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些1990年由一个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评论》上的出版，我们不难找出反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源，甚至他讲话中所引用的事例，都可以说是本文的翻版。
但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腐败，绝对不能只怨崇尚改革开放的这一派官员，事实上在改开前的左派，如陈毅等，其后代在改开中积累了惊人财富，陈小鲁本人是病逝于海南的解放军301医院。他说是凭借自己能力赚钱，但是谁信呢？
-----------------【大回潮】----------------------约翰 韩丁------------------------------------------------------------------------
【前言】
1989年的“六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改革”时代的独一无
二了：向天安门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它像一道闪电照亮夜空，揭示出中
国当前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
早在1989年6月之前，“改革”的本质已被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所洞察。然而，西方
的传媒和学术界却几乎都被改革的花言巧语和市场的“蓬勃发展”所催眠，以致看不见事实在自己眼
前展开的真相。概因私有化合于他们的偏见，而改革带来的消费的繁荣又证实了其正确性，所以他们
不再细致观察分析潜在的趋势：经济混乱、基础败坏、环境恶化、社会瓦解、文化萎靡，以及不断上
升的可能撕裂中国社会的阶级对抗。
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20多年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指出邓小平、杨尚昆、和他
们的“铁杆”同伙是走资派。他准确的预见到，如果这样的人上台，他们就会把马列主义的党变成修
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
令人惊讶的不是毛的预言何等准确，而是这预言的应验何等迅速！邓把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
开始“改革”不过是在十一年前。大的变动，例如在农村全面实行分田单干，允许大大小小的私营企
业雇工剥削，仅仅是在五年前。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无法预料的苦痛却使得中国人民疏远了邓，
特别是最受改革“恩惠”的城市居民，在89年的五、六月间，全国各地的示威者占据了大街小巷。
邓以枪炮和坦克做出了回应，给劫难后长安街留下数以千计的死伤者。凶残的军事镇压宣告邓在
道义上的破产，随后在全国展开的政治犯大搜捕更明确无误的揭示出改革究竟是什么颜色、从来是什
么颜色。
不要犯糊涂了。北京的头头脑脑们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不再是革命的策划者和社会主
义的建设者。他们是新产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忙于将经济划归于巨大的家族采邑，做好准备按照买办
的模式把中国完完全全卖给出价最高者。在广场的屠杀并非什么过失，不过表明他们窃据领导位置以
来所推行的路线达到了一个顶点。他们着手拆除解放后中国人民耗费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
制度、文化和习俗。他们这样做却使得他们站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邓是怎样从一个倍受尊崇的英雄、与“万恶”的四人帮做不屈的斗争的
受害者，变成了一个腐烂堕落的独裁者和一个满身血污的刽子手的呢？
部分答案可以从席卷中国的改革中找到。我的这些文章，把从农村解散农业合作化开始的改革
历程编年记录并加以分析。这本文集将作为有力的案例，对资本主义道路能发展中国做出质疑，并提
出这样的疑问：改革的领导者们，在选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是否已经蜕变了一小撮官僚资本
家――如同解放前从政治和经济上操控着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四大家族”一样。
6月3号和4号发生的一切，指向这样一个结论，邓和他的同伙们已经成为新的官僚资本家集团。
他们通过改革，尤其是私有化和自由市场贸易的开放政策，使得官僚们可以控制经济命脉，并形成了
与大的跨国集团分享利润的买办性质的伙伴关系。这就足以解释，为何当学生们提出要求要平等对话、
自由言论、真相报道和官员财产公开时，邓断然拒绝毫不让步。在天安门，最重要的并非革命的未来，
而是统治集团的信誉和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任何泄漏高层不择手段的统治秘密的行为都对邓和他的
“四人帮”意味着“红色警戒”。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时邓在1960年代早期所说的。正是这句话使他得以闻名。
到了80年代，人们观察到这个大人物的社会实践之后，对他的名言做出了适当的修改：“白猫黑猫，
抓不住老鼠不要紧，只要没被抓住就是好猫。”
当中国的学生和市民对“猫”的所作所为追究不放时，情况发生了逆转。不顾可能带来的后果，
他给予了回击。
温铁军的不满根源——《大回潮》
版主： Caravel， TheMatrix， molen
Re: 温铁军的不满根源——《大回潮》
【简介：中国的农村改革】
1988年是所谓中国“改革”2的第10个年头。因为改革家们最先在农村推行他们的政策，因此农
村的改变是彻底而深远的。这些改革措施带来的短期后果已经充分显现，而且长期的趋势也日益明确。
一开始，中国和西方对农村改革是赞不绝口的，尤其是从粮食的增产上来看。但最近的资料却显示已
经有一些忧虑在新闻报道中出现了。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关于农业的当年投入和长期投资都下降了。
农业的基础设施已被破坏，环境在严酷的冲击下日益恶化。国内，从上到下，自夸开始被痛苦的重新
审视所取代。
每个人都在猜测中国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但从频繁和迫切的要求公众耐心，理解和稳定来看，
这冲击无疑是深刻的。连篇累牍的各色文章，要求读者理解中国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变革：前景美好
但需要付出辛劳和牺牲，困难和反复难免而且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文章的作者没有丝毫的悔悟，
也没有任何的提示现在走上的可能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不断尖锐的矛盾，持续上升的代价被一句“一
切都是过渡性的”所勾销，所有的麻烦都能够而且终将即使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均衡态特性”――
借用一下政治学家JohnElster的话，它们并非新政策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后果，仅仅是凯歌高奏的波
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泛起的短暂的涟漪。这样，当问题不断涌现时，出现的是要求改革全面深化的呼
声。问题并非来自“太多，太快”，而是“太少，太慢”。令人担忧的通货膨胀必须缓解，需要一段强
制时间来调整，但那仅仅是生产和流通领域向私有化全面进发的征程中的一小步后退。 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初，大批的中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大小官员都忙于重新发现亚当斯密，都忙于重新发明“车
轮”——“自由市场”的伟大奥秘。对他们而言，从1840年以来，中国所接受的深刻和苦痛的教训
都烟消云散，无需理会。海外媒体的博学家们也都毫无例外的同声附和，并敦促他们以更加实用主义
的态度迈出新的步伐。
有人也许期待着国内外做出更加深思熟虑的反应，但自从邓上台并从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之后，
五湖四海，几乎没有听到任何批评。许多中国人，也确实质疑过甚至抗议过，激起了持续的挑战和争
议，但冲突并没有表面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控制在改革支持者的手中，无论是国
有的、国家资助的乃至私人的。 不过这不能解释为何缺少来自海外的批评声音。
与此同时，在美国，我们又遇到了与50年代相似的境况，不过是以倒像出现的：那时我在参加
到中国革命七年之后回到了美国。那时我是屈指可数的少数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实践公
开辩护的人之一。这些年来思潮慢慢发生了变化。各处的青年学者发出了越来越多的赞同中国革命的
声音。到了1972年，甚至是尼克松这样的死硬分子也转过来了，在整个西方世界面前，亲自到北京
访问并承认毛的政权的合法性。从此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直到1978年。当邓上台并掉转方
向时，他赢得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专家们很快中国的声明中从得出结论，新的过程表明改革是“资
本主义式”的。
当邓的政策得到普遍的赞誉时，我发现我自己又退回到“光荣的孤立”之中了。在我看来，中国
正在走上一条与前三十年不同的、可能是多灾多难的道路，我成了这一切的一个孤独的批评者――如
果不是完全孤立的话。
我也并非一夜之间就从拥护者变为了批评者。作为在海外的新中国的老朋友，我当然可以自由的
表达我的见解。不过改革开始时，我有意避免草草做出结论。我决定以极大的耐心来等待和观察这个
新时期。当然，我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的农村。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
剩下的产出归农户。在一些偏远地区，人口居住极其分散，集团开会、生产和公共财务几乎没有意义，
这个家庭合同制或者“责任制”被认为是不可取代的。我根本没有想，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
的政策，会被邓用于清算整个集体化农业系统。 经过一段时间，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
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细碎土地上的成功】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东北民谣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改革重要的十年，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这一过程。除了一年外，
从1978年后的每一年我都有5到6个月时间在中国。从1980年开始，为期五年，我作为联合国草原
管理项目的顾问呆在离北京东北约600英里的内蒙古chao区，翁牛特旗3。在那里，我们寻求草原沙
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一有空就去山西省长治市的张庄，在那里我帮助农民们发
起了空前的全面机械化的实验。
但当这个改革开始反对农村的集体化所有制时，它迅速地和我所从事的两个项目发生了冲突。翁
牛特牧场，在这片被我们称为大面积沼泽化、盐碱化、退化和沙化的草原上，是一个独特的国营－集
体合资性质的企业，为牧民与省政府共同所有。双方合资的生产性质，与私有化的改革家们和一些经
济状况较好的渴望“先富”的牧民发生了冲突。他们共同煽动起当地人清算集体化。
五年过后，当联合国投入4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也投入相同的资金之后，私有化使得我们的草原
项目全泡了汤。地区政府不愿根据具体情况而保留牧场，他们将家畜、干草场、草原都统统分给了牧
民个人。到1984年，新建的牧场灌溉系统难以维持，而且也征集不到牛、羊、草场来做放牧踪迹实
验，联合国不得不放弃了，草原沙化问题研究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中止了。联合国购买的农业机
械就废置了。我们的工作转为帮助单个的牧民，但我们的项目被认为过期了。
这是在北部边疆的情况，而在山西东南角的张庄，虽然五年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张庄的农业
机械化项目最终也化为乌有。1978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200英亩的玉米地
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
机械组只需要12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15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
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
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
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
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锈烂，默默的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
避的年代。
这两个实验的失败使我震惊。并不是我没有付诸努力，为了这两个项目我投入了汗水和辛劳，我
知道其他人也都和我一样。成功似乎近在咫尺，而它们的成功对中国的为了是多么重要啊！但是，这
两个实验可能只能算做特例。国营－集体合资的牧场是非常少见的，而看起来更为罕见的是机械化的
农庄。不能因为两个流产的实验就怪罪改革，但显然可以归罪于当地的官员们教条的不假思索的推行
改革政策。
也就在那个时候，一次不同的经历使我认清了中共中央推行的所谓改革走得有多远。1983年的夏
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3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
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
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
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
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的“邮票一样小
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
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中国的农民一度曾有了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农业制度，使他们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导向的机械化武装
的城市居民兄弟们一起，多少能算同步的进入现代社会。可到头来却成了这样！就像荧光屏上闪过的
一个小小的亮点，曾经有过的规模化生产，曾经有过的制度，就这样消失了。历史的书卷中，这新的
一页刚刚翻开，却又马上后退了千百页，又一下子回到了起点。
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
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合作化时期也有不少的村庄陷于萧条状态。现在，个
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
这都使不少单个农户了可观的收入。
然而，在我看来，单毫无理性的将土地分为细碎的小块这一项，就足以抵消政府所能看到的、或
是精心修饰使其看起来比美妙的所有的优点。在我看来看，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
无法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拥有小块土地小农可以有什长远的的希望，而且他们当然不是
中国现在这样的只有有四处分散的一两亩土地的小农。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
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
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
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
是昙花一现。
【进一步，退两步】
你没想好就说，你没说完就去做，等到做了发现其实一团糟。
——山西农村关于实用主义的民谣
不过，“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
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
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由于化肥，农药供应充足，灌溉用管道增加，获
得国家的超定额奖励成为一件容易的事，这样以前住在闭塞的村庄里的农民们也找到了同往市场之
路。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
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增加
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与我的预期相反，农产品的产量普
遍与以往持平甚至有所上升，至少从图表上看是这样（官方的统计从来不会犹豫尽量的利用产量数据，
尽管冷静地看那些数据仅仅是产量预测而已）。而且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籽，烟草和其他特产，
因政策性大幅涨价产量增长尤其迅猛。考虑涨价和非农收入带来的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出现的“生机
勃勃”的增长有了根据。
1984年，政府宣布并庆贺粮食产量有了历史性的增长——粮食总产达4万吨。因为大量商品粮出
现，在自由市场上粮食的价格降到接近国家供应粮的结构。改革带来的丰收给了多少人幸福和快乐啊。
有关部门认为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贸易商们甚至开始商谈饲料粮食大量出口的合同了。改革
看起来确实有效，至少在如此美妙的丰收面前。如果有什么严肃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个私有化的“新
社会”通向何方？改革之路是否通往社会主义？
到处都是改革带来的繁荣昌盛（而实际上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看起来没有多少人会关心最终的
结果。不过，因为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承诺搞社会主义而且也很重视毛主席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
救中国，“改革家”们以承诺坚持社会主义来获得“顽固派”（难道他们不是“动摇派”吗？）的支持
——而同时“辩证”的发展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的含义。（译者注：若干年后一度洛阳纸贵的《交
锋》一书的作者这样评论到：“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人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
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不仅包产到
户、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私营经济、雇工剥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多么幸运呀！他们一下子
就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家们都奉旨投身到这项任务当中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
有发明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筐——这样美妙的词儿，他们把社会主
义定义降低为，1）公有制，因为土地仍然是国有的；2）按劳分配，因为签署承包合同之后农户们都
是自负盈亏。
当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存在大量农户（鱼塘的款爷，果园的财主，养鸡场的大亨——诸如此类媒
体的新宠）雇用邻居并将大量的利润装入腰包时，理论家们开始宣扬管理也是劳动（从来没有人否认
这一点），却并不澄清资本带来的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差别。这两者于是都统统归结为管理的努力应得
的合法回报。剩余价值消失了，剥削也随之不见了。“怎么会有剥削呢？”他们问道，“被雇的人比干
自己的农活挣的钱要多啊！”
这套“公平合理的一天的工作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一天的收入”的逻辑打消了对剥削的顾虑，至
少对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是如此。中共中央认定，只要工人数目没有超过八人，雇工是没问题的，甚至
是再好不过的。雇工在8人以内的都是“个体经济”。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人被认为是雇主的家人（从
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有不少人是雇主的亲戚）。这样一来，如果存在剩余价值的话，也仍保留在家族
内部。但很快这个解释就行不通了，在新生的富有的企业主里，不少人建起了工厂，并拥有成百上千
的雇员。这些企业主无论言行举止还是挣钱花钱的方式都与资本家一样。再不能认为他们雇佣的都是
亲戚，再也不能认为工作条件和支付的工资是公平的。现有理论不能驱除剥削的罪恶，于是新的折衷
方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应运而生，为剥削的现实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间。这套新的辩护
说词大概是这样说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只要能实际上刺激生产力发展，
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被定义为等价于社会主义的进步。邓总是强调“抓老鼠”，也就是说
通过一切的方式方法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旧时代的做法，私人为了获取利润
而投资等等——就像我的老同事，纽约奶牛场联盟主席Archie Wright曾说过的“一块钱该怎么挣的，
就怎么去挣”。有了这套推理，中共中央创建了叫做“私营企业”的新的企业类别，一个没有任何限
制的类别。
这套实用主义的做法在社会上推行之后，很快产生了各种的反常现象，矛盾冲突，并加速了社会
的两极分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这个阶级斗争被宣布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社会的两极分
化，也就是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同时
也极少数人成为了资产阶级。农村改革后，大量小农从小资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这可能是世界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阶级转换。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机械化带来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造成
的。在成为工人阶级的这部分人中，有的是因为不想签承包合同，大部分则是因为年龄，健康，性别，
缺少劳力或是耕作工具等等。
这次的阶级转化也有其特别的地方。大部分成为新的工人阶级的个人，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
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
雇佣工人，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只是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
合同。这一点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将在最后一篇文章《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谈到。
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私有化，使得农村经济退回到与解
放前相似的境地（很多将土地承包合同转包出去的人，所作所为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同时也带回
了旧社会所有的陋习：迷信、赌博、吸毒，以及操控这一切并从中牟利的新生的黑社会。从文化环境
来看，带着浓厚的封建意味的旧风俗、旧习惯、旧意识形态还有旧的迷信统统卷土重来。没有集体的
力量来对抗大自然，农户们自觉的退回到旧文化的支持者，诸如重新开始拜土地、祭灶神等等。张庄
最新的建筑就是一座土地庙。他们又热衷于嘈杂的传统的庆典，付更多的彩礼，办更浪费的婚礼和奢
侈的葬礼，建更铺张的坟墓，为了应付这些高昂的开支他们又开始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理性和科学
的承诺退却了，革命努力提倡的节俭、朴素失败了。
1988年是所谓中国“改革”2的第10个年头。因为改革家们最先在农村推行他们的政策，因此农
村的改变是彻底而深远的。这些改革措施带来的短期后果已经充分显现，而且长期的趋势也日益明确。
一开始，中国和西方对农村改革是赞不绝口的，尤其是从粮食的增产上来看。但最近的资料却显示已
经有一些忧虑在新闻报道中出现了。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关于农业的当年投入和长期投资都下降了。
农业的基础设施已被破坏，环境在严酷的冲击下日益恶化。国内，从上到下，自夸开始被痛苦的重新
审视所取代。
每个人都在猜测中国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但从频繁和迫切的要求公众耐心，理解和稳定来看，
这冲击无疑是深刻的。连篇累牍的各色文章，要求读者理解中国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变革：前景美好
但需要付出辛劳和牺牲，困难和反复难免而且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文章的作者没有丝毫的悔悟，
也没有任何的提示现在走上的可能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不断尖锐的矛盾，持续上升的代价被一句“一
切都是过渡性的”所勾销，所有的麻烦都能够而且终将即使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均衡态特性”――
借用一下政治学家JohnElster的话，它们并非新政策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后果，仅仅是凯歌高奏的波
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泛起的短暂的涟漪。这样，当问题不断涌现时，出现的是要求改革全面深化的呼
声。问题并非来自“太多，太快”，而是“太少，太慢”。令人担忧的通货膨胀必须缓解，需要一段强
制时间来调整，但那仅仅是生产和流通领域向私有化全面进发的征程中的一小步后退。 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初，大批的中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大小官员都忙于重新发现亚当斯密，都忙于重新发明“车
轮”——“自由市场”的伟大奥秘。对他们而言，从1840年以来，中国所接受的深刻和苦痛的教训
都烟消云散，无需理会。海外媒体的博学家们也都毫无例外的同声附和，并敦促他们以更加实用主义
的态度迈出新的步伐。
有人也许期待着国内外做出更加深思熟虑的反应，但自从邓上台并从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之后，
五湖四海，几乎没有听到任何批评。许多中国人，也确实质疑过甚至抗议过，激起了持续的挑战和争
议，但冲突并没有表面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控制在改革支持者的手中，无论是国
有的、国家资助的乃至私人的。 不过这不能解释为何缺少来自海外的批评声音。
与此同时，在美国，我们又遇到了与50年代相似的境况，不过是以倒像出现的：那时我在参加
到中国革命七年之后回到了美国。那时我是屈指可数的少数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实践公
开辩护的人之一。这些年来思潮慢慢发生了变化。各处的青年学者发出了越来越多的赞同中国革命的
声音。到了1972年，甚至是尼克松这样的死硬分子也转过来了，在整个西方世界面前，亲自到北京
访问并承认毛的政权的合法性。从此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直到1978年。当邓上台并掉转方
向时，他赢得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专家们很快中国的声明中从得出结论，新的过程表明改革是“资
