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的价值可比竹书纪年，对于先秦历史有大量颠覆性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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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整理自公开报道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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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楚国名称由来

　　“《楚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罗运环说，作为出土文献，《楚居》地位相当于传世文献《史记》中的《楚世家》。相较而言，《楚居》成书的年代更早，原始性更强，记载上至楚国先祖季连，下到战国中期偏早的楚肃王时期，涉及到37位楚公楚王的居处及迁徙等内容。

　　《楚居》面世，使中国先秦时期的国君世系，第二次得到出土文献系统证明。此前，只有《殷本纪》被甲骨文证实。《楚居》证实了《楚世家》的内容，两者所载史实，“大同小异”，再次为没有得到证明的《夏本纪》增加了可信度。

　　楚国为何称楚？这一命题一直为学界和世人所关注。《楚居》讲述了楚国名称的由来。

　　《楚居》中有这样一段对楚先君穴熊的记载：穴熊的妻子妣厉，生子丽季时难产，剖腹产后死去，丽季存活。妣厉死后，巫师用荆条包裹埋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母，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家为“楚”。

　　“自古以来，楚国有楚、荆、楚荆、荆楚之称，多认为荆与楚皆直接得名于荆条的荆。”罗运环表示，《楚居》记载楚国名称的来历史实清楚明白，很有说服力，值得信赖。

　　为楚国史研究提供细节

　　“《楚居》与清华简《贰》，为楚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细节。”罗运环说。

　　纠正了传世文献中的不足。如《史记》记载，春秋初年楚国国君宵敖与焚冒是父与子的关系，而《楚居》记载则相反，“焚（蚡）冒酓（熊）率自徙居焚。”至宵嚣（敖）酓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达（通）自宵徙居免。”《楚居》对楚都迁徙的表述象链条一样，环环相套，清晰有序，绝无笔误可能。因此，“《楚世家》颠倒了他们的父子关系，焚冒应是父，宵敖是子。”

　　楚国都城为何称郢？《楚居》记载，武王从“宵”迁都到“免”后，“众不容於免，乃溃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这句话的大意为，“免”人口发展很快，城区不能容纳，武王就在“免”附近的的“疆浧”填湖来扩展城区居住地。“疆浧”原来有水，所以字从水作“浧”；填湖后成为陆地，就从“阝”，写作“郢”。

　　长期以来，楚国都城郢都和更早的丹阳颇多争议。《楚居》表明，西周时期的丹阳和春秋时期的郢都因国君迁徙较频繁，应存在多处遗址，但大体不出汉水以西地区，为进一步探讨楚都及早期楚文化提供了文字资料。

　　又如，传世史料记载，桃花夫人息妫为息国夫人时，被蔡国国君调戏；而清华简《贰》第五章记载，“蔡哀侯妻之”，显然，蔡国国君行为比调戏更为恶劣。

　　再如，传世史料记载，著名美女夏姬没有名字，仅称之为夏姬。清华简《贰》中，她的名字为“少（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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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小能手，伪《古文尚书》实锤

清华简最大的亮点之一，莫过于发现了《尚书》相关文献。在我们印象中，楚国是一个文化比中原落后的国家。但从近年来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楚地文化其实高度发达，有《尚书》一点儿也不稀奇。

据《左传》记载，春秋后期，周王室发生王子朝之乱。王子朝本为周景王之子，景王去世后，他发动叛乱争夺王位，失败后被迫逃往楚国，王子朝奔楚时，带走了很多周王室的典籍，因此像《尚书》这样的典籍很可能即在他携带的书籍之列。

《尚书》在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因为它记录了尧舜禹时期和夏商周三代国君的诰命、誓言和其他大事，是历代统治者的“政治课本”，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尚书》的编定相传与孔子相关。孔子是个好编辑，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经典，认认真真选出了一百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传世的典籍中还有一部《逸周书》，相传是孔子在编选《尚书》时没有选入的一些篇章。

　然而，秦始皇焚书给《尚书》带来毁灭性打击，幸好当时的博士伏生把自己的那本《尚书》藏了起来，但到西汉初年时也只保留下28篇。由于新整理出来的这些《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所以被称为《今文尚书》。

后来，汉代也有几次与《尚书》有关的发现，最有名的当属“孔壁中经”。孔壁，就是孔子故宅的墙壁。汉景帝把他的儿子刘馀分封到曲阜为王，即鲁恭王。这位鲁恭王口吃，爱好造房子，不断扩大王府规模。孔子故宅正好在鲁恭王王府旁边，差点被拆迁。然而，人们在拆墙壁时，意外发现了许多竹简书籍，很可能是孔子后人为逃避秦始皇焚书而匿藏的。孔壁中经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总共有数十篇。

孔壁中经因为是用秦以前的文字所抄写，所以称之为“古文”，其中《尚书》部分就被称为《古文尚书》。孔子的后人中有一个名叫孔安国的，汉武帝时曾任博士，他整理这批《古文尚书》，发现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可惜，孔安国整理的这部《古文尚书》却在魏晋时毁于战火。

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了一部《尚书》，共有58篇。这一部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其中的今文部分是将伏生的传本做了一些分合而成，至于古文，据说就是孔壁中所发现。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通行《尚书》版本，就是梅赜的杰作。至于这个版本是真是假，学问官司打了两千年，连朱熹都半信半疑。

直到清华简出现，这桩千年疑案才有了可靠的证据。刘国忠介绍，有些篇目在清华简和梅赜版《古文尚书》中都有出现，经过对比，确认后者是假的。比如《尹诰》篇，清华简中的这篇是先秦时期真正的《尚书》，而《古文尚书》中的这篇，则与清华简中的内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古人造假，也是十分有创造性。

至于《今文尚书》也有些问题。清华简中的一些《尚书》篇目，有的与《今文尚书》能对应，但内容略有区别——很可能是传世本在长期传抄过程中抄错了，清华简能纠正其错误；有的见于《尚书》百篇的目录，但内容失传，清华简能填补其空白。

比如，《逸周书》中的《祭公》篇。祭公是周公的孙子、周穆王的大臣，他在临终前劝谏周穆王，周穆王很感动，让祭公把想说的都说了。传世本写的是，“乃诏毕桓于黎民般”，后人勉强解释为“你昭告得好啊，全部符合黎民百姓的愿望”。

而在清华简中发现的《祭公》篇，原文应该是，“乃诏毕、井利、毛班”。毕、井利、毛班，是周穆王当时的三公——也就是临终前要把这三公召来见见面。几千年来的阅读理解终于有了正确答案。

比《史记》靠谱，烽火戏诸侯根本不存在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中收录的《系年》，是一部历史著作，由138支简组成，从西周建立写到战国前期，记录了周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解密了不少历史疑案。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被文艺作品多番演绎的历史故事“烽火戏诸侯”，是根本不存在的。烽火制度在战国秦时期才出现，周幽王拿什么戏诸侯？褒姒表示自己很冤。“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根据战国时期的传说所写，基础史料有问题，写出来的历史也就有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西周究竟是怎么亡的？西晋时期，河南汲县出土过一部《竹书纪年》，由春秋时期的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所作，曾对西周灭亡有过零星记载，但没有像清华简那样讲得如此清晰。

周幽王娶了来自西申国的王后，生了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他又娶了褒姒，生了伯盘。周幽王宠爱褒姒，就想废了宜臼，改立伯盘为太子。宜臼一看大事不妙，出逃到了舅家西申国。周幽王对褒姒和伯盘是真爱，害怕废太子以后还要回来争夺王位，一不做二不休，和伯盘一起带兵杀向西申国。

西申是个小国，无法和周王室抗衡，他有一个很好的盟友曾国（不是湖北曾侯乙的那个曾国），看到西申国身处险境，可惜自己实力也不够，于是去找犬戎一起反击。周幽王没料到杀出犬戎军队，和伯盘一起被杀，西周灭亡。

西周灭亡后，宜臼并没有顺利登上王位。朝廷没有王，但宜臼和朝廷是对立的，大臣们拥戴周幽王的弟弟为王。叔侄之间又展开了长达21年的战争，最终，在晋国国君的支持下，宜臼获胜，是为周平王。

清华简不仅搞清楚了西周的灭亡，还附赠解决了千古疑案之秦始皇老家之谜。

众所周知，秦襄公支持周平王宜臼，跟对了人被封为诸侯，秦人由此建立秦国。可是这一支嬴姓的秦人是从哪儿来的？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有说本就在甘肃一代，有说是从东方迁来——嬴姓主要分布在山东，那为什么秦始皇这一支跑到了西边？

清华简彻底解决了这个谜团：秦人有两个有名的祖先，飞廉和儿子恶来，都是商纣王的得力干将，“助纣为虐”的代表人物。武王伐商，牧野之战，恶来被杀。飞廉因之前被纣王派到北边出使，逃过一劫。

按照此前的史书记载，飞廉有两种死法，一是自杀，一是跑到东方，在周公东征时被杀，没人知道哪种是真的。清华简告诉我们，飞廉是躲到了嬴姓的聚居地东方，不忘旧主，不断活动，鼓动大家反周。

周武王去世后，纣王的儿子武庚和武王的兄弟管叔蔡叔一起叛乱。周公带病东征，平定“三监之乱”，然后继续往东，把参与叛乱的东方部落也平定了，飞廉就在此过程中被杀。这段历史是清晰的，但之后呢，史书一片空白。

清华简补上了这一段：周公平定东方之后，把参与叛乱的嬴姓人、和飞廉关系紧密的族人，强制从山东迁到甘肃（今甘谷县一带）。周朝给他们的任务是驻守边疆，防御西北的戎人。秦这个民族确实坚忍不拔，被迫离开故土，在大西北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不断壮大，不断东进，最终统一六国。

仔细想想，被周所灭的商的忠臣后裔，在几百年后灭了周，历史比小说要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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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尹诰》云：“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乃致众于亳中邑。”

　　这则简文是记录伊尹看到夏朝将要灭亡，决定投奔商汤的故事。“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句，是说伊尹与商汤都有纯一不变的德行。“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句，是说伊尹考虑到上天将要毁灭西方的夏王朝。“挚”，伊尹本名。“亳中邑”指商族的旧都，在今河南商丘北。

