潘汉年才完全结束了他作为中共在上海、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联络的全权代表的特殊使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的工作中去。[18][31]。
对日抗战
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期间，为首版《毛泽东自传》题写书名。上海沦陷后，撤往香港。期间，潘汉年指示袁殊接受杜月笙的介绍及戴笠的委托，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24]。年底赴香港，与廖承志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1938年9月，潘汉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39年赴港从事情报工作。1939年秋，中共中央社会部任命潘汉年组建领导设立华南情报局[32]。
接触岩井公馆
中共代表潘汉年在袁殊引荐下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岩井要求中共与日本、东南局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情报的单位）在香港搜集关于英美、国军的资料[33]:96-113。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汪政府的影佐祯昭会面，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基本共识[34]。1940年在经过饶漱石同意之下潘汉年与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新四军展开交流合作[35]。1941年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36]，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抗日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戴笠：“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我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极之巨奸。”[37]陈恭澍对李士群与中共联手感到痛心：“七十六号（汪政府下以李士群为首的组织）”是杀人不眨眼的，他们是一伙汉奸、强盗、流氓及共党份子组成的罪恶集团，以往人们以为“七十六号”只是一个罪恶的渊薮而已，但很少人了解，它还在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并协助共党份子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38]。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39][40]。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民政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实际上其为饶漱石的人）（化名）在南京与日军及汪精卫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 [41]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民革命军作战之兵力，现奉日军命令汪逆精卫会见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进行谈判，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42][43][44]。
1938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成立“特别调查班”。袁殊此前作为报社记者与领事岩井英一长期保持信息互换关系，因而被招入作为少有的中国籍情报员。“特别调查班”后来成为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情报的情报单位“岩井公馆”。[24]
1939年，袁殊按照军统指示暗杀七十六号负责人李士群，不料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叛变导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以袁殊外务省情报人员身份说服日本“梅机关”首脑影佐贞昭，将袁殊转回外务省，并要袁殊写下《兴亚建国论》，公开与日本人合作，并要求袁殊负责组建“岩井公馆”。潘汉年案中，许多人写信指责袁殊为汉奸，但袁殊坚称为潘汉年所指使。[24]
后潘汉年在袁殊的介绍下以“一位叫胡越明的关心国事者”的身份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24]，岩井要求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在香港搜集情资[45]。袁殊称自己未经潘汉年同意即披露了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而岩井英一并未点破“胡越明”的身份，双方心照不宣地进行信息交换，这一点日后被指认为袁殊的“重大政治错误”[24]。
于是潘汉年开始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动向，同时把日方情报交流原始电报传回延安[46]。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由于岩井与潘的合作关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到岩井领事馆的护送，潘汉年移往上海并取得日方签发的特别通行证[47]。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会面。[48]潘汉年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由机密费中拨款，向中共提供总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后来潘汉年提出双方停战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让影佐祯昭与其会面建立与日军直接合作的基础[49]。
1940年，袁殊应邀访日，根据多方情报与日本间谍活动判断，指出日军将进攻东南亚而不是配合苏德战场。这一情报经由潘汉年传回延安转告苏联。苏联自此可以将东线对抗日本的40万兵力悉数调往西线对抗德国，事后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24]
出入七十六号
1939年秋天，汪伪间谍机构七十六号头目李士群透过秘密途径向中共表示建立联系的请求，且希望其友胡绣枫能担任联络。潘汉年和廖承志经上级同意，派遣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中建立联络。[32]1940年，在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之下，袁殊引荐潘汉年与七十六号首领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中共展开交流合作[35]。