本主义式”的。
当邓的政策得到普遍的赞誉时，我发现我自己又退回到“光荣的孤立”之中了。在我看来，中国
正在走上一条与前三十年不同的、可能是多灾多难的道路，我成了这一切的一个孤独的批评者――如
果不是完全孤立的话。
我也并非一夜之间就从拥护者变为了批评者。作为在海外的新中国的老朋友，我当然可以自由的
表达我的见解。不过改革开始时，我有意避免草草做出结论。我决定以极大的耐心来等待和观察这个
新时期。当然，我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的农村。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
剩下的产出归农户。在一些偏远地区，人口居住极其分散，集团开会、生产和公共财务几乎没有意义，
这个家庭合同制或者“责任制”被认为是不可取代的。我根本没有想，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
的政策，会被邓用于清算整个集体化农业系统。 经过一段时间，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
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细碎土地上的成功】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东北民谣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改革重要的十年，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这一过程。除了一年外，
从1978年后的每一年我都有5到6个月时间在中国。从1980年开始，为期五年，我作为联合国草原
管理项目的顾问呆在离北京东北约600英里的内蒙古chao区，翁牛特旗3。在那里，我们寻求草原沙
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一有空就去山西省长治市的张庄，在那里我帮助农民们发
起了空前的全面机械化的实验。
但当这个改革开始反对农村的集体化所有制时，它迅速地和我所从事的两个项目发生了冲突。翁
牛特牧场，在这片被我们称为大面积沼泽化、盐碱化、退化和沙化的草原上，是一个独特的国营－集
体合资性质的企业，为牧民与省政府共同所有。双方合资的生产性质，与私有化的改革家们和一些经
济状况较好的渴望“先富”的牧民发生了冲突。他们共同煽动起当地人清算集体化。
五年过后，当联合国投入4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也投入相同的资金之后，私有化使得我们的草原
项目全泡了汤。地区政府不愿根据具体情况而保留牧场，他们将家畜、干草场、草原都统统分给了牧
民个人。到1984年，新建的牧场灌溉系统难以维持，而且也征集不到牛、羊、草场来做放牧踪迹实
验，联合国不得不放弃了，草原沙化问题研究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中止了。联合国购买的农业机
械就废置了。我们的工作转为帮助单个的牧民，但我们的项目被认为过期了。
这是在北部边疆的情况，而在山西东南角的张庄，虽然五年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张庄的农业
机械化项目最终也化为乌有。1978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200英亩的玉米地
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
机械组只需要12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15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
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
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
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
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锈烂，默默的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
避的年代。
这两个实验的失败使我震惊。并不是我没有付诸努力，为了这两个项目我投入了汗水和辛劳，我
知道其他人也都和我一样。成功似乎近在咫尺，而它们的成功对中国的为了是多么重要啊！但是，这
两个实验可能只能算做特例。国营－集体合资的牧场是非常少见的，而看起来更为罕见的是机械化的
农庄。不能因为两个流产的实验就怪罪改革，但显然可以归罪于当地的官员们教条的不假思索的推行
改革政策。
也就在那个时候，一次不同的经历使我认清了中共中央推行的所谓改革走得有多远。1983年的夏
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3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
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
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
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
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的“邮票一样小
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
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中国的农民一度曾有了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农业制度，使他们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导向的机械化武装
的城市居民兄弟们一起，多少能算同步的进入现代社会。可到头来却成了这样！就像荧光屏上闪过的
一个小小的亮点，曾经有过的规模化生产，曾经有过的制度，就这样消失了。历史的书卷中，这新的
一页刚刚翻开，却又马上后退了千百页，又一下子回到了起点。
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
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合作化时期也有不少的村庄陷于萧条状态。现在，个
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
这都使不少单个农户了可观的收入。
然而，在我看来，单毫无理性的将土地分为细碎的小块这一项，就足以抵消政府所能看到的、或
是精心修饰使其看起来比美妙的所有的优点。在我看来看，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
无法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拥有小块土地小农可以有什长远的的希望，而且他们当然不是
中国现在这样的只有有四处分散的一两亩土地的小农。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
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
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
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
是昙花一现。
【进一步，退两步】
你没想好就说，你没说完就去做，等到做了发现其实一团糟。
——山西农村关于实用主义的民谣
不过，“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
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
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由于化肥，农药供应充足，灌溉用管道增加，获
得国家的超定额奖励成为一件容易的事，这样以前住在闭塞的村庄里的农民们也找到了同往市场之
路。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
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增加
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与我的预期相反，农产品的产量普
遍与以往持平甚至有所上升，至少从图表上看是这样（官方的统计从来不会犹豫尽量的利用产量数据，
尽管冷静地看那些数据仅仅是产量预测而已）。而且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籽，烟草和其他特产，
因政策性大幅涨价产量增长尤其迅猛。考虑涨价和非农收入带来的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出现的“生机
勃勃”的增长有了根据。
1984年，政府宣布并庆贺粮食产量有了历史性的增长——粮食总产达4万吨。因为大量商品粮出
现，在自由市场上粮食的价格降到接近国家供应粮的结构。改革带来的丰收给了多少人幸福和快乐啊。
有关部门认为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贸易商们甚至开始商谈饲料粮食大量出口的合同了。改革
看起来确实有效，至少在如此美妙的丰收面前。如果有什么严肃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个私有化的“新
社会”通向何方？改革之路是否通往社会主义？
到处都是改革带来的繁荣昌盛（而实际上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看起来没有多少人会关心最终的
结果。不过，因为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承诺搞社会主义而且也很重视毛主席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
救中国，“改革家”们以承诺坚持社会主义来获得“顽固派”（难道他们不是“动摇派”吗？）的支持
——而同时“辩证”的发展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的含义。（译者注：若干年后一度洛阳纸贵的《交
锋》一书的作者这样评论到：“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人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
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不仅包产到
户、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私营经济、雇工剥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多么幸运呀！他们一下子
就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家们都奉旨投身到这项任务当中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
有发明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筐——这样美妙的词儿，他们把社会主
义定义降低为，1）公有制，因为土地仍然是国有的；2）按劳分配，因为签署承包合同之后农户们都
是自负盈亏。
当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存在大量农户（鱼塘的款爷，果园的财主，养鸡场的大亨——诸如此类媒
体的新宠）雇用邻居并将大量的利润装入腰包时，理论家们开始宣扬管理也是劳动（从来没有人否认
这一点），却并不澄清资本带来的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差别。这两者于是都统统归结为管理的努力应得
的合法回报。剩余价值消失了，剥削也随之不见了。“怎么会有剥削呢？”他们问道，“被雇的人比干
自己的农活挣的钱要多啊！”
这套“公平合理的一天的工作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一天的收入”的逻辑打消了对剥削的顾虑，至
少对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是如此。中共中央认定，只要工人数目没有超过八人，雇工是没问题的，甚至
是再好不过的。雇工在8人以内的都是“个体经济”。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人被认为是雇主的家人（从
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有不少人是雇主的亲戚）。这样一来，如果存在剩余价值的话，也仍保留在家族
内部。但很快这个解释就行不通了，在新生的富有的企业主里，不少人建起了工厂，并拥有成百上千
的雇员。这些企业主无论言行举止还是挣钱花钱的方式都与资本家一样。再不能认为他们雇佣的都是
亲戚，再也不能认为工作条件和支付的工资是公平的。现有理论不能驱除剥削的罪恶，于是新的折衷
方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应运而生，为剥削的现实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间。这套新的辩护
说词大概是这样说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只要能实际上刺激生产力发展，
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被定义为等价于社会主义的进步。邓总是强调“抓老鼠”，也就是说
通过一切的方式方法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旧时代的做法，私人为了获取利润
而投资等等——就像我的老同事，纽约奶牛场联盟主席Archie Wright曾说过的“一块钱该怎么挣的，
就怎么去挣”。有了这套推理，中共中央创建了叫做“私营企业”的新的企业类别，一个没有任何限
制的类别。
这套实用主义的做法在社会上推行之后，很快产生了各种的反常现象，矛盾冲突，并加速了社会
的两极分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这个阶级斗争被宣布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社会的两极分
化，也就是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同时
也极少数人成为了资产阶级。农村改革后，大量小农从小资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这可能是世界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阶级转换。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机械化带来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造成
的。在成为工人阶级的这部分人中，有的是因为不想签承包合同，大部分则是因为年龄，健康，性别，
缺少劳力或是耕作工具等等。
这次的阶级转化也有其特别的地方。大部分成为新的工人阶级的个人，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
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
雇佣工人，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只是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
合同。这一点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将在最后一篇文章《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谈到。
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私有化，使得农村经济退回到与解
放前相似的境地（很多将土地承包合同转包出去的人，所作所为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同时也带回
了旧社会所有的陋习：迷信、赌博、吸毒，以及操控这一切并从中牟利的新生的黑社会。从文化环境
来看，带着浓厚的封建意味的旧风俗、旧习惯、旧意识形态还有旧的迷信统统卷土重来。没有集体的
力量来对抗大自然，农户们自觉的退回到旧文化的支持者，诸如重新开始拜土地、祭灶神等等。张庄
最新的建筑就是一座土地庙。他们又热衷于嘈杂的传统的庆典，付更多的彩礼，办更浪费的婚礼和奢
侈的葬礼，建更铺张的坟墓，为了应付这些高昂的开支他们又开始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理性和科学
的承诺退却了，革命努力提倡的节俭、朴素失败了。
Re: 温铁军的不满根源——《大回潮》
党组织内部的堕落同社会风气的倒退一样严重。一旦党叫农民开始自己致富，党员怎么能不带头
呢？否则，就没有人相信党是支持“先富”那部分人的。为了追名逐利的蝇营狗苟破坏着共产党员应
守的准则。领导的滥用特权，一直是集体化系统下的严重问题。现在更和金钱联姻，为了追逐财富，
腐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肆扩散。渎职、回扣、投机，使得党还仅存的一点威望降到了低谷。更令
人担忧的是，国家已不能指望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在同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做交易时把国家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在这个层次上，社会风气败坏已威胁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抛头颅洒热血辛辛苦苦换来的国
家主权。
最后，改革也引发了对环境的空前的破坏狂潮。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
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记的人们开始寻求可以
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这引发了对已受破坏的脆弱的环境的一次大进攻，遭受
劫难的不仅有山地、树林、水资源、草原、渔场、野生动物、矿藏，还有一切可以被砍伐的、被耕作
的、被抽取的、被发掘的、被捕获的、被拿走的……在集体化农业时代，矿藏和林木这样的资源都被
认为是国家财产而保留，不过也允许当地有控制的开采、砍伐（不幸的是也时常遭受滥采滥伐）。国
家对如何使用山坡、草原、大片水资源以及其它容易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做出了规范（虽然不是所有
时候都有效）。而许多公社为了公众的利益，也执行和强化了上述管理。改革后，公社不复存在无法
再限制滥用自然资源；国家不仅放松了对自然资源保护规定，就是仍存在的规定也无法执行。
从这些年的经历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邓集团在中国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倒是和50年代初
土改后搞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非常相似：公有、私有、公私合营、公私合作等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
虽然看起来运转得似乎不错，但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经济形态是不可能巩固的。工业、运输和贸易
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都来自私营部门。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它们增长速度却是最快的。通过将公有企
业承包给经理，政府也在为公有经济的私有化而努力。再考虑到已经全面完成私有化的农业，结论就
再清晰不过了：1）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按自由企业的方式运作了；2）除农场外的农村，
实质上将很快实现私有化；3）通过承包和向管理层的让步政策，公有经济也在朝同一方向发展。这
些看起来是难以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
从1985年的秋天开始，改革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飞速发展日渐显露出真相。据农业部统计1985
年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3千万吨。从其它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是下降了接近5千万吨。最后他们达成
共识，粮食产量下降了2千5百万吨，数据如何得来却已无从考证。因为全年天气并不太糟，减产没
有合理的原因。一些权威人士将其归结为价格波动，84年的大丰收使得国有粮仓囤满了粮食从而导致
国家承诺的粮价下降。
现在可以看到，问题并非来自于85年的粮食产量，倒是84年的粮食产量有问题。84年的收成并
没有打破记录，仅仅是个普通的年成。增产的粮食中，其实大部分来自集体的粮仓。合作社解散分产
后，农民们将分得的粮食卖到了市场上。而且，因为害怕家庭责任制带来粮食减产，国家同时也从国
外进口了数百万吨的粮食，这样造成了市场上粮食的“涌流”和粮价的下降。“那个冬天我们吃的都
是加拿大的小麦。”一位北京居民告诉我。
实际上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并没有40500万吨，因此他们此后也无法再重复这一创纪录的“大
丰收”。改革家们脍炙人口的胜利不过是个幻影。持续粮食短缺的忧虑使得人们冷静下来。回顾历史，
1985年也是其它领域的转折点，正是这一年，价格双轨制使得高层的投机者的职务腐败，不论从量上
还是质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中央向地方分权政策，使得省、直辖市在贸易领域成为实际上的
独立王国。一方面他们设置对自己有利的省际贸易壁垒，比如囤积紧俏物资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
向国外大肆购进昂贵的豪华轿车等大件消费品。这样，他们很快花光了国家的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当
年与日本贸易中入超达150亿美元，大量进口也挤跨了很多的苦苦挣扎的国内工业。
在此期间资本投资激增，但大部分没有进入生产部门而是进入了非生产性部门， 如城市高层住
宅，办公楼、娱乐设施和几乎空置的豪华旅馆。政府的所有部门都争先恐后的挤入有巨大利润前景的
涉外旅游业，但鲜有成功。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单位能够启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工程，因为合作制
度被取消后无法无偿动员农民，而没有任何单位有钱投入。
没有生产作为补偿的消费带来了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冲击了城市居民。他们已经将
收入的一半用于食物。但通货膨胀同样也使工业品价格上升，尤其是燃料、化肥、杀虫剂和农用机械，
这使得农民减少购买从而也对农产品产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改革给经济带来的刺激日渐消退，1985年改革家们开始遭到报应了。直接的和承包制的私有化，
以及经济从政府导向开始转为市场导向的所带来的矛盾不断尖锐。当年10月，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出
现了学生游行，抗议日货泛滥，物价上涨，腐败盛行。
从此，中国内部的混乱持续上升。虽然重新主张中央加强控制一定程度减少了贸易的不平衡，但
非生产性的资本支出仍在控制之外。通货膨胀率达到新高，1988年末一度出现了挤兑的狂潮。其它问
题也每况愈下，诸如不断增高犯罪率、出生率、人口增长率、传染病发病率，环境的急剧恶化，还有
粮食的减产等等。1988年，粮食据报道减产9百万吨而实际上可能被低估了，政府此归结为受天气的
影响。一些城市居民不得不在粮食配给份额接受部分粗粮。农民杀光了鸡、猪乃至奶牛，因为没有足
够的粗粮作为饲料。
关于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以不再是：这条道路将通往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资本主
义特征是明确无疑的。新的问题是：这条道路是前进还是后退？
【责骂的典范】
五十年代人帮人，
六十年代人整人，
七十年代人骗人，
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
——山西农村民谣
本书中收集了我的一些文章，都是针对从1978开始的中国的“波澜壮阔”的改革的。十多年来，
这些感觉和想法日臻成熟。
我决定本书从张庄的故事开始。故事发生在1979年，在中共中央开始确立伟大的“改革”（实质
是大回潮）几个月之后。这个故事对这本揭批“改革”的书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描述了一个生机
勃勃的农庄，按照毛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
的方针。在中央提出的五业之外，张庄又加上了颇为成功的农业机械化进程。
张庄的故事，在1982年12月开始执行改革前，很好的阐明了农民们是怎样同甘共苦、齐心协力
建设一个先进的公社的。 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决不会分田单干或是把集体工业承包出去。他
们不得不屈从于上级的压力。从此，张庄也同整个地区一样经历了改革带来的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增长，
虽然一些方面变好了，另一些方面却越来越糟，尤其是土地问题。改革七年过去了，却很难估量现在
的情形，是否会比一直保持集体化好。
“凤阳之旅”写于1983年，应当时的副总理万里之邀访问了安徽省之后。在那里我看到了改革
可能给农村带来的最好的一面，但我也看到了土地私有化和“零散化”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最严重的
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一端出现了“先富”的私营企业主，一端则是廉价的雇佣工人。
从那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改革给农村和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增长。我试图用两篇文章来
总结这些“新问题”，一篇最初是演说，一篇是一封长信，在本书中的标题分别是“大刀阔斧的改革”
和“解读改革”。第一篇提出了这条道路是否通向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篇则质疑改革家们是否有能
力实现持续、稳健的增长——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尤其是他们能否在美欧日资本主导的世界上建立一
个富强、独立、自主的中国。
另外两篇文章写于1980年代中期，即“草原现状”和“农业机械化问题”，探讨自主发展的技术
性问题。它们并未直接质疑改革的政策，但也揭示了改革给资源保护和农业机械化带来的严重阻碍。
“再访大寨”写于1987年秋，为了回应当时中国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对毛领导的农村集体化
道路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击，夸大并丑化公社的发展，因为在1983年它们就不再按集体化方式运作了。
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媒体一贯的歪曲大寨，一方面蔑视集体化时代取得的任何成就另一方面却醉心
于改革的成果，无视两者的事实。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在1987年根据官方报道的数据，大寨人甚至
不能收获足够的口粮。
对大寨的攻击其实就是对毛的攻击。因为农业学大寨是毛的农业政策的核心之一，这些无端的谴
责不过是全面背离毛的政策的一部分罢了。这个结论，Herb和Ruth Gamberg发表在每月评论1988年
9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也给予了支持，也引发了二战曾作为中国通讯记者并担任中美友好协会领导的
休·迪恩（HughDeane）的回应。他承认大寨遭到了错误的诽谤，尽管如此，毛时代的农业政策的失
败却大于其成功，有些失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宣称大跃进后的饥荒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并
罗织、控诉毛的罪状——他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可以当作改革集团全面否定毛以及毛的政策、毛的功
绩的一个样本。“毛泽东的农村政策反思”原本是为毛辩护的，也了驳斥休·迪恩对毛在解放后中国历
史上所起作用的偏见。在“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我尝试总结和更新毛提出的命题，
资本主义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中国的可行之路。
【精明而可怕的特色】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
——1989年北京的顺口溜
回顾迄今为止的十年，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一些在十年前不太明显的特色。其中之一属于改革家们
惯用的手段。在改革的整个进程中，他们采取的手段都是这样的——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者上层
建筑领域中多少不太起眼的问题入手进行“试验”，从而避免引起太多的争议，然后以试验卓有成效