　　清华简《尹至》是记录伊尹辅佐商汤举兵灭夏的事迹。简文接近末尾处有“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的句子。这两句是说，已举兵西伐，疾速毁灭夏都，战胜夏王朝。上述两篇简文互证，可知“西邑夏”可简称为“西邑”。

　　“西邑夏”被简称为“西邑”，是因为“邑”“夏”音近义通。《楚辞·大招》曰：“田邑千畛。”王逸注：“邑，都邑也。”《诗·郑风·有女同车》曰：“洵美且都。”朱熹集注：“都，闲雅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姣冶娴都。”《陔馀丛考》卷二十二说：“世以文雅者为都。”《儒效篇》作“居夏而夏”是其证。“西邑夏”是指西方的夏国族。而“西邑”即“西夏”，则指西方的夏族而言。两者含义大致相同。这就是“西邑夏”可简称为“西邑”的缘由。然而，前称“西邑夏”时，夏王朝尚未灭亡，故“西邑夏”有夏国之义。后称“西邑”时夏王朝已被攻灭，故“西邑”当指夏族而言。若仔细斟酌，这两种称谓，似乎有着微妙的区别。

　　甲骨文“黄尹”与“西邑”

　　清华简里的“西邑”一词，也屡见于殷墟甲骨文。卜辞常见贞问、祭祀“西邑”的记录，已引起学者的关注：

　　(1)贞，于西邑？

　　(2)西邑害？

　　(3)侑于黄尹？贞，侑于西邑？

　　(4)贞，燎于西邑？

　　(5)西邑？

　　(6)丁巳卜，告秋于西邑？七月。

　　这是商王关于“西邑”的卜辞。“西邑”是被祭祀的神灵。“害”，祸害。“侑”，佑也。“黄尹”是对伊尹的尊称，亦见“黄尹保我吏”“侑于黄尹”等卜辞。在殷墟甲骨文里，贞问、祭祀“伊尹”“黄尹”的卜辞很多，祭典隆重，均属祖先神的范畴，“其地位之尊崇，是超乎想象的”。“燎”，是焚柴祀天的祭名。“燎于西邑”足见“西邑”具有“自然神”的崇高地位。

　　由上分析，可知上引(1)(2)(5)是卜问“西邑”是否有祸害。(3)是贞问是否能得到“黄尹”和“西邑”的佑助。这里“西邑”与“黄尹”一起出现，足见“西邑”已具有“祖先神”的地位。(4)(6)采用礼天的“燎”祭来祭祀“西邑”，说明“西邑”已具有“自然神”的地位。由此可见，这位“西邑”兼具“祖先神、自然神”的职能，在商王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蔡哲茂先生《夏王朝存在新证——说殷卜辞的“西邑”》指出：“‘西邑’一词和‘黄尹’一起出现，又受商王祭祀，其中的涵义很值得探讨。”他认为，在甲骨文中商王武丁对“西邑”进行祭祀，询问“西邑”会否作祟为害，这表明“西邑”是个具有神性的祭祀对象，“‘西邑’与祖先神、自然神的性质非常接近，应该不是地名人格化，而应该是指夏王朝的历代王室亡灵”。结合传世文献中的“西邑夏”一词，可见商人心目中的“西邑”就是“夏”。而“夏”是后世对商朝以前的那个朝代的称呼。这种见解，受到学术界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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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早有灭商之心？

在很多人印象中，商周之际的周文王，绝对是一位堪称表率的忠臣。尤其是小说《封神演义》中，文王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姜子牙切不可“以臣伐君”，告诫儿子姬发忠君爱民，哪怕纣王残暴无道，也要恪守其职。

但在清华简中，周文王遗嘱《保训》开篇五个字，便是“惟王五十年”。刘国忠告诉记者，第一次看到这支简时，李学勤也没敢往周文王身上想。毕竟，周文王在位时并未灭商，他的身份还是商的“西伯”。可是，周代各王中好像并没有刚好在位五十年的，这里的“王”会是谁呢？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李学勤思来想去，最终的答案还是指向了周文王。

清华简中竟然有周文王的遗嘱？刘国忠不敢想象，但新的证据很快出现了。28.5厘米的特殊长度（大部分竹简为46厘米），带点美术字风格的字体，这些典籍特征帮助大家很快找全了这篇文章的11支简。通读全文，这位王在说话中提到了“发”——周武王的名字。直接称呼周武王名字的人，自然正是周文王。

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从古以来就是一桩聚讼不已的历史公案。孔子把周文王视为“至德”之人，因此宋朝之后的儒家学者都极力否认文王称王。在他们看来，商朝还存在的情况下，若周文王敢自称为王，无异于以下犯上。但唐朝之前的不少学者却持相反意见，司马迁《史记》就记载，文王晚年已经自称为王。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学者们对此依旧争论不休。如今，《保训》上的五个字，不说一锤定音，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线索。刘国忠认为，“从清华简《保训》《程寤》等材料来看，周文王生前已经秘密称王，积极从事灭商大业。”

他向记者解释，在《保训》中，周文王不无遗憾地对儿子周武王说过一句话，“不及尔身受大命”，意思是说，我等不到看你接受大命的那一天了。什么是“受大命”？周文王说得很含糊，但结合上下文及相关文献，不难推测其真实含义——讨伐商朝，建立周朝。

在《程寤》中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周文王说：“商慼在周，周慼在商。”显而易见，在周文王心目中，周的最大敌人和对手是商，而商朝的忧患和危机则来自周，商、周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

“不仅如此，文王与商朝还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古本《竹书纪年》曾记载，纣王的爷爷杀了周文王的父亲。”在先秦文献谙熟于心的刘国忠看来，所谓周文王形象的“颠覆”其实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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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想必每个中国人都听过他们争霸的故事。“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甚至问疾尝粪最终成功逆袭的事迹，更是中学生写作文的常用素材。

同文异本的《越公其事》和《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讲述了一个新版本的吴越争霸。文章没有提到卧薪尝胆，而是花大笔墨总结了勾践休养生息、实施“五政”的历史经验。而对越国兵败、与吴王求和的叙述，则颠覆了历史上嚣张跋扈的夫差形象。他对勾践没有乘胜追击、赶尽杀绝，不是因贪财好色，也不涉及拒用忠良伍子胥，而是因为“贵有自知之明”，估计自己实力不足，没有制胜的把握。

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李守奎的研究中，“夫差何以不灭越？比起历史文献中的美人计、离间计等，实力估量之后的无奈选择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又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故事，但《吴王夫差起师伐越》2020年由考古发掘出土，无疑是真实的战国文献。在《越公其事》公布的2017年，《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还埋藏在地下，而传世文献中从未见过这篇文章。显而易见，考古发现的竹简再次证明，清华简绝非伪简。

荆州出土竹简与清华简的勾连，至此还没有结束。2024年，清华简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一篇名为《两中》的文献，成为媒体热点。这篇文献发现了夏启为“天下王”的最新资料，文中假托两个名叫“中”的人（圭中、祥中）与夏启的对话，来阐发作者的治国理政思想。

而在荆州秦家嘴墓地出土的楚简中，也有《两中》。2024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率队到荆州访问，赵晓斌代表秦家嘴楚简整理项目小组接待，向他们展示了这批新出土的竹简。他告诉记者，这批简上的淤泥较多，还在清洗之中，已经释读出的文字还很有限。大家对竹简上的“圭中”等字，一度搞不明白，直到看了清华简的最新成果，才恍然大悟，原来也是同一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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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郑国东迁起始年限

　　本次的5篇文献中，有3篇讲述郑国历史。其中《郑武夫人规孺子》简，提到了郑国的郑庄公。

　　对于郑庄公，许多人是通过中学课文《郑伯克段于鄢》知道他的故事：郑庄公设计故意纵容其弟共叔段，共叔段欲夺国君之位，后被庄公讨伐。因怨其母（武姜）偏心其弟，郑庄公将之迁于颖地，后经人劝说后，与母重归于好。

　　《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孺子”即郑庄公，讲述郑国第二代国君郑武公逝世后，夫人武姜对她的儿子郑庄公进行规诫。当时，郑庄公仅13岁，武姜告诫他，三年之内不要亲理国事，要把朝政委托给大夫。她认为郑国的大夫们值得信任，如遇大事，庄公应与他们共同谋划。

　　因生庄公时难产，武姜并不喜欢这个长子，联系《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所记录的“过节”，本篇中武姜对儿子是否也隐含类似的感情，值得寻味。

　　简文中还有一处重要史实，现有文献均未记载，“吾君（武公）限于大难之中，处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这里是指，武公曾有三年不在他父亲建立的国家，而是居于卫国。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分析，根据现有文献推测，武公在卫国居住可能是在嗣位之初。

　　听闻这段史实，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很感兴趣，他在会上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有文学家把郑国的历史改编成小说或影视剧，可能比《芈月传》还精彩。”

　　《郑文公问太伯》则记录了郑国公族太伯规诫文公的言辞。

　　李学勤指出，学界一般认为郑桓公早卒，郑国东迁实际是从第二代国君郑武公开始，而《郑文公问太伯》则明确记载郑桓公就已经“获函、訾”、“克郐”，开始东迁启疆的进程。在他看来，这一记载揭示了两周之际郑国开国的真实面貌，也将为春秋早期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填补春秋50年史料空白

　　同为记录郑国历史，前两篇为纪事体，《子产》则是“论文”，它是关于郑国名臣子产道德修养及施政业绩的论说。全篇可分为十个小段，从圣君如何利民自勉，做到君民相互信任，讲到子产执政，如何“自胜立中”“助上牧民”。文章有较强的思想性，体现浓厚的儒家气息，可见孔子称子产为“古之遗爱”，确有渊源。

　　子产系郑国名臣，他所作的刑书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改革意义，但目前人们对刑书的内涵和结构知之甚少。此篇简文中则有详细叙说，比如“乃肄三邦之令，以为郑令、野令，导之以教……”

