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伪装者 周佛海，是如何被冤枉成『汉奸』的

[minquan]

电视剧《伪装者》展现了一批在日伪政权内假装汉奸，实则为重庆国民政府效力的國民黨间谍。
那么现实中的『汉奸』，有没有可能其实是『伪装者』呢？

一个成功的『伪装者』，可以身份不暴露，也可以身份暴露，身份不暴露者其证明身份的唯一办法，大概只有其上线作证了。
因为但凡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必然一定会表现出与敌人相似的特征，才不被怀疑，才至少能呆得下去。
那么，如果其上线矢口否认这个卧底的身份，是否他就只能背负一世骂名呢？

其实不一定。就电视剧《伪装者》的两大主角，明楼和王天风的角色而言，卧底除了向上级传递敌方情报之外，还有两大职能
——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掩护同志。如明楼所演。
—— 把敌人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或曰诱导敌人犯错。如王天风所演。

被中国历史盯上耻辱柱的『大汉奸』周佛海，其实是个死间卧底。
等等，你可能要反驳了——
我知道在太平洋日美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接上了戴笠的头，替军统暗杀了76号的一名大汉奸，
但这只能证明其见风使舵，戴罪立功，不能证明其在南京沦陷后，
甚至在没沦陷前，就持抗日战争失败论，当汉奸的事实。
很好，你能反驳到这个程度，证明你不止看过百度百科，还读过一些历史细节。
下面我就用更多的历史细节，来推翻周佛海被国民政府定性过的『汉奸』罪名。

结尾介绍英美共济会是如何通过宋家和孔家财阀把中華民國搞垮的。

[minquan]

先看对周佛海的审判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68064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将他控制的1万多人的武装，维持上海的秩序，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

在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指挥伪军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后蒋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得以全权指挥。就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抗战的有功之臣、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威风不减当年。

但是，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谴责，要求“快惩汉奸，严惩汉奸”的正义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和蒋介石不得不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审判。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作出判决：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蒋介石下令将周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于高等法院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之中。（《党史博览》2003年第6期）

再说国民党的“肃奸”活动，忙碌了半年，到了第二年夏天，便鸦雀无声了，大汉奸周佛海等仍逍遥法外。其时，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各文化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蒋介石姑息养奸的行为。

如上海《文汇报》便曾刊登《周佛海怎么样了》的“读者投书”，指出：“试问罪大恶极如周佛海者，为什么至今没有发落？而且像他那样的人，难道真的还要调查犯罪证据？……如果周佛海不立即明正典刑，那么中国根本无汉奸，中国根本无叛逆，我们要为‘沦陷区’同胞大哭。”

蒋介石虽然有意袒护周佛海，但他也知道，这种做法，理亏在己，再这样下去，无法向民众交待。慑于舆论压力，蒋介石经一番踌躇之后，终于下令军统局将周佛海等逮捕，送交南京高等法院审判。

1946年9月16日，在陈公博被枪决三个月之后，国民党当局派专机将周佛海、丁默邨等人由重庆押送来南京，羁押在宁海路23号军统局看守所。

1946年9月20日开始，最高法院对周佛海进行了审讯，周佛海被推上了历史审判台。

10月7日，最高法院在南京夫子庙开庭审理周佛海案。最高法院院长金世鼎和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亲自审理周案。

周佛海请了三位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大律师为其辩护。法庭上，周对自己策划投敌的阴谋活动，矢口否认，不认为自己在汪伪政府任职，是卖国的汉奸行为。对其在汪伪政府中的活动，也是轻描淡写，遮遮掩掩。而对自己如何找老蒋“自首”，如何效命重庆，却不厌其烦，叙述得十分详细。他还拿出戴笠写给他的亲笔信为据，表明自己是为重庆做事的。

蒋介石最怕别人指责他在抗战时期与汉奸暗中往来，周的所作所为，正好犯了蒋的忌讳。

11月7日，最高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不服判决，提出申诉。声称他当年曾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最高法院驳回申诉，核准原判。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再一次呈请高院再审，经审判长、推事商裁，又一次驳回了杨要求再审的申请。

此际，周佛海及其妻杨淑慧始发觉事态严重乃紧急采取两项措施应急：一、急请名律师戴修缵及杨嘉麟写好向最高法院声请覆判诉状，以周妻名义立即呈递，除提具周某迭向“国府”请准自首之证据外，并历述其秘密供应“国府”情报及协助“国军”之事实，要求复判。二、周妻为救夫，病急乱投医，经人介绍，与一保密机关长官内眷见面，并送去黄金一百五十大条，言明钱到刑除。

不料公私双管齐下结果，依然无济于事，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于1947年1月20日宣示的判决书中，依然核准了原判的死刑。另一方面，周妻私下图以买命的一千五百两黄金，也是被人讹诈，毫无效用。

所有的法律程序都已进行完毕，周佛海要想活命，只有蒋介石的特赦令才能救他。

这幕闹剧演至翌年2月23日，蒋介石致电司法部，命令对周佛海进行改判。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1947年3月27日，周佛海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收押在老虎桥监狱。

周佛海死里逃生，不禁感慨万千。在狱中，他赋诗一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情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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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 ... 4dcaee906d

四、接受审判

戴笠死亡的消息是周佛海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毕竟当时军统内部正忙着争权夺利，可没人有闲功夫告诉他。

刚看到的一瞬间，周佛海愣怔半晌，突然放声大哭，边哭边说：“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一整天连饭都吃不下。他在汪伪政府时主要通过戴笠与重庆方面接触，戴笠就相当于纽带，更何况，戴笠好歹还跟他有一份香火情，换了别人，谁理你啊。如今戴笠去世，好日子怕是到头了。

不出他所料，戴笠死后，郑介民当了军统局长，毛人凤当了副局长。他们俩之前与周佛海可没什么接触，更犯不着照顾他，一切都公事公办。

在重庆被优待了一年，1946年9月下旬，周佛海等人被转移到南京，这下真正住进了看守所。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周佛海的案件。法院起诉周佛海的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

在民国官场上浸淫半辈子，周佛海太清楚里面的门道了，虽然是法庭，但如果你真跟法官讲法律，那你就输了。要想减轻处罚，非得上面有人保，可现在戴笠已经死去，谁会冒着沾一身腥的风险来保他？

周佛海只好在法庭上胡搅蛮缠，他将起诉罪名改成“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面又改成“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并当着众人面举出他与戴笠、蒋伯诚（抗战期间蒋介石派驻上海的秘密代表）、吴开先等人密切联系的例子，后来根据重庆方面指示如何如何办事等等。

他的陈词虽然获得旁听席一片掌声，然并卵，法院仍然判他有罪，并宣布择期宣判。

到了宣判的时间，这次法院吸取教训，并没有让无关人等旁听。因为上次他在陈词中列举的日伪时期上海物价竟然比现在还便宜，这一点引起了旁听席很多人的共鸣。因为抗战胜利后，党国大员们完全把南京这个首都当成了敌国，捞起钱来一点也不顾念同胞之情，导致物价腾贵，以至于让好多老百姓产生如今还不如日伪时期的感觉。

这次审判中，周佛海被判处死刑，据说被判死刑的原因也有他乱说话这一条。

既然已经终审判决，按照正常程序，周佛海应该静静地体验人生倒计时，等待执行的那天，再无转圜余地。

可有些事情就是出人意料，就在几个月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了一道特赦令，说周佛海在1941年以后数次主动投诚自首，虽然当时政府没有明文接受。但在1945年8月19日军统又将他的投效书转呈上来，说他准备拿出实际行动，确保京沪一带秩序。

最后将周佛海由死刑减刑为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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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审判和改判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以下几个事实：

1）中共通过喉舌《文汇报》，煽动民意，建议跳过证据，直接将周佛海打成汉奸，并处死。
（对，中共从建党初直到文革都是这副德行）

2）周佛海在第一次公开审判，即1946年10月21日的南京审判中，
陈述自己在敌占区担任高官，实际帮助重庆国民政府的事实，成功扭转了民意。


3）为了判处周佛海死刑，南京法庭只好在无群众到场的小黑屋里，强行写下了死刑判决。

4）其妻子通过各种游说，甚至包括给金条的下策（已经被曝光证明这招根本没用），
成功说动了蒋介石，给其强行改判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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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周佛海包养过的『小妾』，逃到香港之后，本来可以隐姓埋名，但坚持奔走呼号，要为周佛海平反。

筱玲红 （小伶红） 演员和周佛海的故事：
https://www.sohu.com/a/526298805_121294809

筱玲红的父母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有一年闹饥荒，他们生下一女，取名张天晴（筱玲红的原名），当时的农民都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于是把女儿卖给当地地主做了童养媳。后来筱玲红长到10岁，这一年，她遭到了地主都侮辱，本想跳河一死了之，但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真要自杀又没有了胆量，于是连夜逃走，几经流浪，辗转来到了当时的时尚大都市上海，并在所谓的“朋友”的引导下，进了青楼。

但是并非说长相好看在青楼就万事大吉了，聪明伶俐的她还把吹拉弹唱学的样样精通，她表演的《打花鼓》让人看了如痴如醉。

周佛海原本就是爱逛青楼看戏的人，当他看见筱玲红的表演之后，竟然如痴如醉的爱上了她，而且爱得无法自拔，周佛海作为当时汪伪政府的三号人物，有了这样的权利，什么样的女人还是他拿不下的？于是，此后青楼女子筱玲红就被周佛海接进了他的公寓居住。