为名大规模的进行推广，而且也不再限于试验的原有目标。在推行这套渐进的、曲线式改革的过程中，
改革家们总是避免与可能反对他们政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正面冲突。而当任何可能的反对者明白过来
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改革家们攻击的法律或实践已被基本改
变。
邓首先用这套渐进的办法实现了农业的私有化，然后又用同样的手法解决了私人雇工剥削的合法
化问题。禁止一切私人雇工的政策被修改为允许“个体”企业雇用8名以下的工人，后来又放松为批
准私营企业雇用成百上千的工人。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就从禁止剥削转变到全面允许剥削。最高领导
们为私营企业正名，称其为新近发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经济成分。到1988年底达到的
目标是，私人所有已占全部工业企业的30%，而职业经理人也通过承包逐渐占据着残留的国有部门。
与此同时，国家计划在工业领域将其所持有的国有资产以股票的形式出让给工厂职工、个人经营的国
有单位以及私营企业。
改革家们娴熟地重复着这套手法，直到大家都明白，改革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思想，探索一条“通
往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道路”。改革的领路人们并没有“摸着石头过河”——就像邓声称的那样——
他们处心积虑，蒙着面罩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而代之以一整套与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相适
应的所有制，生产关系，法律，习惯，文化。
可以看到的第二个特色，是改革又给中国带来了似曾相识的一幕：上层腐败糜烂，特权飞涨，而
严峻的通货膨胀使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的处境日艰，难以为继；就像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曾
经苦难的重演，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国民革命瓦解了，早于共产党获取政权另一个革命党——国民党蜕
变了。
共产党在49年革命胜利后有效的压制了腐败，但从来没有根除过。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腐败的
复苏。腐败的大跃进始于1985年，那一年改革家们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这是用市场经济取代“万
恶”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步骤，改革家们假定通过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对市场公平合理的
调节。但是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大量官僚利用差价牟取暴利，这很快被观察家们命名为“官倒”。这种
形式，正如被流放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4所说的，是“通过权力（或关系）从低价的国有部门获取日
用品或者其它紧俏资源，然后在私有部门高价转手倒卖。”日益增长的倒买倒卖消除了价格双轨制可
能带来的任何益处，而且使得高得惊人的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
高级官员通过官倒投机得以“先富”，同时大量的高干子女也投身到各种商业活动中，尤其
是是利润丰厚的进出口业务（法律禁止官员做生意）。这两者合在一起，表明一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
（就像解放前统治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一样）正在日趋成熟。
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对此发出了警告，其中有被流放的记者刘宾雁5。“很多中国人担心，”刘这样
写到，“在中国大陆又将出现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那样，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的买办集团。这
样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既然中国事实上已经对世界敞开了大门，那么国际资本与国内腐败官僚相
勾结，是否将像刘宾雁预计的那样产生一个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从而威胁
到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呢？一旦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后果看起来是无法避免的。
【天安门事件之后】
毛主席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
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山西东南部顺口溜
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根据我关于中国前民主运动的一次公众演讲修改而成的。其中特别强调
了广大的北京市民挺身而出、阻拦军队进城驱散学生。这样历史上罕见的势不可挡的群众参与，也以
不同的形式在全国各地上演（无论是在北京的大屠杀之前还是其后），反映出群众对国家现状的不满，
以及对改革后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抗议。
无论是遍及全国的广泛的抗议还是邓对其血腥的镇压，都表明邓的实用主义路线给中国带来了深
远的危机。人民不能接受邓刮起的私有化风潮导致的结果；而邓及其党羽也不能够接受任何的民主的
妥协，哪怕仅仅是象征性的，因为这会限制他们为所欲为主宰中国的权力。结局是愤愤不平的群众和
一小撮失去了任何统治的合理性独裁者之间的僵持对峙。大量的共产党员，政府官员，军人现在都和
要求变革的人们站到了一起。但是没有任何人（当然也包括那些引发抗议怒潮的学生）站出来给出一
个清楚的答案解释究竟是什么地方错了，或是提出一个扭转局面的可行的政策。即使被资本主义道路
带来的结果所震惊，很多人仍然无法把现实和产生它们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联系起来。
但是，天安门的大屠杀迫使每一个人去分析和重新评价我们近十年的历史。作为对自封的改革家
们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的回应，仅仅要求民主、自由和进一步改革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反抗和揭露假
社会主义者们掩饰资本主义道路的花言巧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必须作出明确的选
择，赞同复兴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变革，并为持久的斗争做好准备。
呢？否则，就没有人相信党是支持“先富”那部分人的。为了追名逐利的蝇营狗苟破坏着共产党员应
守的准则。领导的滥用特权，一直是集体化系统下的严重问题。现在更和金钱联姻，为了追逐财富，
腐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肆扩散。渎职、回扣、投机，使得党还仅存的一点威望降到了低谷。更令
人担忧的是，国家已不能指望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在同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做交易时把国家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在这个层次上，社会风气败坏已威胁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抛头颅洒热血辛辛苦苦换来的国
家主权。
最后，改革也引发了对环境的空前的破坏狂潮。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
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记的人们开始寻求可以
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这引发了对已受破坏的脆弱的环境的一次大进攻，遭受
劫难的不仅有山地、树林、水资源、草原、渔场、野生动物、矿藏，还有一切可以被砍伐的、被耕作
的、被抽取的、被发掘的、被捕获的、被拿走的……在集体化农业时代，矿藏和林木这样的资源都被
认为是国家财产而保留，不过也允许当地有控制的开采、砍伐（不幸的是也时常遭受滥采滥伐）。国
家对如何使用山坡、草原、大片水资源以及其它容易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做出了规范（虽然不是所有
时候都有效）。而许多公社为了公众的利益，也执行和强化了上述管理。改革后，公社不复存在无法
再限制滥用自然资源；国家不仅放松了对自然资源保护规定，就是仍存在的规定也无法执行。
从这些年的经历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邓集团在中国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倒是和50年代初
土改后搞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非常相似：公有、私有、公私合营、公私合作等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
虽然看起来运转得似乎不错，但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经济形态是不可能巩固的。工业、运输和贸易
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都来自私营部门。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它们增长速度却是最快的。通过将公有企
业承包给经理，政府也在为公有经济的私有化而努力。再考虑到已经全面完成私有化的农业，结论就
再清晰不过了：1）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按自由企业的方式运作了；2）除农场外的农村，
实质上将很快实现私有化；3）通过承包和向管理层的让步政策，公有经济也在朝同一方向发展。这
些看起来是难以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
从1985年的秋天开始，改革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飞速发展日渐显露出真相。据农业部统计1985
年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3千万吨。从其它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是下降了接近5千万吨。最后他们达成
共识，粮食产量下降了2千5百万吨，数据如何得来却已无从考证。因为全年天气并不太糟，减产没
有合理的原因。一些权威人士将其归结为价格波动，84年的大丰收使得国有粮仓囤满了粮食从而导致
国家承诺的粮价下降。
现在可以看到，问题并非来自于85年的粮食产量，倒是84年的粮食产量有问题。84年的收成并
没有打破记录，仅仅是个普通的年成。增产的粮食中，其实大部分来自集体的粮仓。合作社解散分产
后，农民们将分得的粮食卖到了市场上。而且，因为害怕家庭责任制带来粮食减产，国家同时也从国
外进口了数百万吨的粮食，这样造成了市场上粮食的“涌流”和粮价的下降。“那个冬天我们吃的都
是加拿大的小麦。”一位北京居民告诉我。
实际上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并没有40500万吨，因此他们此后也无法再重复这一创纪录的“大
丰收”。改革家们脍炙人口的胜利不过是个幻影。持续粮食短缺的忧虑使得人们冷静下来。回顾历史，
1985年也是其它领域的转折点，正是这一年，价格双轨制使得高层的投机者的职务腐败，不论从量上
还是质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中央向地方分权政策，使得省、直辖市在贸易领域成为实际上的
独立王国。一方面他们设置对自己有利的省际贸易壁垒，比如囤积紧俏物资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
向国外大肆购进昂贵的豪华轿车等大件消费品。这样，他们很快花光了国家的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当
年与日本贸易中入超达150亿美元，大量进口也挤跨了很多的苦苦挣扎的国内工业。
在此期间资本投资激增，但大部分没有进入生产部门而是进入了非生产性部门， 如城市高层住
宅，办公楼、娱乐设施和几乎空置的豪华旅馆。政府的所有部门都争先恐后的挤入有巨大利润前景的
涉外旅游业，但鲜有成功。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单位能够启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工程，因为合作制
度被取消后无法无偿动员农民，而没有任何单位有钱投入。
没有生产作为补偿的消费带来了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冲击了城市居民。他们已经将
收入的一半用于食物。但通货膨胀同样也使工业品价格上升，尤其是燃料、化肥、杀虫剂和农用机械，
这使得农民减少购买从而也对农产品产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改革给经济带来的刺激日渐消退，1985年改革家们开始遭到报应了。直接的和承包制的私有化，
以及经济从政府导向开始转为市场导向的所带来的矛盾不断尖锐。当年10月，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出
现了学生游行，抗议日货泛滥，物价上涨，腐败盛行。
从此，中国内部的混乱持续上升。虽然重新主张中央加强控制一定程度减少了贸易的不平衡，但
非生产性的资本支出仍在控制之外。通货膨胀率达到新高，1988年末一度出现了挤兑的狂潮。其它问
题也每况愈下，诸如不断增高犯罪率、出生率、人口增长率、传染病发病率，环境的急剧恶化，还有
粮食的减产等等。1988年，粮食据报道减产9百万吨而实际上可能被低估了，政府此归结为受天气的
影响。一些城市居民不得不在粮食配给份额接受部分粗粮。农民杀光了鸡、猪乃至奶牛，因为没有足
够的粗粮作为饲料。
关于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以不再是：这条道路将通往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资本主
义特征是明确无疑的。新的问题是：这条道路是前进还是后退？
【责骂的典范】
五十年代人帮人，
六十年代人整人，
七十年代人骗人，
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
——山西农村民谣
本书中收集了我的一些文章，都是针对从1978开始的中国的“波澜壮阔”的改革的。十多年来，
这些感觉和想法日臻成熟。
我决定本书从张庄的故事开始。故事发生在1979年，在中共中央开始确立伟大的“改革”（实质
是大回潮）几个月之后。这个故事对这本揭批“改革”的书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描述了一个生机
勃勃的农庄，按照毛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
的方针。在中央提出的五业之外，张庄又加上了颇为成功的农业机械化进程。
张庄的故事，在1982年12月开始执行改革前，很好的阐明了农民们是怎样同甘共苦、齐心协力
建设一个先进的公社的。 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决不会分田单干或是把集体工业承包出去。他
们不得不屈从于上级的压力。从此，张庄也同整个地区一样经历了改革带来的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增长，
虽然一些方面变好了，另一些方面却越来越糟，尤其是土地问题。改革七年过去了，却很难估量现在
的情形，是否会比一直保持集体化好。
“凤阳之旅”写于1983年，应当时的副总理万里之邀访问了安徽省之后。在那里我看到了改革
可能给农村带来的最好的一面，但我也看到了土地私有化和“零散化”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最严重的
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一端出现了“先富”的私营企业主，一端则是廉价的雇佣工人。
从那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改革给农村和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增长。我试图用两篇文章来
总结这些“新问题”，一篇最初是演说，一篇是一封长信，在本书中的标题分别是“大刀阔斧的改革”
和“解读改革”。第一篇提出了这条道路是否通向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篇则质疑改革家们是否有能
力实现持续、稳健的增长——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尤其是他们能否在美欧日资本主导的世界上建立一
个富强、独立、自主的中国。
另外两篇文章写于1980年代中期，即“草原现状”和“农业机械化问题”，探讨自主发展的技术
性问题。它们并未直接质疑改革的政策，但也揭示了改革给资源保护和农业机械化带来的严重阻碍。
“再访大寨”写于1987年秋，为了回应当时中国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对毛领导的农村集体化
道路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击，夸大并丑化公社的发展，因为在1983年它们就不再按集体化方式运作了。
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媒体一贯的歪曲大寨，一方面蔑视集体化时代取得的任何成就另一方面却醉心
于改革的成果，无视两者的事实。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在1987年根据官方报道的数据，大寨人甚至
不能收获足够的口粮。
对大寨的攻击其实就是对毛的攻击。因为农业学大寨是毛的农业政策的核心之一，这些无端的谴
责不过是全面背离毛的政策的一部分罢了。这个结论，Herb和Ruth Gamberg发表在每月评论1988年
9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也给予了支持，也引发了二战曾作为中国通讯记者并担任中美友好协会领导的
休·迪恩（HughDeane）的回应。他承认大寨遭到了错误的诽谤，尽管如此，毛时代的农业政策的失
败却大于其成功，有些失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宣称大跃进后的饥荒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并
罗织、控诉毛的罪状——他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可以当作改革集团全面否定毛以及毛的政策、毛的功
绩的一个样本。“毛泽东的农村政策反思”原本是为毛辩护的，也了驳斥休·迪恩对毛在解放后中国历
史上所起作用的偏见。在“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我尝试总结和更新毛提出的命题，
资本主义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中国的可行之路。
【精明而可怕的特色】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
——1989年北京的顺口溜
回顾迄今为止的十年，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一些在十年前不太明显的特色。其中之一属于改革家们
惯用的手段。在改革的整个进程中，他们采取的手段都是这样的——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者上层
建筑领域中多少不太起眼的问题入手进行“试验”，从而避免引起太多的争议，然后以试验卓有成效
为名大规模的进行推广，而且也不再限于试验的原有目标。在推行这套渐进的、曲线式改革的过程中，
改革家们总是避免与可能反对他们政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正面冲突。而当任何可能的反对者明白过来
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改革家们攻击的法律或实践已被基本改
变。
邓首先用这套渐进的办法实现了农业的私有化，然后又用同样的手法解决了私人雇工剥削的合法
化问题。禁止一切私人雇工的政策被修改为允许“个体”企业雇用8名以下的工人，后来又放松为批
准私营企业雇用成百上千的工人。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就从禁止剥削转变到全面允许剥削。最高领导
们为私营企业正名，称其为新近发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经济成分。到1988年底达到的
目标是，私人所有已占全部工业企业的30%，而职业经理人也通过承包逐渐占据着残留的国有部门。
与此同时，国家计划在工业领域将其所持有的国有资产以股票的形式出让给工厂职工、个人经营的国
有单位以及私营企业。
改革家们娴熟地重复着这套手法，直到大家都明白，改革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思想，探索一条“通
往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道路”。改革的领路人们并没有“摸着石头过河”——就像邓声称的那样——
他们处心积虑，蒙着面罩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而代之以一整套与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相适
应的所有制，生产关系，法律，习惯，文化。
可以看到的第二个特色，是改革又给中国带来了似曾相识的一幕：上层腐败糜烂，特权飞涨，而
严峻的通货膨胀使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的处境日艰，难以为继；就像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曾
经苦难的重演，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国民革命瓦解了，早于共产党获取政权另一个革命党——国民党蜕
变了。
共产党在49年革命胜利后有效的压制了腐败，但从来没有根除过。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腐败的
复苏。腐败的大跃进始于1985年，那一年改革家们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这是用市场经济取代“万
恶”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步骤，改革家们假定通过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对市场公平合理的
调节。但是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大量官僚利用差价牟取暴利，这很快被观察家们命名为“官倒”。这种
形式，正如被流放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4所说的，是“通过权力（或关系）从低价的国有部门获取日
用品或者其它紧俏资源，然后在私有部门高价转手倒卖。”日益增长的倒买倒卖消除了价格双轨制可
能带来的任何益处，而且使得高得惊人的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
高级官员通过官倒投机得以“先富”，同时大量的高干子女也投身到各种商业活动中，尤其
是是利润丰厚的进出口业务（法律禁止官员做生意）。这两者合在一起，表明一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
（就像解放前统治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一样）正在日趋成熟。
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对此发出了警告，其中有被流放的记者刘宾雁5。“很多中国人担心，”刘这样
写到，“在中国大陆又将出现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那样，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的买办集团。这
样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既然中国事实上已经对世界敞开了大门，那么国际资本与国内腐败官僚相
勾结，是否将像刘宾雁预计的那样产生一个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从而威胁
到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呢？一旦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后果看起来是无法避免的。
【天安门事件之后】
毛主席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
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山西东南部顺口溜
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根据我关于中国前民主运动的一次公众演讲修改而成的。其中特别强调
了广大的北京市民挺身而出、阻拦军队进城驱散学生。这样历史上罕见的势不可挡的群众参与，也以
不同的形式在全国各地上演（无论是在北京的大屠杀之前还是其后），反映出群众对国家现状的不满，
以及对改革后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抗议。
无论是遍及全国的广泛的抗议还是邓对其血腥的镇压，都表明邓的实用主义路线给中国带来了深
远的危机。人民不能接受邓刮起的私有化风潮导致的结果；而邓及其党羽也不能够接受任何的民主的
妥协，哪怕仅仅是象征性的，因为这会限制他们为所欲为主宰中国的权力。结局是愤愤不平的群众和
一小撮失去了任何统治的合理性独裁者之间的僵持对峙。大量的共产党员，政府官员，军人现在都和
要求变革的人们站到了一起。但是没有任何人（当然也包括那些引发抗议怒潮的学生）站出来给出一
个清楚的答案解释究竟是什么地方错了，或是提出一个扭转局面的可行的政策。即使被资本主义道路
带来的结果所震惊，很多人仍然无法把现实和产生它们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联系起来。
但是，天安门的大屠杀迫使每一个人去分析和重新评价我们近十年的历史。作为对自封的改革家
们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的回应，仅仅要求民主、自由和进一步改革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反抗和揭露假
社会主义者们掩饰资本主义道路的花言巧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必须作出明确的选
择，赞同复兴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变革，并为持久的斗争做好准备。
Re: 温铁军的不满根源——《大回潮》
【中国的一个小城镇：1978年的张庄】
三十年前，在张庄听到的是乡村的声音：拂晓前黑暗中公鸡的啼叫，手推碾磨滚过石床时吱吱的
响声，村长在没收来的天主教堂塔楼里通过扩音器开会的嘶哑的声音。至今仍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的
最响亮的，是负重的大车驶过冬天路上冻结的车辙时，笨重的木制车轮和横梁对撞的声音，从远处听
好像是不知疲倦的阴间鼓手的声音。
今天，火车站上驶过的蒸汽机车发出尖锐的叫声，似乎要用自己的怪诞嗓音跟GreatRidge Hill侧
的试验场上军用坦克咆哮着碾过的背景音较量一番，这一切驱除了原来笼罩在张庄上的乡土旧调。还
有高速公路上卡车、公共汽车和吉普喇叭等的杂音，因为受阻的司机想穿过手推车、驴车、大货车、
自行车和步行者流前进。
在村子里面，相对低些的背景音，是生产队的水泥厂里巨大的研磨机发出的声响，夹杂着旧时作
为会议室的长棚底下传来的砂轮研磨钢铁撕破空气的尖厉叫声。年轻的女人们按点轮班抛光锯齿，这
些锯齿将出口坦桑尼亚。
教堂塔楼很多年前就已经被拆毁了。队里的领导在他们办公的地方的屋顶上装了一个扩音器，在
很远的地里都能听见他们的巨响。多年来，他们依赖喇叭广播来管理在1958年创建完备的生产队。
喇叭早晨起来叫人们起床，中午召集人们从地里回来，晚上通知一天的工作完毕。但是多年来播放的
歌曲不是东方红，一曲对领导人毛泽东的赞歌，而是用双簧喇叭和几把中国的蛇皮小提琴演奏的活泼
的山西民歌调子。村子里面，被放大的干扰让耳膜发痛。在半英里外的一队的菜园子里，声音活象侏
儒、妖精、木精和狐狸精的婚礼舞曲。
1979年，个人收入基本和付出成正比，物质奖励成了努力工作的动机。同时，扩音器的规劝和命
令已经不起作用。村子里面又恢复了拂晓的鸡鸣声和小巷里面步行者的叫卖声，但是他们再也不能像
以前那样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到处是铁路换车场机动车的噪音。
和以前一样，人们可以从GreatRidge山顶上俯视，像在地图上一样看到张庄在平原上延伸。村子
里两极分化相当明显，穷苦农民和雇佣劳动者的坯房，屋顶上是泥和稻草，而老板和富农则是砖房，
屋顶上是瓦片，对比鲜明。富裕家庭利用整个庭院，而穷苦农民只能在他们能找到的有墙的地方铺床
睡。这是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前的状况，土地改革1945年在山西进行，1950年遍及中国北部。
今天从山上看到的是一片绿意。1954年土地集中运动导致了合作化，同时特派工作队开始植树，
种了250000多棵。居住环境大变，以前土地荒凉、干裂、半荒废，现在则凉爽、荫凉的像公园：错