　　在此前公布的清华简《良臣》一篇，特别突出郑国的良臣，列举了“子产之师”和“子产之辅”。李学勤指出，清华简中有如此多的篇目内容涉及郑国，是否暗示这批文献是由郑国传入楚地，或者竹简作者与郑国有特殊关系，值得深思。

　　《管仲》是一篇阐述治国之道的论文，与齐国历史有关，通篇以齐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展开，共十二组问答。

　　《子仪》记述秦、楚史事，讲述秦晋殽之战后，秦穆公汲取教训，为对抗晋国，转而谋求与南方的楚国联盟，释放长期囚禁在秦国的楚国重臣申公斗克（字子仪），举行隆重的典礼将其送回楚国，以此向楚成王示好。

　　简文叙述的便是穆公送行时的种种情节，穆公和子仪的外交辞令多以诗歌和譬喻的形式，表达了秦楚勠力同心的合作意愿，这些语言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作为研究我国春秋历史的主要文献，《左传》记事的起点是公元前722年，而学界公认的春秋时期是从周平王动迁的公元前770年算起，期间相隔近50年鲜有记载，清华简第六辑即填补这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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阖庐入郢，是先秦史中的大事，《春秋》经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清华简《系年》所说与古书多有不同。综合起来看，《系年》与《左传》之间的主要不同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这场战争是晋与吴联合伐楚，虽然吴国是主谋，晋国更是蓄谋已久，是利用许、吴对抗楚，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战略的延续。晋人在汝水流域筑城，把许自析（今河南西峡）迁至容（一说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已经把其势力范围深入扩张到汝水流域的楚国地盘，显然都是对抗楚的战略布局。简文记载晋人迁许在卲陵之会的前面。许本是楚的与国，曾被楚迁至析成为楚北方的屏障，许公佗投靠晋以后，晋人将许迁至方城之外的容以对抗楚，在晋人迁许之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这样既符合晋国多年的经营目的，也可以很好地解释阖庐破楚的力量来自何方。

　　第二，晋、吴联军是从方城外攻入。方城位于楚长城上，是楚国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要道，可以代称长城。石泉先生曾经对吴师入郢的进军路线作过精辟的分析，认为吴人自方城攻入，简文证明完全正确。《左传》中荀寅所说的“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旧注以为是襄公十六年的晋败楚，侵方城，自此，晋未可以得楚志。据简文所记的情况分析，实际是方城以内的楚地，即使攻破，晋也无法占有，只是徒劳，所以范献子听从此劝，改变策略，退出了伐楚，在方城外会盟诸侯，北伐中山。

　　第三，卲陵之会在攻破方城之后。晋、吴联军破方城之后，与楚作战的主力是吴国，此时的晋国有机会在方城之外的楚国境内大会诸侯，为北伐中山做准备，这就使我们明白了晋率诸侯入楚境，楚何以不加抵抗，也明白了盟会的真正目的。

　　第四，《左传》说的秦兵救至，“大败夫概王于沂”，“沂”地自来不明，多异说，皆有不安。据简文可知是“析”。析本是楚人安置许的地方，许迁至容后，析就成了楚地。晋、吴破方城，吴入楚，析当被吴军占领。秦从西路出兵救楚，析是其所经过之地，在此处大败吴军，然后乘势南下，继而灭唐，合情合理。

　　第五，方城外与吴结盟伐楚的除了蔡，还有陈、胡。江淮小国，挣扎在晋、楚争霸之间，哪方力量强大就归附哪方。上述小国由于地近楚，多数时候为楚的与国。吴国强大后，又从吴叛楚。攻破方城后，楚国力量已经很大程度地被削弱，吴国忙于继续追击楚国，晋国有机会在卲陵大会诸侯。这次盟会没有吴、唐，他们正忙于征战。蔡、陈、胡国君参加了，可能是三国在协吴攻破方城后，其国君也随着晋的退出而停步了，但不排除派兵援吴在方城内作战，其国君则与晋在方城外盟会。

　　第六，所谓的“昭王复邦”，并不是过去所理解的昭王回到了原来所居的郢，而是指收复邦土。楚昭王逃亡前所居之郢，据清华简《楚居》可知是“为郢”，阖庐入郢之后，曾居秦溪之上和媺郢，终其位没有再回到为郢。

　　根据《系年》提供的材料，这场战争的经过大概是这样。

　　弭兵以来，晋、楚没有直接交锋。但晋扶持、指使吴不断侵扰楚国，晋与吴在对付楚方面，一直是同盟。随着晋、吴势力的不断壮大，方城内外的许、唐及蔡、胡、陈等纷纷叛楚，或归晋，或附吴。晋国借机向南扩展势力，筑城迁许，为侵夺楚地做准备。吴国外有晋国及陈、蔡、唐、胡等国援助，内有伍子胥、伯嚭复仇的士气和谋猷，大举进攻楚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吴率蔡、陈、胡等联军在方城外与晋、许等会合，一同攻破楚长城。方城一带是春秋时期楚抵御中原外敌的最重要关口，方城攻破，就打开了入郢的通道。应当就是在这个时候，晋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左传》记荀寅反对伐楚应该就是联军破楚之后，所说的“水潦方降，疾虐方起，中山不服”当是实情，类似的情况在清华简中也有记载。晋因为这些顾忌，破方城之后不久就退出了伐楚的战争，联军分裂，吴人乘胜追击，直捣郢都。晋则经营方城之外，在卲陵、皋鼬举行会盟，北上对付中山国的鲜虞人。据《系年》记载，在这场战争结束，昭王复国后，曾率师侵伊、洛，以报复晋的攻破方城之战。

　　由于晋人没有参与方城之内的战争，没有入郢，所以《左传》等史书就忽略了晋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把晋人写得没头没脑，为伐楚浩浩荡荡而来，举行十九国隆重会盟却无所作为，无一所获。实际上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晋都是赢家。战争前就把势力扩展到了汝水上游一带，攻破方城，由吴国去消耗楚国的主力，自己却反身吞食方城外的胜利果实，携带诸侯，打击中山，扩展北方势力范围。而吴国表面上大胜，实际上所攻占楚地不能长期占有，国力大耗，终至引起国内的动乱。吴、楚两败俱伤，晋国解除了南方强国的危险，就可以专心扩展其周边的土地了。

　　清华简《系年》所依据的史料与《左传》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就这场入郢之战而言，《系年》显然比《左传》更可信。《系年》将在今年底出版，相信会对先秦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FoxMe]

我对清华简的真假表示怀疑，来历不明，说是在香港买的。其出现方式和西方伪史雷同

[hci]

应该是真的。

上文讲了，其提到的前人不知道的文献，比如《两中》，后来在另的地方考古发现了。

中国的历史和文献，厉害的是能相互印证，挖出东西越多，事情就越清楚。

西方伪史相反，挖得越多越扑朔迷离。

我对清华简的真假表示怀疑，来历不明，说是在香港买的。其出现方式和西方伪史雷同

[forecasting]

以下内容整理自公开报道的新闻。

http://www.wenming.cn/wenshi/qwys/20120 ... 6762.shtml

揭示楚国名称由来

　　“《楚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罗运环说，作为出土文献，《楚居》地位相当于传世文献《史记》中的《楚世家》。相较而言，《楚居》成书的年代更早，原始性更强，记载上至楚国先祖季连，下到战国中期偏早的楚肃王时期，涉及到37位楚公楚王的居处及迁徙等内容。

　　《楚居》面世，使中国先秦时期的国君世系，第二次得到出土文献系统证明。此前，只有《殷本纪》被甲骨文证实。《楚居》证实了《楚世家》的内容，两者所载史实，“大同小异”，再次为没有得到证明的《夏本纪》增加了可信度。

　　楚国为何称楚？这一命题一直为学界和世人所关注。《楚居》讲述了楚国名称的由来。

　　《楚居》中有这样一段对楚先君穴熊的记载：穴熊的妻子妣厉，生子丽季时难产，剖腹产后死去，丽季存活。妣厉死后，巫师用荆条包裹埋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母，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家为“楚”。

　　“自古以来，楚国有楚、荆、楚荆、荆楚之称，多认为荆与楚皆直接得名于荆条的荆。”罗运环表示，《楚居》记载楚国名称的来历史实清楚明白，很有说服力，值得信赖。

　　为楚国史研究提供细节

　　“《楚居》与清华简《贰》，为楚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细节。”罗运环说。

　　纠正了传世文献中的不足。如《史记》记载，春秋初年楚国国君宵敖与焚冒是父与子的关系，而《楚居》记载则相反，“焚（蚡）冒酓（熊）率自徙居焚。”至宵嚣（敖）酓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达（通）自宵徙居免。”《楚居》对楚都迁徙的表述象链条一样，环环相套，清晰有序，绝无笔误可能。因此，“《楚世家》颠倒了他们的父子关系，焚冒应是父，宵敖是子。”

　　楚国都城为何称郢？《楚居》记载，武王从“宵”迁都到“免”后，“众不容於免，乃溃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这句话的大意为，“免”人口发展很快，城区不能容纳，武王就在“免”附近的的“疆浧”填湖来扩展城区居住地。“疆浧”原来有水，所以字从水作“浧”；填湖后成为陆地，就从“阝”，写作“郢”。

　　长期以来，楚国都城郢都和更早的丹阳颇多争议。《楚居》表明，西周时期的丹阳和春秋时期的郢都因国君迁徙较频繁，应存在多处遗址，但大体不出汉水以西地区，为进一步探讨楚都及早期楚文化提供了文字资料。

　　又如，传世史料记载，桃花夫人息妫为息国夫人时，被蔡国国君调戏；而清华简《贰》第五章记载，“蔡哀侯妻之”，显然，蔡国国君行为比调戏更为恶劣。

　　再如，传世史料记载，著名美女夏姬没有名字，仅称之为夏姬。清华简《贰》中，她的名字为“少（孔）”。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50103.htm