在公寓同居期间，筱玲红俨然成了“周太太”，她十分积极地帮助周佛海出谋划策，甚至还有一些公文都是她帮助批示的。也因为她做了这些事情，在抗战胜利后也被当成汉奸关了起来。

周佛海是个怕老婆的人，最后纸包不住火，包养小情人的事情最后还是被揭露，他的老婆杨氏多次带人到筱玲红的住处，并将其殴打，两人被逼迫不得不分开，于是周佛海只能将筱玲红送到友人处暂时寄住，等待着日后有机会再去私会。

同样是汉奸罪名的周佛海的情人筱玲红，被劳动教育了两年之后，因情节较轻就释放了。

小伶红出狱听到周佛海的死讯之后，于是乘船远走去了香港，此后，她再也没有脸面回大陆，1998年，93岁的筱玲红在香港新界的公寓逝世，但在她死之前对别人说出了一个关于当年的秘密。



她说：“周佛海不是坏人，他交给我一本回忆录，让我保管，里面记载了很多当年的秘闻”。但当别人问她这本回忆录在哪里时，她却言语不详说不清楚，显然筱玲红是想为她当年的情人开脱罪名，但没人会相信她说的话。周佛海是汉奸这个铁定的事实早已被盖棺定论，谁也无法为他翻案。

周佛海在这个女人眼里是好人，因为他对这个女人好过，也可以理解。但是也改变不了他是汉奸卖国贼的事实！

[minquan]

以上这篇结尾，充分表现出中国文化的『政治正确』。
既然已经认定了他是汉奸，那么谁翻案都没用，必须要打倒落水狗，再踩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https://new.qq.com/rain/a/20220420A0DPWC00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判了无期，在监狱里没待两年就病死了，而这个筱玲红判了2年。她出来以后，为避祸她就辗转去了香港。在香港别人也不知道她的过去，又因为她长得漂亮，就在香港嫁了人，婚后生了一儿一女，但是子女始终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93岁高龄的她在临终前，和子女透露出她和周佛海的真实关系，子女非常惊讶，直呼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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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筱玲红犯得着吗？把自己的身份泄露，除了挨骂，能有什么好处呢？
是不是她真的掌握了周佛海当卧底的内情？
另一篇文章说筱玲红是出版了书：
https://www.sohu.com/a/271717069_99925789
在她临死前，曾经透露过一个关于周佛海的秘密。她称周佛海从没有做过卖国求荣的事情，根本不是人们口中所说的大汉奸。这个秘密全都被她写在晚年出版的一本书籍当中，书中描述了她与周佛海之间的感情生活。她还特意美化了周佛海的身份，对于他的汉奸行为进行了掩饰。

可惜我没找到，有兴趣的史学工作者可以找找。

与之相对照的，周佛海自己记的日记，被国民政府档案收录，却单单遗失了1939年的全部内容。
是否期间发生过重要事件？就像谍战剧中的卧底要被清档案一样，1939年是周佛海当卧底的起点？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 ... 8931.shtml
周佛海一生短促，只活了51岁。但他一生笔头甚勤，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每日必记完日记方寝，确有特殊原因未记，日后必补记。他并重视自己日记的保存。1943年1月11日，他的住所南京西流湾住宅失火，当其妻子抢救财物时，他却打开保险箱和书桌抽屉取出日记抱着往外跑，其珍爱日记至此。抗日战争结束后，周佛海的日记落 在国民政府军统局手中。国民党政府败退出中国内地后，周佛海日记大部分留存内地档案部门，至60年代，档案部门查到残存的7册，另有一部分经军统人员之手流落到香港。周佛海1940年的日记于1953年8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而1939年的一册却下落不明。1939年是汪精卫集团逃离国内后与日本勾结筹划建立南京伪政权的一年，这一年周之日记记载汪伪集团的活动，内容至为重要，但却失踪，实为史学研究之憾事。

[minquan]

在出具关键证据之前，先回顾一下周佛海与中共的恩怨情仇。

首先强调，中共在淪陷區对民众灌输的一切近代史，都是伪史。

譬如中共强调，张学良是促进蒋介石抗日的爱国英雄，而历史的真相是——
蒋介石要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但是要求其在华北抗日，却被拒绝。
甚至逼得蒋介石派中央军，从南方跑到华北来抗日。
而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收到报答，坐拥天津海关的关税，独享全国小一半财政收入，却保存实力，对日本不放一枪一弹。多年后接受记者质询时，还敢大言不惭的说『我的观念是不抵抗就是抵抗！』


为什么在东北不抵抗，明暗有几大因素：
明面上，中華民國是由满清逊位让贤得到的法统，当满清代表溥仪说自己想分家在东北单干，民國理论上只能答应。

暗地里，自孙文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接受日本黑龙会的庇护时，已经交了很多投名状，给日本黑龙会交了把柄，如强奸幼女之类。这样当日本方面要求國民黨让步，则國民黨只好『孝敬』上峰；在之前也有很多让步，例如给日本极低的关税之类。

现实层面，张学良的奉系军队在『中东路事件』中连苏俄的小股红军都挡不住，更别提已经占领东北铁路的日本关东军了。所以就实力的角度来言，不如把东北卖给日本，诱使其北上和中国的另一敌人苏俄拼个你死我活。

[minquan]

好，继续回到

周佛海和中共的关系

对周佛海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儿子周幼海，经常拿家里的钱给共产党的新四军买弹药和医药，其母纵容之，周佛海即使身为日伪高官，上海市长，也对此装傻。正史里面的记载是周佛海怕老婆，老婆包庇儿子反日，结果『汉奸』周佛海就不管了。真的这么简单吗？

让中共咬牙切齿的是，周佛海本来是中共一大代表，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资产阶级小姐杨淑慧，被金钱所腐蚀，从而叛变了（中共的）革命，转身成为國民黨反共宣传的文胆。

这很显然是中共的一面之词，那个年代左右派转换非常多，就是中共自己的刘少奇，不是在建国后也转成了右派吗？为什么就不能是周佛海从资产阶级小姐那里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资本家或企业家的另一面？甚至了解到中共其实是苏俄在中国的傀儡？

我们从周佛海自己的日记中，看看其对中共的看法：
1938年春，身居抗战阵营中枢之周佛海甚至有离开武汉亲自赴香港与日方秘密“交涉”之打算，后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告知他要打消这个主意，“恐起物议”，他还“闻之不胜懊丧”。在抗日阵营中，“和”与战两条路线之争，使周佛海与蒋介石距离愈来愈远，而与汪精卫越来越紧密。周与人“谈时局前途悲观万分:吾辈既不能为俄国走狗而入共党，复不愿为日人傀儡，除自杀外，尚有何法？”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 ... 8931.shtml

周佛海在1938年，至少就他自述而言，是还没有投降日本，而且写出了他对中共的看法——俄国走狗。

好，如果周佛海自己是非常痛恨中共的，那么他为什么纵容儿子通共，支援抗日的新四军？从恨共到给日本人卖命，他有两个理由至少阻止儿子这样做，但是他并没有。

同样，当中共在上海的特工秘密约会他，希望他能『弃暗投明』时，周佛海依然有两个理由将中共的特使出卖给名义上由他负责（实际上由李士群控制）的76号，但是他没有：
https://www.sohu.com/a/634956204_121142184

在此期间，他还两次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上门策反的共产党人。周佛海在上海，住在愚园路一所半新半旧的洋房公寓，公寓客厅挂有几幅汪精卫的书法和齐白石的画作。共产党代表对他的两次策反谈话，都是在这里秘密进行的。

第一次来策反周佛海的，是刘少奇的表侄女杨宇久。这次策反，周佛海没有表示出过多个人意见，只是向杨宇久回忆了一些他年轻时留学日本和参加中共一大时的故事。之后，差人客气地把杨宇久安全的送出了上海。

第二次前来上海，策反周佛海的是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科长冯少白。据冯少白回忆，他此次前来策反周佛海，是奉了延安毛主席的指示。但是这次策反，也没有成功。周佛海除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感谢之外，好似还有其它难言之忍。

据后人研究，周佛海没有接受共产党的策反，有可能是顾及母亲的安危。因为他当初是准备将老家母亲和妹妹一家接去上海，结果让戴笠抢了先，将他母亲和妹妹一家接到重庆，安排在白公馆，虽然像儿子一样替他行孝，但是周佛海再清楚不过，戴笠这是拿他母亲和妹妹一家做人质，令他暗地里听从国民党的指令。

虽然共产党的两次策反均被周佛海谢绝，但他也没有为难策反人员，而是本着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想头，把他们安全的送出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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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又引出了另一段历史，戴笠接走他女眷，究竟是强迫还是周也暗地里这么安排？

至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何中共对其反目，欲除之而后快。

简单的理解，可以认为是中共对周佛海利用日本投降军队，把持上海交给蒋介石的报复。毕竟4.12之前，周恩来和刘少奇就趁着蒋介石北伐还未到上海之际，搞工人暴动，试图攻占上海。

复杂的理解，这是美国人的意图。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美国人是挺中共的，从斯诺去延安和中共接上线之后，美国人就一直替中共说话，某种意义上希望利用中共来牵制國民黨。这没什么难理解的，就像现在美国利用香港和新疆牵制中共国一样。如果这是美国人的意愿，而中共又秘密的听命于美国，就不难理解了。这个怀疑在后面会阐明原因。

[minquan]

现在开始介绍周佛海在国民政府中的作用。之前反共的文宣不提，单讲抗日战争时期：

低调俱乐部

https://www.sohu.com/a/215987456_557768

然而由于日本的侵略，周佛海逐渐变得悲观，他与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文武兼备，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等，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等，胡适也经常光顾，每天必到的则是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