落有致的院子、街道和可以提供保护以抵抗各种极端情况的小路。
新种植的绿意之下，中国北方农村普通砖的生机勃勃的棕褐色是主导的颜色。张庄不是这样，1971
年村领导听说外国客人要来，动员大家把街道两边的墙壁粉成白色，耀眼的白色成了主导。在这种背
景下红色的标语像三维模型铸出的一样醒目。粉白色很明显赢得了村民的欢迎，因为他们一直保留至
今。
1971年张庄实施了另一项改进。所有沿街修筑的厕所——出于积肥的考虑——都被拆除了。现在
厕所都搬到了院子里，自从队里水泥厂建成后，深水池盖上了水泥板防蝇，至少可以防下面的蝇蛆。
后者要求更多的空气使水泥板下空气流通，甚至比有缝的的水泥板所需的还要多。这项改进曾使张庄
赢得了良好公众卫生的表彰。水泥板的确改善了公共卫生，部分是因为那种得奖之后充满每个人的喜
悦，尽管这也无法完全去除整个中国乡村特有的那种粪便味道。
赫赫有名的大寨大队，位于太行山顶上，人们说：
崇山峻岭石满坡，出门上山复下山。
张庄流行的韵律强调的自然特点和它相反：
平地上，好灌溉；迈出门，看五里。
但是，大寨农民每英亩可以收100蒲式耳，而多年来，张庄农民甚至都不到30。尽管毛说“灌溉
是农业的生命线。”张庄的农民没能利用他们充足的水资源。每年冬天政府花大力气动员张庄人种好
地以灌溉，但是到了春天发现没有什么进展。政府对这个行动迟缓的公社失去了耐性，称之为“老大
难地方”。
行动迟缓的真正原因在于土地。农民浇的越多，土地越难弄。水带来了盐而不能把它冲走。太阳
把水蒸发了，土地裂成块，扯开了植物的根。人们用脚投票反对灌溉，对丰收不抱希望，并将注意力
转到副业上，在邻近的工厂签合同工作，甚至做投机买卖。
一个名声不好的投机倒把的例子是李宏昌（LiHongchang），一个单身汉开着货车到湖南，在那里
他用干甜土豆等重量的换小麦运回张庄，然后以两倍的购价卖出。到湖南往返四天挣的钱比在地里干
一个月活挣的都多。
改良土地的工作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受阻更大。张庄1/3的土地已经属于铁路、市有水泥厂和
锯片厂。队里得到了相当于三年土地收入的现金补偿，可是锯片厂毁了一个灌溉工程，这个工程花费
了农民成千上万的劳动日。这些劳动没有被补偿。
太行锯片厂在20世纪60年代从滨海城市天津搬过来的。在1977年，村里面的知识青年有90多
个——男女比例是一比一，因为政府停止了向农村中迁移城市居民，结果到了1979年只剩下很少了。
他们中的多数都是“锯片”人——他们这么称呼它。他们自认为是大城市天津人，尽管他们长大的地
方离张庄只有几百码。他们对村子的影响很深很广。他们中有学过科学的，音乐家，演员，舞蹈家，
艺术家和运动员。他们画了巨幅的壁画，使张庄的墙很活泼。他们在八一建军节时做讽刺画嘲笑四人
帮。他们组建了近半的研究组，帮着张庄逐渐克服土地的碱度。
在过去几十年里外界影响改变着张庄的社会生活，带着天津特色的知青们只是这外部影响的一个
方面。在公路和铁路之间，又很多芦苇和坯搭建的临时住房和成千上万的临时居民，他们是修建东西
铁路及其附属的工人。他们匆忙搭建的帐篷充满了张庄，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伙外来人，来自吉林的少
数民族朝鲜人，来自抚顺（Fuxun）的采煤工人和开滦（Kailan）的技工。他们大都在非洲铁路建设中
干过，带回家一些录音机，磁带和计算器，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这些房客穿衣、发型、唱的曲调及说的话都和张庄当地人不一样。亲密接触悄悄地影响着张庄地
风俗。几年后，张庄人发现他们和距离公路几里的人相比比较时尚了，后者被认为是穷乡僻壤。
这种混合的结果之一是张庄的领导人发现开会越来越困难，附近总是有比赛进行或者电影播放。
这些电影有的是间谍恐怖片，19世纪50年代之前发生的历史剧，其中有男女在建设工程中相遇的浪
漫情事，要不然就是来自越南、朝鲜和南斯拉夫的外国片。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极大的破坏了
其他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一些张庄的孩子决定反对扩大的当地学校。生产队某领导的女儿，转学到了
建设总部为铁路职工开设的学校里，她独立性很强。她父亲打她直到胳膊都倦了，她还是拒绝转学回
来。
如果一个人不想搬进村里，是不可能娶得张庄的女孩的，因为老成的年轻女孩不愿离开家，不是
所有地方都有一刻钟一路到长治市的公车，两天一路通往北京和郑州的火车。
原则上，中国农村的年轻人婚姻自由，但实际上这很难实现，年轻人相遇的机会太少了。既然大
部分人的公社是相联的，在求爱开始前，必须遇到外面的某个人。既不去学校也不上班的人是很难遇
见合适的对象的，必须依靠父母做媒。
但是张庄通常很特殊，年轻人可以遇见并且和外面的人结婚。一个例子是李灵巧（LiLingchiao），
尽管退学了，长相极好，麻花辫垂到腰身（在1978年她剪掉之前至少是这样）。她的嘴唇老是张着，
好像很渴甚至气喘吁吁。她是妇女组织的副主任和队里党支部成员。作为一个党员，她应该等到25
岁结婚，她的丈夫应该等到28岁，但是她在20岁的时候和一个年龄相仿的男青年结婚了，他们是北
面一里的马场中学的同学。
当我问及此事的时候她脸红了，她解释说当时丈夫的父亲病得很厉害，想让他的儿子在他死之前
结婚。她不想违反制度，但是丈夫是如此的可怜，她很同情，就答应和这个年轻人结婚。结婚后他的
父亲从草席上跳起来再也没有生过病。
“你怎么被允许的呢？你年龄不够呀。”
“我们没有去马场公社，我们去了东边的Congdao公社，他们不介意。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各地
的行政部门都垮掉了。”
如果遇见不相关的人是自由择婚的必要条件，受过教育的张庄的年轻人很令人羡慕。他们都住在
一个大的曾经被北塔人占据的二层楼上，男的住下面，女的住上面。但是他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
我问了一个和我面对面交谈的代表“住在这样的宿舍里，一起工作，难道你不想谈恋爱吗？”
他们脸红了，都否认脑子里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他们说他们都太年轻了，不能考虑恋爱婚姻之
类的事情。尽管我在三逼问，也没能打破他们坚固的防线。
张（Chang）以前是在湖南当兵，自从大队总部改成客房后，就任命在这里看大门。他总是以“我
发现”开始谈话，好像他的每个发现都值得调查。
他说：“我发现，这里仍有一些令人憎恶的地方。”
他所说的憎恶是指文革遗留下来的痛苦的感觉，文革开始于1966年，结束在1970到1976年，
取决于询问的对象。公社里数年关于谁掌权的党派争斗造成的伤害很难痊愈。
晚上，张（Chang）和我走出住宅区的大门，像农民一样蹲坐在地上，看着来往景象。张（Chang）
有一台沙哑的便携式收音机，花了他13块钱。他常常把它调到湖南歌剧，来自山西南部边界的广播。
张庄人在街上走时，有些人会停下来听听，聊上几句。
一天晚上，一个老人开始咒骂小李宏恩（LiHongen），1967年他们取得政权统治村子南部的人民。
取得政权意味着占据了队办公室，接管官方印章。印章在手，一个人可以签发队里文件使之生效。总
之，一个人可以动用队上的钱。
老一辈共产党员有一些支持“海燕”“上甘岭”——他们以那些在全国范围内造反夺权的学生红
卫兵为榜样——的人，小李就是其中一位。
海燕（取名于高尔基的暴风雨中的海燕之歌）和上甘岭（取名于朝鲜战场上一次著名的战役）接
管了队办公室，推翻了队书记石双贵（Shi Shuangguei）和他的弟弟，副书记王金红（WangJinhong）。
但是造反者不能执政，人们不听从他们的命令。一周之后，他们被迫交出政权给接管委员会，由五个
其他的类似的草率组建的村组织像真理战斗队和揭露战斗团组成。一个月后政权回归，王（Wang）当
上了新的党支部书记。
为了巩固政权，五个“忠臣”有必要把造反者置于死地。他们不得不让造反者和他们的祖先遗臭
万年。小李和暴风雨中的海燕、上甘岭的领导者被称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和黑五类”，想翻土地
改革的案恢复封建主义。他们没有粮食、粮票和外村的亲戚的款待时，他们回到了张庄，只会被逮捕、
殴打并再次撵出去。直到1969年他们才可以回来呆在家里，直到1971年政府才去掉了他们反革命的
帽子。到那时，指控已经深入人心很难被擦除了。数年后，街上的老人仍然指责小李试图翻土地改革
的案。
文革中山西被杀的第一个人死在张庄第四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他不是张庄的成员，而是滦中
（Luan）中学的学生，家住在老天主教孤儿院。他带着他的小集团袭击学校以获取所需的粮食和粮票。
他被铁路工人的流弹杀死，当时粮食袭击已经升级为争夺铁路调车场的夜战。
“每次一想起它，我就害怕。”王金红（WangJinhong）说。王金红（WangJinhong）现在是张庄
的队长，不是党支部书记。“战争中，我们很容易杀死一个人。队里的成员可能会像那个学生一样死
掉。我们很幸运，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它使我很怕想起这件事。”
我问：“你真的认为那些造反者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黑五类’吗？”
“我不知道，但是当时是那样。我们让自己确信。全地区流行着告发风，每个人都认为他的对头
是反革命分子。”
王金红（WangJinhong）的职务起伏很频繁，他的事业很像国家的副总理邓小平。1966年后，他
两次被赶下台，三次被提升为队里的最高职位。身体上，很突出因为身材魁梧和有些驼背。他小时候
承担的担子如此之重，腰弯了，头不变的向前凸着。这使他走路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走不到他要去的
地方并且在焦急的寻求着达到目标的捷径。这种印象和他的性格很符。金红（Jinhong）的确非常渴求、
好奇、不耐心并且很聪明。
1967年他重新执权担任党支部书记后，他领导着人们度过了文革的后几年。后来认为他对破坏了
团结和生产党派的过激行为负有责任。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人能控制的了。当时该地区负责调和党派的
人民解放军将军，陷害和他竞争职位的人并称之为国民党密探，一个队领导者还会怎么被指责呢？
不管他承担什么样的指责，1971年王金红（WangJinhong）被免职了，长治市派来工作队来整顿
文革后的混乱状态。突然翻案使得对手复职，让王金红（WangJinhong）很失望和压抑。小李、金红
（Jinhong）和其他几个相关人逃跑了。正如小李在逃跑途中发现的，没有配给证农民是无处可逃的。
几天后，金红（Jinhong）回家了。有一段时间，他靠给邻近村民盖房谋生，后来他同意掌管队里面在
铁路旁边设的修理自行车手推车驴车和托运货车的店铺。当队里其他生产萧条时，这个铺子由于金红
（Jinhong）的手艺而繁荣起来。工作队把金红（Jinhong）和他的朋友成为黑帮，因为他们路过的时候，
金红（Jinhong）等人拒绝向他们低头。他们为这个称号自豪，黑帮共同斗争，分享着一些东西像金红
（Jinhong）的很肥的母猪下的小猪仔，藐视队里的其他成员，有力的破坏了当时在队里掌权的工作组
的权威。
事实上，金红（Jinhong）是张庄技术最熟练和政治上最有远见的人。1958年作为电工学徒应征入
伍，作为能源建设厂工人花了四年的时间在中国北部修建工程。这些年成了他的“大学”。他学了很
多关于电配线、电焊接、发动机修理和设计方面的知识。他还学了一些政治经济学。大多数年轻人希
望金红（Jinhong）领导，不管他是不是在职。当他不在职的时候，他们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试着从他
那里学习一些技能。
1973年，王金红（WangJinhong）再次就职。他自我批评，承担了六十年代党派之争的一些责任，
并发誓团结其他人改变张庄的现状。这是一个转折点。王金红（WangJinhong）和临时取代过他的人
言归于好，集中精力获取生产上的突破。他们成功了，1970年粮食每英亩稳产28蒲式耳，前二十年
的平均水平，1973年48蒲式耳，1974年60，1979年达到了100蒲式耳。
产量的激增让我着迷。显然，它也期待着一个可以使得队里团结的政治解决方案。但是，一旦队
里团结了，仍然存在着技术问题——张庄土地的碱度怎么解决？
金红（Jinhong）说，到现在我们为工业失去了很多土地，我们一直在种植经济蔬菜。为了它们的
生长，我们获取粪便，厨房废物和工人家的煤灰。我们发现将煤灰施入土壤可以降低碱度。它会被冲
走，不会被吸收。
他接着说：“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在黄碾镇（YellowMill）附近的电力厂，大烟囱向村
子周围喷洒着灰烬，厂子周围庄稼全变得灰白。人们抗议，厂主并不理睬。但是每年庄稼都长得比一
年比一年好。是灰烬对粘土起了作用，它们增加了渗透作用。”
“所以我们让学校的孩子门在ShenMajin研究组的指导下做实验。他们从电力厂的废物堆里获取
灰烬，然后放到他们的试验田里，每英亩超过100吨。地上覆盖了三四英尺厚。确实有用，产量提高
了一倍。后来，我们让所有的生产队收集灰烬，每年，每个队都会改良一些土地。”
“土地一旦改良，我们就可以灌溉了。我们必须打更多的井，抽更多的水，从水库里面转移更多
的水，修理灌溉渠道。这需要花费很多的劳动力。我们最优秀的人以前都是外出挣钱—在火车站卸载
货物，在钢铁厂切割齿轮，给水泥厂用手推车运石头。我们必须得把他们叫回家。”
“二十几年来，我们首次将农业放在首位，而且真的赢利了。”
“你们的副业也很兴旺。”我说。
“是的，我们集中精力发展副业以利用部分劳动力，像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她们抛光锯齿，给锯
厂制把手。我们需要木材制把手，因此我们买了锯磨，当然需要熟练操作的人。我们需要磷肥，但是
只能买到原料，因此我们办了粉碎厂，进而把它转化成水泥厂。部分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原料铺建灌溉
管道。这些工程都很有收益，远远超过了外出挣的钱。12％从事副业的人制造了我们70％的收入。”
王金红（WangJinhong），队长，[0]爱工作也爱玩儿，喜好传统也热衷于变革。例如，当人们去长
治市庆祝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conclusion of anational partycongress）闭幕时，他参加了张庄的踩高
跷队。那时，金红（Jinhong）扮成骑着毛驴回家探望母亲的新娘。纸制的驴脖子和头从他的腹部突出，
相应的屁股和尾巴从他的背部伸出，他跳着响应由同事扮成的马夫挥舞的鞭子。另一个扮少女的从鱼
钩末尾摆动着蝴蝶，同时她的求婚者徒劳的想抓住它。还有其他的踩高跷的扮演解放军、少数民族少
女、农民、工人和当时的政治批判对象——四人帮，在四人帮的影响下踩高跷被禁止了很多年。
踩高跷是山西的传统，但是只有张庄有踩高跷的人耍杂技，跳桌子和爬斜坡。村里人从抗战大学
的一个接受再教育的国民党军官那里学到的这些活动，当年林彪做校长时，学校从延安迁了过来。这
些舞者站的很高以至于最矮的都得低着头看晃动的四轮拖车上表演的乐师，这些拖车由拖拉机牵引着
穿过城市。吹喇叭的双颊疏松的像两个肿胀的膀胱。他的手上下移动很快以至于人们看不清楚。有时
他把喇叭从他的脸移开只吹簧片。声音好像森林里两只火鸡在开战。其他演奏者的竹管、蛇皮小提琴
和膨胀的红鼓都停下来让火鸡吵架，突然随着喇叭低了两个八度和簧片齐奏，他们又恢复了狂乱的节
奏。
乐车和它的两队欢快的舞者，穿过密集的人群缓慢前行。在看不到尽头的队伍中，乐车前后是其
他的彩车，演出者，舞者和杂技演员，有一部分人还在高跷上。他们的活动在街道上扬起了很多灰尘，
外围变得模糊不清。透过灰尘，可以看到前面用软杆撑起来的穿戴一新的孩子，后面是工人们上下舞
动的纸画。另一辆拖车上面是歌剧明星们的叠罗汉，象征八个世纪以前被逼上梁山的水浒英雄。这是
十年来传说中的人物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用锄耕地是中国最久远的传统。
过去我们都在地里挥舞着锄头，鹤嘴锄。熟练的把刃伸进去，把土翻过来，把最大的土块粉碎，
再把刃伸进去……没有使用其他的任何方法把土壤弄得细密。
“这将会持续多长时间？”金红（Jinhong）问。
“什么会持续多长时间？”
“使用锄头的日子。我们使用锄头已经几千年了。该扔掉这些古董了。”
“是呀。”我说。
“我不怕吃苦。我愿意跟着别人一样锄地，可是我不喜欢。在美国你一个人可以耕种250英亩土
地，可我如果能耕种1英亩已经是不错了。该改变一下了。”
“两种庄稼一起种的话，很难在地里使用拖拉机。”
“两种庄稼没有关系。在我们学会使用机器之前我们只种玉米。同时我们要不断提高产量。”
“你指的是这个？”
“是呀。”
“这是个问题。在美国你尝试什么，你有机会。如果失败了，你不能偿付贷款。你在拿你的土地
冒险。这里没有任何风险，但是大部分事情我还是不敢尝试去看它们是成功还是失败。过去些年都是
这样，公社决定一切－种什么，在哪里种，种多深，间距多大。如果你想尝试新东西障碍很大。”
“那你打算怎么办？以你自己为中心？技术问题转变成了政治问题。你在违背民主集中制。”
“这就难办了。你怎么实验一种东西呢？”
“不容易。事实上，在队里我们比其他人在实验方面处于更有优势的地位。实现机械化，我们有
土地，劳动力，钱和材料。我们没有的材料一般也能找到。其他的谁能这样调剂？供应部有材料没有
劳动力。工厂有劳动力没有材料。机械办公室除了门上有个标志什么都没有。这些人除了说说还能做
什么？”
王金红（WangJinhong）不满足于仅是说说，他不顾后果，怎么想就怎么去做了。1977年，他问
我，怎么把粮食弄到办公室楼二层的顶上？怎么灌溉玉米地？怎么使粮食干燥？我推荐了粮食推运螺
旋，有中心轴的灌溉系统和以煤做燃料的粮食干燥机。（粮食推运螺旋像一个长的没有被破坏的螺杆
或者钻子，运着粮食沿旋转罗纹形成的螺旋上升。中心轴的灌溉系统是一个至多半英里长的管子，每
隔几码装在轮子上，在井中心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给管子提供水向外面喷射。）
不像中国的很多人那样只说说而已。金红（Jinhong）说：“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有那些东西。明天
我就开始做。”十天后，他建造了26英尺长的的粮食推运螺旋。一个月后，他建造了一中心轴灌溉系
统，管子长约100码，水在自身的能量下沿着管子环形前进。冬天过后，他克服了数年来折磨队里粮
食处理的重重阻碍，制出了一粮食干燥机。
1979年，他耕种了100英亩土地进行玉米机械化实验。使用从省机械所借来的和张庄已有的设备，
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建议下，他的特别队每人生产了25吨粮食，一年的生产能力增加了14倍。
这项成就意义深刻。它意味着每一个人留下种地，就有14个人可以离开土地去做别的。在张庄，
他们可以去操作打谷机，灌溉系统和干燥粮食，如果国家给这个想法一定的支持的话。
但这只是“如果”。让我觉得压抑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正视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即使认识
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对此的支持也是越来越少。新疆和东北土地的联合收割机，国营奶牛场的挤奶机
可以算是政府支持农业机械化的正面的例子。但是，用于山西农村玉米播种机、收割机和除草机等等，
就不一定得到政府的支持了。这种剧变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几乎不能想象。政府没有任何计划要实现它。
事实上，公共舆论大多持反对意见。机械化有风险就不要机械化，这样的标语维护了锄头的地位。
不过，1978年，国家对于发动农民改革者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中央声明国家必须尊重合作社的适
当权利。在这种政策的框架下，生产队有权利自己做管理决定，根据当地情况种植最合适的作物。如
果可以贯彻，将会解放巨大的创造力。只是希望这些政策不会被官僚统治的逆流所阻碍。
金红（Jinhong）已经病了三天了。街上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会计进出村政府的大门，我们
决定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看门的张（Chang）和我跟着唯一一个好像是前行的人。他直奔金红
（Jinhong）家。
房子的主要部分很大。起居室天花板很低，约15英尺长，连着的是东边灯光黑暗的卧室。屋里
都是人，大约有十个，其中两个在卧室里面和和衣在床的Jinghong谈话。锯片店的歌剧爱好者，Manfu，
在锯场工作了12 小时浑身是灰尘的瘦弱的Chou-fa,从五队菜园过来的浑身散发着猪粪的味道的
Wende。还有两个带着帽子穿着外套的城市商业组织的人和一个从被粉碎的马场公社过来的送信的在
等着和金红（Jinhong）谈话。在屋外的厨房，对里小诊所的沈医生正在熬治疗咳嗽的草药。他不得不
和金红任性的女儿一起挤在炉子旁，她在给她的父亲熬粥。
卧室里面两个人（邻队的领导）出来的时候，两个顾客进去了。他们从门里面出来的时候，每个
人从他们的衣兜里掏了一只烟。这是个约定俗成：办事情之前，先要敬烟。
看到这些，张（Chang）把我叫到不起眼的边上。他说，当和一些工业单位或者或者声名狼藉的
官员打交道时，农村的客户要准备好三样武器——二十发的子弹夹（名牌香烟）、手榴弹（瓶装的好
酒）和炸药包（盒装糖果）。商谈生意条件人称“yanjiu”，既指研究问题又指烟酒。不用说，金红是
不吃这一套的。他的政策是根据收益判断出手。
我们等着顾客完成他们的生意，他们想确保能得到大量水泥。又三个人进来了。一个是铁路建设
局的干部想商议一下张庄更多土地的转让问题。第二个是从铁路运输大院货车车站过来的技工头。他
已经修好了张庄的一台拖拉机。最后一个是妇女组织的主任，Zhangwenying。她爽朗的笑着，说一个
卫生组织的代表团在过来的路上。她希望动员大家打扫街道。Shen医生给了她一只烟，她用嘴上的烟
蒂点着。
“又有两个妇女同意做绝育手术。”她说。
“那一共有多少个了？”
“今年一共50个。”
这是一次谈话记录。
考虑到没有人给我们上茶，金红（Jinhong）突然从床上爬了起来。
“你不是病了吗？”我问。
“没那么严重，差不多好了。”他以一种反抗的声音说，说到后面时逐渐平息下去。他开始咳嗽，
令人焦躁的声音从胸部传出。对我而言他听上去很不好，可是好像没有人担心。脚下的潮气和空气中
的尘埃加剧了他的咳嗽。雨后几个小时灰尘就会被吹起来，因为很多土地都是裸露的。不管你怎么咬
紧牙关你都可以感觉到嘴里的沙粒。
在家里呆着对金红（Jinhong）没有一点好处。为队里的事情日夜操劳。它们就像空中的灰尘一样
永远存在着。虽然十分操劳，但他的精神却在挑战下愈发旺盛。我明白为什么。在那里坐着，我意识
到了本能的活力，集体和它的2000多成员释放出的创造力。眼下水闸泻水了，几乎每人都投入战斗：
装沙袋、投入水中，建设工厂和家园。控制人口增长，设计新学校，向远至上海和哈尔滨等地派采购
员。总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有勇气向年代久远处于统治地位的锄头作斗争。
三十年前，在张庄听到的是乡村的声音：拂晓前黑暗中公鸡的啼叫，手推碾磨滚过石床时吱吱的
响声，村长在没收来的天主教堂塔楼里通过扩音器开会的嘶哑的声音。至今仍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的
最响亮的，是负重的大车驶过冬天路上冻结的车辙时，笨重的木制车轮和横梁对撞的声音，从远处听
好像是不知疲倦的阴间鼓手的声音。
今天，火车站上驶过的蒸汽机车发出尖锐的叫声，似乎要用自己的怪诞嗓音跟GreatRidge Hill侧
的试验场上军用坦克咆哮着碾过的背景音较量一番，这一切驱除了原来笼罩在张庄上的乡土旧调。还
有高速公路上卡车、公共汽车和吉普喇叭等的杂音，因为受阻的司机想穿过手推车、驴车、大货车、
自行车和步行者流前进。
在村子里面，相对低些的背景音，是生产队的水泥厂里巨大的研磨机发出的声响，夹杂着旧时作
为会议室的长棚底下传来的砂轮研磨钢铁撕破空气的尖厉叫声。年轻的女人们按点轮班抛光锯齿，这
些锯齿将出口坦桑尼亚。
教堂塔楼很多年前就已经被拆毁了。队里的领导在他们办公的地方的屋顶上装了一个扩音器，在
很远的地里都能听见他们的巨响。多年来，他们依赖喇叭广播来管理在1958年创建完备的生产队。
喇叭早晨起来叫人们起床，中午召集人们从地里回来，晚上通知一天的工作完毕。但是多年来播放的
歌曲不是东方红，一曲对领导人毛泽东的赞歌，而是用双簧喇叭和几把中国的蛇皮小提琴演奏的活泼
的山西民歌调子。村子里面，被放大的干扰让耳膜发痛。在半英里外的一队的菜园子里，声音活象侏
儒、妖精、木精和狐狸精的婚礼舞曲。
1979年，个人收入基本和付出成正比，物质奖励成了努力工作的动机。同时，扩音器的规劝和命
令已经不起作用。村子里面又恢复了拂晓的鸡鸣声和小巷里面步行者的叫卖声，但是他们再也不能像
以前那样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到处是铁路换车场机动车的噪音。
和以前一样，人们可以从GreatRidge山顶上俯视，像在地图上一样看到张庄在平原上延伸。村子
里两极分化相当明显，穷苦农民和雇佣劳动者的坯房，屋顶上是泥和稻草，而老板和富农则是砖房，
屋顶上是瓦片，对比鲜明。富裕家庭利用整个庭院，而穷苦农民只能在他们能找到的有墙的地方铺床
睡。这是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前的状况，土地改革1945年在山西进行，1950年遍及中国北部。
今天从山上看到的是一片绿意。1954年土地集中运动导致了合作化，同时特派工作队开始植树，
种了250000多棵。居住环境大变，以前土地荒凉、干裂、半荒废，现在则凉爽、荫凉的像公园：错
落有致的院子、街道和可以提供保护以抵抗各种极端情况的小路。
新种植的绿意之下，中国北方农村普通砖的生机勃勃的棕褐色是主导的颜色。张庄不是这样，1971
年村领导听说外国客人要来，动员大家把街道两边的墙壁粉成白色，耀眼的白色成了主导。在这种背
景下红色的标语像三维模型铸出的一样醒目。粉白色很明显赢得了村民的欢迎，因为他们一直保留至
今。
1971年张庄实施了另一项改进。所有沿街修筑的厕所——出于积肥的考虑——都被拆除了。现在
厕所都搬到了院子里，自从队里水泥厂建成后，深水池盖上了水泥板防蝇，至少可以防下面的蝇蛆。
后者要求更多的空气使水泥板下空气流通，甚至比有缝的的水泥板所需的还要多。这项改进曾使张庄
赢得了良好公众卫生的表彰。水泥板的确改善了公共卫生，部分是因为那种得奖之后充满每个人的喜
悦，尽管这也无法完全去除整个中国乡村特有的那种粪便味道。
赫赫有名的大寨大队，位于太行山顶上，人们说：
崇山峻岭石满坡，出门上山复下山。
张庄流行的韵律强调的自然特点和它相反：
平地上，好灌溉；迈出门，看五里。
但是，大寨农民每英亩可以收100蒲式耳，而多年来，张庄农民甚至都不到30。尽管毛说“灌溉
是农业的生命线。”张庄的农民没能利用他们充足的水资源。每年冬天政府花大力气动员张庄人种好
地以灌溉，但是到了春天发现没有什么进展。政府对这个行动迟缓的公社失去了耐性，称之为“老大
难地方”。
行动迟缓的真正原因在于土地。农民浇的越多，土地越难弄。水带来了盐而不能把它冲走。太阳
把水蒸发了，土地裂成块，扯开了植物的根。人们用脚投票反对灌溉，对丰收不抱希望，并将注意力
转到副业上，在邻近的工厂签合同工作，甚至做投机买卖。
一个名声不好的投机倒把的例子是李宏昌（LiHongchang），一个单身汉开着货车到湖南，在那里
他用干甜土豆等重量的换小麦运回张庄，然后以两倍的购价卖出。到湖南往返四天挣的钱比在地里干
一个月活挣的都多。
改良土地的工作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受阻更大。张庄1/3的土地已经属于铁路、市有水泥厂和
锯片厂。队里得到了相当于三年土地收入的现金补偿，可是锯片厂毁了一个灌溉工程，这个工程花费
了农民成千上万的劳动日。这些劳动没有被补偿。
太行锯片厂在20世纪60年代从滨海城市天津搬过来的。在1977年，村里面的知识青年有90多
个——男女比例是一比一，因为政府停止了向农村中迁移城市居民，结果到了1979年只剩下很少了。
他们中的多数都是“锯片”人——他们这么称呼它。他们自认为是大城市天津人，尽管他们长大的地
方离张庄只有几百码。他们对村子的影响很深很广。他们中有学过科学的，音乐家，演员，舞蹈家，
艺术家和运动员。他们画了巨幅的壁画，使张庄的墙很活泼。他们在八一建军节时做讽刺画嘲笑四人
帮。他们组建了近半的研究组，帮着张庄逐渐克服土地的碱度。
在过去几十年里外界影响改变着张庄的社会生活，带着天津特色的知青们只是这外部影响的一个
方面。在公路和铁路之间，又很多芦苇和坯搭建的临时住房和成千上万的临时居民，他们是修建东西
铁路及其附属的工人。他们匆忙搭建的帐篷充满了张庄，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伙外来人，来自吉林的少
数民族朝鲜人，来自抚顺（Fuxun）的采煤工人和开滦（Kailan）的技工。他们大都在非洲铁路建设中
干过，带回家一些录音机，磁带和计算器，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这些房客穿衣、发型、唱的曲调及说的话都和张庄当地人不一样。亲密接触悄悄地影响着张庄地
风俗。几年后，张庄人发现他们和距离公路几里的人相比比较时尚了，后者被认为是穷乡僻壤。
这种混合的结果之一是张庄的领导人发现开会越来越困难，附近总是有比赛进行或者电影播放。
这些电影有的是间谍恐怖片，19世纪50年代之前发生的历史剧，其中有男女在建设工程中相遇的浪
漫情事，要不然就是来自越南、朝鲜和南斯拉夫的外国片。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极大的破坏了
其他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一些张庄的孩子决定反对扩大的当地学校。生产队某领导的女儿，转学到了
建设总部为铁路职工开设的学校里，她独立性很强。她父亲打她直到胳膊都倦了，她还是拒绝转学回
来。
如果一个人不想搬进村里，是不可能娶得张庄的女孩的，因为老成的年轻女孩不愿离开家，不是
所有地方都有一刻钟一路到长治市的公车，两天一路通往北京和郑州的火车。
原则上，中国农村的年轻人婚姻自由，但实际上这很难实现，年轻人相遇的机会太少了。既然大
部分人的公社是相联的，在求爱开始前，必须遇到外面的某个人。既不去学校也不上班的人是很难遇
见合适的对象的，必须依靠父母做媒。
但是张庄通常很特殊，年轻人可以遇见并且和外面的人结婚。一个例子是李灵巧（LiLingchiao），
尽管退学了，长相极好，麻花辫垂到腰身（在1978年她剪掉之前至少是这样）。她的嘴唇老是张着，
好像很渴甚至气喘吁吁。她是妇女组织的副主任和队里党支部成员。作为一个党员，她应该等到25
岁结婚，她的丈夫应该等到28岁，但是她在20岁的时候和一个年龄相仿的男青年结婚了，他们是北
面一里的马场中学的同学。
当我问及此事的时候她脸红了，她解释说当时丈夫的父亲病得很厉害，想让他的儿子在他死之前
结婚。她不想违反制度，但是丈夫是如此的可怜，她很同情，就答应和这个年轻人结婚。结婚后他的
父亲从草席上跳起来再也没有生过病。
“你怎么被允许的呢？你年龄不够呀。”
“我们没有去马场公社，我们去了东边的Congdao公社，他们不介意。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各地
的行政部门都垮掉了。”
如果遇见不相关的人是自由择婚的必要条件，受过教育的张庄的年轻人很令人羡慕。他们都住在
一个大的曾经被北塔人占据的二层楼上，男的住下面，女的住上面。但是他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
我问了一个和我面对面交谈的代表“住在这样的宿舍里，一起工作，难道你不想谈恋爱吗？”
他们脸红了，都否认脑子里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他们说他们都太年轻了，不能考虑恋爱婚姻之
类的事情。尽管我在三逼问，也没能打破他们坚固的防线。
张（Chang）以前是在湖南当兵，自从大队总部改成客房后，就任命在这里看大门。他总是以“我