“打假”小能手，伪《古文尚书》实锤

清华简最大的亮点之一，莫过于发现了《尚书》相关文献。在我们印象中，楚国是一个文化比中原落后的国家。但从近年来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楚地文化其实高度发达，有《尚书》一点儿也不稀奇。

据《左传》记载，春秋后期，周王室发生王子朝之乱。王子朝本为周景王之子，景王去世后，他发动叛乱争夺王位，失败后被迫逃往楚国，王子朝奔楚时，带走了很多周王室的典籍，因此像《尚书》这样的典籍很可能即在他携带的书籍之列。

《尚书》在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因为它记录了尧舜禹时期和夏商周三代国君的诰命、誓言和其他大事，是历代统治者的“政治课本”，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尚书》的编定相传与孔子相关。孔子是个好编辑，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经典，认认真真选出了一百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传世的典籍中还有一部《逸周书》，相传是孔子在编选《尚书》时没有选入的一些篇章。

　然而，秦始皇焚书给《尚书》带来毁灭性打击，幸好当时的博士伏生把自己的那本《尚书》藏了起来，但到西汉初年时也只保留下28篇。由于新整理出来的这些《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所以被称为《今文尚书》。

后来，汉代也有几次与《尚书》有关的发现，最有名的当属“孔壁中经”。孔壁，就是孔子故宅的墙壁。汉景帝把他的儿子刘馀分封到曲阜为王，即鲁恭王。这位鲁恭王口吃，爱好造房子，不断扩大王府规模。孔子故宅正好在鲁恭王王府旁边，差点被拆迁。然而，人们在拆墙壁时，意外发现了许多竹简书籍，很可能是孔子后人为逃避秦始皇焚书而匿藏的。孔壁中经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总共有数十篇。

孔壁中经因为是用秦以前的文字所抄写，所以称之为“古文”，其中《尚书》部分就被称为《古文尚书》。孔子的后人中有一个名叫孔安国的，汉武帝时曾任博士，他整理这批《古文尚书》，发现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可惜，孔安国整理的这部《古文尚书》却在魏晋时毁于战火。

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了一部《尚书》，共有58篇。这一部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其中的今文部分是将伏生的传本做了一些分合而成，至于古文，据说就是孔壁中所发现。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通行《尚书》版本，就是梅赜的杰作。至于这个版本是真是假，学问官司打了两千年，连朱熹都半信半疑。

直到清华简出现，这桩千年疑案才有了可靠的证据。刘国忠介绍，有些篇目在清华简和梅赜版《古文尚书》中都有出现，经过对比，确认后者是假的。比如《尹诰》篇，清华简中的这篇是先秦时期真正的《尚书》，而《古文尚书》中的这篇，则与清华简中的内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古人造假，也是十分有创造性。

至于《今文尚书》也有些问题。清华简中的一些《尚书》篇目，有的与《今文尚书》能对应，但内容略有区别——很可能是传世本在长期传抄过程中抄错了，清华简能纠正其错误；有的见于《尚书》百篇的目录，但内容失传，清华简能填补其空白。

比如，《逸周书》中的《祭公》篇。祭公是周公的孙子、周穆王的大臣，他在临终前劝谏周穆王，周穆王很感动，让祭公把想说的都说了。传世本写的是，“乃诏毕桓于黎民般”，后人勉强解释为“你昭告得好啊，全部符合黎民百姓的愿望”。

而在清华简中发现的《祭公》篇，原文应该是，“乃诏毕、井利、毛班”。毕、井利、毛班，是周穆王当时的三公——也就是临终前要把这三公召来见见面。几千年来的阅读理解终于有了正确答案。

比《史记》靠谱，烽火戏诸侯根本不存在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中收录的《系年》，是一部历史著作，由138支简组成，从西周建立写到战国前期，记录了周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解密了不少历史疑案。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被文艺作品多番演绎的历史故事“烽火戏诸侯”，是根本不存在的。烽火制度在战国秦时期才出现，周幽王拿什么戏诸侯？褒姒表示自己很冤。“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根据战国时期的传说所写，基础史料有问题，写出来的历史也就有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西周究竟是怎么亡的？西晋时期，河南汲县出土过一部《竹书纪年》，由春秋时期的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所作，曾对西周灭亡有过零星记载，但没有像清华简那样讲得如此清晰。

周幽王娶了来自西申国的王后，生了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他又娶了褒姒，生了伯盘。周幽王宠爱褒姒，就想废了宜臼，改立伯盘为太子。宜臼一看大事不妙，出逃到了舅家西申国。周幽王对褒姒和伯盘是真爱，害怕废太子以后还要回来争夺王位，一不做二不休，和伯盘一起带兵杀向西申国。

西申是个小国，无法和周王室抗衡，他有一个很好的盟友曾国（不是湖北曾侯乙的那个曾国），看到西申国身处险境，可惜自己实力也不够，于是去找犬戎一起反击。周幽王没料到杀出犬戎军队，和伯盘一起被杀，西周灭亡。

西周灭亡后，宜臼并没有顺利登上王位。朝廷没有王，但宜臼和朝廷是对立的，大臣们拥戴周幽王的弟弟为王。叔侄之间又展开了长达21年的战争，最终，在晋国国君的支持下，宜臼获胜，是为周平王。

清华简不仅搞清楚了西周的灭亡，还附赠解决了千古疑案之秦始皇老家之谜。

众所周知，秦襄公支持周平王宜臼，跟对了人被封为诸侯，秦人由此建立秦国。可是这一支嬴姓的秦人是从哪儿来的？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有说本就在甘肃一代，有说是从东方迁来——嬴姓主要分布在山东，那为什么秦始皇这一支跑到了西边？

清华简彻底解决了这个谜团：秦人有两个有名的祖先，飞廉和儿子恶来，都是商纣王的得力干将，“助纣为虐”的代表人物。武王伐商，牧野之战，恶来被杀。飞廉因之前被纣王派到北边出使，逃过一劫。

按照此前的史书记载，飞廉有两种死法，一是自杀，一是跑到东方，在周公东征时被杀，没人知道哪种是真的。清华简告诉我们，飞廉是躲到了嬴姓的聚居地东方，不忘旧主，不断活动，鼓动大家反周。

周武王去世后，纣王的儿子武庚和武王的兄弟管叔蔡叔一起叛乱。周公带病东征，平定“三监之乱”，然后继续往东，把参与叛乱的东方部落也平定了，飞廉就在此过程中被杀。这段历史是清晰的，但之后呢，史书一片空白。

清华简补上了这一段：周公平定东方之后，把参与叛乱的嬴姓人、和飞廉关系紧密的族人，强制从山东迁到甘肃（今甘谷县一带）。周朝给他们的任务是驻守边疆，防御西北的戎人。秦这个民族确实坚忍不拔，被迫离开故土，在大西北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不断壮大，不断东进，最终统一六国。

仔细想想，被周所灭的商的忠臣后裔，在几百年后灭了周，历史比小说要精彩。

https://mobile.lyd.com.cn/news/system/2 ... 4348.shtml

清华简《尹诰》云：“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乃致众于亳中邑。”

　　这则简文是记录伊尹看到夏朝将要灭亡，决定投奔商汤的故事。“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句，是说伊尹与商汤都有纯一不变的德行。“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句，是说伊尹考虑到上天将要毁灭西方的夏王朝。“挚”，伊尹本名。“亳中邑”指商族的旧都，在今河南商丘北。

　　清华简《尹至》是记录伊尹辅佐商汤举兵灭夏的事迹。简文接近末尾处有“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的句子。这两句是说，已举兵西伐，疾速毁灭夏都，战胜夏王朝。上述两篇简文互证，可知“西邑夏”可简称为“西邑”。

　　“西邑夏”被简称为“西邑”，是因为“邑”“夏”音近义通。《楚辞·大招》曰：“田邑千畛。”王逸注：“邑，都邑也。”《诗·郑风·有女同车》曰：“洵美且都。”朱熹集注：“都，闲雅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姣冶娴都。”《陔馀丛考》卷二十二说：“世以文雅者为都。”《儒效篇》作“居夏而夏”是其证。“西邑夏”是指西方的夏国族。而“西邑”即“西夏”，则指西方的夏族而言。两者含义大致相同。这就是“西邑夏”可简称为“西邑”的缘由。然而，前称“西邑夏”时，夏王朝尚未灭亡，故“西邑夏”有夏国之义。后称“西邑”时夏王朝已被攻灭，故“西邑”当指夏族而言。若仔细斟酌，这两种称谓，似乎有着微妙的区别。

　　甲骨文“黄尹”与“西邑”

　　清华简里的“西邑”一词，也屡见于殷墟甲骨文。卜辞常见贞问、祭祀“西邑”的记录，已引起学者的关注：

　　(1)贞，于西邑？

　　(2)西邑害？

　　(3)侑于黄尹？贞，侑于西邑？

　　(4)贞，燎于西邑？

　　(5)西邑？

　　(6)丁巳卜，告秋于西邑？七月。

　　这是商王关于“西邑”的卜辞。“西邑”是被祭祀的神灵。“害”，祸害。“侑”，佑也。“黄尹”是对伊尹的尊称，亦见“黄尹保我吏”“侑于黄尹”等卜辞。在殷墟甲骨文里，贞问、祭祀“伊尹”“黄尹”的卜辞很多，祭典隆重，均属祖先神的范畴，“其地位之尊崇，是超乎想象的”。“燎”，是焚柴祀天的祭名。“燎于西邑”足见“西邑”具有“自然神”的崇高地位。

　　由上分析，可知上引(1)(2)(5)是卜问“西邑”是否有祸害。(3)是贞问是否能得到“黄尹”和“西邑”的佑助。这里“西邑”与“黄尹”一起出现，足见“西邑”已具有“祖先神”的地位。(4)(6)采用礼天的“燎”祭来祭祀“西邑”，说明“西邑”已具有“自然神”的地位。由此可见，这位“西邑”兼具“祖先神、自然神”的职能，在商王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蔡哲茂先生《夏王朝存在新证——说殷卜辞的“西邑”》指出：“‘西邑’一词和‘黄尹’一起出现，又受商王祭祀，其中的涵义很值得探讨。”他认为，在甲骨文中商王武丁对“西邑”进行祭祀，询问“西邑”会否作祟为害，这表明“西邑”是个具有神性的祭祀对象，“‘西邑’与祖先神、自然神的性质非常接近，应该不是地名人格化，而应该是指夏王朝的历代王室亡灵”。结合传世文献中的“西邑夏”一词，可见商人心目中的“西邑”就是“夏”。而“夏”是后世对商朝以前的那个朝代的称呼。这种见解，受到学术界的赞赏。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117352.htm

