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的最大『汉奸』罪行
在汪精卫伪政府成立仅1个月后，周佛海就筹划废除原来国民政府的法币，以低价兑换伪政府的『储备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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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1日，汪伪特务委员会主任周佛海任财政部长。为摆脱财政困境，周佛海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决定组织掌握全国敌占区的中央银行。4月13日汪伪政府颁布“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委派周佛海兼任筹委会主席。5月1日，在周主持下召开第一次筹委会，会上根据193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拟将中央银行改为中央储备银行的决议，把汪伪中央银行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1941年1月6日，中央储备银行（以下简称“中储行”）在南京正式成立，由周佛海、钱大櫆任正副总裁。
中储行成立后，发行1元、5元、10元主币券，及1分、5分、1角、5角辅币券。以后票额逐渐增至百元、千元、五千元、壹万元，最后增大至拾万元。
1941年1月20日，中储行成立上海分行，地址设于外滩原华俄道胜银行旧址。开张那天，在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的策动下，全市开展了场大张旗鼓的扩大使用新币的宣传活动：在电车、公共汽车、人力车上贴满宣传标语；从大马路（南京路），四马路（福州路）至霞飞路（淮海路）均悬挂大幅标语口号；组织报贩，将15万份传单夹入《申报》、《新闻报》、《中美时报》内，分送到人到户。另外，在主要大街开出宣传车，大喇叭震耳欲聋，红绿传单四处纷飞。见此情景，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前流浪于黄浦滩头，不图今日能作黄浦滩上一大厦之主人，人生如此，亦足自豪。”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汪伪政府成立中储行计划，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派员于香港汇丰银行大楼二楼召开上海金融界巨头会议，宣布抵制中储券的有关密令：
上海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拒用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新钞；四行逐步将市面上发行的现钞一律收回（因该四行发行的钞票均能购买外汇）；将中国实业、兴业、通商、中南、农工、四明、垦业等八个商业银行停止发行、流通的钞票，重新发行，流通于市面；密令银钱两业公会及市商会，一律拒用；同时密令邮局拒绝收兑。
8日下午，上海银行界代表返沪，于次日下午5时在香港路59号召集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汇兑业代表举行紧急会议，提出拒用中储券对策：公共租界各商店、银行储蓄部、法租界水电公司及电汽售票一律拒收中储券；银行外汇拒兑中储券；商店拒收伪政府之新印花。如发现有人使用中储券须立即报告工部局警务处。如有违令，交特区法院审理予以处罚。
中储行是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机构，发行新币是为了搜刮中国人的血汗，为日军在占领区的经济利益服务。中储券一出现，立即遭到上海金融业和商界的抵制，英美租界当局及银行也支持重庆方面的抵制政策。
在中储行开幕那天，尽管汪伪集团大吹大擂，标语传单满街飘舞，但上海市民对此嗤之以鼻，将这些东西扯得粉碎，弃之于地。当时《正言报》记者曾对中储行上海分行开业情况作了如实报导：“在大厦的外面，三、四十个巡捕，其中大多是日籍的，紧张的情形使人不寒而栗。记者在对面立了刻钟，竟没有发现一个人走进去。……记者在那里站了近两个小时，只看见两三个新贵走到储蓄部故意开户存款，聊作点缀，过后便寂然无声，数百个行员露出无公可办的苦笑。在楼下兑换中储券的地方同样充满着聊天的气息，行员们面面相觑的静坐着，一无所为。”
这天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一致决议，拒绝与中储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绝使用中储券。
中储行上海分行开业一周，周佛海见中储券无一处使用，便施展种种威吓手段，强迫推行。他令76号特工分头前往各大公司、商店购物，如有拒绝接受，就拔枪相对，厉声恫吓。大部分商店，因经不起他们的恐吓，只能忍气吞声，勉强接受。在规模较大的银行、钱庄、他们分发匿名恐吓信，迫使这些行庄以法币兑换中储券。
为保持法币地位，打击中储券的发行，戴笠受重庆当局命令，派军统直属上海行动小组对中储行上海分行进行袭击。他们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季翔卿。