发现”开始谈话，好像他的每个发现都值得调查。
他说：“我发现，这里仍有一些令人憎恶的地方。”
他所说的憎恶是指文革遗留下来的痛苦的感觉，文革开始于1966年，结束在1970到1976年，
取决于询问的对象。公社里数年关于谁掌权的党派争斗造成的伤害很难痊愈。
晚上，张（Chang）和我走出住宅区的大门，像农民一样蹲坐在地上，看着来往景象。张（Chang）
有一台沙哑的便携式收音机，花了他13块钱。他常常把它调到湖南歌剧，来自山西南部边界的广播。
张庄人在街上走时，有些人会停下来听听，聊上几句。
一天晚上，一个老人开始咒骂小李宏恩（LiHongen），1967年他们取得政权统治村子南部的人民。
取得政权意味着占据了队办公室，接管官方印章。印章在手，一个人可以签发队里文件使之生效。总
之，一个人可以动用队上的钱。
老一辈共产党员有一些支持“海燕”“上甘岭”——他们以那些在全国范围内造反夺权的学生红
卫兵为榜样——的人，小李就是其中一位。
海燕（取名于高尔基的暴风雨中的海燕之歌）和上甘岭（取名于朝鲜战场上一次著名的战役）接
管了队办公室，推翻了队书记石双贵（Shi Shuangguei）和他的弟弟，副书记王金红（WangJinhong）。
但是造反者不能执政，人们不听从他们的命令。一周之后，他们被迫交出政权给接管委员会，由五个
其他的类似的草率组建的村组织像真理战斗队和揭露战斗团组成。一个月后政权回归，王（Wang）当
上了新的党支部书记。
为了巩固政权，五个“忠臣”有必要把造反者置于死地。他们不得不让造反者和他们的祖先遗臭
万年。小李和暴风雨中的海燕、上甘岭的领导者被称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和黑五类”，想翻土地
改革的案恢复封建主义。他们没有粮食、粮票和外村的亲戚的款待时，他们回到了张庄，只会被逮捕、
殴打并再次撵出去。直到1969年他们才可以回来呆在家里，直到1971年政府才去掉了他们反革命的
帽子。到那时，指控已经深入人心很难被擦除了。数年后，街上的老人仍然指责小李试图翻土地改革
的案。
文革中山西被杀的第一个人死在张庄第四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他不是张庄的成员，而是滦中
（Luan）中学的学生，家住在老天主教孤儿院。他带着他的小集团袭击学校以获取所需的粮食和粮票。
他被铁路工人的流弹杀死，当时粮食袭击已经升级为争夺铁路调车场的夜战。
“每次一想起它，我就害怕。”王金红（WangJinhong）说。王金红（WangJinhong）现在是张庄
的队长，不是党支部书记。“战争中，我们很容易杀死一个人。队里的成员可能会像那个学生一样死
掉。我们很幸运，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它使我很怕想起这件事。”
我问：“你真的认为那些造反者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黑五类’吗？”
“我不知道，但是当时是那样。我们让自己确信。全地区流行着告发风，每个人都认为他的对头
是反革命分子。”
王金红（WangJinhong）的职务起伏很频繁，他的事业很像国家的副总理邓小平。1966年后，他
两次被赶下台，三次被提升为队里的最高职位。身体上，很突出因为身材魁梧和有些驼背。他小时候
承担的担子如此之重，腰弯了，头不变的向前凸着。这使他走路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走不到他要去的
地方并且在焦急的寻求着达到目标的捷径。这种印象和他的性格很符。金红（Jinhong）的确非常渴求、
好奇、不耐心并且很聪明。
1967年他重新执权担任党支部书记后，他领导着人们度过了文革的后几年。后来认为他对破坏了
团结和生产党派的过激行为负有责任。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人能控制的了。当时该地区负责调和党派的
人民解放军将军，陷害和他竞争职位的人并称之为国民党密探，一个队领导者还会怎么被指责呢？
不管他承担什么样的指责，1971年王金红（WangJinhong）被免职了，长治市派来工作队来整顿
文革后的混乱状态。突然翻案使得对手复职，让王金红（WangJinhong）很失望和压抑。小李、金红
（Jinhong）和其他几个相关人逃跑了。正如小李在逃跑途中发现的，没有配给证农民是无处可逃的。
几天后，金红（Jinhong）回家了。有一段时间，他靠给邻近村民盖房谋生，后来他同意掌管队里面在
铁路旁边设的修理自行车手推车驴车和托运货车的店铺。当队里其他生产萧条时，这个铺子由于金红
（Jinhong）的手艺而繁荣起来。工作队把金红（Jinhong）和他的朋友成为黑帮，因为他们路过的时候，
金红（Jinhong）等人拒绝向他们低头。他们为这个称号自豪，黑帮共同斗争，分享着一些东西像金红
（Jinhong）的很肥的母猪下的小猪仔，藐视队里的其他成员，有力的破坏了当时在队里掌权的工作组
的权威。
事实上，金红（Jinhong）是张庄技术最熟练和政治上最有远见的人。1958年作为电工学徒应征入
伍，作为能源建设厂工人花了四年的时间在中国北部修建工程。这些年成了他的“大学”。他学了很
多关于电配线、电焊接、发动机修理和设计方面的知识。他还学了一些政治经济学。大多数年轻人希
望金红（Jinhong）领导，不管他是不是在职。当他不在职的时候，他们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试着从他
那里学习一些技能。
1973年，王金红（WangJinhong）再次就职。他自我批评，承担了六十年代党派之争的一些责任，
并发誓团结其他人改变张庄的现状。这是一个转折点。王金红（WangJinhong）和临时取代过他的人
言归于好，集中精力获取生产上的突破。他们成功了，1970年粮食每英亩稳产28蒲式耳，前二十年
的平均水平，1973年48蒲式耳，1974年60，1979年达到了100蒲式耳。
产量的激增让我着迷。显然，它也期待着一个可以使得队里团结的政治解决方案。但是，一旦队
里团结了，仍然存在着技术问题——张庄土地的碱度怎么解决？
金红（Jinhong）说，到现在我们为工业失去了很多土地，我们一直在种植经济蔬菜。为了它们的
生长，我们获取粪便，厨房废物和工人家的煤灰。我们发现将煤灰施入土壤可以降低碱度。它会被冲
走，不会被吸收。
他接着说：“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在黄碾镇（YellowMill）附近的电力厂，大烟囱向村
子周围喷洒着灰烬，厂子周围庄稼全变得灰白。人们抗议，厂主并不理睬。但是每年庄稼都长得比一
年比一年好。是灰烬对粘土起了作用，它们增加了渗透作用。”
“所以我们让学校的孩子门在ShenMajin研究组的指导下做实验。他们从电力厂的废物堆里获取
灰烬，然后放到他们的试验田里，每英亩超过100吨。地上覆盖了三四英尺厚。确实有用，产量提高
了一倍。后来，我们让所有的生产队收集灰烬，每年，每个队都会改良一些土地。”
“土地一旦改良，我们就可以灌溉了。我们必须打更多的井，抽更多的水，从水库里面转移更多
的水，修理灌溉渠道。这需要花费很多的劳动力。我们最优秀的人以前都是外出挣钱—在火车站卸载
货物，在钢铁厂切割齿轮，给水泥厂用手推车运石头。我们必须得把他们叫回家。”
“二十几年来，我们首次将农业放在首位，而且真的赢利了。”
“你们的副业也很兴旺。”我说。
“是的，我们集中精力发展副业以利用部分劳动力，像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她们抛光锯齿，给锯
厂制把手。我们需要木材制把手，因此我们买了锯磨，当然需要熟练操作的人。我们需要磷肥，但是
只能买到原料，因此我们办了粉碎厂，进而把它转化成水泥厂。部分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原料铺建灌溉
管道。这些工程都很有收益，远远超过了外出挣的钱。12％从事副业的人制造了我们70％的收入。”
王金红（WangJinhong），队长，[0]爱工作也爱玩儿，喜好传统也热衷于变革。例如，当人们去长
治市庆祝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conclusion of anational partycongress）闭幕时，他参加了张庄的踩高
跷队。那时，金红（Jinhong）扮成骑着毛驴回家探望母亲的新娘。纸制的驴脖子和头从他的腹部突出，
相应的屁股和尾巴从他的背部伸出，他跳着响应由同事扮成的马夫挥舞的鞭子。另一个扮少女的从鱼
钩末尾摆动着蝴蝶，同时她的求婚者徒劳的想抓住它。还有其他的踩高跷的扮演解放军、少数民族少
女、农民、工人和当时的政治批判对象——四人帮，在四人帮的影响下踩高跷被禁止了很多年。
踩高跷是山西的传统，但是只有张庄有踩高跷的人耍杂技，跳桌子和爬斜坡。村里人从抗战大学
的一个接受再教育的国民党军官那里学到的这些活动，当年林彪做校长时，学校从延安迁了过来。这
些舞者站的很高以至于最矮的都得低着头看晃动的四轮拖车上表演的乐师，这些拖车由拖拉机牵引着
穿过城市。吹喇叭的双颊疏松的像两个肿胀的膀胱。他的手上下移动很快以至于人们看不清楚。有时
他把喇叭从他的脸移开只吹簧片。声音好像森林里两只火鸡在开战。其他演奏者的竹管、蛇皮小提琴
和膨胀的红鼓都停下来让火鸡吵架，突然随着喇叭低了两个八度和簧片齐奏，他们又恢复了狂乱的节
奏。
乐车和它的两队欢快的舞者，穿过密集的人群缓慢前行。在看不到尽头的队伍中，乐车前后是其
他的彩车，演出者，舞者和杂技演员，有一部分人还在高跷上。他们的活动在街道上扬起了很多灰尘，
外围变得模糊不清。透过灰尘，可以看到前面用软杆撑起来的穿戴一新的孩子，后面是工人们上下舞
动的纸画。另一辆拖车上面是歌剧明星们的叠罗汉，象征八个世纪以前被逼上梁山的水浒英雄。这是
十年来传说中的人物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用锄耕地是中国最久远的传统。
过去我们都在地里挥舞着锄头，鹤嘴锄。熟练的把刃伸进去，把土翻过来，把最大的土块粉碎，
再把刃伸进去……没有使用其他的任何方法把土壤弄得细密。
“这将会持续多长时间？”金红（Jinhong）问。
“什么会持续多长时间？”
“使用锄头的日子。我们使用锄头已经几千年了。该扔掉这些古董了。”
“是呀。”我说。
“我不怕吃苦。我愿意跟着别人一样锄地，可是我不喜欢。在美国你一个人可以耕种250英亩土
地，可我如果能耕种1英亩已经是不错了。该改变一下了。”
“两种庄稼一起种的话，很难在地里使用拖拉机。”
“两种庄稼没有关系。在我们学会使用机器之前我们只种玉米。同时我们要不断提高产量。”
“你指的是这个？”
“是呀。”
“这是个问题。在美国你尝试什么，你有机会。如果失败了，你不能偿付贷款。你在拿你的土地
冒险。这里没有任何风险，但是大部分事情我还是不敢尝试去看它们是成功还是失败。过去些年都是
这样，公社决定一切－种什么，在哪里种，种多深，间距多大。如果你想尝试新东西障碍很大。”
“那你打算怎么办？以你自己为中心？技术问题转变成了政治问题。你在违背民主集中制。”
“这就难办了。你怎么实验一种东西呢？”
“不容易。事实上，在队里我们比其他人在实验方面处于更有优势的地位。实现机械化，我们有
土地，劳动力，钱和材料。我们没有的材料一般也能找到。其他的谁能这样调剂？供应部有材料没有
劳动力。工厂有劳动力没有材料。机械办公室除了门上有个标志什么都没有。这些人除了说说还能做
什么？”
王金红（WangJinhong）不满足于仅是说说，他不顾后果，怎么想就怎么去做了。1977年，他问
我，怎么把粮食弄到办公室楼二层的顶上？怎么灌溉玉米地？怎么使粮食干燥？我推荐了粮食推运螺
旋，有中心轴的灌溉系统和以煤做燃料的粮食干燥机。（粮食推运螺旋像一个长的没有被破坏的螺杆
或者钻子，运着粮食沿旋转罗纹形成的螺旋上升。中心轴的灌溉系统是一个至多半英里长的管子，每
隔几码装在轮子上，在井中心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给管子提供水向外面喷射。）
不像中国的很多人那样只说说而已。金红（Jinhong）说：“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有那些东西。明天
我就开始做。”十天后，他建造了26英尺长的的粮食推运螺旋。一个月后，他建造了一中心轴灌溉系
统，管子长约100码，水在自身的能量下沿着管子环形前进。冬天过后，他克服了数年来折磨队里粮
食处理的重重阻碍，制出了一粮食干燥机。
1979年，他耕种了100英亩土地进行玉米机械化实验。使用从省机械所借来的和张庄已有的设备，
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建议下，他的特别队每人生产了25吨粮食，一年的生产能力增加了14倍。
这项成就意义深刻。它意味着每一个人留下种地，就有14个人可以离开土地去做别的。在张庄，
他们可以去操作打谷机，灌溉系统和干燥粮食，如果国家给这个想法一定的支持的话。
但这只是“如果”。让我觉得压抑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正视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即使认识
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对此的支持也是越来越少。新疆和东北土地的联合收割机，国营奶牛场的挤奶机
可以算是政府支持农业机械化的正面的例子。但是，用于山西农村玉米播种机、收割机和除草机等等，
就不一定得到政府的支持了。这种剧变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几乎不能想象。政府没有任何计划要实现它。
事实上，公共舆论大多持反对意见。机械化有风险就不要机械化，这样的标语维护了锄头的地位。
不过，1978年，国家对于发动农民改革者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中央声明国家必须尊重合作社的适
当权利。在这种政策的框架下，生产队有权利自己做管理决定，根据当地情况种植最合适的作物。如
果可以贯彻，将会解放巨大的创造力。只是希望这些政策不会被官僚统治的逆流所阻碍。
金红（Jinhong）已经病了三天了。街上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会计进出村政府的大门，我们
决定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看门的张（Chang）和我跟着唯一一个好像是前行的人。他直奔金红
（Jinhong）家。
房子的主要部分很大。起居室天花板很低，约15英尺长，连着的是东边灯光黑暗的卧室。屋里
都是人，大约有十个，其中两个在卧室里面和和衣在床的Jinghong谈话。锯片店的歌剧爱好者，Manfu，
在锯场工作了12 小时浑身是灰尘的瘦弱的Chou-fa,从五队菜园过来的浑身散发着猪粪的味道的
Wende。还有两个带着帽子穿着外套的城市商业组织的人和一个从被粉碎的马场公社过来的送信的在
等着和金红（Jinhong）谈话。在屋外的厨房，对里小诊所的沈医生正在熬治疗咳嗽的草药。他不得不
和金红任性的女儿一起挤在炉子旁，她在给她的父亲熬粥。
卧室里面两个人（邻队的领导）出来的时候，两个顾客进去了。他们从门里面出来的时候，每个
人从他们的衣兜里掏了一只烟。这是个约定俗成：办事情之前，先要敬烟。
看到这些，张（Chang）把我叫到不起眼的边上。他说，当和一些工业单位或者或者声名狼藉的
官员打交道时，农村的客户要准备好三样武器——二十发的子弹夹（名牌香烟）、手榴弹（瓶装的好
酒）和炸药包（盒装糖果）。商谈生意条件人称“yanjiu”，既指研究问题又指烟酒。不用说，金红是
不吃这一套的。他的政策是根据收益判断出手。
我们等着顾客完成他们的生意，他们想确保能得到大量水泥。又三个人进来了。一个是铁路建设
局的干部想商议一下张庄更多土地的转让问题。第二个是从铁路运输大院货车车站过来的技工头。他
已经修好了张庄的一台拖拉机。最后一个是妇女组织的主任，Zhangwenying。她爽朗的笑着，说一个
卫生组织的代表团在过来的路上。她希望动员大家打扫街道。Shen医生给了她一只烟，她用嘴上的烟
蒂点着。
“又有两个妇女同意做绝育手术。”她说。
“那一共有多少个了？”
“今年一共50个。”
这是一次谈话记录。
考虑到没有人给我们上茶，金红（Jinhong）突然从床上爬了起来。
“你不是病了吗？”我问。
“没那么严重，差不多好了。”他以一种反抗的声音说，说到后面时逐渐平息下去。他开始咳嗽，
令人焦躁的声音从胸部传出。对我而言他听上去很不好，可是好像没有人担心。脚下的潮气和空气中
的尘埃加剧了他的咳嗽。雨后几个小时灰尘就会被吹起来，因为很多土地都是裸露的。不管你怎么咬
紧牙关你都可以感觉到嘴里的沙粒。
在家里呆着对金红（Jinhong）没有一点好处。为队里的事情日夜操劳。它们就像空中的灰尘一样
永远存在着。虽然十分操劳，但他的精神却在挑战下愈发旺盛。我明白为什么。在那里坐着，我意识
到了本能的活力，集体和它的2000多成员释放出的创造力。眼下水闸泻水了，几乎每人都投入战斗：
装沙袋、投入水中，建设工厂和家园。控制人口增长，设计新学校，向远至上海和哈尔滨等地派采购
员。总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有勇气向年代久远处于统治地位的锄头作斗争。
Re: 温铁军的不满根源——《大回潮》
【凤阳之行1983】
“什么时候农民曾梦想过拥有两层的房子？在这个二层的阳台上，我们可以晚上坐在外面而忘掉
蚊子的叮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全心支持这个新政策，我祝它能够永远坚持下去！”
杨景立这样说，他从前是贫苦农民，并曾经做过乞丐。每当我们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他都声音
洪亮，慷慨激昂的赞扬“责任制”。他几乎不能把他的思想放到这些世俗的事情上来，比如每亩生产
多少，或者一头肥猪的价格。
我能够理解杨的热情。他的家乡，一个叫做后阳的小村子，一直以穷山恶水而臭名远扬。该村的
男性居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穷以至于找不到老婆，1979年共有17名单身汉。尽管他们人均占有耕地
面积是全国平均值的六倍，但处在县城偏远角落的与世隔绝，领导的无能，反复出现的自然灾害都使
得他们不得不年复一年的寻找救济品。现在，解散集体劳动而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4年之后，
他们中比较有技能的农夫已经获得了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的粮食产量。多于一半的单身汉们已经找到
了老婆，而且一些从前的乞丐都盖起了混凝土构造瓷砖房顶的两层房屋，高高的矗立在四周环合的树
丛中。
后阳是凤阳县的名胜地之一，1979年，副总理万里让这片停滞不前的地方踏上了新的道路。从那
时起，这个小村庄和他周围的许多村落都享受到了增长的繁荣。县里的粮食产量每年增长50000吨，
达到了超过从前记录两倍的水平。公共仓库里的大米，小麦，大豆和油籽都快要溢出来了，负担过重
的铁路来不及运不走它们。在充足供应的刺激下，新的加工企业也开始迅速成长，它们由既有钱也有
时间的的个体农民投资兴建。
我在1983年3月应邀去凤阳，参观新的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好景象，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
国全国范围强制执行。在1981年和万里会见时，我曾经对解散集体土地表达过严重的疑虑，尤其是
对这些已经被有力领导并充满繁荣的合作者经营得非常好的土地。尽管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号召次采用
选择性的政策，建议仅仅在集体管理失败的地方采用家庭承包制，但我曾交谈过的山西农民说所有集
体的东西都受到非常无情的压力，不管集体的东西是好是坏。党的领导人正在要求解散（集体经济）
而不管具体条件环境如何，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强行推动，人们称之为“一刀切”。万里激动的
否认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人民可以自由选择，”他坚持说。然而他建议我去看一看承包责任制在
安徽省创造了什么。两年后，我在张庄的老朋友最终屈服于强大的压力，并解散了已经发展为中国最
先进的集体农场。我终于找到了时间去（中国）南部转一转，并看一看这将给将来带来什么。
从省会合肥往北行途中，第一件打击我的事情是安徽北部农村的极大退步。我们似乎在时间上滑
到了中世纪——被废弃的灌溉工程，留下了成群满是碎片的土坯房屋，在没有框架的窗户和门上面是
黑色的茅草房顶。泥土围砌的院子刚刚高于街道的污水坑。一些猪背部凹陷，它们倾斜着身子，满是
蠕虫，在喧闹的脏乱的孩子中间漫无目的的游荡。仅仅是这些孩子们身上的衣服，掩饰了对可怜贫穷
的普遍印象。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到处跑着，它们不是穿着解放前的破布衣服，而是穿着制作得很不错
的夹克和裤子，它们是由带有印花的机器织的布做的。尽管街上的孩子很多，但闲逛的无所事事的大
人们更多，他们看样子除了时间之外一无所有——悠闲的时间是世界上每个落后乡村的祸根。
1979年以前每年的生产数字记录了经济停滞的情况，它导致了贫穷和慢性的不充分就业，这是我
们看见的周围的景象。20多年来，产量保持在或者低于每英亩30蒲式耳（容量单位，等于8家仑），
1977年（1978年是灾难性的大旱年）的人均产粮下降到低于1952年的水平。无论什么原因，这里是
合作失败的地区。在20年的社会实验之后，安徽北部地区的农民无路可走，只好寻求其他的道路。
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凤阳过去遭受了非常糟糕的领导。县领导告诉我没有哪个合作政策似乎
能够起作用。当地干部一腔热血往往在群众的冷漠面前碰钉子，那些土地上的人们总是拖拖拉拉，无
视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毕竟，产量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当地努力。为什么能获得最多东西的人在确保
产量方面却什么也不做，或者几乎什么也不做？
副县长王长泰说，这是因为任何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他所获得的回报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农民
根本看不到通过努力能给他们个人带来任何进步。他们的目标就是干尽可能少的活，依赖政府把每个
人带到第二年的春天。当坏天气破坏了他们的努力时，即使政府也不能弥补这个空缺。于是成千上万
的人出去乞讨。王说，在过去10年中有9年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无论是干旱还是洪涝。每年冬天
平均5万人离家乞讨。在最糟糕的年份，15万人出去乞讨。出去的人并不总会来。在回来的男人中，
许多人再也找不到老婆了。人口增长缓慢。在某些地方，人口甚至减少——这个现象为新政策的成功
搭好了舞台。当到了分配土地的时候，每个人得到了至少2亩土地，有的人得到了多达5亩（几乎有
1英亩）土地。这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至5倍，并为家庭式的生产提供了相对牢靠的基础。
我发现自己很难理解，为什么合作社在安徽如此沉重的失败，而在我近年来参观过的其他地方却
是如此的成功。1980年由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新任命的中国共产党凤阳委员会第二书记
翁永锡——所做的全国调查表明，在中国有30%的合作社发展得很好，30%做得很差，另外的40%位
于中间水平，既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没有得到惨重的失败。我所见到的大部分成功的合作社都在
北方，尽管不是全部，它们位于或者接近老解放区，那里的农民最初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它领导了抗日
战争或者反对国民党的解放战争。长年的武装斗争培养了懂政治的农民干部队伍，他们后来领导了土
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而且都领导的非常好，至少在许多地方都如此。在另一方面，安徽省没有经过
这样的历史。1949年被北方的部队解放，1952年在外面人员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然后没有经
过任何互助组的实验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土地合作运动，这在短短几个月就实现了从初级阶段到高级
阶段的跳跃。在初级阶段，当分配收入的时候，所占有土地的份额会算在内，但在高级阶段，仅仅是
劳动力会算在内。在后一阶段甚至都没有在表面上取得巩固之前，公社运动就把平均主义发展到了空
前极端的程度。因此合作耕种（在这里）从来没有获得过威信。
根据王永锡的说法，安徽的合作化运动违反了农村组织的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农民必
须是基于本地模范在经济上的成功，而自愿地参与；第二个原则是收入必须基于所付出的劳动进行分
配（按劳分配）。党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些基本原则，在他们能够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合作
化的高级阶段）能够取得的优点之前，就匆忙的催促农民进入到合作化的高级阶段，并且建立了收入
分配的形式，这种分配形式把收入或多或少的根据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到个人所花费的劳
动。没有经验的地方领导人，在新的按人分配的体制下，不能够激发任何生产的热情，只能利用自己
的权力筑起了自己的安乐窝（即只为自己谋福利）。这样周期性的，揭露、挑战并取代他们的人，当
面对同样的惯性时，也最终使用了同样的价值观，开始为他们自己服务而不是为公社服务。解放30
年后，当安徽的农民不能让人均产量比他们开始（实行合作化）时有任何提高的时候，像目前党的第
一书记王宇新，它的副手宋林生，和副县长王长泰之类的人决定，是到了痛苦的重新评价（合作化）
和倒转前进道路的时候了。
王宇新说这个决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们决定试验的道路就是刘少奇臭名昭著的“三自一包”
政策的变种，刘少奇的政策多年来被谴责为“资本主义道路”。王和他的同事从两个阶段引入了这个
道路。第一步，他们催促农民把他们的生产组分成许多小组，每个小组根据合同只在指定的土地进行
耕种。当这个措施在1979年取得了一些成效之后，领导们就催促农民更进一步，根据“大包干”（包
括所有东西的合同）的体制一家一户的签订土地合同。大包干最应该描述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
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在实行合作化的政策挫败之后，凤阳农民希望得到按人头分配的土地进行耕种，但他们不想要产
品配额、按百分比给予的奖励和变化的义务。他们想知道政府和公共部门需要以现金的方式从土地得
到什么。然后他们可以答应上交（政府希望得到的）最小配额，只要他们能够任意处置剩余的作物。
王书记一直都做这件事情。在省一级的官员中万里支持他，因此“责任制”以大包干的形式产生
了。在凤阳县，那里的人均土地比中国其他地方几乎都多，每个家庭获得了人均2亩土地的使用权。
作为回报，每个家庭答应上缴国家农业税，并上交少量用于支持本地（大队和公社）官员，然后以固
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少量固定配额的粮食，这个配额已经根据传统设定好了。由于这种安排需要的相对
较少，它释放了农民的能量和热情，并且以很快的方式推进了产量的增长。该县全部粮食产量的数字
显示了稳步的增长：
1977 . . . . . . . . . . . . . . . . 180,000
1978 (大旱) . . . . . . . . . . . 147,500
1979 (分组承包) . . . . . . . 220,000
1980 (家庭承包) . . . . . . . 251,000
1981 (家庭承包) . . . . . . . 320,000
1982 (家庭承包) . . . . . . . 359,000
“我认为我们用这个制度会有成果的，”王书记说，“但我从没有想到结果会如此的惊人，并且如
此的持续。这对我是个奇迹，这对所有人都是奇迹。”
1979年以后的每个收获季节，农民都早早起床，努力工作，比以前更长时间的呆在田野里，而且
他们每天收获的东西都比自1956年集中土地以来多得多。因此，他们常常在紧张的几个月内完成了
每年的工作量，按后在剩下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在过去合作化的日子里”，王昌礼说，“我们常常每
天都整日的劳动，从年初到年末都这样，但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完成——工作一小会儿，休息一下，
再工作一小会儿，再休息一下。我们感到很疲乏但收成却很少。我们在做的事情看起来像是工作，但
事实上我们止步不前。现在我们把每分钟都利用起来了。我们的劳动产出了结果。我们挣得了好的生
活，并且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支配。”
在副县长王长泰的帮助下，我细细察看了几个家庭的账本。下面是二石英公社，张老庄大队，张
老庄小组的李万华的数字。
李的家庭共有8个人，签了22.5亩的合同，平均每人2.8亩（稍低于1/2英亩）。根据他1982年
的合同，他应该给小组交积累金（用来支付地方干部的工资，给困难家庭提供福利等）91.74元，作
为农业税给国家上缴545斤（11蒲式耳）的粮食，以国家正常的粮食价格卖给国家679 斤（13.5蒲
式耳）的粮食。除以上之外，他计划卖给国家计划外粮食2392 斤（47.84蒲式耳），价格要比正常价
格高50%，并且卖出22.5斤的蔬菜油，498斤的干烟草，2头肥猪，10斤的鲜鸡蛋。他的实际产出要
比以上计划还要多得多，到年底，他还结余20300斤（406蒲式耳）的粮食，960斤的烟草，600斤的
油料籽（大部分是芝麻），800斤（15蒲式耳）的大豆，更不要提养猪和家禽等副业的收入了。他所
有途径的净收入达到了4800元，或者说人均600元，这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在1979年以前，
承包制开始之前，李万华从来没有积累到足够的工分来给家庭每个人支付由大队提供人均520斤的粮
食。他总是不得不通过上缴出售他的两头猪所获得的收入来填补之间的差别。保留的人均现金收入要
低于100元。李万华坚持认为在那个时候家庭也能过得去，但很明显在1983年家庭成员要过的好得
多。
在姚印大队我们举到了一位刚结婚的年轻男人姚宇阔，他以前每年人均获得仅500 斤的粮食，100
元的现金。现在，他们承包了5.4亩（稍低于1英亩）的土地，他和他的妻子每年每人净收入现金或
者其他类似收入价值700元。这是在给当地积累金上交了20元现金和给国家上缴了300斤（价值60
元）粮食之后的收入。姚宇阔强调他每年仅工作大约4个月，并且彻底的享受漫长的冬季农闲时期。
当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坐在他新的石头瓦房（石头墙，烧制的瓦屋顶）里。因为石头是他自己切割
的，这个房子仅花了他3000元，他已经完全支付了这些钱。
我们遇到的农民中最富裕的是老王昌礼，来自后阳的前乞丐，他的滔滔不绝使我们烦的不行。1982
年他们家8口人共承包了42亩（7英亩）的土地，收获如下：
小麦 . . . . . . . . . . . . . . 270蒲式耳
水稻. . . . . . . . . . . . . . . 324蒲式耳
大豆. . . . . . . . . . . . . 47蒲式耳