1941年12月，日本对英美法宣战，上海租界沦陷，潘汉年决定亲自与李士群会面，地点在于李士群的私人寓所，共同参与会面的人还有：李士群太太叶吉卿、袁殊。后有称，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36]，胡均鹤随后开始负责潘汉年的保卫工作以及潘与李的联络工作[32]。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区长陈恭澍被捕，戴笠痛恨李士群，称“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国民政府方面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级之巨奸[37]。”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宅再度会面，李士群为表诚意，透露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还要求胡均鹤给予潘可支票簿以便资金获取，潘汉年婉拒未果，只得接受[32]。同年9月，李士群经潘汉年委托协助“几个助手”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李士群答应将潘汉年及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及王尧山等人护送到苏北。11月，潘汉年一行共五人至镇江，胡均鹤与汪伪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接车，王尧山颇为紧张，指认胡为中共叛变者。潘汉年回应：“胡均鹤、刘毅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后严刑拷打下自首叛变的，对国民党不会有好感，现在又落水做了汉奸，明知没有丝毫前途，因而想为我们党效点力，争取党的宽大。”翌日清晨，刘毅护送一行人过长江抵达仪征，一路护送到罗炳辉将军驻地附近。[32]
会见汪精卫
1943年4月，为刺探日军对新四军根据地扫荡计划，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派遣潘汉年前往上海负责情报工作。旋即潘汉年前往上海与胡均鹤见面，请求与李士群见面，胡均鹤陪同潘前往南京李家，因李外出会见汪精卫未能见面，随即开车前往汪公馆，在李士群安排下与汪精卫会面。尹骐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描述称，汪精卫向潘汉年表达了请求共产党参与其政府治下的议会政治，表示共产党不应该和独裁的蒋介石联合，但是潘汉年断然拒绝之[32]。根据王明回忆，“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50]。但档案显示，毛泽东是在亲耳听到潘汉年否认后才发文亲自替他辟谣。这表示潘汉年会见汪精卫是其个人行为，明显与王明的说法不符。
随后胡均鹤陪同潘汉年返回上海，潘汉年以游走新四军和日占区的商人胡越明的身份介绍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见中，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51][52]。有人怀疑，在会见汪精卫的事后，潘汉年奉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53]。
通敌叛国之争议
对于与日伪机关合作，中共解释说是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54][55]此次会面被国民党情报人员获悉，随后国方以此宣传并攻击中共。毛泽东得到潘汉年亲口否认后选择了相信，于是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然而事实上会面确实发生了，潘汉年十二年来始终否认此事，只在唯一的知情人胡均鹤被捕后才承认。[28][56]
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化名）在南京与敌军及汪伪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41]。”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57]。”蒋中正电令：“有无潘汉年在伪方活动，交两统（中统、军统）局查报[58]。”
1943年10月7日，林蔚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3月13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来甯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另据伪特工消息，谓伪之与中共在沪人员有相当联系，伪特工并派胡均鹤经常来往苏沪一带，负责联络事情[59]。”陈恭澍对中共与日军联手感到痛心，指责共产党利用七十六号进行地下活动，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38]
会见汪精卫一事先未向中共高层批示，事后影响巨大也未做检讨，直至1955年潘汉年向中共中央上书检讨。1945年，饶漱石以中共华中局名义写信给毛泽东，称潘汉年在工作中违反纪律，当时正要会见潘汉年的毛泽东并未理睬[13]。1955年，渡江战役中投共的多面间谍、亦是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唯一见证人胡均鹤被捕，潘汉年后上书检讨此次会面后，随即被捕，毛泽东批示潘汉年从此不能信用，其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日后成为其毛泽东判定其有“内奸”罪行的重要依据[14][60]。潘汉年自己后来解释，自己当时与饶漱石不和，畏惧自己因坦陈错误受到责罚，而选择三缄其口[61]。
#124 Re: 很多否认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人其实是不知道“中流砥柱”的意思
事实是中共和汪伪交换情报，共同打击国府。中共自己也知道这事不光彩，上不了台面，所以坚决否认。
上次由 ridgway 在 2024年 6月 16日 21:59 修改。
#125 Re: 很多否认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人其实是不知道“中流砥柱”的意思
对于与日伪机关合作，中共解释说是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54][55]此次会面被国民党情报人员获悉，随后国方以此宣传并攻击中共。毛泽东得到潘汉年亲口否认后选择了相信，于是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然而事实上会面确实发生了，潘汉年十二年来始终否认此事，只在唯一的知情人胡均鹤被捕后才承认。[28][56]
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化名）在南京与敌军及汪伪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41]。”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57]。”蒋中正电令：“有无潘汉年在伪方活动，交两统（中统、军统）局查报[58]。”