周文王早有灭商之心？

在很多人印象中，商周之际的周文王，绝对是一位堪称表率的忠臣。尤其是小说《封神演义》中，文王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姜子牙切不可“以臣伐君”，告诫儿子姬发忠君爱民，哪怕纣王残暴无道，也要恪守其职。

但在清华简中，周文王遗嘱《保训》开篇五个字，便是“惟王五十年”。刘国忠告诉记者，第一次看到这支简时，李学勤也没敢往周文王身上想。毕竟，周文王在位时并未灭商，他的身份还是商的“西伯”。可是，周代各王中好像并没有刚好在位五十年的，这里的“王”会是谁呢？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李学勤思来想去，最终的答案还是指向了周文王。

清华简中竟然有周文王的遗嘱？刘国忠不敢想象，但新的证据很快出现了。28.5厘米的特殊长度（大部分竹简为46厘米），带点美术字风格的字体，这些典籍特征帮助大家很快找全了这篇文章的11支简。通读全文，这位王在说话中提到了“发”——周武王的名字。直接称呼周武王名字的人，自然正是周文王。

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从古以来就是一桩聚讼不已的历史公案。孔子把周文王视为“至德”之人，因此宋朝之后的儒家学者都极力否认文王称王。在他们看来，商朝还存在的情况下，若周文王敢自称为王，无异于以下犯上。但唐朝之前的不少学者却持相反意见，司马迁《史记》就记载，文王晚年已经自称为王。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学者们对此依旧争论不休。如今，《保训》上的五个字，不说一锤定音，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线索。刘国忠认为，“从清华简《保训》《程寤》等材料来看，周文王生前已经秘密称王，积极从事灭商大业。”

他向记者解释，在《保训》中，周文王不无遗憾地对儿子周武王说过一句话，“不及尔身受大命”，意思是说，我等不到看你接受大命的那一天了。什么是“受大命”？周文王说得很含糊，但结合上下文及相关文献，不难推测其真实含义——讨伐商朝，建立周朝。

在《程寤》中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周文王说：“商慼在周，周慼在商。”显而易见，在周文王心目中，周的最大敌人和对手是商，而商朝的忧患和危机则来自周，商、周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

“不仅如此，文王与商朝还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古本《竹书纪年》曾记载，纣王的爷爷杀了周文王的父亲。”在先秦文献谙熟于心的刘国忠看来，所谓周文王形象的“颠覆”其实不难理解。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117352.htm

关于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想必每个中国人都听过他们争霸的故事。“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甚至问疾尝粪最终成功逆袭的事迹，更是中学生写作文的常用素材。

同文异本的《越公其事》和《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讲述了一个新版本的吴越争霸。文章没有提到卧薪尝胆，而是花大笔墨总结了勾践休养生息、实施“五政”的历史经验。而对越国兵败、与吴王求和的叙述，则颠覆了历史上嚣张跋扈的夫差形象。他对勾践没有乘胜追击、赶尽杀绝，不是因贪财好色，也不涉及拒用忠良伍子胥，而是因为“贵有自知之明”，估计自己实力不足，没有制胜的把握。

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李守奎的研究中，“夫差何以不灭越？比起历史文献中的美人计、离间计等，实力估量之后的无奈选择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又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故事，但《吴王夫差起师伐越》2020年由考古发掘出土，无疑是真实的战国文献。在《越公其事》公布的2017年，《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还埋藏在地下，而传世文献中从未见过这篇文章。显而易见，考古发现的竹简再次证明，清华简绝非伪简。

荆州出土竹简与清华简的勾连，至此还没有结束。2024年，清华简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一篇名为《两中》的文献，成为媒体热点。这篇文献发现了夏启为“天下王”的最新资料，文中假托两个名叫“中”的人（圭中、祥中）与夏启的对话，来阐发作者的治国理政思想。

而在荆州秦家嘴墓地出土的楚简中，也有《两中》。2024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率队到荆州访问，赵晓斌代表秦家嘴楚简整理项目小组接待，向他们展示了这批新出土的竹简。他告诉记者，这批简上的淤泥较多，还在清洗之中，已经释读出的文字还很有限。大家对竹简上的“圭中”等字，一度搞不明白，直到看了清华简的最新成果，才恍然大悟，原来也是同一篇文献。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43380.htm

修正郑国东迁起始年限

　　本次的5篇文献中，有3篇讲述郑国历史。其中《郑武夫人规孺子》简，提到了郑国的郑庄公。

　　对于郑庄公，许多人是通过中学课文《郑伯克段于鄢》知道他的故事：郑庄公设计故意纵容其弟共叔段，共叔段欲夺国君之位，后被庄公讨伐。因怨其母（武姜）偏心其弟，郑庄公将之迁于颖地，后经人劝说后，与母重归于好。

　　《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孺子”即郑庄公，讲述郑国第二代国君郑武公逝世后，夫人武姜对她的儿子郑庄公进行规诫。当时，郑庄公仅13岁，武姜告诫他，三年之内不要亲理国事，要把朝政委托给大夫。她认为郑国的大夫们值得信任，如遇大事，庄公应与他们共同谋划。

　　因生庄公时难产，武姜并不喜欢这个长子，联系《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所记录的“过节”，本篇中武姜对儿子是否也隐含类似的感情，值得寻味。

　　简文中还有一处重要史实，现有文献均未记载，“吾君（武公）限于大难之中，处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这里是指，武公曾有三年不在他父亲建立的国家，而是居于卫国。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分析，根据现有文献推测，武公在卫国居住可能是在嗣位之初。

　　听闻这段史实，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很感兴趣，他在会上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有文学家把郑国的历史改编成小说或影视剧，可能比《芈月传》还精彩。”

　　《郑文公问太伯》则记录了郑国公族太伯规诫文公的言辞。

　　李学勤指出，学界一般认为郑桓公早卒，郑国东迁实际是从第二代国君郑武公开始，而《郑文公问太伯》则明确记载郑桓公就已经“获函、訾”、“克郐”，开始东迁启疆的进程。在他看来，这一记载揭示了两周之际郑国开国的真实面貌，也将为春秋早期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填补春秋50年史料空白

　　同为记录郑国历史，前两篇为纪事体，《子产》则是“论文”，它是关于郑国名臣子产道德修养及施政业绩的论说。全篇可分为十个小段，从圣君如何利民自勉，做到君民相互信任，讲到子产执政，如何“自胜立中”“助上牧民”。文章有较强的思想性，体现浓厚的儒家气息，可见孔子称子产为“古之遗爱”，确有渊源。

　　子产系郑国名臣，他所作的刑书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改革意义，但目前人们对刑书的内涵和结构知之甚少。此篇简文中则有详细叙说，比如“乃肄三邦之令，以为郑令、野令，导之以教……”

　　在此前公布的清华简《良臣》一篇，特别突出郑国的良臣，列举了“子产之师”和“子产之辅”。李学勤指出，清华简中有如此多的篇目内容涉及郑国，是否暗示这批文献是由郑国传入楚地，或者竹简作者与郑国有特殊关系，值得深思。

　　《管仲》是一篇阐述治国之道的论文，与齐国历史有关，通篇以齐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展开，共十二组问答。

　　《子仪》记述秦、楚史事，讲述秦晋殽之战后，秦穆公汲取教训，为对抗晋国，转而谋求与南方的楚国联盟，释放长期囚禁在秦国的楚国重臣申公斗克（字子仪），举行隆重的典礼将其送回楚国，以此向楚成王示好。

　　简文叙述的便是穆公送行时的种种情节，穆公和子仪的外交辞令多以诗歌和譬喻的形式，表达了秦楚勠力同心的合作意愿，这些语言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作为研究我国春秋历史的主要文献，《左传》记事的起点是公元前722年，而学界公认的春秋时期是从周平王动迁的公元前770年算起，期间相隔近50年鲜有记载，清华简第六辑即填补这段空白。

http://www.nopss.gov.cn/GB/219470/16450193.html

阖庐入郢，是先秦史中的大事，《春秋》经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清华简《系年》所说与古书多有不同。综合起来看，《系年》与《左传》之间的主要不同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这场战争是晋与吴联合伐楚，虽然吴国是主谋，晋国更是蓄谋已久，是利用许、吴对抗楚，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战略的延续。晋人在汝水流域筑城，把许自析（今河南西峡）迁至容（一说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已经把其势力范围深入扩张到汝水流域的楚国地盘，显然都是对抗楚的战略布局。简文记载晋人迁许在卲陵之会的前面。许本是楚的与国，曾被楚迁至析成为楚北方的屏障，许公佗投靠晋以后，晋人将许迁至方城之外的容以对抗楚，在晋人迁许之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这样既符合晋国多年的经营目的，也可以很好地解释阖庐破楚的力量来自何方。

　　第二，晋、吴联军是从方城外攻入。方城位于楚长城上，是楚国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要道，可以代称长城。石泉先生曾经对吴师入郢的进军路线作过精辟的分析，认为吴人自方城攻入，简文证明完全正确。《左传》中荀寅所说的“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旧注以为是襄公十六年的晋败楚，侵方城，自此，晋未可以得楚志。据简文所记的情况分析，实际是方城以内的楚地，即使攻破，晋也无法占有，只是徒劳，所以范献子听从此劝，改变策略，退出了伐楚，在方城外会盟诸侯，北伐中山。

　　第三，卲陵之会在攻破方城之后。晋、吴联军破方城之后，与楚作战的主力是吴国，此时的晋国有机会在方城之外的楚国境内大会诸侯，为北伐中山做准备，这就使我们明白了晋率诸侯入楚境，楚何以不加抵抗，也明白了盟会的真正目的。