高梁. . . . . . . . . . . . . 12蒲式耳
sweat potatoes . . . . . . . . . . 61蒲式耳（等价到粮食）
食用豆类 . . . . . . . . . . . 12蒲式耳
由于他打破纪录的产量，他获得了10蒲式耳粮食的奖励。杨拥有的总粮食达到了726蒲式耳，
或者大于20吨。此外，他还收获了烟草（2000 斤），花生（1000 斤），油菜籽（400 斤），大麻籽（50
斤），薄荷油（20 斤）。他用多余的粮食和筛后的残余物养了3头肥猪，16只小猪宰，30只鸭子和29
只鸡。他可以出售鸭子和鸡下的蛋获取现金。
杨的净收入在扣除各种包括税赋在内的各种花费之后高达10000元，人均收入1250元。在他最
疯狂的梦想之外，他投入了6000元盖了新的两层楼房，然后买了3辆上海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
上面描述的3个家庭要比大部分家庭做得好。他们的人均收入都超过了县的平均水平100%甚至
更多。但是该县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在4年内翻了一番，并且迅速增长的迹象在哪里都能表现出来。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许多家庭新盖的房子，公社大量新盖的剧院，在国家粮站膨胀的粮仓，以及在流动
农贸市场上热闹的买卖情况。王副县长喜欢强调并不显而易见的事情，比如私人生产资料每年500万
元的增长，包括工具，机器，大车和劳动水牛。集体生产资料同样也并行增长，以每年100万元的速
度连续增长，这里最显著的增加是在4年内修建的500公里的电力线，这个数目是以前修建的所有公
里数的总和。每个没有接上电的公社都根据人口情况给电力线集资。后阳的每个人掏了15元。即将
被立起来的水泥电线杆，躺在到达县城公路的旁边。这条公路也是新的，同样是通过集资兴建起来的。
后阳的杨庆利（YangChingli）自夸说，他要集中精力进行粮食生产，在接下来的几年打破他的旧
生产纪录。然而很显然，在粮食领域凤阳县正在进入一个上升中的平稳时期。每英亩超过60蒲式耳
的小麦产量和超过100蒲式耳的水稻产量正在到达现有技术水平的极限。如果收入将继续用来提高扩
张的家畜生产，其他的农村副业和许多小的产业必须即将出现。这也看起来是解决成千上万冬季由于
没有粮食生产而无所事事的人口就业的唯一方法。
王副县长带我们去看高人公社——在副业生产方面很有前途的范例。在那里，7300个强壮的劳动
者经营者31875亩的土地，平均每人4.5亩（大于2/3英亩）。公社负责人李计算说，由于每10亩一
个人就够了，因此在这片土地上多了3500个工人，他正在忙着鼓励创建各种可能的副业。目前为止
高人的人们已经创办了83各企业，雇用了大于2500人，还有超过1000人仍然没有工作。大部分企
业是家庭创办的，3到8个家庭联合起来，集中资金，进行生产，包括水泥，粘土瓦，石棉瓦，烧砖，
磷肥，鱼塘，面粉磨房，榨油，淀粉制造，粉碎石头。一些还创办了建筑公司。个别的家庭和大队公
社联合起来创办了一些较大的联合股份公司，除了其他东西之外，他们投资了3个机械化的石头粉碎
厂，和一个中型的磨面厂。
我们去看投资了41000元的磨面厂。为建造它，公社购买了价值2000元的4.5亩土地，它还包括
24股投资，每股价值1000元。个体家庭共购买了15股。被家庭购买的每股还包括在该工厂的一个全
职的工作岗位，另外在17个人（15个工人，一个公社代表，一个当地生产小组代表）的股东大会上
还有一个投票权。该会议选择了包括3个人的管理委员会，他们反过来雇佣经理。在1982年的后8
个月里，面粉厂产出了净利润10812元。其中23%作为红利，剩余的部分作为积累金用来进行新的投
资。工人每月的工资为58.2元，另加一双皮靴的年终奖，价值17元。
“这个企业的优点是什么呢？”公社主席李问道，“它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剩余资
金找到了出路，为民主管理找到了机会。每个工人都有股票，每个股东都有投票权。”
最后一点相当重要。中国农村合作社继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作为国家基础部分的单位里，
一人管理且滥用上面分配的职权。这些新企业，由底层投资并在国家体系之外，是由拥有他们的人管
理经营的。如果经理无法令同时是股东的工人们满意，他们将解雇经理。当一个新的石头粉碎厂的股
东们正在寻找经理时，他们在合同中规定必须提供至少每月每位工人65元的工资和每年每股196元
的红利（预计57500元净利润的30%）。这些成绩能给经理赢来如下的权力：任命职员，和工人签署
合同，如果工人违反合同及就解雇他们，并能获得每位工人两倍的奖金。（我忘了询问经理如何解雇
一个同时是股东的工人）如果另一方面经理没能完成规定的工资水平和利润，其间的差额需要从经理
的腰包来弥补。未弥补差额的经理将面临指控，逮捕和拘留。
在高人公社，新的产业远不能解决所有人的就业。但在该县另一端的一个偏僻的停滞不前的地区，
我们参观了一个大队，那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每个强壮的人都有充分的农闲时期就业机会。这个
大队在一个大湖的旁边，那里的芦苇面积几乎等于耕地的面积。除了他们的人均耕地外，每个家庭都
承包了一些芦苇地，他们收割和存储的芦苇提供了全年编织席子的工作。持续的编织和土地上的工作
合起来带来了全县最高的平均人均收入：每年900元。数十户农民正在建造新房，更多的人开始买自
行车，收音机，电视机，和拖拉机。他们村非常的偏僻，背后什么也没有，而且看样子正在缓慢的陷
到湖边的泥沼里，但他们显示出了进行现代化的很高的精神和热情。和我们谈话的所有家庭对未来都
有雄心的计划。他们主要正在计划二层的楼房，因为他们希望能把第一层转换成编织席子的车间。他
们希望能在一年内接上电。这个湖边的公社显示出了匹配很好的农业和副业之间的联合所带来的收入
潜力，和作为收入支持的全年劳动的重要性。劳动力仍然是中国最充足的资源。这个大难题正在起作
用。
在凤阳县我们所到过的所有地方，人们谈论最多和期望最多的是一种作物：水稻。水稻种植的最
新事物是杂交种子，它具有远超过100蒲式耳每英亩的产出潜力。一些大队已经开始专攻杂交水稻种
子，他们每斤售价2.5元。水稻需要水，至少一半的水来自50年代集体运动建造的大规模灌溉设施。
剩余的来自小湖泊，池塘，和当地许多年来修建的集水池。一共加起来，他们存储的水能够灌溉该县
大约三分之一的耕地。和南面各县如此明显的混乱相比，凤阳县几乎所有的水利设施、沟渠、水闸和
泵都处在运转状态。这些东西都是和土地一起承包的么？如果是的话，怎么做的呢？
王副县长向我们确认说，人们仍然是集体拥有这些水利设施。公社和大队根据需要组织水资源分
配，但和过去相比，每个人都必须预先交付现金才能得到水。为了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
去了位于该县西边的巨大的凤牙山水库。在那里，低低的起伏的小山忽然让路给了两座巨大的山脉，
这提供了完美的水坝地点。该水库水面面积146平方公里，存有125万立方米的水，其中一半的水可
通过水龙头灌溉。水库目前正为89000亩（约15000英亩）的土地提供灌溉，刺激了水稻产量的显著
增长。在颍涧公社，由水库提供水的五分之一耕地的产量已经从1978面每英亩51蒲式耳增长到1982
年每英亩118蒲式耳。王副县长说农民承包了土地之后产量上涨的原因是：（1）农民劳动更努力了（2）
他们买了更多的化肥（是1978年的4倍）（3）他们种植了大面积的高产量的杂交水稻（4）他们认真
的灌溉每片土地（预先为每立方米的水付钱使这成为必要）。
在大跃进的年份里通过集体劳动建造的这个水库，仍然是国家单位。该县雇用的职员必须通过销
售鱼和水为日常运转和资本积累提供资金，但在1979年以前，这两项产品都没有带来多少收入。当
农民集体需要水的时候，县里的官员没有选择只好放水。获得水的人开始答应说以后给钱，但非常少
的人遵守承诺。每年该县不得不投资3000-4000元给水里放些鱼苗，但偷猎者把大部分都偷走了，以
至于官方每年捕获的鱼都没能挣够足够的钱来支付鱼苗。
1979年所有的情况都改变了。开始，水库职员在付现款的基础上释放灌溉水。下面的小组、大队
和公社不得不提前从农民用户以每100立方米0.5元的价格收钱。同时他们组织了一个水监护队，每
个小组，每个大队轮流来，保证水到达了每个地点。水库职员，由于手里有了钱，就额外释放了足够
的水以弥补由于蒸发和渗透导致的水流失，并且保持水流直到每个家庭得到了他们为自己的土地所支
付的水。水的收入从1978年的6000元增长到了1982年的49000元，水库第一次变的富裕了（有存
款了）。
其次，水库职员重新组织了渔业。作为国家单位的水库承包给了3个附近的公社和5个水边的大
队，并且以每股2000元的价格卖出了开发股份。水库买了其中的3股，每个公社买了一股，5个大队
合买了一股。这带来的足够的钱来给水库存放鱼苗。由于他们投资了金钱，当地人密切注意并赶走他
们发现的偷鱼者（曾经有一个人在逃避追捕时淹死了），他们共同捕获的鱼超过了100 吨。以每吨
800-1000元的价格，每个单位都获得了成千上万的金钱。忽然他们又有了一个值得开发的副业。陈经
理估计未来潜在的产量是200吨。王副县长认为总数能够可能达到1000吨，如果他们寻找方法放养
在不同的深度生长的鱼类，这样下面的鱼就能够以上面鱼的排泄物为食。
我们对该县的快速调查——对东西南北先进单位的四天紧张参观——揭示了正在前进中的县城：
农业和工业产量增长，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每个人都把进步归功于“责任制”，归功于的家庭
联产承包制，它把个人努力和直接收入相联系并给每个劳动者提供了很强的刺激进行生产。结果看起
来证实了这个理论，但县的领导们只是顺便提起或者根本不考虑许多与物质刺激无关的因素，这些因
素也能够使显著的生产纪录成为可能。
支持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水利基础设施——大坝，灌溉设施，河沟——是由过去的集
体劳动建造的。农民们在大跃进中建造了大量的这些基础设施，大跃进被“责任制”的支持者们嘲笑
为极左，唯意志论和冒险主义，但如果没有大跃进，凤阳今天能有多少水能够进行分配呢？在大跃进
很久以前，成百万的人也在改造淮河盆地。他们建造了水库以保存流失的水，建造河沟以控制水库不
能保持的水。没有这些集体努力，现在的任何人能够有希望控制充满危险的淮河旁边的低地里的洪水
么？
其他伟大的工程设施也是必需的，如果凤阳的农民想在未来能够突破到新的粮食产量。这些工作
能够在“责任制”的框架内实行么？能够得到资金付钱给人们让人们为了金钱而单独做他们曾经为了
工分而集体做的事情么？在过去，人们把他们的劳动投资到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工程中。他们在数月
甚至数年之后才能收获回报。（如果要做类似的工程）现在农民要求根据天数或者月数提供报酬，那
么必要的资金从哪里来？
劳动力供给没有问题，听见这种说法并不惊奇。我已经描述了成千上万的人如何在冬季的月份里
无所事事等待春天的播种季节再次到来。集体经济时期总会在农闲时节组织农民劳动，这条常规被指
责为浪费劳力，因为农民的干劲不高。但是那些浪费真的超过了今天由未用的劳动力所造成的浪费
么？
王副县长向我确认，大的工程仍然是可能的。在1982年的大水季节，当淮河威胁要冲垮堤坝时，
县领导人派了30000人加高和增强堤坝。县里没有付钱，但取代的是给每个家庭、每个个人安排了需
要完成的份额。每个完成自己的份额的人可以自由回家。工作进展迅速而且良好。王说，要比过去的
集体劳动好得多。
然而，这项沟渠工作在我看来是个特例。发洪水中的淮河在洪水到来时给所有的居民都提供了明
显和现实的危险。县里的官员可以不付钱来动员人们保护他们自己以免河水溃堤。但他们能够不付钱
而动员同样的人们建造对他们未来有用的事情么？而且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其他人能够不指责该工
程为平均主义的复活和另一种方式的“大锅饭”么？
支持产量增长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体系，该体系慷慨的回报出售给国家多于
要求份额粮食的人。该体系的另一个变种已经长期起作用了。这不是一些最近的报道所暗示的由四人
帮领导发起的。正如该体系今天所做的，高于份额的粮食以高于国家标准50%的价格出售。由于凤阳
农民过去产出的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的份额一直很低。一旦他们能够提高产量，他们开始收获高于
份额的粮食，并以优惠的价格出售。优惠的价格是收入增长，并让农民能够在生产上投入更多，这反
过来促使产量变得更高。当产量继续增长，以优惠价格出售的粮食不久就超过了以标准价格出售的数
量。额外的收入用来进一步加速上升。今天，凤阳县生产的粮食有多于80%都高于规定份额的粮食，
而且他们以高于标准50%的价格出售。也就意味着中国全国都在资助凤阳的农业投资和农作物生产。
财富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责任制”通过释放农民的积极性使得
该进程能够进行，一旦该进程开始，通过以高于正常价格出售粮食而带来的额外利润就给当地的经济
增加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当资金涌入时，人们把大部分都投资在为粮食生产的增长提供能源和供
给，并且收获了利益，这比单纯扩张的劳动力带来的增加要多得多。把所有的进步都归功于“责任制”，
掩盖了高于配额粮食的高价格的影响，它给这些进步提供了巨大的贡献。
在供给缺乏的情况下，有钱也买不到东西。1978年以来高增长的第三个主要因素便是由于不断提
高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水平的支持，而这种支持过去是不曾有或仅仅在60年代初期有过的。当我问农
民他们这种高增长的具体原因时，他们都说“承包合同给了我们动力”。但是，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
工作也不可能使任何一块土地的产量翻两番，当我以此反驳他们时，他们都说“那当然啦，我们购买
了更多的化肥”。
事实证明，农民们不仅对每亩地所使用的化肥量是过去的四到五倍，而且他们还首次使用了磷肥
以及氮肥（他们仍然还没使用钾肥）。多种肥料组合的大量使用对产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当我问及
他们以前为什么没有买更多的肥料时，他们说以前太穷了。但是确切的是，政府过去一直都有贷款给
农民购买肥料。我猜应该是十年前供应不足的缘故吧。即使合作社的农民们在过去能够找到足够的钱，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能够买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当我问到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来提高产量时，他们都说“优良的种子”。他们极为称赞某几种
冬麦品种，但是谈得最起劲的便是杂交水稻这一项重大的突破。杂交水稻的推广使得这个国家的粮食
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而这在五年前是无法实现的。“承包责任制”正是及时抓住了这项新技术并把它
推广，新技术的推广反过来又使得这种承包责任制看起来很有效。难道有谁会说旧的那种农业合作模
式没有使用杂交水稻的优势？我并不这么认为。数年前山西引进杂交水稻的史实便否定了这种说法。
在跟农民纠缠于有关获得高产的物质条件这个话题时，他们也时不时地提到了虫害的控制。看来，每
一户人家现在都有一种喷雾器，以使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来防止水稻、小麦、大豆和烟草的虫害。这样
一来，只要虫害有所呈现，人们便可使用这些药剂在数小时之内把它们消灭掉。而在过去，整个大队
也就仅有一台或两台这样的喷雾器。我问他们“为什么只有这么少呢”，他们答道：“我们太穷了，买
不起更多的工具。”
或许“承包责任制”是让所有这些因素产生效力的催化剂。如果没有“承包责任制”，凤阳一带
的村落或许还会继续萧条下去。然而，必须记住凤阳的生产起点水平是如此的低下，以至它的增长如
此明显。四年之后凤阳的农民才达到中国许多其他村庄在集体的努力下早已达到的农副业生产水平。
只有在凤阳或其他地区的农民经过他们的努力把生产水平提到另一个新的高度时，这种新制度才能得
到真正的检验。让那些在中国过去二十年里已经成熟的物质因素产生作用相对来说要容易些，但是要
在此基础上获得更高水平的成就就难多了。
在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公社的领导告诉我们他们正开始提高土地生产所可能达到的上限。为维持
发展的势头并保证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开始寻求专业化生产，主要包括牲畜——家禽，制酪，
养牛，养猪，养兔，养蜂——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例如那些已经开始运营的大型旅店。这些官员们
所提到的几乎每一种行业都需要密集的手工劳动，就像他们所谈到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一样。他们
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思考如何利用机械化生产提高人们对土地的生产效率。不过，这可能就是为了
在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保证每单位产量的收益进一步增加的最重要方式。
现在看来，中国省级和地区上的领导降低机械化水平并非是偶然的了。尽管数年前农业的集体化
就已造就了农场使用拖拉机的物质基础，尽管他们非常赞赏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把实现机械化提到
高度的议事日程上，但几乎没有一个官员在任何水平上对其认真地对待过。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
已经通过把土地分成无数小块的方式打碎了这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物质基础，这样，任何人都很难再
去认真地考虑如何使用机械了。土地的重新划分已经摧毁了所有机械化的经济基础，使人们不得不放
弃任何机械化的打算，尽管它意义深远。
“我们的土地是丘陵地”，当我们开车穿过一个广阔平坦并一直延伸到淮河堤坝边的平原时，王
副县长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完全使用机械的话，这些机器的体积必须比较小，并且它们应该具有多种
功能，这样才能适应丘陵地的需要”。然而就在那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整天和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穿
过了一个又一个广阔的平地，最后，我们到达了一块延绵起伏并且也基本上跟平原一样适合机械化耕
作的的土地，而这块地正是从平原中分出来的一块。
不合逻辑的是，王副县长继续侃侃而谈丘陵地和小型机器，就好像机械化必须首先从最不利的地
形开始实施似的，而不是从该县最有利的地形开始。通过集中论述其所辖区域边缘的小块土地如何难
以使用机械，王回避了“承包责任制”对不利地形的影响以及承包合同对平坦土地的破坏性后果。他
似乎是这么认为的：机械化要么必须适合全县的所有土地，否则一块也不能适用。因此，即便新政策
破坏了有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有利因素，甚至摧毁了该县过去土地集体化的所有成果，也是不
要紧的。
王副县长预料农民一旦富裕了就会购买机器，形成小组的联合耕作，并把各自的土地连起来以形
成足够大的耕地从而使农业机械化显得更有意义。这种发展形势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自然环境所造
成的困难是巨大的。25年前，依靠全党的力量支持所掀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力量才使得这种联合得
以发生，现在它又一次被切分为成百上千万的小块土地了，这样每一个家庭就能够按人均计算得到相
等的土地，而这些家庭能够缝合这些裂痕从而再次走到一起吗？
如果他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又有什么希望呢？很明显，凤阳的联产承包
释放了某些重要的生产力因素，但是它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对其长远发展不利的可怕的物质障碍。很难
看到，农民们在以家庭为单位并且相互竞争多于相互合作的情况下能如何克服这些自然障碍。
在一种新的理论里，农业被看作是个人主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占有形式，这种理论也给将来的联
合耕作添加了意识形态的障碍。这种障碍可能会跟自然条件造成的障碍一样大。县领导现在已经认为
集体化本来就不适于农业耕作。因为耕作的过程和家禽饲养的过程需要数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一些
不可预见、无法避免的外力将会再次影响其生产过程，而这期间的可能变化需要及时彻底的补救措施，
这一过程需要高度的机动性，独立性和自我主动性。只有在生产者和这一过程有最直接的关系时才能
够处理好这些变化。任何疏远这种关系的做法，任何推托责任的行为都会打消人们的积极性，这将带
来灾难性的后果。
根据这种新的理论，只有分散的家庭经营才能天然地够满足这种需要。凤阳二把手王永熙（音）
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听起来就像某种经济法则的规律，如供给需求的经济规律一样。“这么多年来，我
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用各种各样的集体化的管理方法，可是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了，我们不得不断
定这样一个事实：受中央领导的农业合作化在其试图促进的每一个必要环节都出现了矛盾。在农业生
产上，从种植到耕作到最后的收割存在某种生产循环，这种循环对中央制定的方向与群众参与来说是
不可相容的。我们过去的所有失败源于最初的一个失误，也就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法则。”
王这些异常的推论完全推翻了早些时候共产党开始组织农业集体化时的基本看法。1956年廖鲁银
（LiaoLuyen）把它们归纳为：
“农业合作化，通过合并土地，去掉了田埂以及不必要的田间过道，可以增加耕地的面积（平均
增加5%的耕地面积）。
“农业合作化为水利工程的完成，水土保持，大面积的土地改良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它还使得
把酸性土壤的改成可灌溉土地，贫瘠地和荒地改造成肥沃成为可能。
“农业合作化为充分利用所有农村人口提供了可能，包括那些强壮的劳力，那些普通的劳力，以
及那些只能做一些轻活的劳力。合作化可以让所有这些劳力按不同的分工从事所有的生产活动，以发
展农业生产，副业，饲养业，一些辅助性职业，还有渔业。
“农业合作化为农田的专一管理，根据不同的土壤类型进行最优的耕作，为投入更多的劳力改良
土地，深耕细作改进耕作，采用更好的技术播种，提高田间劳动的组织水平以及提高亩产量提供了条
件。”
对以上看法的否定听起来好像是对农业集体化的一个完全抛弃，也像一个回退到过去传统个体农
户耕作制的宣言。但“承包责任制”的拥护者们否定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这种新的承包制体系是社会
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能够让个人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下发挥个人主动性的体系。这种集体主义原
则包括生产资料的全民（国家）所有，土地不得买卖，租赁。它还包括一个集体支持网络，得到国家
支持农民所有的供销合作社，其中国家负责供应关键物资，并负责大部分产品的销售。改革者认为这
在宏观上是集体主义的，而在这个框架下，也就是在微观水平，农民们自己制定计划，决定投入的资
金和劳力，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农户们对其每一个生产环节投以足够的关注。根据这个论据，这就是适
合中国独一无二的农村状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针对这种新的体系是否能被看作社会主义作进一步的思考下，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十分
合情合理的，即使从四年之后的凤阳县看来也是相当公平的。但是，人们也可以预见到这种由家庭联
产承包所释放出来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将给集体主义的原则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并最终推翻它，而这种
原则正是现在支撑着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许多长远的问题仍待回答。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主要的问题还是两极分化的出现。当1950年开始集体化运动的时候，人
们最初认为集体化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阻止社会的分化，防止农村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通过
这种方式，农民将实现共同富裕。集体化运动在实践中确实是阻止了两极分化的发生，但许多合作社
并没出现重大的生活改善。所有社员都仍然很贫穷，更糟糕的是，许多人根本吃不饱。
现在，“承包责任制”的鼓吹者们对这种状况的反应就是大肆宣扬那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思想。这种原则很明显得到了那些年轻、健康、强壮、精明以及富有挑战精神的人的青睐。但是，
对于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农民，他们通过占有最好的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土地，如牲畜，卡车，拖拉
机，水泵，脱粒机等发家致富。我想问，对于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他们使用这些生产
资料对那些没有他们这么走运的人们进行剥削呢？要知道在消费较低的50年代，一个拥有两头牲畜
的农民就可以不用工作，难道一个拥有数台拖拉机的农民在今天不能这么做吗？而且，如果这些拖拉
机传给其下一代的话，难道这个家庭不会拥有某种长久的特权阶级的地位吗？
王副县长并没有看到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过去这个县有27，000户贫困户，大概占总数
的百分之三十。（他对贫困户的定义是按照谷物人均年收获少于700斤以及人均年收入少于50元来算
的。）而现在全县只有1，021户这样的贫困户而且政府还给他们提供了十种不同的特殊援助以免他们
过不下去。这些援助包括：
(1) 每个地方政府和当地的干部开展一对一的扶贫义务活动：考查贫困户的困难，给他们提供建
议；
(2) 贫困户不需要纳税；
(3) 县政府拨出50，000元以帮助贫困户买肥料，改良的种子以及其他的一些必须品；
(4) 县政府拨出30，000元以给贫困户提供低息生产贷款，并把利率设为1%而不是银行的4.8%；
(5) 公社和生产队拨出额外的30，000元以提供类似的生产贷款；
(6) 建校费不向贫困户摊派；
(7) 贫困户有权以低价购买饲料，并在任何时候向当地的粮站出售，哪怕当地粮站由于供应过剩
已停止对外收购粮食；
(8) 贫困户看病不用交诊费（他们仍然只需付药费）；
(9) 供应社保证向贫困户提供所有必须的肥料，而其他的农户就得自己去找所需化肥；
(10) 家畜专家免费给贫困户提供帮助，免费提供育种服务，如给幼猪消毒等。
王副县长还介绍，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也会得到特殊的援助：
“政府给每个老人每年补贴700斤粮食，6斤菜油，一顿草、稻草以及秸秆作燃料，30元钱买衣
服，30元就医费，40元零花钱。这些加起来共相当于每年300元的援助，有了这些援助，老人们就
能自我照顾了。”
“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王补充道，“年轻人如果看到老年人即使没
有儿女也能生活的话，他们生儿育女的压力就会减小些，特别是生男孩的压力，他们主要靠儿子养老。”
为了阐释当地政府对贫困户实行的政策，王副县长特意带我们拜访了陈德芳，她是一个寡妇，有
四个孩子，耕地17亩（将近3英亩）。她拥有五间新房子，配有很好的家私，跟邻居共用一台水车，
养了两头猪，估计这两头猪长成以后每头能卖200块钱。在其兄弟姐妹和其小姑子的帮助下（她自己
17岁的儿子正在上学）她种了133蒲式耳的小麦和稻米（平均每英亩产47蒲式耳）并将其中的一半
卖给了粮站（其中百分之80以较高的价钱出售）。尽管她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贫困户的标准，但她仍然
得到了乡里，大队，生产组的援助，因为她丈夫在采石场因公牺牲了。她不必缴税，孩子上学不要钱，
看病不要钱（药费除外）。乡政府每年给她一吨的复合肥料，并且大部分不要钱，而生产队给她180
元，生产组给72元以让她支付生产开销。乡政府也给了他一本“贫困户”的册子，让她有随时向粮
站出售谷物的权利。当王副县长翻看这本册子的时候，他不由得抓了抓脑袋，她出售的谷物远比她收
获的多。大多数谷物都是她邻居借她的本子拿去卖的，这样他们就能更方便地出售了。他们大概给了
她什么东西以换取这种特权吧。陈寡妇在这件事曝光后窘迫地向主席保证她以后再也不会滥用她的册
子了。
王副县长给我们介绍和阐述的措施只不过是掩盖这种制度缺陷的一个安全网络罢了。它主要由大
队，公社和乡政府的税收提供，而这些支出由所有承包了土地的家庭来承担，这是他们的一部分义务。
然而，似乎恰恰是通过这种承包责任制度本身使得这种安全网络几乎不可能阻止两极分化的出现或者
某些人利用其掌握的权力进行剥削。陈太太的一个邻居已经拥有两台拖拉机了。每台拖拉机的运输能
力能够给她带来每吨每公里2.8元的收入，这样，她一个月的总收入将达到1000元。这些15匹马力
的四轮柴油机车，加上小型的2吨双轮拖车，每台也就是4900元。任何一个农民都能在不到六个月
的时间内用其赚来的运货费用买一台。在耕种和收割季节，拥有拖拉机的农民也可以帮其邻居做一些
传统的工作——以每亩1-1.5元的价钱给他们犁地，以每亩2元的价钱为他们打谷。由于柴油的价格
是每斤0.3元，每小时耗油1-2斤，因此纯收入是很高的。我想问，如此高的净收入是否表明其对邻
居们索要的服务价格太高了？
王副县长否认了所有这些可能性。他认为这些收入是其投资的一种合法回报，其运作费用的一个
合法补偿，也是对其劳动技能的一个报酬。他认为剥削应该是通过市场的投机倒把以及放高利贷所获
得的收入，或者是试图使用旧社会的那种租让土地形式以获得收入。农民之间互相提供服务而获得的
报酬不应该认为是剥削。王副县长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当今在中国被广泛宣传和引用的一个涉及土地
所有权的理论上的。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的手段就是使用土地，历史上剥削制度的
产生是建立在土地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自从土地掌握在公社手里后，除了从公社里按人均分得的一份