在日记中周佛海记录了他们当时的心境“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

1938年，长期被蒋介石“架空”的汪精卫见当时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于是想借此机会重揽权柄。而周佛海此时审时度势，与陈公博等团结在汪精卫的旗帜下，汪精卫政府之所以能够顺利成立，与周佛海的大力运作是分不开的。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中央政府。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核心官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产生的，伪政府实际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在周佛海自己的日记中，对于这段历史，他本人是十分骄傲的。他在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但是随着美国的参战，周佛海看出形式对日本极其不妙，于是主动与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机关联系，通过军统渠道向蒋介石表示悔改，蒋介石则亲笔回信，让其“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并承诺“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佛海在1944年的日记中，说得更直截了当：“一年之后，苟非奇迹，吾等不仅焦头滥（烂）额，且莽莽中原将置身无所。苟无珍珠港之役必不至此。日人一误于对华之估计过低，但此犹有说；二误于对英、美之误算，此则百思不得其解者。”周佛海估计得一点都不错，一年之后，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

虽然周佛海想不通日本为何会失败，但他早已为自己寻得退路，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汪伪政权中重要卧底。周佛海不仅暗地里时有庇护军统特工，还常用自己的电台向重庆传送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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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虽然下定了抗战的决心，但国民党政府内部存在着以汪精卫为代表主“和”的潜流。周佛海与汪同调，“始终认为战局不会扩大”。战争一开始，他就与汪精卫、陈公博、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频繁密商与日和平外交。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始终认为，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宜准备外交接洽。”“中日关系非一战可了也。”他主张，当胜负未分之际，最好“保全实力进行外交”。但他们“贡献外交进行方式，不被蒋先生采纳，大为失望”。他认为，“蒋先生对此次战事似无远大计划，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时局如何收拾，战争到何程度，似未在考虑之中，令人焦灼”。战事逐步扩大，周佛海“焦灼万分”，“殊觉苦闷”，“食不甘味”，“瞻念前途，仍有不堪设想者”。每谈前途，他都颇觉黑暗。日记中充斥着他悲观情调的语句。

至上海失陷，军事溃败，拟行迁都，周佛海“心乱如麻”，感到“前途暗淡已极”。11月14日，他日记中记载:“外交形势亦无实际援助，比（利时）京会议（布鲁塞尔九国会议）将发表宣言，一散了事。军事上抵抗力日渐减少，悲观万分。午痛饮解愁。综合各方情况，前途暗淡已极。”为避战祸，家人朋友分离相别时，他记写的是:“黯然魂销，惟别而已。复念时局如此，家庭团聚不知何日。返家后，睹人去楼空之日，尤令人感伤不已。”撤离南京前夕，1937年11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与友人相别的情景:“重雾笼城，天昏地暗，此别不知再会后日，相对泫然。……日来悲观之至，谓中国从今已无历史，何必记日记？”

至战争进行一年之后，他写道:“盖久战之后，已不觉战争为可怕矣，惟正因此种种关系，将来必有严重悲剧。”他一心想着的是与日言“和”。1938年春，身居抗战阵营中枢之周佛海甚至有离开武汉亲自赴香港与日方秘密“交涉”之打算，后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告知他要打消这个主意，“恐起物议”，他还“闻之不胜懊丧”。在抗日阵营中，“和”与战两条路线之争，使周佛海与蒋介石距离愈来愈远，而与汪精卫越来越紧密。周与人“谈时局前途悲观万分:吾辈既不能为俄国走狗而入共党，复不愿为日人傀儡，除自杀外，尚有何法？”蒋介石对于他的宣传工作不满意，他认为:“惟蒋先生之理想，亦过于离开现实，决不能实现。”他感到:“以后局势日益紧急，前途困难，方增未已，为之怃然。”1938年8月中旬，当他飞离武汉赴渝时，其心境:“出发在即，一时心绪纷烦（繁）”，“忍痛动身……别矣武汉！后会不知何日。武汉八月，宛如一梦，人生别离，本极痛苦，况永别耶！”

这位国民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身负动员全国军民抗战的大员，竟毫无奋发勇进、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和气概，却整日里沉浸在悲怆凄苦惶惑不安的情绪之中。在周佛海的心中，“盱衡时局，焉如捣，长夜漫漫，何时达旦？今后困苦颠连，当益加甚。”他没有抗战必胜的信念，相反，他越来越觉得，抗战必然亡国。他写道:“民国成立27年，不料今日有亡国之趋势，不禁凄然欲绝。临与武汉告别之前，均觉垂头丧气也。”“今后局势愈益艰难，而无补救之法，为之太息。过去一误再误，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后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其为历史之罪人也。”正是在这种抗战必亡的思想心理支配下，他追随汪精卫，想“打破难关”，采取“非常之举动”，名为与日本谈“和平”，实则走向投降日本的深渊。从周佛海的日记中，不难找到他走向这条死道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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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为何胡适在1938年10月就能接受蒋介石的一纸调令，直接到美国上任中華民國驻美大使？难道蒋介石的中统、军统不知道胡适是『投降派』？如果蒋介石能不加思索的信任『投降派』、『准汉奸』胡适，那么成立『低调俱乐部』是否本来就是蒋介石自己的授意？

但是蒋介石对胡适在美的工作，是极其不满的：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496326
1940年6月4日，《蒋中正总统省克记》记载，　蒋公指出对美外交胡适“不加努力”：
1940年11月，蒋介石撤了胡适驻美大使的职位，让宋子文接替。
此事在后面会再分析。

就周佛海自己大言不惭的言论，好像他还是『身在敌营心在汉』，对于自己能左右伪政府的人事任命，十分得意，好像这是给青天白日立功了。（如果他是卧底，此言论就毫不奇怪了）

而且就蒋介石答应周佛海『华丽转身』，也太快了吧？这么容易就让军统潜伏在上海的特工与其配合，不怕周佛海反手就出卖了军统同志？周佛海在名义上可是汪伪特务组织76号的负责人。

最后，就周佛海对國民黨中央的决策，透露出 蒋介石并无全局调兵抵抗日本之计划，寄希望于外交求外援解决掉日本。就这点而言，有必要阐述蒋介石初期『不抵抗』的策划和其『联美抗日』之棋局。

[minquan]

蒋介石的大棋局——拖欧美下水

1934年7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发表了《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话。这里的『外侮』说的就是日本。也就是说，蒋介石自述的『准备抗日战争』并非虚言。这篇文章又被中共封禁了，因为中共要树立自己是真抗日，蒋介石是投降派的伪史，也要抹黑1927年执行四 一二 清党的蒋介石（真正决策者是蔡元培和吴稚晖领导的國民黨纪律监察委员会）为独夫民贼。中共伪史的特征就是谁向着自己谁是好人，谁和自己作对谁是坏人。

现在幸好台湾的國民黨还保存着真正的史料，这也是中共特别想『统一台湾』的一个动机——篡改历史，把伪史坐实。

http://www.ccfd.org.tw/ccef001/index.ph ... 741:0043-1

今天所講的題目是：「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講得明白一點，就是：我們要如何來抵抗敵人以復興我們中華民族？說到抵抗敵人，就先要明瞭敵人的情形。

敵人的情形，就軍事上來看，可以說無論那一方面，都準備齊全了；他的陸軍，到於今已有三百三十萬人，海軍已有一百二十萬噸，空軍去年還只有一千五百架飛機，到現在已有三千架了，他們對於戰事上一切的準備，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那一項都已準備好了。所以就軍事的觀點來說，日本真不愧為一個現代的國家。尤其是他們對於軍事教育和國民教育，能夠特別注意，從明治維新，經甲午之戰、日俄之戰，一直到現在，他們拿四個字來做他一切教育的基本精神，以一貫的陶鑄其全國國民整個的中心思想和軍國民的精神。這四個字是什麼呢？就是「忠君愛國」，因為這個教育，已經很普及，所以他們全國的國民，尤其是全國軍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的什麼？他就是忠君思想和愛國觀念。明白的說：就是要盡忠皇室，捨身報國；不僅是要保護他們的國家，而且要侵略他人的國家。因為他們自己認為本國的領土很小，在那區區三個小島，是不能生存的，他不是向南發展，就要向北發展，所以他們國民的思想，尤其是全國軍官，腦筋全充滿著向外侵略的野心！他們以為非侵略別國的土地，自己就不能生存。我在日本時，往往和他軍官談到國際政治的問題，他們老實對我說：條約不過是一張紙，一撕就破了。由此可見他們向來就不重信義，看任何條約都沒有用，向來就是主張強權，崇尚武力，時時準備和他們的敵國作戰。他們軍官的意志，平時早就在這個準備民族鬥爭的共同意識之中統一了，所以一到對外作戰的時候，就能夠同仇敵愾，奮勇犧牲，這種精神，是戰勝敵人一個最大的要件。他們具備了這個條件，所以能夠一再戰勝人家，到現在，他一切軍事準備，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充足，所以大膽的來侵略我們中國，要想獨霸東亞！這就是我們的敵人現在實在的情形。