1943年10月7日，林蔚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3月13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来甯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另据伪特工消息，谓伪之与中共在沪人员有相当联系，伪特工并派胡均鹤经常来往苏沪一带，负责联络事情[59]。”陈恭澍对中共与日军联手感到痛心，指责共产党利用七十六号进行地下活动，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38]
会见汪精卫一事先未向中共高层批示，事后影响巨大也未做检讨，直至1955年潘汉年向中共中央上书检讨。1945年，饶漱石以中共华中局名义写信给毛泽东，称潘汉年在工作中违反纪律，当时正要会见潘汉年的毛泽东并未理睬[13]。1955年，渡江战役中投共的多面间谍、亦是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唯一见证人胡均鹤被捕，潘汉年后上书检讨此次会面后，随即被捕，毛泽东批示潘汉年从此不能信用，其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日后成为其毛泽东判定其有“内奸”罪行的重要依据[14][60]。潘汉年自己后来解释，自己当时与饶漱石不和，畏惧自己因坦陈错误受到责罚，而选择三缄其口[61]。
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化名）在南京与敌军及汪伪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41]。”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57]。”蒋中正电令：“有无潘汉年在伪方活动，交两统（中统、军统）局查报[58]。”
1943年10月7日，林蔚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3月13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来甯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另据伪特工消息，谓伪之与中共在沪人员有相当联系，伪特工并派胡均鹤经常来往苏沪一带，负责联络事情[59]。”陈恭澍对中共与日军联手感到痛心，指责共产党利用七十六号进行地下活动，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38]
会见汪精卫一事先未向中共高层批示，事后影响巨大也未做检讨，直至1955年潘汉年向中共中央上书检讨。1945年，饶漱石以中共华中局名义写信给毛泽东，称潘汉年在工作中违反纪律，当时正要会见潘汉年的毛泽东并未理睬[13]。1955年，渡江战役中投共的多面间谍、亦是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唯一见证人胡均鹤被捕，潘汉年后上书检讨此次会面后，随即被捕，毛泽东批示潘汉年从此不能信用，其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日后成为其毛泽东判定其有“内奸”罪行的重要依据[14][60]。潘汉年自己后来解释，自己当时与饶漱石不和，畏惧自己因坦陈错误受到责罚，而选择三缄其口[61]。
#127 Re: 很多否认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人其实是不知道“中流砥柱”的意思
你自己贴的：
1940年，袁殊应邀访日，根据多方情报与日本间谍活动判断，指出日军将进攻东南亚而不是配合苏德战场。这一情报经由潘汉年传回延安转告苏联。
苏联自此可以将东线对抗日本的40万兵力悉数调往西线对抗德国，事后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24]
事实是中共获得极其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你想想，如果苏联当时被德国打垮会造成多大的灾难性后果。
1940年，袁殊应邀访日，根据多方情报与日本间谍活动判断，指出日军将进攻东南亚而不是配合苏德战场。这一情报经由潘汉年传回延安转告苏联。
苏联自此可以将东线对抗日本的40万兵力悉数调往西线对抗德国，事后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24]
事实是中共获得极其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你想想，如果苏联当时被德国打垮会造成多大的灾难性后果。
#128 Re: 很多否认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人其实是不知道“中流砥柱”的意思
这个是事实，但是与此同时，中共与汪伪勾结也是事实。中共不是没干一件好事，也不是没干一件坏事。
yiwu 写了： 2024年 6月 16日 22:48 你自己贴的：
1940年，袁殊应邀访日，根据多方情报与日本间谍活动判断，指出日军将进攻东南亚而不是配合苏德战场。这一情报经由潘汉年传回延安转告苏联。
苏联自此可以将东线对抗日本的40万兵力悉数调往西线对抗德国，事后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24]
事实是中共获得极其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你想想，如果苏联当时被德国打垮会造成多大的灾难性后果。
上次由 ridgway 在 2024年 6月 17日 11:10 修改。
#129 Re: 很多否认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人其实是不知道“中流砥柱”的意思
于是潘汉年开始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动向，同时把日方情报交流原始电报传回延安[46]。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由于岩井与潘的合作关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到岩井领事馆的护送，潘汉年移往上海并取得日方签发的特别通行证[47]。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会面。[48]潘汉年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由机密费中拨款，向中共提供总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后来潘汉年提出双方停战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让影佐祯昭与其会面建立与日军直接合作的基础[49]。
yiwu 写了： 2024年 6月 16日 22:48 你自己贴的：
1940年，袁殊应邀访日，根据多方情报与日本间谍活动判断，指出日军将进攻东南亚而不是配合苏德战场。这一情报经由潘汉年传回延安转告苏联。
苏联自此可以将东线对抗日本的40万兵力悉数调往西线对抗德国，事后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24]
事实是中共获得极其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你想想，如果苏联当时被德国打垮会造成多大的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