土地外，没有人能够获取更多的土地使用权，这样就不没有剥削存在的物质基础，将来也不会有这样
的问题出现。
从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看，退一步来说，这只是一种天真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的
生产方式从来都不是土地，而是机器，工厂以及工业化资本。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占有，资本家已经能
够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得收益了。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不是促进而是妨碍了企业家与非生产性的地主阶
级分享利润的能力。无数的经济学家，从卡尔马克思到乔治亨利，已经论证了土地的国有化将为资本
主义的发展提供理想的条件。各种各样的中产阶级也鼓吹这一点，尽管历史上资产阶级总是跟他们的
地主阶级反对派相互妥协，相互合作以反对更加激进的工人阶级。
王副县长所说的拖拉机主人“合法的资本投资回报”到底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他所引导的一种
重要生产手段吗，接受这种服务的人必须以一定的比例支付费用，而这种比例则反映了当前流行的一
个收益率。当拖拉机的主人同时也是司机时，这种剥削关系的因素就被遮掩了，然而它到底是存在的。
如果拖拉的主人雇佣工人驾驶其机器的话，那么就得加上另一种价值的形式——劳力工资的剥削收
入。
人们可以认同王的这种观点，也就是少数个人拥有自己的机器并通过这些机器给别人提供服务以
获得一定的报酬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人们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促进这种形式生产的小
量的私人所有制并保证他们的利益，增加他们的雇佣人数对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上并把它作为阶级分化的根源而否认机器私人占有制所潜
在的剥削，就是明显的愚民政策了。
近来，发展中的贸易也会给剥削和两极分化打开方便之门。现在凤阳地区个人最大的收入，据估
计，并不是来自农业生产收入而是在开放的市场上进行商品买卖所赚的收入。王副县长特别给我们谈
到有个人通过把席子运到北方去卖而赚了成千上万的钱。这个商人的席子价格高达每床3.2元（而官
方的价格是2元），他把这些席子运到一千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卖，一个季度可以得到20，000元
的收入。从官方的观点来看，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与公社签订了合同的个人罢了，——这个合同授权他
做席子方面的贸易。根据合同他每年要上交10，000元，公社给他开一封介绍信以向当地的银行贷款
支付购买和运输的费用。因为他在其花费上赚了20，000元，因此政府向他克以重税，高达15，000
元。这样他还有5，000元剩余，而当地的平均人均年收入是345元。他可以把钱投回其商业上，存
到银行里获取利息，或者购买一些新型工业建筑的股份。无论他怎样做，这些源自投资所产生的收入
都必须归入不劳而获的收入并且最后必定积累成为一个富有的资本拥有者。这个人被称为小贩的时间
会有多久呢？显然，现在充斥市场的商业自由必然会产生一批商业新贵。
我们在高郡乡（Gaojen）所看到的新企业，好像也同样使该地区走上了发财致富和严重分化的路
子。村民们通过购买一定的股份就拥有在新的磨粉厂工作的权利，但是，工人们能有持有主要的股票
多长时间呢？假设最初的股票持有工人退休了，并假设其继承人对这个厂并没什么兴趣，但是继承了
其先人的股票持有权和投票权，这样，新的股票持有人不就可以不上班并从其邻居的劳动中获得相应
的股票收益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能够预见到这样一个分化过程，一部分人通过其拥有的股票从
厂里获得收益并成为工厂的主人，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工厂的基本工作而成为工人。让人们以股份形式
投资好像以某个加速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也打开了不劳而获的大门。
两极分化可以说是“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令人烦恼最消极的后果，但它决不是仅有的一个严重
问题。该体制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计划生育问题，入学率下降，臭名昭著的土地滥用问题，对树木的滥
砍滥伐问题。它也导致了许多地区对成熟作物产的公开抢夺。许多承包了土地的家庭需要小孩到农地
里帮忙，他们就超生，孩子长大后也不送他们上学以补充成年劳力的欠缺。许多家庭未经许可就在其
承包的土地上盖房子，而有些家庭则在最好的土地中间修建坟墓，这样就减少了耕种面积。农民们也
开垦一些永远无法用来耕种的荒地，他们还在夜晚偷偷砍伐公路和水道两旁的树木来建房子或做家
具。
当我问王副县长有关这些问题的情况时，他并不否认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他只把这些问题当作
一种暂时的不正常现象，这些现象终将得到控制。他说出生率在分地后急剧的上升了，但是随着收入
的提高以及上面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出生率会再一次回落的。他说入学率从95%降到了88%但是
现在又回升到90%。随着农民们变得越来越富裕他们会再次想起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教育的重要性的。
他说许多人在其承包的土地上非法建房，政府正插手并阻止这些问题。他注意到有块空地上堆着一堆
建筑用的石头，很明显是用来准备建新房子的，但是他说这块地的主人已经得到这块地不能用于建房
的警告并答应把石头搬走。对于在耕地上建造坟墓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情况了，有新的
也有旧的。王副县长没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指出这样做是违法的。我们看到了公路两旁许多刚
刚被砍掉的新树桩，而且沿着公路好长一段路程都已经没有一棵树了。王说，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种肆
意破坏行为，政府已经把路基两旁的树木分派给每个承包户以作为其“承包责任”的一部分，他预料
这些树将来会长得更好。我们看到极少的山地，因此很难估计由于农民们的草率开垦而导致无法控制
的水土流失到底有多严重。对于农作物的抢夺问题，所有和我们谈过的凤阳领导和农民们都直截了当
的人为这不是什么问题。“现在还有谁想种地呢？”他们反问道，“我们拥有的粮食都比我们能买得要
多。我们把这些粮食堆在自己屋外的街道上，不会有人把粮食收走。抢粮不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我
假定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自从家庭承包以来山西的抢粮现象这么多，而这个问
题却从未困扰过凤阳。也许是这里的领导人的热心与周到的工作使得这里创建了一个不同的法律秩序
氛围吧。
王副县长对未来的看法正确吗？上面提到的这许多问题真能如其所言会得到控制吗？或者这些
是他们所自豪宣扬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体制的固有矛盾吗？我觉得现在还很难判断。跟凤
阳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问题是次要的，但是在其他地方这种相比的结果却又相反。是什么意识让
每一个人都放弃集体化呢。为什么不保留这些已经取得如此成就的合作社并让他们与承包的个人相竞
争呢？为什么不给不同的社会组织留出一定的空间来看看到底哪种体制会更好呢？一个人可以找到
这样那样的借口，但是在中国，这股政策的风在某一时刻似乎只能从一个方向吹，并强制性的一刀切，
好像没有中间路线的先例。
“什么时候农民曾梦想过拥有两层的房子？在这个二层的阳台上，我们可以晚上坐在外面而忘掉
蚊子的叮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全心支持这个新政策，我祝它能够永远坚持下去！”
杨景立这样说，他从前是贫苦农民，并曾经做过乞丐。每当我们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他都声音
洪亮，慷慨激昂的赞扬“责任制”。他几乎不能把他的思想放到这些世俗的事情上来，比如每亩生产
多少，或者一头肥猪的价格。
我能够理解杨的热情。他的家乡，一个叫做后阳的小村子，一直以穷山恶水而臭名远扬。该村的
男性居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穷以至于找不到老婆，1979年共有17名单身汉。尽管他们人均占有耕地
面积是全国平均值的六倍，但处在县城偏远角落的与世隔绝，领导的无能，反复出现的自然灾害都使
得他们不得不年复一年的寻找救济品。现在，解散集体劳动而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4年之后，
他们中比较有技能的农夫已经获得了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的粮食产量。多于一半的单身汉们已经找到
了老婆，而且一些从前的乞丐都盖起了混凝土构造瓷砖房顶的两层房屋，高高的矗立在四周环合的树
丛中。
后阳是凤阳县的名胜地之一，1979年，副总理万里让这片停滞不前的地方踏上了新的道路。从那
时起，这个小村庄和他周围的许多村落都享受到了增长的繁荣。县里的粮食产量每年增长50000吨，
达到了超过从前记录两倍的水平。公共仓库里的大米，小麦，大豆和油籽都快要溢出来了，负担过重
的铁路来不及运不走它们。在充足供应的刺激下，新的加工企业也开始迅速成长，它们由既有钱也有
时间的的个体农民投资兴建。
我在1983年3月应邀去凤阳，参观新的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好景象，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
国全国范围强制执行。在1981年和万里会见时，我曾经对解散集体土地表达过严重的疑虑，尤其是
对这些已经被有力领导并充满繁荣的合作者经营得非常好的土地。尽管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号召次采用
选择性的政策，建议仅仅在集体管理失败的地方采用家庭承包制，但我曾交谈过的山西农民说所有集
体的东西都受到非常无情的压力，不管集体的东西是好是坏。党的领导人正在要求解散（集体经济）
而不管具体条件环境如何，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强行推动，人们称之为“一刀切”。万里激动的
否认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人民可以自由选择，”他坚持说。然而他建议我去看一看承包责任制在
安徽省创造了什么。两年后，我在张庄的老朋友最终屈服于强大的压力，并解散了已经发展为中国最
先进的集体农场。我终于找到了时间去（中国）南部转一转，并看一看这将给将来带来什么。
从省会合肥往北行途中，第一件打击我的事情是安徽北部农村的极大退步。我们似乎在时间上滑
到了中世纪——被废弃的灌溉工程，留下了成群满是碎片的土坯房屋，在没有框架的窗户和门上面是
黑色的茅草房顶。泥土围砌的院子刚刚高于街道的污水坑。一些猪背部凹陷，它们倾斜着身子，满是
蠕虫，在喧闹的脏乱的孩子中间漫无目的的游荡。仅仅是这些孩子们身上的衣服，掩饰了对可怜贫穷
的普遍印象。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到处跑着，它们不是穿着解放前的破布衣服，而是穿着制作得很不错
的夹克和裤子，它们是由带有印花的机器织的布做的。尽管街上的孩子很多，但闲逛的无所事事的大
人们更多，他们看样子除了时间之外一无所有——悠闲的时间是世界上每个落后乡村的祸根。
1979年以前每年的生产数字记录了经济停滞的情况，它导致了贫穷和慢性的不充分就业，这是我
们看见的周围的景象。20多年来，产量保持在或者低于每英亩30蒲式耳（容量单位，等于8家仑），
1977年（1978年是灾难性的大旱年）的人均产粮下降到低于1952年的水平。无论什么原因，这里是
合作失败的地区。在20年的社会实验之后，安徽北部地区的农民无路可走，只好寻求其他的道路。
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凤阳过去遭受了非常糟糕的领导。县领导告诉我没有哪个合作政策似乎
能够起作用。当地干部一腔热血往往在群众的冷漠面前碰钉子，那些土地上的人们总是拖拖拉拉，无
视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毕竟，产量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当地努力。为什么能获得最多东西的人在确保
产量方面却什么也不做，或者几乎什么也不做？
副县长王长泰说，这是因为任何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他所获得的回报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农民
根本看不到通过努力能给他们个人带来任何进步。他们的目标就是干尽可能少的活，依赖政府把每个
人带到第二年的春天。当坏天气破坏了他们的努力时，即使政府也不能弥补这个空缺。于是成千上万
的人出去乞讨。王说，在过去10年中有9年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无论是干旱还是洪涝。每年冬天
平均5万人离家乞讨。在最糟糕的年份，15万人出去乞讨。出去的人并不总会来。在回来的男人中，
许多人再也找不到老婆了。人口增长缓慢。在某些地方，人口甚至减少——这个现象为新政策的成功
搭好了舞台。当到了分配土地的时候，每个人得到了至少2亩土地，有的人得到了多达5亩（几乎有
1英亩）土地。这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至5倍，并为家庭式的生产提供了相对牢靠的基础。
我发现自己很难理解，为什么合作社在安徽如此沉重的失败，而在我近年来参观过的其他地方却
是如此的成功。1980年由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新任命的中国共产党凤阳委员会第二书记
翁永锡——所做的全国调查表明，在中国有30%的合作社发展得很好，30%做得很差，另外的40%位
于中间水平，既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没有得到惨重的失败。我所见到的大部分成功的合作社都在
北方，尽管不是全部，它们位于或者接近老解放区，那里的农民最初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它领导了抗日
战争或者反对国民党的解放战争。长年的武装斗争培养了懂政治的农民干部队伍，他们后来领导了土
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而且都领导的非常好，至少在许多地方都如此。在另一方面，安徽省没有经过
这样的历史。1949年被北方的部队解放，1952年在外面人员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然后没有经
过任何互助组的实验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土地合作运动，这在短短几个月就实现了从初级阶段到高级
阶段的跳跃。在初级阶段，当分配收入的时候，所占有土地的份额会算在内，但在高级阶段，仅仅是
劳动力会算在内。在后一阶段甚至都没有在表面上取得巩固之前，公社运动就把平均主义发展到了空
前极端的程度。因此合作耕种（在这里）从来没有获得过威信。
根据王永锡的说法，安徽的合作化运动违反了农村组织的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农民必
须是基于本地模范在经济上的成功，而自愿地参与；第二个原则是收入必须基于所付出的劳动进行分
配（按劳分配）。党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些基本原则，在他们能够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合作
化的高级阶段）能够取得的优点之前，就匆忙的催促农民进入到合作化的高级阶段，并且建立了收入
分配的形式，这种分配形式把收入或多或少的根据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到个人所花费的劳
动。没有经验的地方领导人，在新的按人分配的体制下，不能够激发任何生产的热情，只能利用自己
的权力筑起了自己的安乐窝（即只为自己谋福利）。这样周期性的，揭露、挑战并取代他们的人，当
面对同样的惯性时，也最终使用了同样的价值观，开始为他们自己服务而不是为公社服务。解放30
年后，当安徽的农民不能让人均产量比他们开始（实行合作化）时有任何提高的时候，像目前党的第
一书记王宇新，它的副手宋林生，和副县长王长泰之类的人决定，是到了痛苦的重新评价（合作化）
和倒转前进道路的时候了。
王宇新说这个决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们决定试验的道路就是刘少奇臭名昭著的“三自一包”
政策的变种，刘少奇的政策多年来被谴责为“资本主义道路”。王和他的同事从两个阶段引入了这个
道路。第一步，他们催促农民把他们的生产组分成许多小组，每个小组根据合同只在指定的土地进行
耕种。当这个措施在1979年取得了一些成效之后，领导们就催促农民更进一步，根据“大包干”（包
括所有东西的合同）的体制一家一户的签订土地合同。大包干最应该描述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
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在实行合作化的政策挫败之后，凤阳农民希望得到按人头分配的土地进行耕种，但他们不想要产
品配额、按百分比给予的奖励和变化的义务。他们想知道政府和公共部门需要以现金的方式从土地得
到什么。然后他们可以答应上交（政府希望得到的）最小配额，只要他们能够任意处置剩余的作物。
王书记一直都做这件事情。在省一级的官员中万里支持他，因此“责任制”以大包干的形式产生
了。在凤阳县，那里的人均土地比中国其他地方几乎都多，每个家庭获得了人均2亩土地的使用权。
作为回报，每个家庭答应上缴国家农业税，并上交少量用于支持本地（大队和公社）官员，然后以固
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少量固定配额的粮食，这个配额已经根据传统设定好了。由于这种安排需要的相对
较少，它释放了农民的能量和热情，并且以很快的方式推进了产量的增长。该县全部粮食产量的数字
显示了稳步的增长：
1977 . . . . . . . . . . . . . . . . 180,000
1978 (大旱) . . . . . . . . . . . 147,500
1979 (分组承包) . . . . . . . 220,000
1980 (家庭承包) . . . . . . . 251,000
1981 (家庭承包) . . . . . . . 320,000
1982 (家庭承包) . . . . . . . 359,000
“我认为我们用这个制度会有成果的，”王书记说，“但我从没有想到结果会如此的惊人，并且如
此的持续。这对我是个奇迹，这对所有人都是奇迹。”
1979年以后的每个收获季节，农民都早早起床，努力工作，比以前更长时间的呆在田野里，而且
他们每天收获的东西都比自1956年集中土地以来多得多。因此，他们常常在紧张的几个月内完成了
每年的工作量，按后在剩下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在过去合作化的日子里”，王昌礼说，“我们常常每
天都整日的劳动，从年初到年末都这样，但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完成——工作一小会儿，休息一下，
再工作一小会儿，再休息一下。我们感到很疲乏但收成却很少。我们在做的事情看起来像是工作，但
事实上我们止步不前。现在我们把每分钟都利用起来了。我们的劳动产出了结果。我们挣得了好的生
活，并且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支配。”
在副县长王长泰的帮助下，我细细察看了几个家庭的账本。下面是二石英公社，张老庄大队，张
老庄小组的李万华的数字。
李的家庭共有8个人，签了22.5亩的合同，平均每人2.8亩（稍低于1/2英亩）。根据他1982年
的合同，他应该给小组交积累金（用来支付地方干部的工资，给困难家庭提供福利等）91.74元，作
为农业税给国家上缴545斤（11蒲式耳）的粮食，以国家正常的粮食价格卖给国家679 斤（13.5蒲
式耳）的粮食。除以上之外，他计划卖给国家计划外粮食2392 斤（47.84蒲式耳），价格要比正常价
格高50%，并且卖出22.5斤的蔬菜油，498斤的干烟草，2头肥猪，10斤的鲜鸡蛋。他的实际产出要
比以上计划还要多得多，到年底，他还结余20300斤（406蒲式耳）的粮食，960斤的烟草，600斤的
油料籽（大部分是芝麻），800斤（15蒲式耳）的大豆，更不要提养猪和家禽等副业的收入了。他所
有途径的净收入达到了4800元，或者说人均600元，这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在1979年以前，
承包制开始之前，李万华从来没有积累到足够的工分来给家庭每个人支付由大队提供人均520斤的粮
食。他总是不得不通过上缴出售他的两头猪所获得的收入来填补之间的差别。保留的人均现金收入要
低于100元。李万华坚持认为在那个时候家庭也能过得去，但很明显在1983年家庭成员要过的好得
多。
在姚印大队我们举到了一位刚结婚的年轻男人姚宇阔，他以前每年人均获得仅500 斤的粮食，100
元的现金。现在，他们承包了5.4亩（稍低于1英亩）的土地，他和他的妻子每年每人净收入现金或
者其他类似收入价值700元。这是在给当地积累金上交了20元现金和给国家上缴了300斤（价值60
元）粮食之后的收入。姚宇阔强调他每年仅工作大约4个月，并且彻底的享受漫长的冬季农闲时期。
当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坐在他新的石头瓦房（石头墙，烧制的瓦屋顶）里。因为石头是他自己切割
的，这个房子仅花了他3000元，他已经完全支付了这些钱。
我们遇到的农民中最富裕的是老王昌礼，来自后阳的前乞丐，他的滔滔不绝使我们烦的不行。1982
年他们家8口人共承包了42亩（7英亩）的土地，收获如下：
小麦 . . . . . . . . . . . . . . 270蒲式耳
水稻. . . . . . . . . . . . . . . 324蒲式耳
大豆. . . . . . . . . . . . . 47蒲式耳
高梁. . . . . . . . . . . . . 12蒲式耳
sweat potatoes . . . . . . . . . . 61蒲式耳（等价到粮食）
食用豆类 . . . . . . . . . . . 12蒲式耳
由于他打破纪录的产量，他获得了10蒲式耳粮食的奖励。杨拥有的总粮食达到了726蒲式耳，
或者大于20吨。此外，他还收获了烟草（2000 斤），花生（1000 斤），油菜籽（400 斤），大麻籽（50
斤），薄荷油（20 斤）。他用多余的粮食和筛后的残余物养了3头肥猪，16只小猪宰，30只鸭子和29
只鸡。他可以出售鸭子和鸡下的蛋获取现金。
杨的净收入在扣除各种包括税赋在内的各种花费之后高达10000元，人均收入1250元。在他最
疯狂的梦想之外，他投入了6000元盖了新的两层楼房，然后买了3辆上海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
上面描述的3个家庭要比大部分家庭做得好。他们的人均收入都超过了县的平均水平100%甚至
更多。但是该县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在4年内翻了一番，并且迅速增长的迹象在哪里都能表现出来。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许多家庭新盖的房子，公社大量新盖的剧院，在国家粮站膨胀的粮仓，以及在流动
农贸市场上热闹的买卖情况。王副县长喜欢强调并不显而易见的事情，比如私人生产资料每年500万
元的增长，包括工具，机器，大车和劳动水牛。集体生产资料同样也并行增长，以每年100万元的速
度连续增长，这里最显著的增加是在4年内修建的500公里的电力线，这个数目是以前修建的所有公
里数的总和。每个没有接上电的公社都根据人口情况给电力线集资。后阳的每个人掏了15元。即将
被立起来的水泥电线杆，躺在到达县城公路的旁边。这条公路也是新的，同样是通过集资兴建起来的。
后阳的杨庆利（YangChingli）自夸说，他要集中精力进行粮食生产，在接下来的几年打破他的旧
生产纪录。然而很显然，在粮食领域凤阳县正在进入一个上升中的平稳时期。每英亩超过60蒲式耳
的小麦产量和超过100蒲式耳的水稻产量正在到达现有技术水平的极限。如果收入将继续用来提高扩
张的家畜生产，其他的农村副业和许多小的产业必须即将出现。这也看起来是解决成千上万冬季由于
没有粮食生产而无所事事的人口就业的唯一方法。
王副县长带我们去看高人公社——在副业生产方面很有前途的范例。在那里，7300个强壮的劳动
者经营者31875亩的土地，平均每人4.5亩（大于2/3英亩）。公社负责人李计算说，由于每10亩一
个人就够了，因此在这片土地上多了3500个工人，他正在忙着鼓励创建各种可能的副业。目前为止
高人的人们已经创办了83各企业，雇用了大于2500人，还有超过1000人仍然没有工作。大部分企
业是家庭创办的，3到8个家庭联合起来，集中资金，进行生产，包括水泥，粘土瓦，石棉瓦，烧砖，
磷肥，鱼塘，面粉磨房，榨油，淀粉制造，粉碎石头。一些还创办了建筑公司。个别的家庭和大队公
社联合起来创办了一些较大的联合股份公司，除了其他东西之外，他们投资了3个机械化的石头粉碎
厂，和一个中型的磨面厂。
我们去看投资了41000元的磨面厂。为建造它，公社购买了价值2000元的4.5亩土地，它还包括
24股投资，每股价值1000元。个体家庭共购买了15股。被家庭购买的每股还包括在该工厂的一个全
职的工作岗位，另外在17个人（15个工人，一个公社代表，一个当地生产小组代表）的股东大会上
还有一个投票权。该会议选择了包括3个人的管理委员会，他们反过来雇佣经理。在1982年的后8
个月里，面粉厂产出了净利润10812元。其中23%作为红利，剩余的部分作为积累金用来进行新的投
资。工人每月的工资为58.2元，另加一双皮靴的年终奖，价值17元。
“这个企业的优点是什么呢？”公社主席李问道，“它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剩余资
金找到了出路，为民主管理找到了机会。每个工人都有股票，每个股东都有投票权。”
最后一点相当重要。中国农村合作社继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作为国家基础部分的单位里，
一人管理且滥用上面分配的职权。这些新企业，由底层投资并在国家体系之外，是由拥有他们的人管
理经营的。如果经理无法令同时是股东的工人们满意，他们将解雇经理。当一个新的石头粉碎厂的股
东们正在寻找经理时，他们在合同中规定必须提供至少每月每位工人65元的工资和每年每股196元
的红利（预计57500元净利润的30%）。这些成绩能给经理赢来如下的权力：任命职员，和工人签署
合同，如果工人违反合同及就解雇他们，并能获得每位工人两倍的奖金。（我忘了询问经理如何解雇
一个同时是股东的工人）如果另一方面经理没能完成规定的工资水平和利润，其间的差额需要从经理
的腰包来弥补。未弥补差额的经理将面临指控，逮捕和拘留。
在高人公社，新的产业远不能解决所有人的就业。但在该县另一端的一个偏僻的停滞不前的地区，
我们参观了一个大队，那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每个强壮的人都有充分的农闲时期就业机会。这个
大队在一个大湖的旁边，那里的芦苇面积几乎等于耕地的面积。除了他们的人均耕地外，每个家庭都
承包了一些芦苇地，他们收割和存储的芦苇提供了全年编织席子的工作。持续的编织和土地上的工作
合起来带来了全县最高的平均人均收入：每年900元。数十户农民正在建造新房，更多的人开始买自
行车，收音机，电视机，和拖拉机。他们村非常的偏僻，背后什么也没有，而且看样子正在缓慢的陷
到湖边的泥沼里，但他们显示出了进行现代化的很高的精神和热情。和我们谈话的所有家庭对未来都
有雄心的计划。他们主要正在计划二层的楼房，因为他们希望能把第一层转换成编织席子的车间。他
们希望能在一年内接上电。这个湖边的公社显示出了匹配很好的农业和副业之间的联合所带来的收入
潜力，和作为收入支持的全年劳动的重要性。劳动力仍然是中国最充足的资源。这个大难题正在起作
用。
在凤阳县我们所到过的所有地方，人们谈论最多和期望最多的是一种作物：水稻。水稻种植的最
新事物是杂交种子，它具有远超过100蒲式耳每英亩的产出潜力。一些大队已经开始专攻杂交水稻种
子，他们每斤售价2.5元。水稻需要水，至少一半的水来自50年代集体运动建造的大规模灌溉设施。
剩余的来自小湖泊，池塘，和当地许多年来修建的集水池。一共加起来，他们存储的水能够灌溉该县
大约三分之一的耕地。和南面各县如此明显的混乱相比，凤阳县几乎所有的水利设施、沟渠、水闸和
泵都处在运转状态。这些东西都是和土地一起承包的么？如果是的话，怎么做的呢？
王副县长向我们确认说，人们仍然是集体拥有这些水利设施。公社和大队根据需要组织水资源分
配，但和过去相比，每个人都必须预先交付现金才能得到水。为了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
去了位于该县西边的巨大的凤牙山水库。在那里，低低的起伏的小山忽然让路给了两座巨大的山脉，
这提供了完美的水坝地点。该水库水面面积146平方公里，存有125万立方米的水，其中一半的水可
通过水龙头灌溉。水库目前正为89000亩（约15000英亩）的土地提供灌溉，刺激了水稻产量的显著
增长。在颍涧公社，由水库提供水的五分之一耕地的产量已经从1978面每英亩51蒲式耳增长到1982
年每英亩118蒲式耳。王副县长说农民承包了土地之后产量上涨的原因是：（1）农民劳动更努力了（2）
他们买了更多的化肥（是1978年的4倍）（3）他们种植了大面积的高产量的杂交水稻（4）他们认真
的灌溉每片土地（预先为每立方米的水付钱使这成为必要）。
在大跃进的年份里通过集体劳动建造的这个水库，仍然是国家单位。该县雇用的职员必须通过销
售鱼和水为日常运转和资本积累提供资金，但在1979年以前，这两项产品都没有带来多少收入。当
农民集体需要水的时候，县里的官员没有选择只好放水。获得水的人开始答应说以后给钱，但非常少
的人遵守承诺。每年该县不得不投资3000-4000元给水里放些鱼苗，但偷猎者把大部分都偷走了，以
至于官方每年捕获的鱼都没能挣够足够的钱来支付鱼苗。
1979年所有的情况都改变了。开始，水库职员在付现款的基础上释放灌溉水。下面的小组、大队
和公社不得不提前从农民用户以每100立方米0.5元的价格收钱。同时他们组织了一个水监护队，每
个小组，每个大队轮流来，保证水到达了每个地点。水库职员，由于手里有了钱，就额外释放了足够
的水以弥补由于蒸发和渗透导致的水流失，并且保持水流直到每个家庭得到了他们为自己的土地所支
付的水。水的收入从1978年的6000元增长到了1982年的49000元，水库第一次变的富裕了（有存
款了）。
其次，水库职员重新组织了渔业。作为国家单位的水库承包给了3个附近的公社和5个水边的大