回頭來看我們自己的情形如何？我們抵抗敵人的條件，有沒有完備呢？我們自己可以很簡單很沈痛的答復一句話：一點也沒有。不僅是在物質上和實力上沒有具備，就是在我們思想上、精神上也都沒有統一！我可以斷言：現在如果我們和日本打仗，一定有些恣睢滅裂的反動派來乘機搗亂，只拿這一點來講，已夠制我們的死命了，不待敵人來打我們，我們國內就要內亂；如此，我們還有什麼方法來抵抗敵人？有什麼方法可以復興民族？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得我們的子孫能夠繼續繁榮生存在我們祖宗五千年遺留下來的這塊土地上呢？所以照軍事的觀點看來，我們現在真是沒有立國的資格，不配稱為現代國家，當然抵抗不了日本，當然要給敵人來壓迫、欺侮。但是，大家要知道，現在的問題，不是簡單的中日問題，而是整個東亞的問題，也就是所謂太平洋的問題。日本人所爭的整個太平洋的霸權，這就不是日本和中國兩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日本和世界的問題。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孙文)總理告訴我們的：中國現在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怎麼叫做次殖民地呢？就是這個國家的壓迫或保護者，不只一個國家，而是受世界列強共同的侵略壓迫，做他們公共的殖民地，所處的地位比普通的殖民地更痛苦。所以「中國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云者，就是說：現在的中國，是世界各國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現在要將中國來做他一個國家所獨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強國來決戰，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國來決戰，他就掌握不了東亞霸權，也就解決不了太平洋問題；這樣，他就不能在東亞做盟主，也就不能併吞我們中國。我們要知道，中國內部的情形固然複雜，國際的情形，尤其複雜。而因為中國是世界各國共同的殖民地的緣故，所以日本要求獨吞中國，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現在日本人雖然具備了一切軍事的條件，可以侵略中國，並且可以和任何一個強國開仗，但決沒有力量可以戰勝列強，可以壓倒世界一切，來實現他侵略的野心。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中國的軍人，要特別注意到國際和我們國內整個情勢的變化，要留心研究我們是不是有切實的方法，和良好的機會可以來抵抗日本，復興我們的國家和民族。

我現在告訴你們：日本決沒有這個壓倒全世界列強的力量，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日本必不能吞併中國，獨霸東亞。我們中國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尤其是有最好的機會，可以抵抗日本，復興民族，因此，我們一般軍官，要有充分自信的能力，愈是日本加緊侵略我們的時候，愈是我們復興民族最好的機會。我們要有這個認識和自信力，不要自暴自棄，來喪失自己志氣，增長敵人的威風，聽到說日本就害怕，見到日本人就畏懼，好像束手無策，坐以待斃的樣子。如果是這樣，那就不是我們黃帝的子孫，不配做中華

（网页翻页）
民國堂堂的國民，更加不配做我們革命軍的軍官。

講到這裏，我們更要說一說現在日本軍事準備的目標是在那裏，從而認識今日國際的大勢，和我們今後自強的方法和復興的機會。現在我們東四省，已經被日本侵佔去了，他向大陸侵略的第一步目的達到之後，必要更進一步，來侵略我們全國，所以他軍事的準備也比過去要更加積極更加雄厚，但是他現在一切軍事的準備，其目標是不是對我們中國呢？我可以說，我們中國沒有在日本人眼裏。所以日本的軍事準備，不是對我們中國，他沒有拿我們中國的軍人，中國的國家、軍隊，放在眼裏，中國不配做他軍事上的目標。他雖然天天在察哈爾東部擾亂，天天派漢奸在華北各地活動，極力威脅，侵略我們中國，但他軍事上的真正目標，不是在我們中國。為什麼呢？因為以他現在的武力，要想侵佔全中國，早已不成問題，但是他雖把全中國佔領了，如果太平洋問題沒有解決，全中國是佔領不了的，所以他早已認定，非要把與太平洋有關係的幾個強有力的國家統統征服之後，才能達到獨吞中國，獨霸東亞的目的。所以他現在陸軍的目標是蘇聯，海軍的目標是英美。日本為要併吞我們中國，而須先征服俄羅斯，吃下美國，擊破英國，才可達到他的目的，這是他們早已決定的國策。他叫我們中國叫「支那」，這「支那」兩字，照日本話是什麼意義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沒有我們中國，所以不稱我們中國為中華民國，而始終叫我們為「支那」。其次，他叫俄國叫什麼呢？他叫「露西亞」，露是雨露的露，這個「露」字，是表示什麼意義呢？他就是自比日本為太陽，將俄國看作是露水，太陽一照到露水，那露水馬上就要乾！由此可見日本的國策，早已決定，他非消滅俄國不可。再看他叫美國叫甚麼呢？我們是叫「美利堅」，而他日本則叫「米利堅」，亦叫做米國。米原來是人們一種必需的食糧，他拿這個字來叫美國，意思就是決心要把美國吃下去！由此敵人苦心準備的情形，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敵人不止中國一國，最大的敵人還在旁邊；我們中國在他正面，美國在他後面，蘇俄在他側面。我們那一個都知道，軍事並不是專打正面，僅僅打正面不夠，非將後面、側面一齊準備妥當，備置完全，徒打正面是不能作戰的。我們中國是他所要打的正面，但是他主張的軍事力量如果用在正面，一定要失敗。所以我們看得很清楚，美國在他後方，俄國在他右側面，英國在他左側面——南洋，最大最強的敵人都在他的側背，他有什麼方法可以拿全力來征服我們中國？

這一段話，已將日本的破綻弱點，完全暴露出來了，我們中國軍人，要明白了這個國際大勢，明白了現在東亞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膽、很安心，相信我們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可以來抵抗日本，復興民族。日本有一本書說：「現在中國的軍隊，只知道從事國內的戰爭，國家的觀念和民族的意識一點也沒有，再在二十年以後，中國的軍隊不僅是不能和外國打仗，而且不願和外國打仗。」日本人現在看我們的軍隊，是這樣的，但是他那裏知道他看錯了。這一本書也是一個「支那通」做的，他在我們中國什麼東西都調查，都研究過的，但是，因為他們成見太深，對中國的觀念，不免有毫厘千里之差。我們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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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國十五年的時候，他們田中大將，總判斷我們國民革命軍，一定在半年內會自相殘殺，必要失敗，無論如何不能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的。後來事實證明了他這種惡意的判斷，是錯誤了，所以他們一看見我們國民革命軍到了山東，張宗昌失敗的時候，他馬上派兵來佔濟南，出動軍隊，要擋住我們國民革命軍，不許我們革命軍的力量到黃河以北。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可以表明日本人無論如何不許我們革命的力量來統一中國；不願意我們中國有一個統一的政府，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如此，他就可以從旁操縱一切，使我們內亂不已，自己來消滅自己的國家民族。你看，民國十一年以前，他們參謀部、陸軍部所有一般「支那通」調查報告，所出的書，都說我們國民政府，一般革命黨員，亂七八糟，何能統一中國？那裏知道民國十五年到民國十七年，我們居然在　總理在天之靈鑒臨之下，我們中華民國果然在我們三民主義革命軍手裏，統一起來。他們日本人，總認定中國一般軍人沒有國家觀念，革命軍一定不能完成統一中國，那裏知道民國十七年，我們革命軍到了北平，完全統一了中國；我們三民主義思想，完全普及於全國；我們中國的軍人，全國的軍隊，無論在那一方面，統統能服膺三民主義，自動的加入我們國民革命軍，皆能知道三民主義是救國救民的唯一的革命主義，而且大家都能覺悟共同一致的來擁護中國國民黨，擁護國民政府，完成我們統一中國的使命，這是在十七年以前日本人所完全意想不到的。

。。。。。。



还有
http://www.ccfd.org.tw/ccef001/index.ph ... 757:0044-1

http://www.ccfd.org.tw/ccef001/index.ph ... 772: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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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着重讲解一下，为什么蒋介石判断日本仅仅占领中国是不够的？
日本要么北上去侵略苏俄，要么南下去侵略西方列强的东南亚殖民地。
这不仅是来自日本内部的情报——北上派和南下派的争执焦点，其实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资源困局
——中国并没有石油或橡胶，尽管可能生产点农业日用品和铁、煤、钨等矿产。

那么，国民政府的以外交为主，以军事为辅，甚至军事都主要不是对准日本，而是对准中共，就很清楚了。
即使需要抗战，国民政府也是以拖为主，搞持久战，熬到日本憋不住了打苏俄或者美英。
所以蒋介石是『持久战』的发明人，而非毛泽东。
当然你可以说毛的纲领更积极些，但是一旦他的部下彭德怀真正发动了『百团大战』，立刻受批评，
而且事实上后来日军专门打共军，搞『三光政策』，也对中共在北方的根据地打击很大。

这也是为何周佛海批判其『过于理想』，外交在当时根本无效。
蒋介石的借外力抗日的根源，在于他发现内部力量根本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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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携手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5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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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真实的长城抗战，而下面这段是中共伪史

长城抗战给骄横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长城守军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被迫撤离长城各口。日军进占长城各口后，南进密云、怀柔等地，守军第三十五军傅作义部英勇抵抗。日军渡滦河西进，突破中国军队第五十七军何柱国、第六十七军王以哲等部阵地，先后占领河北丰润、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直逼北平、天津。长城抗战以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告终。

[minquan]

从胡适的视角看中国的积贫积弱

http://hrc.cssn.cn/xsdt/qycg/202009/t20 ... 5667.shtml

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里说，当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要求”时，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通过《中国学生月报》表达中国立即对日开战的要求。胡适则对此种态度忧心如焚，发表致全体同学的公开信，说：“这些在我看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疯癫。我们都情感冲动，神经紧张——不是的，简直是发了‘爱国癫’！弟兄们，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冲动是毫无用处的。”（6）中国之所以不能与日本开战，是因为不具备开战的起码条件：

　　我敢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我们的总编辑说，我们有百万雄师，让我们正视现实：我们至多只有十二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量不过四千三百吨的第三级的巡洋舰。再看看我们有多少军火罢？！我们拿什么来作战呢？（7）

　　中国的军事力量与日本根本不能相埒，开战便意味着亡国，所以只能以外交方式，委屈以保国，倘能发奋图强、生聚教训，国家自可振兴。这是二十四岁的胡适的看法。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发生，国人又纷纷要求政府对日全面开战，此时四十岁的胡适，仍然是二十四岁时的立场。胡适说：

　　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二十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个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导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结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8）

......