　　第四，《左传》说的秦兵救至，“大败夫概王于沂”，“沂”地自来不明，多异说，皆有不安。据简文可知是“析”。析本是楚人安置许的地方，许迁至容后，析就成了楚地。晋、吴破方城，吴入楚，析当被吴军占领。秦从西路出兵救楚，析是其所经过之地，在此处大败吴军，然后乘势南下，继而灭唐，合情合理。

　　第五，方城外与吴结盟伐楚的除了蔡，还有陈、胡。江淮小国，挣扎在晋、楚争霸之间，哪方力量强大就归附哪方。上述小国由于地近楚，多数时候为楚的与国。吴国强大后，又从吴叛楚。攻破方城后，楚国力量已经很大程度地被削弱，吴国忙于继续追击楚国，晋国有机会在卲陵大会诸侯。这次盟会没有吴、唐，他们正忙于征战。蔡、陈、胡国君参加了，可能是三国在协吴攻破方城后，其国君也随着晋的退出而停步了，但不排除派兵援吴在方城内作战，其国君则与晋在方城外盟会。

　　第六，所谓的“昭王复邦”，并不是过去所理解的昭王回到了原来所居的郢，而是指收复邦土。楚昭王逃亡前所居之郢，据清华简《楚居》可知是“为郢”，阖庐入郢之后，曾居秦溪之上和媺郢，终其位没有再回到为郢。

　　根据《系年》提供的材料，这场战争的经过大概是这样。

　　弭兵以来，晋、楚没有直接交锋。但晋扶持、指使吴不断侵扰楚国，晋与吴在对付楚方面，一直是同盟。随着晋、吴势力的不断壮大，方城内外的许、唐及蔡、胡、陈等纷纷叛楚，或归晋，或附吴。晋国借机向南扩展势力，筑城迁许，为侵夺楚地做准备。吴国外有晋国及陈、蔡、唐、胡等国援助，内有伍子胥、伯嚭复仇的士气和谋猷，大举进攻楚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吴率蔡、陈、胡等联军在方城外与晋、许等会合，一同攻破楚长城。方城一带是春秋时期楚抵御中原外敌的最重要关口，方城攻破，就打开了入郢的通道。应当就是在这个时候，晋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左传》记荀寅反对伐楚应该就是联军破楚之后，所说的“水潦方降，疾虐方起，中山不服”当是实情，类似的情况在清华简中也有记载。晋因为这些顾忌，破方城之后不久就退出了伐楚的战争，联军分裂，吴人乘胜追击，直捣郢都。晋则经营方城之外，在卲陵、皋鼬举行会盟，北上对付中山国的鲜虞人。据《系年》记载，在这场战争结束，昭王复国后，曾率师侵伊、洛，以报复晋的攻破方城之战。

　　由于晋人没有参与方城之内的战争，没有入郢，所以《左传》等史书就忽略了晋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把晋人写得没头没脑，为伐楚浩浩荡荡而来，举行十九国隆重会盟却无所作为，无一所获。实际上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晋都是赢家。战争前就把势力扩展到了汝水上游一带，攻破方城，由吴国去消耗楚国的主力，自己却反身吞食方城外的胜利果实，携带诸侯，打击中山，扩展北方势力范围。而吴国表面上大胜，实际上所攻占楚地不能长期占有，国力大耗，终至引起国内的动乱。吴、楚两败俱伤，晋国解除了南方强国的危险，就可以专心扩展其周边的土地了。

　　清华简《系年》所依据的史料与《左传》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就这场入郢之战而言，《系年》显然比《左传》更可信。《系年》将在今年底出版，相信会对先秦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最先出现并购回的称为上博简, 属于无出土地点等等的竹简. 学界一直怀疑其为伪造, 据说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因为错误买回伪简而跳楼自杀. 但上博以及相关部门和学界争辩说不是.

其后便是清华简, 性质跟上博简一样. 学界同样质疑声不断,认为是伪简. 更有人指出其记录的时间错乱, 不可能是真.

最后就是安大简, 性质与前两者一样.

三批简牍正好把战国之前的经典覆盖了, 安大简出现之前就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就缺诗经的竹简了, 不久就出现了安大简,正好是诗经.

不持任何立场, 就说说我听到的知道的. 自己判断吧.

[桔子有点酸]

要写这么多古文，现代人也不容易把？
必须熟读4书5经什么的，还得会写甲骨文之类的字
有这个时间和才能干涉么不好？

最先出现并购回的称为上博简, 属于无出土地点等等的竹简. 学界一直怀疑其为伪造, 据说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因为错误买回伪简而跳楼自杀. 但上博以及相关部门和学界争辩说不是.

其后便是清华简, 性质跟上博简一样. 学界同样质疑声不断,认为是伪简. 更有人指出其记录的时间错乱, 不可能是真.

最后就是安大简, 性质与前两者一样.

三批简牍正好把战国之前的经典覆盖了, 安大简出现之前就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就缺诗经的竹简了, 不久就出现了安大简,正好是诗经.

不持任何立场, 就说说我听到的知道的. 自己判断吧.

[2035CN]

可以质疑，但清华简应该是没问题的，上面的链接里面有提到
质疑有时候在后面会带来新的发现。


绝非伪简再添铁证

或许是清华简中颠覆性的内容太多，早在2009年，就有学者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尽管经历了无字残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但其盗掘出土而后流散市场的隐秘身世，还是免不了让人浮想联翩。尤其是一些自媒体，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把矛头直指李学勤，声称清华简的文章似乎太完美了，恐怕只有李学勤这样的学者才能写出来。

当记者把这些“质疑”抛给刘国忠时，他的回答相当直率：“2000多年前的文章，没有任何人能写得出来，李先生也写不出来。”“我们平常各种各样的表达，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很多思想观念，只能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才有的。哪怕再精通古文字，现代人写出来的文章也不可能与战国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完全吻合。”

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讲座中，提到清华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你把中国最好的古文字学家加在一起，都造不出这样的文字来。”

长期从事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与研究，胡平生摸过的真简多，见过的假简也不少。据他在讲座中分享，十几年间，亲手一根根掰过的假简就有二三十批，和朋友们一起去看过的，总不下100批。一次次辨识真伪，练就了他的“火眼金睛”。

事实证明，清华简不仅经得起简帛专家们“火眼金睛”的检视，而且，时间越久，最新的科学研究与考古发现，反而越发证实了它的可靠性。

说来也巧，就在清华简入藏的第二年，北大也获赠了一批西汉竹简，按照学术惯例，这批汉简被命名为“北大简”。参与整理北大简的团队里，有个考古系大一新生，名叫孙沛阳。别人整理竹简，注意力都放在正面文字上，细心的孙沛阳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北大简的背面，有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刻划线，而且都是歪歪斜斜的。

这些划痕有什么作用呢？孙沛阳心里从此多了一个疑问，直到2010年底，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公开出版。不同于以往的简牍整理只拍“正面照”，李学勤认为，除了文字，竹简本身也是文物。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清华简首开先河，连竹简背面也拍了高清大图。

孙沛阳仔细研读这些照片，发现清华简背面居然也有刻划线的痕迹。2011年初，岳麓秦简首次公布整理报告，同样的简背刻划线再次出现。他陷入了沉思，不同的竹简，相似的刻划线，这绝非偶然。在老师的帮助下，他调查了更多简牍，最终形成了一篇震惊学界的论文《简册背划线初探》。

在这篇论文中，孙沛阳论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简背划线是解决竹简编联问题的一把钥匙。简单来说，简牍是用编绳串成的，如果编绳断了，竹简就会散乱，怎么快捷高效地还原这本竹书？聪明的古人想了一个办法，翻过来在背面用刀子或毛笔，沿对角线斜斜地划一条线。

就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富创意的办法，拯救了古人“韦编三绝”后的麻烦，让孙沛阳成了北大考古系的一个“传说”，也给清华简的真实性增加了有力物证。

在此之前，学术界从未有人注意过简背的斜线标记，只有1991年发表的《包山楚简》导言提到“划痕”，但并没有任何照片。孙沛阳的研究开始于2009年，发表于2011年，而清华简入藏是2008年，除非有人能穿越时空，预知未来，否则，怎么可能伪造出这些刻划线？

刘国忠向记者坦言，第一次看到孙沛阳的论文时“很吃惊”，毕竟划痕很浅，整理时即便看到了，大家也只是把它当成不小心的刻痕。事后去仔细翻阅清华简，才发现果然如此。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清华简整理公布时，清华简整理团队的成员，仅仅看到了清华简的背面真容，没有办法获得其他材料进行比对和研究。

2020年10月30日，湖北荆州纪南城遗址附近的枣林铺造纸厂考古工地上，领队赵晓斌从充满积水的棺椁内捞出了几百支软绵绵的竹简。那天发掘接近尾声时，蒙蒙细雨飘落，但在水中站了大半天的赵晓斌却兴奋不已。

他毕业于武汉大学考古系，到荆州博物馆参加工作后，馆里的老先生提点他：“挖楚墓、搞楚文化研究，不认识楚国的文字怎么行呢？”于是，赵晓斌一边读楚墓、汉墓发掘报告，一边啃读简牍相关书籍。多年积淀，成竹于胸，竹简出水的第一时间，他已经根据认出的文字断定，这批竹简很可能是历史类书籍。
待到正式释读时，果然发现一篇《齐桓公自莒返于齐》，内容与传世本《国语·齐语》基本相同。但另一篇《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始终没有头绪，赵晓斌开始猜测可能是《国语·吴语》，对比后却只有结尾一小部分能吻合，其余行文大不相同。他又翻阅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都不得要领。

苦苦思索时，突然想到，清华简好像公布过一篇《越公其事》。“我们在湖北搞考古，以前最关注的是清华简里的《楚居》，《越公其事》只是草草浏览过一遍释文。”赵晓斌向记者回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把《越公其事》翻了出来。这一看不得了，二者几乎完全相同，仅有少量字形及用词不同。
关于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想必每个中国人都听过他们争霸的故事。“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甚至问疾尝粪最终成功逆袭的事迹，更是中学生写作文的常用素材。