1月30号上午时，季翔卿从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7号家中出门登上汽车，路边突然窜出两名军统特工，拔枪连开四枪，季顿时毙命。
时隔不久，2月20日上午10时，三名中年男子鱼贯进人外滩中储行上海分行营业大厅，一人掏出手榴弹两枚，向里投掷，一枚落在右首通道，未爆炸；一枚落在楼梯口，立即爆炸，随着一声巨响，烟雾弥漫；吓得在场人员全趴在桌下。这时，另一男子奔上二楼，因手榴弹未拉保险，因此未爆炸，反身下楼时，恰好与银行保镖赵某相遇，即被该特工开枪击毙。三名特工趁着混乱中撤走。待日本宪兵和大批中西巡捕闻讯赶来时，凶手已经逃之天天。
一个月后，3月21日，中储行上海分行设计科长楼侗又遭军统特工暗杀。
周佛海得知季翔卿、楼侗相继嵬命，极为震怒，便下令76号特工首脑李士群立即报复。3月21日晚和次日凌晨，76号特工制造了两起震惊全国的大血案，将蒋、汪间特工混战推向高潮。
当日深夜11时许，76号特工在吴四宝率领下，各持手提机枪驱车赶到霞飞路（淮海中路）111弄，先将汽车在弄口横阻，然后冲入该弄10号江苏农民银行宿舍。暴徒们先将宿舍内职员一一唤醒，然后威胁他们列队集中，再用机枪扫射，瞬间，一阵惨声呼叫，血溅满地，21名职员被集体枪杀。暴徒们见目的已达，立即驱车逃逸而去。
翌日晨2时许，李士群令吴四宝、杨杰、万里浪等，带领76号大批特务，开出两辆大卡车前往沪西极司斐尔路96号“中行别业”，将四周团团包围后便破门而入，将职员唤醒，两人合锁一手铐，集中在大厅，按黑名单逐一点名，共抓走包括中国银行发行主任毛永丰，出纳主任陶晋臣，副主任张筱衡、严志强，会计主任张立玮，堆栈主任张齐云等130余人作为人质，将他们押至76号特工总部监禁。
在制造这两起惊人大案以后，76号特工仍不罢休，于3月24日，袭击中央银行在沪两处办事处。76号专员沈信一带领几名特工，带着两颗定时炸弹出发，至法租界逸园跑狗场央行办事处，偷偷地将一枚炸弹放在水泥楼梯下暗处。随后，由一名特务扮成邮差，将另一枚定时炸弹装入木箱送至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央行分理处，谎称是香港寄来的货物。
不久，两颗定时炸弹在两地同时爆炸。逸园那枚炸弹因在水泥楼梯处，炸力反应极大，顿时房屋倾坍，血肉横飞，炸死7人，伤1人。另一处伪装邮包炸毁了电梯墙壁，该行庶务主任陈宗广当场炸死，压伤7人。
周佛海闻讯后当即奖励李士群等人大洋3万元。
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慕澍得知央行惨案详情，即请示戴笠，提出报复计划。经戴笠批准，他于4月16日上午派三名特工到大华医院，用利斧将正在治病中的中储行上海分行业务科长张永纲活活劈死，然后悄然离去。
军统特工肆意白昼行凶，使中储行员工心惊胆寒。周佛海见手下得力干部被杀，要李士群“一命抵三命”。李派张鲁等特务于16日当晚再次入中行别业宿舍，将一批高级职工抓走。因被害的业务科长姓张，便査到主任级张立玮、张筱衡两人，另将姓曹的凑数，当场开枪将两人击毙，张立玮重伤被中行同仁抢救免死，其余9人被带往76号特工总部。
第二天，周佛海抵沪，召集《字林西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谈话，扬言“中央储备银行有充分准备及财力，即使中、中、交、农四行搞到重庆，亦足以维持控制上海金融市场。”
在重庆的戴笠见周佛海发出狂言，又令军统上海站特工在4月21日下午入中南饭店，将中储行稽核长历鼎模杀死。
汪、蒋特务在历时两月的银行大混战中，把金融界搅得血雨腥风，双方行员个个杯弓蛇影，吓得不敢上班，严重影响工商界的营业。当时，上海中外金融界、工商界和新闻媒体不断呼吁双方停止一切恐怖行动。
4月4日上海金融界名人：大陆银行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叶扶霄、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金城银行上海总行经理吴蕴斋等10余人联袂求见上海市伪市长陈公博，要求释放中行被捕人员百余人。陈公博将责任推向租界工部局和分管76号特工总部的周佛海。接着，金融界派代表赴南京求见周佛海，周佛海回答：“如无条件释放，我下令逮捕他们，岂非多此举？”
4月5日，英美两国商会主席赴南京要周下令停止一切恐怖活动，以保证租界安全和金融业工商业正常运行。周佛海回答：“责任完全在重庆方面”。
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营救下，4月6日晚周佛海终于同意准许以连环互保、随传随到为条件，将120余名中行职员释放。数天后，经过金融界人士多方联络奔走，局面开始转圜。他们请出海上三大闻人：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出面向宁、渝双方呼呼；又通过杜月笙门徒高芸生要香港杜月笙设法向重庆政府旋。杜月笙在获得戴签的暂弭杀风的意向后，即电告高芸生急找76号的吴四宝。吴四宝持杜月笙电报与李士群商量。为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李士群说服周佛海，接受杜的调停。当时周佛海也在考虑双方火拼的退路问题，他曾接到上海轮船公司总经理潘三省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告他：在沪外国银行开会决定已向重庆政府提出立即停火，你们亦应停止攻击银行之行为。周佛海回答：“已电令李士群暂停一切行动，今后如何全视渝方。”