“九一八”发生的次日，1931年9月19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9）

　　日军的此种行为，并不令胡适特别吃惊，是因为他与一些友人早就有此担心。其实，也不令鲁迅特别吃惊。这且不论。胡适没有谴责日本，却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的长期落后。这也与鲁迅是一致的。这一点，下面再论。现在要强调的是：我们不难体会到，胡适写下“中国军队不曾抵抗”这句话时，内心是痛苦的，是有着屈辱感的。

　　1933年年初，日军攻陷山海关后，即图谋占领整个热河地区。3月4日，日军以少数兵力进攻承德，承德守军汤玉麟部不战而逃，承德被日军轻易占领。3月4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今天张学良对周作民说此消息，尚说他还有办法！有办法何至于此！（10）

　　3月5日的日记又写道：

　　昨日进承德的日本先锋队只有一百廿八人，从平泉冲来，如入无人之境！

　　到后援会，人人皆感觉奇惨。

　　心绪极恶，开始写一文，拟题为《全国震惊以后》。（11）

　　胡适虽然不主张与日本彻底撕破脸，虽然不主张与日本走向全面军事对抗，但却也并非主张对日本完全不抵抗。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以微小兵力即占领承德，也令在抗日问题上一直低调的胡适痛心疾首。3月6日，胡适把《全国震惊以后》写成，有六千多字，发表于3月12日的《独立评论》第41号。在文章里，胡适几乎是声泪俱下地斥责了承德守军的怯懦，从全国总体的角度批判了国家的种种状况，当然，更正面提出了在国家层面上应该如何的建议。胡适说：“南方同胞派来的慰劳抗日将士团的代表还在津浦车上，带着一百五十箱的慰劳品，每箱里装着无数男女同胞的热烈的期望！他们梦里也想不到热河六十万方里的土地已在十天之内完全被我们的敌人不战而得去了！他们梦里也想不到孤军深入的敌军，一百二十八人，四辆铁甲车，可以爬山越岭，直入承德，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梦里也想不到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总退却，退入长城以内了!”因此，“这一天的全国国民所受的精神上的惨痛”，是极其巨大的，而“我们初受着这种惨痛的刺激，都感觉到惭愧，失望，痛恨：惭愧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如何能抬头见世人，失望的是我们本不应该希望这种军队有守土的能力，痛恨的是国家的大事真如同儿戏。”（12）

我们知道，“九一八”后，鲁迅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政府的嘲讽，其实就往往是针对蒋介石的批判，虽然并没有点出蒋介石的名字。而胡适在此期间对蒋介石的观感，也与鲁迅有着相通之处。由于中日在华北的冲突十分激烈，1933年3月上中旬，蒋介石亲赴华北，视察了多处地方。3月13日，在保定召见了胡适、丁文江、翁文灏，而胡适在当天日记里记述的对蒋介石的印象，非常耐人寻味。胡适写道：

　　五点，见蒋介石先生，谈了两点钟。

　　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

　　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我们问他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

　　我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他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我们又说：那么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他说，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

　　他声明他决不是为了保持政权而不敢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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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63.com/dy/article/E5JA1S8E05435FND.html

淞沪会战彻底打破了胡适的不抵抗，胡适发现中国人的血战让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落空了。

1937年9月8日，胡适劝“低调俱乐部”的同仁们，“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胡适明确说，“我近年已抛弃我的不抵抗主义和平论。”

从此以后胡适开始了抗战外交，奔波于国际社会。

[minquan]

所以，胡适佐证了蒋介石的总战略

—— 尽管日本已经开始侵略，中国越晚开战越好。
—— 即便开战，也是以等待国际救援为主，局部抗日为辅。
—— 要打场给外国人看的漂亮仗，让他们相信中華民國是值得扶持的。

特别是最后一条，直接导致了淞沪会战的异常强度和间接导致了南京大屠杀的惨剧。

当然，國民黨后人，一直坚称『蒋介石在下大棋』，『以时间换空间』，『改日方由北向南侵略为由西向东』，『剿共为虚，控制西南大后方为实』，等等。也有蒋百里的总方针做为佐证。

所以，既然蒋介石的总方针是拖延，那么胡适和周佛海成立『低调俱乐部』，吸引日本间谍的注意力，认为國民黨是可以『和平演变』的，也不无可能。而且一旦首都沦陷，他们顺利成章的成为『暗桩』也很有意义。

当然，官方上能读到的蒋介石信任胡适，是有人强调把胡适派到国外就不当汉奸了。这个说法很骗人，既然蒋介石那么指望要么美英，要么苏联救他一把，怎么会派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出国当驻美国大使？

[minquan]

周佛海的最大『汉奸』罪行

在汪精卫伪政府成立仅1个月后，周佛海就筹划废除原来国民政府的法币，以低价兑换伪政府的『储备券』

https://new.qq.com/rain/a/20210115A01YBA00

1940年4月1日，汪伪特务委员会主任周佛海任财政部长。为摆脱财政困境，周佛海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决定组织掌握全国敌占区的中央银行。4月13日汪伪政府颁布“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委派周佛海兼任筹委会主席。5月1日，在周主持下召开第一次筹委会，会上根据193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拟将中央银行改为中央储备银行的决议，把汪伪中央银行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1941年1月6日，中央储备银行（以下简称“中储行”）在南京正式成立，由周佛海、钱大櫆任正副总裁。

中储行成立后，发行1元、5元、10元主币券，及1分、5分、1角、5角辅币券。以后票额逐渐增至百元、千元、五千元、壹万元，最后增大至拾万元。

1941年1月20日，中储行成立上海分行，地址设于外滩原华俄道胜银行旧址。开张那天，在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的策动下，全市开展了场大张旗鼓的扩大使用新币的宣传活动：在电车、公共汽车、人力车上贴满宣传标语；从大马路（南京路），四马路（福州路）至霞飞路（淮海路）均悬挂大幅标语口号；组织报贩，将15万份传单夹入《申报》、《新闻报》、《中美时报》内，分送到人到户。另外，在主要大街开出宣传车，大喇叭震耳欲聋，红绿传单四处纷飞。见此情景，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前流浪于黄浦滩头，不图今日能作黄浦滩上一大厦之主人，人生如此，亦足自豪。”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汪伪政府成立中储行计划，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派员于香港汇丰银行大楼二楼召开上海金融界巨头会议，宣布抵制中储券的有关密令：

上海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拒用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新钞；四行逐步将市面上发行的现钞一律收回（因该四行发行的钞票均能购买外汇）；将中国实业、兴业、通商、中南、农工、四明、垦业等八个商业银行停止发行、流通的钞票，重新发行，流通于市面；密令银钱两业公会及市商会，一律拒用；同时密令邮局拒绝收兑。

8日下午，上海银行界代表返沪，于次日下午5时在香港路59号召集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汇兑业代表举行紧急会议，提出拒用中储券对策：公共租界各商店、银行储蓄部、法租界水电公司及电汽售票一律拒收中储券；银行外汇拒兑中储券；商店拒收伪政府之新印花。如发现有人使用中储券须立即报告工部局警务处。如有违令，交特区法院审理予以处罚。

中储行是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机构，发行新币是为了搜刮中国人的血汗，为日军在占领区的经济利益服务。中储券一出现，立即遭到上海金融业和商界的抵制，英美租界当局及银行也支持重庆方面的抵制政策。

在中储行开幕那天，尽管汪伪集团大吹大擂，标语传单满街飘舞，但上海市民对此嗤之以鼻，将这些东西扯得粉碎，弃之于地。当时《正言报》记者曾对中储行上海分行开业情况作了如实报导：“在大厦的外面，三、四十个巡捕，其中大多是日籍的，紧张的情形使人不寒而栗。记者在对面立了刻钟，竟没有发现一个人走进去。……记者在那里站了近两个小时，只看见两三个新贵走到储蓄部故意开户存款，聊作点缀，过后便寂然无声，数百个行员露出无公可办的苦笑。在楼下兑换中储券的地方同样充满着聊天的气息，行员们面面相觑的静坐着，一无所为。”

这天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一致决议，拒绝与中储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绝使用中储券。

中储行上海分行开业一周，周佛海见中储券无一处使用，便施展种种威吓手段，强迫推行。他令76号特工分头前往各大公司、商店购物，如有拒绝接受，就拔枪相对，厉声恫吓。大部分商店，因经不起他们的恐吓，只能忍气吞声，勉强接受。在规模较大的银行、钱庄、他们分发匿名恐吓信，迫使这些行庄以法币兑换中储券。

为保持法币地位，打击中储券的发行，戴笠受重庆当局命令，派军统直属上海行动小组对中储行上海分行进行袭击。他们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季翔卿。

1月30号上午时，季翔卿从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7号家中出门登上汽车，路边突然窜出两名军统特工，拔枪连开四枪，季顿时毙命。

时隔不久，2月20日上午10时，三名中年男子鱼贯进人外滩中储行上海分行营业大厅，一人掏出手榴弹两枚，向里投掷，一枚落在右首通道，未爆炸；一枚落在楼梯口，立即爆炸，随着一声巨响，烟雾弥漫；吓得在场人员全趴在桌下。这时，另一男子奔上二楼，因手榴弹未拉保险，因此未爆炸，反身下楼时，恰好与银行保镖赵某相遇，即被该特工开枪击毙。三名特工趁着混乱中撤走。待日本宪兵和大批中西巡捕闻讯赶来时，凶手已经逃之天天。