队，并且以每股2000元的价格卖出了开发股份。水库买了其中的3股，每个公社买了一股，5个大队
合买了一股。这带来的足够的钱来给水库存放鱼苗。由于他们投资了金钱，当地人密切注意并赶走他
们发现的偷鱼者（曾经有一个人在逃避追捕时淹死了），他们共同捕获的鱼超过了100 吨。以每吨
800-1000元的价格，每个单位都获得了成千上万的金钱。忽然他们又有了一个值得开发的副业。陈经
理估计未来潜在的产量是200吨。王副县长认为总数能够可能达到1000吨，如果他们寻找方法放养
在不同的深度生长的鱼类，这样下面的鱼就能够以上面鱼的排泄物为食。
我们对该县的快速调查——对东西南北先进单位的四天紧张参观——揭示了正在前进中的县城：
农业和工业产量增长，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每个人都把进步归功于“责任制”，归功于的家庭
联产承包制，它把个人努力和直接收入相联系并给每个劳动者提供了很强的刺激进行生产。结果看起
来证实了这个理论，但县的领导们只是顺便提起或者根本不考虑许多与物质刺激无关的因素，这些因
素也能够使显著的生产纪录成为可能。
支持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水利基础设施——大坝，灌溉设施，河沟——是由过去的集
体劳动建造的。农民们在大跃进中建造了大量的这些基础设施，大跃进被“责任制”的支持者们嘲笑
为极左，唯意志论和冒险主义，但如果没有大跃进，凤阳今天能有多少水能够进行分配呢？在大跃进
很久以前，成百万的人也在改造淮河盆地。他们建造了水库以保存流失的水，建造河沟以控制水库不
能保持的水。没有这些集体努力，现在的任何人能够有希望控制充满危险的淮河旁边的低地里的洪水
么？
其他伟大的工程设施也是必需的，如果凤阳的农民想在未来能够突破到新的粮食产量。这些工作
能够在“责任制”的框架内实行么？能够得到资金付钱给人们让人们为了金钱而单独做他们曾经为了
工分而集体做的事情么？在过去，人们把他们的劳动投资到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工程中。他们在数月
甚至数年之后才能收获回报。（如果要做类似的工程）现在农民要求根据天数或者月数提供报酬，那
么必要的资金从哪里来？
劳动力供给没有问题，听见这种说法并不惊奇。我已经描述了成千上万的人如何在冬季的月份里
无所事事等待春天的播种季节再次到来。集体经济时期总会在农闲时节组织农民劳动，这条常规被指
责为浪费劳力，因为农民的干劲不高。但是那些浪费真的超过了今天由未用的劳动力所造成的浪费
么？
王副县长向我确认，大的工程仍然是可能的。在1982年的大水季节，当淮河威胁要冲垮堤坝时，
县领导人派了30000人加高和增强堤坝。县里没有付钱，但取代的是给每个家庭、每个个人安排了需
要完成的份额。每个完成自己的份额的人可以自由回家。工作进展迅速而且良好。王说，要比过去的
集体劳动好得多。
然而，这项沟渠工作在我看来是个特例。发洪水中的淮河在洪水到来时给所有的居民都提供了明
显和现实的危险。县里的官员可以不付钱来动员人们保护他们自己以免河水溃堤。但他们能够不付钱
而动员同样的人们建造对他们未来有用的事情么？而且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其他人能够不指责该工
程为平均主义的复活和另一种方式的“大锅饭”么？
支持产量增长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体系，该体系慷慨的回报出售给国家多于
要求份额粮食的人。该体系的另一个变种已经长期起作用了。这不是一些最近的报道所暗示的由四人
帮领导发起的。正如该体系今天所做的，高于份额的粮食以高于国家标准50%的价格出售。由于凤阳
农民过去产出的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的份额一直很低。一旦他们能够提高产量，他们开始收获高于
份额的粮食，并以优惠的价格出售。优惠的价格是收入增长，并让农民能够在生产上投入更多，这反
过来促使产量变得更高。当产量继续增长，以优惠价格出售的粮食不久就超过了以标准价格出售的数
量。额外的收入用来进一步加速上升。今天，凤阳县生产的粮食有多于80%都高于规定份额的粮食，
而且他们以高于标准50%的价格出售。也就意味着中国全国都在资助凤阳的农业投资和农作物生产。
财富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责任制”通过释放农民的积极性使得
该进程能够进行，一旦该进程开始，通过以高于正常价格出售粮食而带来的额外利润就给当地的经济
增加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当资金涌入时，人们把大部分都投资在为粮食生产的增长提供能源和供
给，并且收获了利益，这比单纯扩张的劳动力带来的增加要多得多。把所有的进步都归功于“责任制”，
掩盖了高于配额粮食的高价格的影响，它给这些进步提供了巨大的贡献。
在供给缺乏的情况下，有钱也买不到东西。1978年以来高增长的第三个主要因素便是由于不断提
高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水平的支持，而这种支持过去是不曾有或仅仅在60年代初期有过的。当我问农
民他们这种高增长的具体原因时，他们都说“承包合同给了我们动力”。但是，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
工作也不可能使任何一块土地的产量翻两番，当我以此反驳他们时，他们都说“那当然啦，我们购买
了更多的化肥”。
事实证明，农民们不仅对每亩地所使用的化肥量是过去的四到五倍，而且他们还首次使用了磷肥
以及氮肥（他们仍然还没使用钾肥）。多种肥料组合的大量使用对产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当我问及
他们以前为什么没有买更多的肥料时，他们说以前太穷了。但是确切的是，政府过去一直都有贷款给
农民购买肥料。我猜应该是十年前供应不足的缘故吧。即使合作社的农民们在过去能够找到足够的钱，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能够买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当我问到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来提高产量时，他们都说“优良的种子”。他们极为称赞某几种
冬麦品种，但是谈得最起劲的便是杂交水稻这一项重大的突破。杂交水稻的推广使得这个国家的粮食
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而这在五年前是无法实现的。“承包责任制”正是及时抓住了这项新技术并把它
推广，新技术的推广反过来又使得这种承包责任制看起来很有效。难道有谁会说旧的那种农业合作模
式没有使用杂交水稻的优势？我并不这么认为。数年前山西引进杂交水稻的史实便否定了这种说法。
在跟农民纠缠于有关获得高产的物质条件这个话题时，他们也时不时地提到了虫害的控制。看来，每
一户人家现在都有一种喷雾器，以使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来防止水稻、小麦、大豆和烟草的虫害。这样
一来，只要虫害有所呈现，人们便可使用这些药剂在数小时之内把它们消灭掉。而在过去，整个大队
也就仅有一台或两台这样的喷雾器。我问他们“为什么只有这么少呢”，他们答道：“我们太穷了，买
不起更多的工具。”
或许“承包责任制”是让所有这些因素产生效力的催化剂。如果没有“承包责任制”，凤阳一带
的村落或许还会继续萧条下去。然而，必须记住凤阳的生产起点水平是如此的低下，以至它的增长如
此明显。四年之后凤阳的农民才达到中国许多其他村庄在集体的努力下早已达到的农副业生产水平。
只有在凤阳或其他地区的农民经过他们的努力把生产水平提到另一个新的高度时，这种新制度才能得
到真正的检验。让那些在中国过去二十年里已经成熟的物质因素产生作用相对来说要容易些，但是要
在此基础上获得更高水平的成就就难多了。
在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公社的领导告诉我们他们正开始提高土地生产所可能达到的上限。为维持
发展的势头并保证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开始寻求专业化生产，主要包括牲畜——家禽，制酪，
养牛，养猪，养兔，养蜂——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例如那些已经开始运营的大型旅店。这些官员们
所提到的几乎每一种行业都需要密集的手工劳动，就像他们所谈到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一样。他们
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思考如何利用机械化生产提高人们对土地的生产效率。不过，这可能就是为了
在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保证每单位产量的收益进一步增加的最重要方式。
现在看来，中国省级和地区上的领导降低机械化水平并非是偶然的了。尽管数年前农业的集体化
就已造就了农场使用拖拉机的物质基础，尽管他们非常赞赏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把实现机械化提到
高度的议事日程上，但几乎没有一个官员在任何水平上对其认真地对待过。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
已经通过把土地分成无数小块的方式打碎了这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物质基础，这样，任何人都很难再
去认真地考虑如何使用机械了。土地的重新划分已经摧毁了所有机械化的经济基础，使人们不得不放
弃任何机械化的打算，尽管它意义深远。
“我们的土地是丘陵地”，当我们开车穿过一个广阔平坦并一直延伸到淮河堤坝边的平原时，王
副县长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完全使用机械的话，这些机器的体积必须比较小，并且它们应该具有多种
功能，这样才能适应丘陵地的需要”。然而就在那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整天和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穿
过了一个又一个广阔的平地，最后，我们到达了一块延绵起伏并且也基本上跟平原一样适合机械化耕
作的的土地，而这块地正是从平原中分出来的一块。
不合逻辑的是，王副县长继续侃侃而谈丘陵地和小型机器，就好像机械化必须首先从最不利的地
形开始实施似的，而不是从该县最有利的地形开始。通过集中论述其所辖区域边缘的小块土地如何难
以使用机械，王回避了“承包责任制”对不利地形的影响以及承包合同对平坦土地的破坏性后果。他
似乎是这么认为的：机械化要么必须适合全县的所有土地，否则一块也不能适用。因此，即便新政策
破坏了有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有利因素，甚至摧毁了该县过去土地集体化的所有成果，也是不
要紧的。
王副县长预料农民一旦富裕了就会购买机器，形成小组的联合耕作，并把各自的土地连起来以形
成足够大的耕地从而使农业机械化显得更有意义。这种发展形势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自然环境所造
成的困难是巨大的。25年前，依靠全党的力量支持所掀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力量才使得这种联合得
以发生，现在它又一次被切分为成百上千万的小块土地了，这样每一个家庭就能够按人均计算得到相
等的土地，而这些家庭能够缝合这些裂痕从而再次走到一起吗？
如果他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又有什么希望呢？很明显，凤阳的联产承包
释放了某些重要的生产力因素，但是它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对其长远发展不利的可怕的物质障碍。很难
看到，农民们在以家庭为单位并且相互竞争多于相互合作的情况下能如何克服这些自然障碍。
在一种新的理论里，农业被看作是个人主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占有形式，这种理论也给将来的联
合耕作添加了意识形态的障碍。这种障碍可能会跟自然条件造成的障碍一样大。县领导现在已经认为
集体化本来就不适于农业耕作。因为耕作的过程和家禽饲养的过程需要数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一些
不可预见、无法避免的外力将会再次影响其生产过程，而这期间的可能变化需要及时彻底的补救措施，
这一过程需要高度的机动性，独立性和自我主动性。只有在生产者和这一过程有最直接的关系时才能
够处理好这些变化。任何疏远这种关系的做法，任何推托责任的行为都会打消人们的积极性，这将带
来灾难性的后果。
根据这种新的理论，只有分散的家庭经营才能天然地够满足这种需要。凤阳二把手王永熙（音）
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听起来就像某种经济法则的规律，如供给需求的经济规律一样。“这么多年来，我
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用各种各样的集体化的管理方法，可是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了，我们不得不断
定这样一个事实：受中央领导的农业合作化在其试图促进的每一个必要环节都出现了矛盾。在农业生
产上，从种植到耕作到最后的收割存在某种生产循环，这种循环对中央制定的方向与群众参与来说是
不可相容的。我们过去的所有失败源于最初的一个失误，也就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法则。”
王这些异常的推论完全推翻了早些时候共产党开始组织农业集体化时的基本看法。1956年廖鲁银
（LiaoLuyen）把它们归纳为：
“农业合作化，通过合并土地，去掉了田埂以及不必要的田间过道，可以增加耕地的面积（平均
增加5%的耕地面积）。
“农业合作化为水利工程的完成，水土保持，大面积的土地改良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它还使得
把酸性土壤的改成可灌溉土地，贫瘠地和荒地改造成肥沃成为可能。
“农业合作化为充分利用所有农村人口提供了可能，包括那些强壮的劳力，那些普通的劳力，以
及那些只能做一些轻活的劳力。合作化可以让所有这些劳力按不同的分工从事所有的生产活动，以发
展农业生产，副业，饲养业，一些辅助性职业，还有渔业。
“农业合作化为农田的专一管理，根据不同的土壤类型进行最优的耕作，为投入更多的劳力改良
土地，深耕细作改进耕作，采用更好的技术播种，提高田间劳动的组织水平以及提高亩产量提供了条
件。”
对以上看法的否定听起来好像是对农业集体化的一个完全抛弃，也像一个回退到过去传统个体农
户耕作制的宣言。但“承包责任制”的拥护者们否定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这种新的承包制体系是社会
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能够让个人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下发挥个人主动性的体系。这种集体主义原
则包括生产资料的全民（国家）所有，土地不得买卖，租赁。它还包括一个集体支持网络，得到国家
支持农民所有的供销合作社，其中国家负责供应关键物资，并负责大部分产品的销售。改革者认为这
在宏观上是集体主义的，而在这个框架下，也就是在微观水平，农民们自己制定计划，决定投入的资
金和劳力，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农户们对其每一个生产环节投以足够的关注。根据这个论据，这就是适
合中国独一无二的农村状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针对这种新的体系是否能被看作社会主义作进一步的思考下，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十分
合情合理的，即使从四年之后的凤阳县看来也是相当公平的。但是，人们也可以预见到这种由家庭联
产承包所释放出来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将给集体主义的原则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并最终推翻它，而这种
原则正是现在支撑着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许多长远的问题仍待回答。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主要的问题还是两极分化的出现。当1950年开始集体化运动的时候，人
们最初认为集体化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阻止社会的分化，防止农村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通过
这种方式，农民将实现共同富裕。集体化运动在实践中确实是阻止了两极分化的发生，但许多合作社
并没出现重大的生活改善。所有社员都仍然很贫穷，更糟糕的是，许多人根本吃不饱。
现在，“承包责任制”的鼓吹者们对这种状况的反应就是大肆宣扬那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思想。这种原则很明显得到了那些年轻、健康、强壮、精明以及富有挑战精神的人的青睐。但是，
对于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农民，他们通过占有最好的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土地，如牲畜，卡车，拖拉
机，水泵，脱粒机等发家致富。我想问，对于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他们使用这些生产
资料对那些没有他们这么走运的人们进行剥削呢？要知道在消费较低的50年代，一个拥有两头牲畜
的农民就可以不用工作，难道一个拥有数台拖拉机的农民在今天不能这么做吗？而且，如果这些拖拉
机传给其下一代的话，难道这个家庭不会拥有某种长久的特权阶级的地位吗？
王副县长并没有看到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过去这个县有27，000户贫困户，大概占总数
的百分之三十。（他对贫困户的定义是按照谷物人均年收获少于700斤以及人均年收入少于50元来算
的。）而现在全县只有1，021户这样的贫困户而且政府还给他们提供了十种不同的特殊援助以免他们
过不下去。这些援助包括：
(1) 每个地方政府和当地的干部开展一对一的扶贫义务活动：考查贫困户的困难，给他们提供建
议；
(2) 贫困户不需要纳税；
(3) 县政府拨出50，000元以帮助贫困户买肥料，改良的种子以及其他的一些必须品；
(4) 县政府拨出30，000元以给贫困户提供低息生产贷款，并把利率设为1%而不是银行的4.8%；
(5) 公社和生产队拨出额外的30，000元以提供类似的生产贷款；
(6) 建校费不向贫困户摊派；
(7) 贫困户有权以低价购买饲料，并在任何时候向当地的粮站出售，哪怕当地粮站由于供应过剩
已停止对外收购粮食；
(8) 贫困户看病不用交诊费（他们仍然只需付药费）；
(9) 供应社保证向贫困户提供所有必须的肥料，而其他的农户就得自己去找所需化肥；
(10) 家畜专家免费给贫困户提供帮助，免费提供育种服务，如给幼猪消毒等。
王副县长还介绍，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也会得到特殊的援助：
“政府给每个老人每年补贴700斤粮食，6斤菜油，一顿草、稻草以及秸秆作燃料，30元钱买衣
服，30元就医费，40元零花钱。这些加起来共相当于每年300元的援助，有了这些援助，老人们就
能自我照顾了。”
“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王补充道，“年轻人如果看到老年人即使没
有儿女也能生活的话，他们生儿育女的压力就会减小些，特别是生男孩的压力，他们主要靠儿子养老。”
为了阐释当地政府对贫困户实行的政策，王副县长特意带我们拜访了陈德芳，她是一个寡妇，有
四个孩子，耕地17亩（将近3英亩）。她拥有五间新房子，配有很好的家私，跟邻居共用一台水车，
养了两头猪，估计这两头猪长成以后每头能卖200块钱。在其兄弟姐妹和其小姑子的帮助下（她自己
17岁的儿子正在上学）她种了133蒲式耳的小麦和稻米（平均每英亩产47蒲式耳）并将其中的一半
卖给了粮站（其中百分之80以较高的价钱出售）。尽管她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贫困户的标准，但她仍然
得到了乡里，大队，生产组的援助，因为她丈夫在采石场因公牺牲了。她不必缴税，孩子上学不要钱，
看病不要钱（药费除外）。乡政府每年给她一吨的复合肥料，并且大部分不要钱，而生产队给她180
元，生产组给72元以让她支付生产开销。乡政府也给了他一本“贫困户”的册子，让她有随时向粮
站出售谷物的权利。当王副县长翻看这本册子的时候，他不由得抓了抓脑袋，她出售的谷物远比她收
获的多。大多数谷物都是她邻居借她的本子拿去卖的，这样他们就能更方便地出售了。他们大概给了
她什么东西以换取这种特权吧。陈寡妇在这件事曝光后窘迫地向主席保证她以后再也不会滥用她的册
子了。
王副县长给我们介绍和阐述的措施只不过是掩盖这种制度缺陷的一个安全网络罢了。它主要由大
队，公社和乡政府的税收提供，而这些支出由所有承包了土地的家庭来承担，这是他们的一部分义务。
然而，似乎恰恰是通过这种承包责任制度本身使得这种安全网络几乎不可能阻止两极分化的出现或者
某些人利用其掌握的权力进行剥削。陈太太的一个邻居已经拥有两台拖拉机了。每台拖拉机的运输能
力能够给她带来每吨每公里2.8元的收入，这样，她一个月的总收入将达到1000元。这些15匹马力
的四轮柴油机车，加上小型的2吨双轮拖车，每台也就是4900元。任何一个农民都能在不到六个月
的时间内用其赚来的运货费用买一台。在耕种和收割季节，拥有拖拉机的农民也可以帮其邻居做一些
传统的工作——以每亩1-1.5元的价钱给他们犁地，以每亩2元的价钱为他们打谷。由于柴油的价格
是每斤0.3元，每小时耗油1-2斤，因此纯收入是很高的。我想问，如此高的净收入是否表明其对邻
居们索要的服务价格太高了？
王副县长否认了所有这些可能性。他认为这些收入是其投资的一种合法回报，其运作费用的一个
合法补偿，也是对其劳动技能的一个报酬。他认为剥削应该是通过市场的投机倒把以及放高利贷所获
得的收入，或者是试图使用旧社会的那种租让土地形式以获得收入。农民之间互相提供服务而获得的
报酬不应该认为是剥削。王副县长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当今在中国被广泛宣传和引用的一个涉及土地
所有权的理论上的。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的手段就是使用土地，历史上剥削制度的
产生是建立在土地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自从土地掌握在公社手里后，除了从公社里按人均分得的一份
土地外，没有人能够获取更多的土地使用权，这样就不没有剥削存在的物质基础，将来也不会有这样
的问题出现。
从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看，退一步来说，这只是一种天真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的
生产方式从来都不是土地，而是机器，工厂以及工业化资本。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占有，资本家已经能
够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得收益了。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不是促进而是妨碍了企业家与非生产性的地主阶
级分享利润的能力。无数的经济学家，从卡尔马克思到乔治亨利，已经论证了土地的国有化将为资本
主义的发展提供理想的条件。各种各样的中产阶级也鼓吹这一点，尽管历史上资产阶级总是跟他们的
地主阶级反对派相互妥协，相互合作以反对更加激进的工人阶级。
王副县长所说的拖拉机主人“合法的资本投资回报”到底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他所引导的一种
重要生产手段吗，接受这种服务的人必须以一定的比例支付费用，而这种比例则反映了当前流行的一
个收益率。当拖拉机的主人同时也是司机时，这种剥削关系的因素就被遮掩了，然而它到底是存在的。
如果拖拉的主人雇佣工人驾驶其机器的话，那么就得加上另一种价值的形式——劳力工资的剥削收
入。
人们可以认同王的这种观点，也就是少数个人拥有自己的机器并通过这些机器给别人提供服务以
获得一定的报酬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人们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促进这种形式生产的小
量的私人所有制并保证他们的利益，增加他们的雇佣人数对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上并把它作为阶级分化的根源而否认机器私人占有制所潜
在的剥削，就是明显的愚民政策了。
近来，发展中的贸易也会给剥削和两极分化打开方便之门。现在凤阳地区个人最大的收入，据估
计，并不是来自农业生产收入而是在开放的市场上进行商品买卖所赚的收入。王副县长特别给我们谈
到有个人通过把席子运到北方去卖而赚了成千上万的钱。这个商人的席子价格高达每床3.2元（而官
方的价格是2元），他把这些席子运到一千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卖，一个季度可以得到20，000元
的收入。从官方的观点来看，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与公社签订了合同的个人罢了，——这个合同授权他
做席子方面的贸易。根据合同他每年要上交10，000元，公社给他开一封介绍信以向当地的银行贷款
支付购买和运输的费用。因为他在其花费上赚了20，000元，因此政府向他克以重税，高达15，000
元。这样他还有5，000元剩余，而当地的平均人均年收入是345元。他可以把钱投回其商业上，存
到银行里获取利息，或者购买一些新型工业建筑的股份。无论他怎样做，这些源自投资所产生的收入
都必须归入不劳而获的收入并且最后必定积累成为一个富有的资本拥有者。这个人被称为小贩的时间
会有多久呢？显然，现在充斥市场的商业自由必然会产生一批商业新贵。
我们在高郡乡（Gaojen）所看到的新企业，好像也同样使该地区走上了发财致富和严重分化的路
子。村民们通过购买一定的股份就拥有在新的磨粉厂工作的权利，但是，工人们能有持有主要的股票
多长时间呢？假设最初的股票持有工人退休了，并假设其继承人对这个厂并没什么兴趣，但是继承了
其先人的股票持有权和投票权，这样，新的股票持有人不就可以不上班并从其邻居的劳动中获得相应
的股票收益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能够预见到这样一个分化过程，一部分人通过其拥有的股票从
厂里获得收益并成为工厂的主人，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工厂的基本工作而成为工人。让人们以股份形式
投资好像以某个加速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也打开了不劳而获的大门。
两极分化可以说是“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令人烦恼最消极的后果，但它决不是仅有的一个严重
问题。该体制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计划生育问题，入学率下降，臭名昭著的土地滥用问题，对树木的滥
砍滥伐问题。它也导致了许多地区对成熟作物产的公开抢夺。许多承包了土地的家庭需要小孩到农地
里帮忙，他们就超生，孩子长大后也不送他们上学以补充成年劳力的欠缺。许多家庭未经许可就在其
承包的土地上盖房子，而有些家庭则在最好的土地中间修建坟墓，这样就减少了耕种面积。农民们也
开垦一些永远无法用来耕种的荒地，他们还在夜晚偷偷砍伐公路和水道两旁的树木来建房子或做家
具。
当我问王副县长有关这些问题的情况时，他并不否认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他只把这些问题当作
一种暂时的不正常现象，这些现象终将得到控制。他说出生率在分地后急剧的上升了，但是随着收入
的提高以及上面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出生率会再一次回落的。他说入学率从95%降到了88%但是
现在又回升到90%。随着农民们变得越来越富裕他们会再次想起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教育的重要性的。
他说许多人在其承包的土地上非法建房，政府正插手并阻止这些问题。他注意到有块空地上堆着一堆
建筑用的石头，很明显是用来准备建新房子的，但是他说这块地的主人已经得到这块地不能用于建房
的警告并答应把石头搬走。对于在耕地上建造坟墓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情况了，有新的
也有旧的。王副县长没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指出这样做是违法的。我们看到了公路两旁许多刚
刚被砍掉的新树桩，而且沿着公路好长一段路程都已经没有一棵树了。王说，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种肆
意破坏行为，政府已经把路基两旁的树木分派给每个承包户以作为其“承包责任”的一部分，他预料
这些树将来会长得更好。我们看到极少的山地，因此很难估计由于农民们的草率开垦而导致无法控制
的水土流失到底有多严重。对于农作物的抢夺问题，所有和我们谈过的凤阳领导和农民们都直截了当
的人为这不是什么问题。“现在还有谁想种地呢？”他们反问道，“我们拥有的粮食都比我们能买得要
多。我们把这些粮食堆在自己屋外的街道上，不会有人把粮食收走。抢粮不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我
假定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自从家庭承包以来山西的抢粮现象这么多，而这个问
题却从未困扰过凤阳。也许是这里的领导人的热心与周到的工作使得这里创建了一个不同的法律秩序
氛围吧。
王副县长对未来的看法正确吗？上面提到的这许多问题真能如其所言会得到控制吗？或者这些
是他们所自豪宣扬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体制的固有矛盾吗？我觉得现在还很难判断。跟凤
阳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问题是次要的，但是在其他地方这种相比的结果却又相反。是什么意识让
每一个人都放弃集体化呢。为什么不保留这些已经取得如此成就的合作社并让他们与承包的个人相竞
争呢？为什么不给不同的社会组织留出一定的空间来看看到底哪种体制会更好呢？一个人可以找到
这样那样的借口，但是在中国，这股政策的风在某一时刻似乎只能从一个方向吹，并强制性的一刀切，
好像没有中间路线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