同文异本的《越公其事》和《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讲述了一个新版本的吴越争霸。文章没有提到卧薪尝胆，而是花大笔墨总结了勾践休养生息、实施“五政”的历史经验。而对越国兵败、与吴王求和的叙述，则颠覆了历史上嚣张跋扈的夫差形象。他对勾践没有乘胜追击、赶尽杀绝，不是因贪财好色，也不涉及拒用忠良伍子胥，而是因为“贵有自知之明”，估计自己实力不足，没有制胜的把握。

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李守奎的研究中，“夫差何以不灭越？比起历史文献中的美人计、离间计等，实力估量之后的无奈选择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又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故事，但《吴王夫差起师伐越》2020年由考古发掘出土，无疑是真实的战国文献。在《越公其事》公布的2017年，《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还埋藏在地下，而传世文献中从未见过这篇文章。显而易见，考古发现的竹简再次证明，清华简绝非伪简。

荆州出土竹简与清华简的勾连，至此还没有结束。2024年，清华简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一篇名为《两中》的文献，成为媒体热点。这篇文献发现了夏启为“天下王”的最新资料，文中假托两个名叫“中”的人（圭中、祥中）与夏启的对话，来阐发作者的治国理政思想。

而在荆州秦家嘴墓地出土的楚简中，也有《两中》。2024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率队到荆州访问，赵晓斌代表秦家嘴楚简整理项目小组接待，向他们展示了这批新出土的竹简。他告诉记者，这批简上的淤泥较多，还在清洗之中，已经释读出的文字还很有限。大家对竹简上的“圭中”等字，一度搞不明白，直到看了清华简的最新成果，才恍然大悟，原来也是同一篇文献。

最先出现并购回的称为上博简, 属于无出土地点等等的竹简. 学界一直怀疑其为伪造, 据说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因为错误买回伪简而跳楼自杀. 但上博以及相关部门和学界争辩说不是.

其后便是清华简, 性质跟上博简一样. 学界同样质疑声不断,认为是伪简. 更有人指出其记录的时间错乱, 不可能是真.

最后就是安大简, 性质与前两者一样.

三批简牍正好把战国之前的经典覆盖了, 安大简出现之前就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就缺诗经的竹简了, 不久就出现了安大简,正好是诗经.

不持任何立场, 就说说我听到的知道的. 自己判断吧.

[cocojumbo]

对，太神奇了，居然验证了我一直对中国政教分离，北政南教的猜想。而且早在炎黄就
开始了。而且，非常好的解释了老子，道教，墨家，八卦，儒家得到各种关系。

应该是真的。

上文讲了，其提到的前人不知道的文献，比如《两中》，后来在另的地方考古发现了。

中国的历史和文献，厉害的是能相互印证，挖出东西越多，事情就越清楚。

西方伪史相反，挖得越多越扑朔迷离。

[hci]

的确。 华夏自古就是政教分离。最早，神权中心在成都平原，政权在汉中。到商代，政权中心沿汉水一路东迁到武汉，殷篡商后北迁到河南。但神权中心要晚到周初，才被损毁。自此，华夏神权转入地下模式，退隐到山林之中。

这种政教分离，成了华夏经久不衰的原因：政权的衰亡，不影响文明的延续。因为文明的核心，在山林之中，并不在政权中心的大都市。具体来说，华夏文明的核心就是以汉中为中心的方圆一千公里之内的广袤的大山。

文明的核心是宗教。华夏文明也不例外。华夏文明的核心就是道家。而道家讲究归隐山林，不依附于政权。这样才能长久不衰。在文明存亡的关键时刻，可以出山救世，然后功成身退。

对，太神奇了，居然验证了我一直对中国政教分离，北政南教的猜想。而且早在炎黄就
开始了。而且，非常好的解释了老子，道教，墨家，八卦，儒家得到各种关系。

[cocojumbo]

谢谢科普，你很懂的样子。

的确。 华夏自古就是政教分离。最早，神权中心在成都平原，政权在汉中。到商代，政权中心沿汉水一路东迁到武汉，殷篡商后北迁到河南。但神权中心要晚到周初，才被损毁。自此，华夏神权转入地下模式，退隐到山林之中。

这种政教分离，成了华夏经久不衰的原因：政权的衰亡，不影响文明的延续。因为文明的核心，在山林之中，并不在政权中心的大都市。具体来说，华夏文明的核心就是以汉中为中心的方圆一千公里之内的广袤的大山。

[DQQ]

应该是真的。

上文讲了，其提到的前人不知道的文献，比如《两中》，后来在另的地方考古发现了。

中国的历史和文献，厉害的是能相互印证，挖出东西越多，事情就越清楚。

西方伪史相反，挖得越多越扑朔迷离。

即便竹简是真的，就能证明内容可信吗？

比如说，“文革”时期产生的文献比较早，“平反”时期产生的文献比较晚。所以，“平反”时期的文献可信度更低？

[DQQ]

的确。 华夏自古就是政教分离。最早，神权中心在成都平原，政权在汉中。到商代，政权中心沿汉水一路东迁到武汉，殷篡商后北迁到河南。但神权中心要晚到周初，才被损毁。自此，华夏神权转入地下模式，退隐到山林之中。

这种政教分离，成了华夏经久不衰的原因：政权的衰亡，不影响文明的延续。因为文明的核心，在山林之中，并不在政权中心的大都市。具体来说，华夏文明的核心就是以汉中为中心的方圆一千公里之内的广袤的大山。

文明的核心是宗教。华夏文明也不例外。华夏文明的核心就是道家。而道家讲究归隐山林，不依附于政权。这样才能长久不衰。在文明存亡的关键时刻，可以出山救世，然后功成身退。

夏朝还没有证实。
至少殷商是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信仰一神教，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一点都被洪秀全学会了。

[forecasting]

做研究最忌讳先入为主, 然后为维护自己的看法做ad hoc的辩护. 先入为主有一个好处,万一猜中了,就一路顺风顺水. 坏处是,陷进去得想办法走出来, 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不仅仅是痛苦, 先确立的看法还经常跳出来阻拦自己走出这种陷阱. 我发现无论 STEM版的id讨论科学问题,还是影视歌书美食游版讨论人文社科,鲜少能够不先入为主的, 而且先入为主还振振有词, 还没入门就骂别人民科,外行,玩名词, 让人哭笑不得.

话归主题. 因为造假者难有此功底而质疑伪简说, 这还真是先入为主了. 曾有青铜器说是西周时期的,但也有人质疑. 两方争讼.一位大家说,叫他造,他造不出来. 我多嘴, 说用热释法来测定年代不就解决问题了? 当场那大家大怒, 杂七杂八地说一些不知所云的话. 我当时好奇凑热闹去听, 没多说话. 事后一位老乡对我说,那批青铜器是在江陵伪造的. 就是大家心照不宣, 忽悠钱财和名声而已.

我在几个博物馆看过一些木简竹简. 看到过清华简的照片, 当时大吃一惊, 说这么精美漂亮啊, 比我见过的竹简都精美.

你们知道上博简,清华简, 安大简是刀刻的,还是笔写的? 如果是用笔写的,又是蘸什么东西写的?

先秦两汉出土过很多空白简, 没人过分在意, 这些空白简牍应该没当做文物收藏.

上博马承源跳楼,一直是个谜. 依先秦历法推断, 清华简所记录日期错乱, 这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cocojumbo]

对，有问题还是要解决，不能盲信。
你是说有可能是拿空白竹简伪造的？

做研究最忌讳先入为主, 然后为维护自己的看法做ad hoc的辩护. 先入为主有一个好处,万一猜中了,就一路顺风顺水. 坏处是,陷进去得想办法走出来, 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不仅仅是痛苦, 先确立的看法还经常跳出来阻拦自己走出这种陷阱. 我发现无论 STEM版的id讨论科学问题,还是影视歌书美食游版讨论人文社科,鲜少能够不先入为主的, 而且先入为主还振振有词, 还没入门就骂别人民科,外行,玩名词, 让人哭笑不得.

话归主题. 因为造假者难有此功底而质疑伪简说, 这还真是先入为主了. 曾有青铜器说是西周时期的,但也有人质疑. 两方争讼.一位大家说,叫他造,他造不出来. 我多嘴, 说用热释法来测定年代不就解决问题了? 当场那大家大怒, 杂七杂八地说一些不知所云的话. 我当时好奇凑热闹去听, 没多说话. 事后一位老乡对我说,那批青铜器是在江陵伪造的. 就是大家心照不宣, 忽悠钱财和名声而已.

我在几个博物馆看过一些木简竹简. 看到过清华简的照片, 当时大吃一惊, 说这么精美漂亮啊, 比我见过的竹简都精美.

你们知道上博简,清华简, 安大简是刀刻的,还是笔写的? 如果是用笔写的,又是蘸什么东西写的?

先秦两汉出土过很多空白简, 没人过分在意, 这些空白简牍应该没当做文物收藏.