一个月后，3月21日，中储行上海分行设计科长楼侗又遭军统特工暗杀。

周佛海得知季翔卿、楼侗相继嵬命，极为震怒，便下令76号特工首脑李士群立即报复。3月21日晚和次日凌晨，76号特工制造了两起震惊全国的大血案，将蒋、汪间特工混战推向高潮。

当日深夜11时许，76号特工在吴四宝率领下，各持手提机枪驱车赶到霞飞路（淮海中路）111弄，先将汽车在弄口横阻，然后冲入该弄10号江苏农民银行宿舍。暴徒们先将宿舍内职员一一唤醒，然后威胁他们列队集中，再用机枪扫射，瞬间，一阵惨声呼叫，血溅满地，21名职员被集体枪杀。暴徒们见目的已达，立即驱车逃逸而去。

翌日晨2时许，李士群令吴四宝、杨杰、万里浪等，带领76号大批特务，开出两辆大卡车前往沪西极司斐尔路96号“中行别业”，将四周团团包围后便破门而入，将职员唤醒，两人合锁一手铐，集中在大厅，按黑名单逐一点名，共抓走包括中国银行发行主任毛永丰，出纳主任陶晋臣，副主任张筱衡、严志强，会计主任张立玮，堆栈主任张齐云等130余人作为人质，将他们押至76号特工总部监禁。

在制造这两起惊人大案以后，76号特工仍不罢休，于3月24日，袭击中央银行在沪两处办事处。76号专员沈信一带领几名特工，带着两颗定时炸弹出发，至法租界逸园跑狗场央行办事处，偷偷地将一枚炸弹放在水泥楼梯下暗处。随后，由一名特务扮成邮差，将另一枚定时炸弹装入木箱送至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央行分理处，谎称是香港寄来的货物。

不久，两颗定时炸弹在两地同时爆炸。逸园那枚炸弹因在水泥楼梯处，炸力反应极大，顿时房屋倾坍，血肉横飞，炸死7人，伤1人。另一处伪装邮包炸毁了电梯墙壁，该行庶务主任陈宗广当场炸死，压伤7人。

周佛海闻讯后当即奖励李士群等人大洋3万元。

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慕澍得知央行惨案详情，即请示戴笠，提出报复计划。经戴笠批准，他于4月16日上午派三名特工到大华医院，用利斧将正在治病中的中储行上海分行业务科长张永纲活活劈死，然后悄然离去。

军统特工肆意白昼行凶，使中储行员工心惊胆寒。周佛海见手下得力干部被杀，要李士群“一命抵三命”。李派张鲁等特务于16日当晚再次入中行别业宿舍，将一批高级职工抓走。因被害的业务科长姓张，便査到主任级张立玮、张筱衡两人，另将姓曹的凑数，当场开枪将两人击毙，张立玮重伤被中行同仁抢救免死，其余9人被带往76号特工总部。

第二天，周佛海抵沪，召集《字林西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谈话，扬言“中央储备银行有充分准备及财力，即使中、中、交、农四行搞到重庆，亦足以维持控制上海金融市场。”

在重庆的戴笠见周佛海发出狂言，又令军统上海站特工在4月21日下午入中南饭店，将中储行稽核长历鼎模杀死。

汪、蒋特务在历时两月的银行大混战中，把金融界搅得血雨腥风，双方行员个个杯弓蛇影，吓得不敢上班，严重影响工商界的营业。当时，上海中外金融界、工商界和新闻媒体不断呼吁双方停止一切恐怖行动。

4月4日上海金融界名人：大陆银行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叶扶霄、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金城银行上海总行经理吴蕴斋等10余人联袂求见上海市伪市长陈公博，要求释放中行被捕人员百余人。陈公博将责任推向租界工部局和分管76号特工总部的周佛海。接着，金融界派代表赴南京求见周佛海，周佛海回答：“如无条件释放，我下令逮捕他们，岂非多此举？”

4月5日，英美两国商会主席赴南京要周下令停止一切恐怖活动，以保证租界安全和金融业工商业正常运行。周佛海回答：“责任完全在重庆方面”。

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营救下，4月6日晚周佛海终于同意准许以连环互保、随传随到为条件，将120余名中行职员释放。数天后，经过金融界人士多方联络奔走，局面开始转圜。他们请出海上三大闻人：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出面向宁、渝双方呼呼；又通过杜月笙门徒高芸生要香港杜月笙设法向重庆政府旋。杜月笙在获得戴签的暂弭杀风的意向后，即电告高芸生急找76号的吴四宝。吴四宝持杜月笙电报与李士群商量。为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李士群说服周佛海，接受杜的调停。当时周佛海也在考虑双方火拼的退路问题，他曾接到上海轮船公司总经理潘三省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告他：在沪外国银行开会决定已向重庆政府提出立即停火，你们亦应停止攻击银行之行为。周佛海回答：“已电令李士群暂停一切行动，今后如何全视渝方。”

重庆政府与汪伪集团双方已看到连续不断恶战，势必两败俱伤，给各自的经济雪上加霜。特别是重庆方面要求停火更为迫切。因为76号特工有日军作后台，显然占了上风。当时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向蒋介石多次建议罢手。

4月下旬，由交通银行经理部主任张佩绅和金融界代表钟可成前往南京去见周佛海，希望允许四行开业，并将蒋介石来电让周过过目。

周佛海见杜月笙、蒋介石给他面子，感到两个月的银行大战，已占上风，便得意地回答“如瀚方不加害我中储行人员，一切均不成问题。我给你们一个面子，允许四行立即复业。”但周又附加一个条件，将其亲信李祖莱派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当副经理。

至此，蒋、汪双方特工的一场银行血战就此停止。双方再未发生过重大暗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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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周佛海代表日本对淪陷區横征暴敛，强行禁止法币，以二比一兑换成新币。

还有，周佛海在上海银行界软性抵抗之后，大打出手，上来就把银行员工拘禁，然后更肆意扩大化到拘捕外国银行雇员，以至于英美这两个卖给日本石油炸弹的战争贩子都受不了，请周佛海停手。

——这就是周佛海在伪政府做过的两大『汉奸』罪行。

但是其一，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周佛海本来建议五比一，但是被部下李士群反驳说太过分，不如二比一。另一种说法是本来日军要50比1，周佛海坚持平价，最后不得已妥协成二比一。（见后面的材料）

那么只剩下对银行大打出手来判断周佛海究竟站在哪一边。

周佛海在掌管上海期间，究竟是与美英列强搞好关系有利于抗日，还是破坏关系有利于抗日？

相信诸位很好回答，一定是让日本和英美关系完蛋，最有利于抗日，这是从反方向帮助蒋介石的外交抗日战略。

所以，反过来再思索周佛海的所作所为，正是一个高明的间谍的作为——敌人明明进入了圈套，却还觉得那个间谍是在帮自己。日本侵略者不是狂吗？那就顺水推舟，让他们四处树敌。『欲让人灭亡，必先令其疯狂』，周佛海就是那个陪日本鬼子疯到底的国师。这个哲学大家现在都听说过，然而成功实践者是周佛海。

这也是为什么二战结束后，蒋介石总想保他，而国民政府内有一帮人总想置其于死地的根本原因。國民黨出自美籍华人的洪门，宋子文Charlie Song更是注册的共济会员。在国共内战期间，李宗仁还抛出过国共划江而治论，國民黨内部就有不少美英共济会的下线。周佛海耽误美英金融家挣钱了——这样的首鼠两端之徒，难道能留？

反观蒋介石方面，开始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本来是赦免了周佛海了。但是随着国共内战的接连失利，他对美国军援的需求越来越强（但是杜鲁门也绝对不给，国共南北朝分裂了中国才好被其控制），于是也不得不任由國民黨内部的美英势力迫害周佛海，当然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将此内情曝光，而只能『特赦』缓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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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ohu.com/a/76811427_115854

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汪政权前后六年之中，预算既捉襟见肘，又当战时币制不断贬值，而始终能平稳渡过，其间向日本借款者似有两次，而不敷之数，则另以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以及田赋为之抵补。

我所知于汪政权之财经部份者，如此其少，而有三事则不能不就我直接所留之印象，于此作一概括的阐述。所谓三事，即"中储券"与法币之折算，金证券之发行，以及纱花之收购是也。兹先述"中储券"与法币之兑换与折算经过如次：

日本派遣前财相青木一男为汪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青木后回国出任大东亚相)，以代表犬养健之任务。首先计划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作为汪政权之"国家银行"，佛海则以"财政部长"而兼任总裁，以钱大櫆为副总裁(钱为江苏太仓人，字书城，本为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虽出于日人之推荐，但佛海以其为周作民之代表，始予以大用。钱胜利后系上海提篮挢狱，初判死刑，上诉减处无期徒刑。共军南下，凡判处无期徒刑以上汪政权人员，均未释出，一律转入于中共之手。前数年，钱为共党所枪毙)。

佛海在"中央储备银行"筹备期间，屡以日本军用票在沦陷区之无限制发出，无准备，亦无稽考，一旦战争结束，将贻民间无穷之害、更使国家蒙受无可计算之损失，深以为虑。故首先提出俟"中储"成立以后，新货币发行，日本应负责将军用票与华兴券扫数收回。这一项建议，对日军来说，无异是与虎谋皮，而佛海则出之以坚持，而且以此为"中储"是否成立之条件。前后年的交涉，日方终于让步，接受了佛海的条件，这是汪政权对日本经济作战的一项重大胜利。

