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zhuanlan.zhihu.com/p/354860875
日军战病死知多少?
重析抗战史
重析抗战史
只聊抗战史
92 人赞同了该文章
日军在侵华战争的记录中,有很多士兵和军官,甚至将官死亡都被记录为”战病死“。日军定义的”战病死”究竟是什么情况?
在网络上常常有这样一些看法:一认为日军战病死是掩盖其伤亡数字的一种方式,将战死谎报为战病死,另外还有说是战场受伤后,在住院抢救或者移送国内期间死亡被统计为战病死。
在讨论战病死之前就不得不搞清楚,日军如何区分或者定义战伤死(因作战受伤原因导致的死亡)和战病死。
日军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时还没有正式的文件明确区分战死,战伤死和战病死的区别,37-38年的一段时间内,更多的是依靠部队内部传统认知来区分。直到38年10月,日本陆军省正式发布了战伤,战死,战伤死和战病死等判定的明确规定,后来日军电文中常常提到的《陸普第六三三一號》文件。
该文件中具体定义了属于战伤的几种情况:
一是在战场上被对手使用的武器直接创伤;二是在各种情况下,因敌人袭击,间接所受的伤病;此外还包括因敌人阴谋而造成的精神病。
战病指在战区或事发地因公务关系,所患除战伤外的各种疾病。
因这些疾病而导致的死亡为”战病死“。
战伤与战病除了定义划分上有明确区别,在上报名单的制作和程序也不一样。
由这份上报名册编辑的文件可以看出,战死、战伤死人员与战病死人员的统计表格都不一样。
在战病死人员的档案中,除相关情况说明外,还附有病历记录为证。
以上为战病死者的病历记录
图分别为战病死表格和战死表格
根据日军这些文件可以明确,网络上那些认为战场受伤后,在住院抢救或者移送国内期间死亡被统计为战病死的推断是没有依据的。
日军军医部在统计时,对于各种情况统计得更为详细。例如在41年11月这份日军华北方面军军医部相关报告:
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出,华北方面军日军军医部,不仅仅将战死,战伤死进行区分,战病死也被细分为传染病死和普通病死。40,41年两个统计时间中,战病死人平均每年都在两千人左右,而且战病死人数在死亡人数中比例呈显著上升趋势。
再根据同一份报告中,住院人员的调查可以看到,日军一年间住院人次达9万余,因战伤住院的仅万余人。其它几万人都是因各种疾病而住院。现在社会已经很少见的痢疾,伤寒,肺结核等疾病占了大头。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限制,不仅仅是日军普通士兵会因为这些病死亡,上至师团长也有可能。例如第114师团长沼田德重。
根据日军1939年8月下旬的战时旬报报道,沼田重德中将由于痢疾阿米巴性肝脓肿及左下肺叶格鲁布性肺炎,在8月12日死亡。
此外还有第35师团长前田治,根据35师团史中记录,该员在40年的晋南作战中“不顾病痛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最后5月6日病情急剧恶化,于5月21日在北京陆军医院战病死。“该师团史中未提及具体病因,但在219联队史中提到,该员在40年晋南作战指挥作战时已经出现了发热现象,但其不管不顾,指挥作战到一半就病倒了。
此外还有第35师团步兵团长饭田泰次郎,因急性狹心症(笔者估计应该算是急性心梗)而病死。
华北方面军在这两年期间并没有大规模远征战役,已经是这样的状况。在1938年武汉会战,1944年豫湘桂会战期间,日军战病和战病死情况就变的极其严重。
根据1940年3月岗村宁次的《第11軍状報告》中可以看到,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患病的人次超10万。例如波田支队在九江附近遭遇霍乱,日军甚至怀疑是中国方面的细菌战所导致。该支队有约40余人感染上霍乱,最后有6人死于霍乱。这算得上比较好的情况了。
再比如武汉会战后日军第47联队统计数字中,感染虐疾的有2672人(这个笔者理解为前者应先后总人次),现有患者363人。同时该联队还有因战伤,战病住院患者1654人。
1938年12月106师团在队和住院者调查表
日军遇到战况的恶化,战病人数也会随之上升。例如在万家岭被中国军队重创的第106师团,根据106师团长的阵中日记,在被围困于万家岭附近时,师团司令部90%的人患上了痢疾,其中又有30%的人得了肠炎。
武汉会战后,该师团统计,战死3321人,战伤住院4085人,总入院患者达9976人。
由此可见,武汉会战期间战病情况对于日军影响很大,也难怪岗村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武汉会战中,敌非敌,地形是敌,作战中,不爱山水。”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战病数字很大,到了44年豫湘桂会战期间,由于日军战线被拉长,后勤补给出现各种问题,日军战病情况就更为严重。
例如先后参加过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的第27师团支驻第3联队。该联队44年4月至45年8月总计战死和战伤死489人,但是战病死达到了1050人,2倍于战死人数。
该联队史总结到“武汉会战和华北警备期间,战病死人数很少,并没有那么多壮丁死于非命,(这次战病死人数众多)直接原因是因长期疲劳过度和营养不良导致。随着战线的扩大,作战的长期化,可以收容治疗患者的后勤能力差,也可以作为间接的原因来考虑。”
这个现象不仅仅发生在这一个联队,日军参加豫湘桂会战中绝大多数部队都有。例如下面这个116师团。作为攻击衡阳城的主力师团,该师团在1945年1月统计表
该师团总计战殁3645人,战死和战伤死总计2050,其余近1600为战病死。实际这还仅仅统计到1945年1月,45年后几个月,该师团所属的野战医院一直都有人不断死亡。根据该师团第一野战病医院的描述中,44年6月至7月3日这段时间该医院一分院收容约500名患者,其中战伤和战病人员比例达到了4:6。
虽然该师团没有支驻第3联队战死和战病死如此悬殊的比例,但这个统计表说明了当时该部队战病情况严重。
在抗战史的研究中,大众常常会忽略当时的医疗卫生环境和现在大不相同,日军战病相关情况也相应的被忽略。这篇文章仅以抛砖的态度希望以后在抗战史研究中有更多关于中日两军战病死情况的研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