上博马承源跳楼,一直是个谜. 依先秦历法推断, 清华简所记录日期错乱, 这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forecasting]

可以质疑，但清华简应该是没问题的，上面的链接里面有提到
质疑有时候在后面会带来新的发现。


绝非伪简再添铁证

或许是清华简中颠覆性的内容太多，早在2009年，就有学者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尽管经历了无字残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但其盗掘出土而后流散市场的隐秘身世，还是免不了让人浮想联翩。尤其是一些自媒体，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把矛头直指李学勤，声称清华简的文章似乎太完美了，恐怕只有李学勤这样的学者才能写出来。

当记者把这些“质疑”抛给刘国忠时，他的回答相当直率：“2000多年前的文章，没有任何人能写得出来，李先生也写不出来。”“我们平常各种各样的表达，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很多思想观念，只能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才有的。哪怕再精通古文字，现代人写出来的文章也不可能与战国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完全吻合。”

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讲座中，提到清华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你把中国最好的古文字学家加在一起，都造不出这样的文字来。”

长期从事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与研究，胡平生摸过的真简多，见过的假简也不少。据他在讲座中分享，十几年间，亲手一根根掰过的假简就有二三十批，和朋友们一起去看过的，总不下100批。一次次辨识真伪，练就了他的“火眼金睛”。

事实证明，清华简不仅经得起简帛专家们“火眼金睛”的检视，而且，时间越久，最新的科学研究与考古发现，反而越发证实了它的可靠性。

说来也巧，就在清华简入藏的第二年，北大也获赠了一批西汉竹简，按照学术惯例，这批汉简被命名为“北大简”。参与整理北大简的团队里，有个考古系大一新生，名叫孙沛阳。别人整理竹简，注意力都放在正面文字上，细心的孙沛阳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北大简的背面，有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刻划线，而且都是歪歪斜斜的。

这些划痕有什么作用呢？孙沛阳心里从此多了一个疑问，直到2010年底，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公开出版。不同于以往的简牍整理只拍“正面照”，李学勤认为，除了文字，竹简本身也是文物。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清华简首开先河，连竹简背面也拍了高清大图。

孙沛阳仔细研读这些照片，发现清华简背面居然也有刻划线的痕迹。2011年初，岳麓秦简首次公布整理报告，同样的简背刻划线再次出现。他陷入了沉思，不同的竹简，相似的刻划线，这绝非偶然。在老师的帮助下，他调查了更多简牍，最终形成了一篇震惊学界的论文《简册背划线初探》。

在这篇论文中，孙沛阳论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简背划线是解决竹简编联问题的一把钥匙。简单来说，简牍是用编绳串成的，如果编绳断了，竹简就会散乱，怎么快捷高效地还原这本竹书？聪明的古人想了一个办法，翻过来在背面用刀子或毛笔，沿对角线斜斜地划一条线。

就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富创意的办法，拯救了古人“韦编三绝”后的麻烦，让孙沛阳成了北大考古系的一个“传说”，也给清华简的真实性增加了有力物证。

在此之前，学术界从未有人注意过简背的斜线标记，只有1991年发表的《包山楚简》导言提到“划痕”，但并没有任何照片。孙沛阳的研究开始于2009年，发表于2011年，而清华简入藏是2008年，除非有人能穿越时空，预知未来，否则，怎么可能伪造出这些刻划线？

刘国忠向记者坦言，第一次看到孙沛阳的论文时“很吃惊”，毕竟划痕很浅，整理时即便看到了，大家也只是把它当成不小心的刻痕。事后去仔细翻阅清华简，才发现果然如此。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清华简整理公布时，清华简整理团队的成员，仅仅看到了清华简的背面真容，没有办法获得其他材料进行比对和研究。

2020年10月30日，湖北荆州纪南城遗址附近的枣林铺造纸厂考古工地上，领队赵晓斌从充满积水的棺椁内捞出了几百支软绵绵的竹简。那天发掘接近尾声时，蒙蒙细雨飘落，但在水中站了大半天的赵晓斌却兴奋不已。

他毕业于武汉大学考古系，到荆州博物馆参加工作后，馆里的老先生提点他：“挖楚墓、搞楚文化研究，不认识楚国的文字怎么行呢？”于是，赵晓斌一边读楚墓、汉墓发掘报告，一边啃读简牍相关书籍。多年积淀，成竹于胸，竹简出水的第一时间，他已经根据认出的文字断定，这批竹简很可能是历史类书籍。
待到正式释读时，果然发现一篇《齐桓公自莒返于齐》，内容与传世本《国语·齐语》基本相同。但另一篇《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始终没有头绪，赵晓斌开始猜测可能是《国语·吴语》，对比后却只有结尾一小部分能吻合，其余行文大不相同。他又翻阅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都不得要领。

苦苦思索时，突然想到，清华简好像公布过一篇《越公其事》。“我们在湖北搞考古，以前最关注的是清华简里的《楚居》，《越公其事》只是草草浏览过一遍释文。”赵晓斌向记者回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把《越公其事》翻了出来。这一看不得了，二者几乎完全相同，仅有少量字形及用词不同。
关于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想必每个中国人都听过他们争霸的故事。“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甚至问疾尝粪最终成功逆袭的事迹，更是中学生写作文的常用素材。

同文异本的《越公其事》和《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讲述了一个新版本的吴越争霸。文章没有提到卧薪尝胆，而是花大笔墨总结了勾践休养生息、实施“五政”的历史经验。而对越国兵败、与吴王求和的叙述，则颠覆了历史上嚣张跋扈的夫差形象。他对勾践没有乘胜追击、赶尽杀绝，不是因贪财好色，也不涉及拒用忠良伍子胥，而是因为“贵有自知之明”，估计自己实力不足，没有制胜的把握。

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李守奎的研究中，“夫差何以不灭越？比起历史文献中的美人计、离间计等，实力估量之后的无奈选择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又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故事，但《吴王夫差起师伐越》2020年由考古发掘出土，无疑是真实的战国文献。在《越公其事》公布的2017年，《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还埋藏在地下，而传世文献中从未见过这篇文章。显而易见，考古发现的竹简再次证明，清华简绝非伪简。

荆州出土竹简与清华简的勾连，至此还没有结束。2024年，清华简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一篇名为《两中》的文献，成为媒体热点。这篇文献发现了夏启为“天下王”的最新资料，文中假托两个名叫“中”的人（圭中、祥中）与夏启的对话，来阐发作者的治国理政思想。

而在荆州秦家嘴墓地出土的楚简中，也有《两中》。2024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率队到荆州访问，赵晓斌代表秦家嘴楚简整理项目小组接待，向他们展示了这批新出土的竹简。他告诉记者，这批简上的淤泥较多，还在清洗之中，已经释读出的文字还很有限。大家对竹简上的“圭中”等字，一度搞不明白，直到看了清华简的最新成果，才恍然大悟，原来也是同一篇文献。

对，有问题还是要解决，不能盲信。
你是说有可能是拿空白竹简伪造的？

我只是业余玩玩, 本来想玩文物, 发现文物界和考古界水很深。

台湾刘有恒, 其中也提到了朱岐祥(这是地道的行家), 刘的言辞很激烈. 朱其实也暗示了竹简有问题,但是似乎碍于同行(估计还有一些是他朋友), 没有直接说出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423/1 ... 5834.shtml

国内的房德邻写的文章
http://www.historychina.net/rdxs/429825.shtml

[hci]

殷商是外人，不是华夏。

周翦商，打的是为华夏复国的旗号，从而能联合华夏故国。周的几个翦商盟国，全在四川，也就是华夏的神权中心。

夏朝还没有证实。
至少殷商是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信仰一神教，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一点都被洪秀全学会了。

[hci]

扯什么。

搞科学研究，不先入为主，假设从何而来？没有假设，何来科学理论？

所以说cs不是科学，搞CS的没有科学训练。你就是个典型。

做研究最忌讳先入为主, 然后为维护自己的看法做ad hoc的辩护. 先入为主有一个好处,万一猜中了,就一路顺风顺水. 坏处是,陷进去得想办法走出来, 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不仅仅是痛苦, 先确立的看法还经常跳出来阻拦自己走出这种陷阱. 我发现无论 STEM版的id讨论科学问题,还是影视歌书美食游版讨论人文社科,鲜少能够不先入为主的, 而且先入为主还振振有词, 还没入门就骂别人民科,外行,玩名词, 让人哭笑不得.

话归主题. 因为造假者难有此功底而质疑伪简说, 这还真是先入为主了. 曾有青铜器说是西周时期的,但也有人质疑. 两方争讼.一位大家说,叫他造,他造不出来. 我多嘴, 说用热释法来测定年代不就解决问题了? 当场那大家大怒, 杂七杂八地说一些不知所云的话. 我当时好奇凑热闹去听, 没多说话. 事后一位老乡对我说,那批青铜器是在江陵伪造的. 就是大家心照不宣, 忽悠钱财和名声而已.

我在几个博物馆看过一些木简竹简. 看到过清华简的照片, 当时大吃一惊, 说这么精美漂亮啊, 比我见过的竹简都精美.

你们知道上博简,清华简, 安大简是刀刻的,还是笔写的? 如果是用笔写的,又是蘸什么东西写的?

先秦两汉出土过很多空白简, 没人过分在意, 这些空白简牍应该没当做文物收藏.

上博马承源跳楼,一直是个谜. 依先秦历法推断, 清华简所记录日期错乱, 这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forecasting]

扯什么。

搞科学研究，不先入为主，假设从何而来？没有假设，何来科学理论？

所以说cs不是科学，搞CS的没有科学训练。你就是个典型。

做假设不是先入为主，你看完我的几个回复再来喷。

[cocojumbo]

kao，太震撼了，如果你说得对，那造假那个不是几个人，是一个团队，而且是国家队。
对中国的历史，和考古都非常了解。问题是，读竹简的那些也是国家对，对吧。如果
连那些读简的国家队都能骗过去的，你那个影子国家队这就不是造假，就是造真。

我只是业余玩玩, 本来想玩文物, 发现文物界和考古界水很深。

台湾刘有恒, 其中也提到了朱岐祥(这是地道的行家), 刘的言辞很激烈. 朱其实也暗示了竹简有问题,但是似乎碍于同行(估计还有一些是他朋友), 没有直接说出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423/1 ... 5834.shtml

国内的房德邻写的文章
http://www.historychina.net/rdxs/429825.shtml

[cocojumbo]

我也有这个疑问，殷商是什么人？
周可能是羌，他们的盟国怎么是四川？我觉得就是河南陕西附近的一些小国。

殷商是外人，不是华夏。

周翦商，打的是为华夏复国的旗号，从而能联合华夏故国。周的几个翦商盟国，全在四川，也就是华夏的神权中心。

[DQQ]

扯什么。

搞科学研究，不先入为主，假设从何而来？没有假设，何来科学理论？

所以说cs不是科学，搞CS的没有科学训练。你就是个典型。

CS是数学的分支。数学是不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