佛海更认为纸币的发行，无论如何应该对人民负责，换一句话说，即不能不有相当之准备。所以当"中储"成立之后，首先依照市价，大量收买黄金与英美外汇。同时并以原国民政府发行之法币，亦为库存准备之一。因之，在"中储券"发行之初，市面上倒并未发生什么波动。

最主要的问题，是国民政府原在沦陷区所流通的法币，如何定出一个公允的兑换率。无可讳言，战事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在二十九年的秋冬之间，而收兑法币更在翌年春夏之交)，法币已经贬值，如兑换率定得太高，则汪政权无力负荷实际之差额；定得太低，又将使民间蒙受重大之损失。日方最初提出为五十作一，即五十元法币，兑换"中储券"一元，而周佛海所订出的兑换率原为平兑，后退而为两作一，即两元法币，兑"中储券"一元。其间经过了剧烈的争持，日方始于无可奈何中以两作一定案。但在正式实行的前夕，市面上已有了收兑的风闻，黑市曾到过十七元法币换一元中储券的价格，但这只是一两日的情形。

[minquan]

现在讲讲周佛海怎么实现 ——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掩护同志。

大家都知道周佛海调停汪精卫和上海潜伏的军统关系，乃至后来拔掉 76号积极头目 李士群，乃至后来除丁默邨未果，还搭上美女郑萍如。但是，这些也都可以归因为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周佛海见风使舵要跳船。

那么，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屡次用家里的钱，给新四军从上海黑市购买高价的军械和青霉素，又是怎么回事？

你如果仔细查查，周佛海的钱由太太管，太太溺爱儿子，给儿子高额零花钱，就把此事撇清了。
为什么要让太太管？因为周佛海喜欢拈花惹草，被抓包，只好全部财产交由太太管。
所以周幼海只觉得自己是在替父亲赎罪，即使暴露也不会损害周佛海的职位。

这样就可以解释周佛海入狱之后，太太为其丧尽家财，四处托关系找门路。
他曾包养的小妾在事隔60多年后，也为其鸣冤。
如果他真是表里如一的渣男，怎么这两个女人都要帮他？

新四军算是周佛海要跳船的对象？
周佛海的老妈和妹妹都被戴笠请到重庆，周佛海想攀高枝怎么也不会攀中共吧？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共还两次派人想策反周佛海，因为知道他的儿子周幼海。
而周佛海也是心知肚明的，也没有出卖这两个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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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周佛海自己在冥界的供述，
成立『低调俱乐部』就是蒋介石对他和胡适的授意，目的有三：

将國民黨内部的投降派辨认出来，从核心决策层拉走；
沦陷后，在伪政府内部，试图破坏日本和欧美乃至和苏俄的关系；
利用日军的力量反共。

当然，周佛海对第三条并没有贯彻。
不过，最后利用日军的力量守上海，交给了蒋介石，这就和中共结下了仇。
蒋介石接收了上海后，规定200伪币=1法币，强行兑换，开启了抢劫式接收。

周佛海的故事讲完了。

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胡适担任大使不力，不得不让宋子文替换，又是怎么回事？

[churchillus]

从这个看周佛海并非国民党的卧底或者地下工作人员，最多算一个两面押宝的自首者，审判不冤

[minquan]

从这个看周佛海并非国民党的卧底或者地下工作人员，最多算一个两面押宝的自首者，审判不冤

那你认为要做成什么样，才配的上当卧底呢？

把情报通过密电，传给军统？

[minquan]

至于为什么在搭上唐生智这条半明线之前，周佛海没有通过密电传递过情报——

國民黨对共产党自不量力，对日军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就國民黨的密码，敢让这么高级别的潜伏特工在日本特工眼皮底下用？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秘密，國民黨密电尽在中共掌握
viewtopic.php?t=85805

[minquan]

至于唐生智为什么敢大摇大摆的在上海半公开自己是重庆代表的身份，也敢疯狂的发『密电』了，

是因为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后，原来在中国驻扎的精锐日军都被调走去打美国和东南亚了，

剩下的都是原来军校的差生过来守摊子的。

现在中華民國已经是美国的盟国了，这些兵油子也在考虑自己的后路。

这也是为什么除掉李士群竟然是通过他的日本上级实现的。

[minquan]

从这个看周佛海并非国民党的卧底或者地下工作人员，最多算一个两面押宝的自首者，审判不冤

两面押宝这个词用得很好。

周佛海特别得意他左右了汪精卫政府大多数的人事任命。

事后大家都知道，汪精卫政府中绝大多数都是『两面押宝』的墙头草，
而不是李士群和丁默邨这种对『太君』死忠的走狗，
这是不是也算误导呢？

[minquan]

看一下蒋介石的『外交抗日』的效果，就知道周佛海搞事情不是在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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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 ... 86%9B/5722

1938年1月，随着战争一步步由东南沿海平原向西南高山地带延伸，国民政府开始修筑险峻的滇缅公路。 [16]
在中国全面抗战中，云南是中国与反法西斯同盟国联系并取得援助的陆、空国际通道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的所在地 [17] ，为防御日军从中南半岛北犯中国战场西南大后方的最后战略屏障 [18] 。1940年6月，日本趁英国在欧洲战场身处困境之机，胁迫英国关闭了中国唯一的对外口岸滇缅公路，英国被迫妥协 [19] ，与日本签订了封路协定，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阻止日本攫取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 [20-21] [22] 。1940年9月23日，日军从陆路和海陆路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完全切断了中越国际通道 [21] 。中越、中缅国家通道被切断，进一步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困难。

美-英是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区域争霸的主要对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利用其军事胜利，在中国占领区排挤英美势力，使美英与日本的矛盾不断加深，面对日本的攻势，美英等国纷纷提出抗议，但未采取有效措施对抗日本 [23-24] 。美英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9年2月，日本侵占海南岛，切断了香港同新加坡的海上交通线，直接威胁美、英、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同时，欧洲战云密布，英国企图在亚洲牺牲中国寻求与日本妥协，以便在欧洲全力对付德国，7月22日，日本外相与英国驻日大使在东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有其特殊的需要” [25-26] 。英国对日本的退让引发了美国的不满，7月26日，美国宣布废除1911年订立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但美国仍未放弃美日贸易 [27-28] ，1939年，美国对日贸易输出占日本进口总额的34.3%。

19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1947年第1卷第204页：新任首相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
20 先辈的旗帜第二期 ．网易[引用日期2016-12-25]
21 (英)阿诺德·托因比．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1月1日
22 梁敬淳．《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219
23 B·A·李：《英国与中日战争1937～1939》，牛津大学1939年版，第102页：1931年11月，英内阁决定英国的远东政策应该是一种和解政策。
24 《中国年鉴》重庆1941年：外交大臣西蒙对此的解释是，“政策——对日和解。对中国——不要只是依靠别国，尽你们自己的责任，不要寻求转向盟军16条。对日本——我们不想实行制裁 。
25 道格拉斯．《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三辑第九卷．伦敦：未知，1984年：303
26 ：A·N·扬：《中国与外援1937～194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附录。
27 美国国务院编：《和平与战争：1931～1941年美国的对外政策》，华盛顿1943年版第89号文件：美国主要关心的仍是日本的行动对美国在华权益的影响和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
28 多罗西·博格、冈本：《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纽约1973年版，第372页：

[minquan]

终篇：为什么宋子文替胡适向美国讨钱就峰回路转？

宋子文的宋氏家族属于在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一员，检查这四大家族的历史，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宋子文替代胡适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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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家族】

是民国四大家族中最富有、最有钱的一个，也是跑的最快的一个，解放战争后期他们见势不妙，早早就开始另作打算，不少人都带上家当搬家移民去美国。不同的是孔氏家族的后人不仅继承了先人的遗产，也继承了先人的经商天分，他们很懂得利用资本为自己创造收益。

生意越做越大，领域包括股票、石油、以及建筑等各个方面，这让其他三个家族的后人们都嫉妒不已。孔家的子女们到底有多少财产？这个没有人具体计算过，但可以明确的是，他们的财力有增无减。

精明的孔家后人延续了家族势力和家族财富，这一点是另外三个家族都没有做到的。

【蒋经国抓不了孔祥熙】

https://new.qq.com/rain/a/20201117A0BWT500


【宋家宋子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 ... %97%8F/861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拥有巨大经济实力，操纵著国民党的经济实权。1940～1942年充当蒋介石常驻美国代表，为蒋争取美援﹐第一次获一亿美元借款，第二次签订租借协定，获五亿美元借款。1942年10月返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45年4月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1月任国民党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0月再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竭力劝说美国杜鲁门政府出钱出枪，多方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1947年9月为蒋介石谋取退路﹐宋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1月兼任蒋介石广州行营主任等职。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是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掠夺财富，后以开设棉业公司、垄断对外贸易等手段聚集钱财。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发国难财和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办法积聚起巨额财富，同蒋介石、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合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49年1月去法国，随后侨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5日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蒋家】

死在台湾，子孙没什么钱，唯一一个当老板的是蒋友柏，小老板一枚，员工不超过10个人。

【陈家】

陈氏家族的发展轨迹却完全不一样。

陈氏家族是四大家族中最“落魄”的，甚至可以说现在的陈家已经完全称不上大家族，现存于世的后人不过十几人。

陈氏家族的领头人是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他们的子女曾经说过，父亲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资产。陈立夫和陈果夫一直跟着蒋介石做事，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任职，负责管理特务情报系统，拥有极高的权利，但是这两人并不擅长经商，家族里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商业企业。所以当蒋介石落败逃离之后，他们两人也随之潦倒。不过陈家的人已经接受现实，积极鼓励后辈培养各自的兴趣爱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要记挂着过去的老黄历。陈家的人现在不是在高校任职当老师，就是在医疗机构和金融机构做普通职员，没什么豪门背景加持，单打独斗靠自己生活，声名逐渐落寞。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1251215

综上所述，蒋家和陈家两家都是标准的政客，没有业余赚什么钱，而另外两家已经势力大到连蒋介石都不敢动的地步，而且最后并未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成功跳船到西方经营自己的家族产业了。

https://www.sohu.com/a/541648486_24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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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概括一下主要事实——

蒋介石派书生胡适去美国，尽管可以去各大学校演讲，获得各种博士头衔的虚名，但是美国人就是不给他钱。尽管也有人扒过，胡适搞五四运动也是拿了美国基金会的钱，北平各大教授都要找他开工资，所以尽管他的真正著作不多，但是名声出奇的大。

这个书生呆了几年，居然一块美元没要到。宋子文在1941年自告奋勇去替职，很快就要到了滚滚的美援，帮助国民政府挺过了抗战的困局。然后就是这样一个英雄，不仅名正言顺的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通过控制国有银行，搞『国进民退』，欺压民营企业，在抗战结束后制定200：1的对沦陷区的掠夺性接收政策，把原来江浙的民企工厂统统收归国有（据说1949年之前以资本计算民企只剩下10%，这也是为什么民主联盟要联共赶蒋，后来成为政协），气得杜鲁门不对蒋介石军援，甚至军火禁运，最后自己却在美国过得悠哉悠哉，享受大富豪的晚年生活。

那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推测，贪腐就是要美国援助中華民國抗日的投名状？

也就是胡适因为不贪，不把自己的把柄给美国共济会的上级，根本就要不来钱，哪怕是以正当的名义。正因为宋子文肯听从美国深层政府的指挥，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他们共济会家族，乃至外国银行对中華民國进行经济掠夺的措施，才换来了美国援助？

关于官僚被共济会捏着把柄，听命于上级，只需要看看现在全欧洲有几个议员敢质疑北溪2天然气管线被炸就知道了，英国曾经有个比较硬气的首相卡梅伦，就因为不执行围堵中国，他在大学期间加入共济会的预备组织时交的投名状被曝光了，黯然下台：
https://newmitbbs.com/viewtopic.php?t=33576

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解释为何即便杜鲁门对宋家恨得咬牙切齿，甚至因此给蒋介石断了军火，拱手让他把江山丢给被苏联和朝鲜武装到牙齿的中共(https://newmitbbs.com/viewtopic.php?t=96622)；却让这个贪污头子在美国能颐养天年。就美国政府的尿性，即使找不到证据，派个FBI上门冲锋枪突突一通，或者让他吊在毛巾上『自杀』，办得到吧？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蒋介石尽管在名义上是抗日的大英雄，但是对两大家族和其余的國民黨贪腐分子，只能坐视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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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uanlan.zhihu.com/p/106269107


之前说过，蒋介石对于“接收”工作似乎毫无准备，按理说在派出接收大员之前，应该要有明确的“接收管理办法”，以此来指导接收官员的工作，但没有任何总体规划或统一的政策来指导这些“接收大员”，各地方政府和军事机构都在发出不同的规定和命令。

8月28日，行政院颁布命令：在日伪政府登记的所有地契都是无效的。但过了一个月，也没有公布具体的规定和办法。

这如此背景下，“接收大员”到了地方之后，几乎可以自行安排哪些资产的所有权归谁，更可笑的是日军和伪军以维护当地治安、搜捕叛徒和汉奸为名，可以强占房屋、随意逮捕、征用汽车甚至查封工厂。

直到9月中旬，中央政府才开始陆续颁布一系列临时性规定，但这些规定无论在设计上还是执行上都有很大的缺陷。

10月26日，蒋介石给钱大钧（上海市长）电报说：

余经可靠渠道获悉，京沪平津地区军政及党务人员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赌，并假借政军机关名义，强占巨宅大院，充作公署，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及至敲诈勒索……汝悉电即可着令所部严禁嫖赌，并关闭一切假借各机关名义设立之公署。一切敲诈勒索或非法侵占民宅案件，盖须一则由市府当局严办，二则俱报本人。不得有任何徇私袒护罪犯情况发生。

蒋介石的态度很明确，但从中央到地方仍然阳奉阴违，没有效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新民报》肯定了蒋介石的态度，但随后又说到：“不幸的是，委员长下属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他本人的努力。整个国家的事务不能依靠委员长一个人的善意解决。”

虽然个别的过激贪腐行为被抓典型做了惩处，但个别的措施也不足以扭转整个局势。贪腐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工厂设备被拆除，库存的原料和商品要么被卖了，要么被囤起来准备卖，致使多数工厂等都无法恢复生产。

而且很多私人财产也被勒索，据说苏州的商人要向政府支付1000万伪币的“赞助金”才能重新开业，政府官员还亲自到农村去搜寻民房占为己有，强迫商人低价卖物资给自己。

到1946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这一行动仅仅只是“打苍蝇”，而且打得也不够用力。

调查组虽然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但无权实施惩处，调查完后，只能移交给地方当局，由地方当局起诉。但本来就是蛇鼠一窝，官官相护，很多地方上不遗余力的包庇这些贪腐，还禁止新闻媒体公布事实。

调查组只负责调查，调查任务就完了，调查组撤销，此事不了了之。国民党政府的声望几乎降到了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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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蒋介石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的美援，却是共济会派个外姓财阀凌驾于自己之上，任由他们乃至他们背后的美国old money金融犯罪集团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格局，而自己只能当个傀儡，背负千古骂名。原来我们中国人不懂，单会骂蒋介石，现在读了以宋鸿兵名义发表的《货币战争》（实际是嫁给罗斯柴尔德的叶家媳妇死前传出的情报）就知道，金融战、经济战，乃至热战，都是他们一手策划并指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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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蒋介石宁肯上中共卧底俞鸿钧的当，也要把宋孔两家撵走
https://culture.qianlong.com/2016/0708/739795.shtml

俞鸿钧认为整理币制能否成功，要看下列三项条件是否具备：(1)　国内外运输畅通，贸易恢复，物资方面得到接济，后方与收复区物价获得相当而接近之水准。(2)财政状况改善，不再以发行为挹注，俾货币对内价值得以稳定。(3)国际收支能维持平衡，保持外汇基金不能耗竭，以稳定货币对外价值。显然，在当时这三项条件都未达到，但蒋介石却认为币制改革可以推行。10月30日，蒋介石就对俞鸿钧呈交的《新币纲要》做出批示：“办法可予照准”，并认为新货币发行时似可即铸少数金币。财政部认为币制改革条件不成熟，发行金币似应从缓。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也对改革币制顾虑重重。因此，改革币制的日程就被推迟下去。

蒋介石显然对此极为不满，并借机剥夺了长期为宋子文所把持的财政大权。蒋介石对于宋子文长期把持财政权、无视他的意见早就不满，此种矛盾在蒋日记中多有记载。1927年1月5日：“上午与子文谈话，向余辞职，军事频受其影响，苦痛已极，二年以来受其财政压迫，非言可喻，与樵峯商议财政办法。”1933年1月13日：“与子文谈财政之策，苦劝其注重地方经济，使其发展而改变向来剥削政策，彼冥顽如故，仍无法救药，革命因彼之故，必遭失败也。”1942年1月15日：“子文私心与野心不能改变，徒图私利，而置国家于不顾，奈何。”1943年10月18日：“召子文来商，……及其最后言至不可与余共事之句，余乃愤怒难禁，严厉斥责，令其即速滚蛋，大声斥逐。此人实不可复教，余自十三年起受其财权之管制与妨碍，甚至其愿受鲍尔廷之驱策共同打击于余，不知凡几。二十年复以其财政问题各种要挟，以致不能不拘胡而致党国遭受空前之祸患。今复始以其个人私见而欲党国外交政策以为其个人作牺牲，恶乎可，此诚一恶劣小人，不能变化其气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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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是蒋介石对大陆人民做的最恶劣的一件事，但是这些黄金成为他在台湾稳定经济的压舱石。


逃到台湾后，宋孔两家自动离开了那个地方，跑到西方共济会老窝逍遥快活去了。陈家兄弟把特务组织交班给蒋经国，两袖清风去美国混生活了。胡适也想回美国，投奔当初支持他搞『新文化运动』的共济会上级，但是几乎破产，还是蒋介石收留了他。蒋介石终于摆脱了深层政府的控制，开始真正的贯彻『三民主义』，节制资本而不是搞『国进民退』把民企打掉，与台湾本土原来比较有实力的资本家和解，开始发展一个标准的内生性市场经济或曰资本主义实体经济。儿子蒋经国更是资助像张忠谋这样的优秀工程师直接成为资本家，兴办高科技产业，终于把台湾熬成了亚洲之光。

当然，期间也不是没有反复，像是打到缅甸的远征军将军孙立人就差点被美国扶持取蒋而代之，他忠心耿耿的向蒋介石报告此事，却被杯弓蛇影的蒋终身软禁。

现在受日本扶持的民进党总统蔡英文，更是勾结习近平和美国民主党，意图把台积电卖给美国之后，让台湾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区战场：
https://newmitbbs.com/viewtopic.php?t=77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