重庆政府与汪伪集团双方已看到连续不断恶战，势必两败俱伤，给各自的经济雪上加霜。特别是重庆方面要求停火更为迫切。因为76号特工有日军作后台，显然占了上风。当时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向蒋介石多次建议罢手。
4月下旬，由交通银行经理部主任张佩绅和金融界代表钟可成前往南京去见周佛海，希望允许四行开业，并将蒋介石来电让周过过目。
周佛海见杜月笙、蒋介石给他面子，感到两个月的银行大战，已占上风，便得意地回答“如瀚方不加害我中储行人员，一切均不成问题。我给你们一个面子，允许四行立即复业。”但周又附加一个条件，将其亲信李祖莱派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当副经理。
至此，蒋、汪双方特工的一场银行血战就此停止。双方再未发生过重大暗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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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周佛海代表日本对淪陷區横征暴敛，强行禁止法币，以二比一兑换成新币。
还有，周佛海在上海银行界软性抵抗之后，大打出手，上来就把银行员工拘禁，然后更肆意扩大化到拘捕外国银行雇员，以至于英美这两个卖给日本石油炸弹的战争贩子都受不了，请周佛海停手。
——这就是周佛海在伪政府做过的两大『汉奸』罪行。
但是其一，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周佛海本来建议五比一，但是被部下李士群反驳说太过分，不如二比一。另一种说法是本来日军要50比1，周佛海坚持平价，最后不得已妥协成二比一。（见后面的材料）
那么只剩下对银行大打出手来判断周佛海究竟站在哪一边。
周佛海在掌管上海期间，究竟是与美英列强搞好关系有利于抗日，还是破坏关系有利于抗日？
相信诸位很好回答，一定是让日本和英美关系完蛋，最有利于抗日，这是从反方向帮助蒋介石的外交抗日战略。
所以，反过来再思索周佛海的所作所为，正是一个高明的间谍的作为——敌人明明进入了圈套，却还觉得那个间谍是在帮自己。日本侵略者不是狂吗？那就顺水推舟，让他们四处树敌。『欲让人灭亡，必先令其疯狂』，周佛海就是那个陪日本鬼子疯到底的国师。这个哲学大家现在都听说过，然而成功实践者是周佛海。
这也是为什么二战结束后，蒋介石总想保他，而国民政府内有一帮人总想置其于死地的根本原因。國民黨出自美籍华人的洪门，宋子文Charlie Song更是注册的共济会员。在国共内战期间，李宗仁还抛出过国共划江而治论，國民黨内部就有不少美英共济会的下线。周佛海耽误美英金融家挣钱了——这样的首鼠两端之徒，难道能留？
反观蒋介石方面，开始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本来是赦免了周佛海了。但是随着国共内战的接连失利，他对美国军援的需求越来越强（但是杜鲁门也绝对不给，国共南北朝分裂了中国才好被其控制），于是也不得不任由國民黨内部的美英势力迫害周佛海，当然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将此内情曝光，而只能『特赦』缓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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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汪政权前后六年之中，预算既捉襟见肘，又当战时币制不断贬值，而始终能平稳渡过，其间向日本借款者似有两次，而不敷之数，则另以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以及田赋为之抵补。
我所知于汪政权之财经部份者，如此其少，而有三事则不能不就我直接所留之印象，于此作一概括的阐述。所谓三事，即"中储券"与法币之折算，金证券之发行，以及纱花之收购是也。兹先述"中储券"与法币之兑换与折算经过如次：
日本派遣前财相青木一男为汪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青木后回国出任大东亚相)，以代表犬养健之任务。首先计划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作为汪政权之"国家银行"，佛海则以"财政部长"而兼任总裁，以钱大櫆为副总裁(钱为江苏太仓人，字书城，本为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虽出于日人之推荐，但佛海以其为周作民之代表，始予以大用。钱胜利后系上海提篮挢狱，初判死刑，上诉减处无期徒刑。共军南下，凡判处无期徒刑以上汪政权人员，均未释出，一律转入于中共之手。前数年，钱为共党所枪毙)。
佛海在"中央储备银行"筹备期间，屡以日本军用票在沦陷区之无限制发出，无准备，亦无稽考，一旦战争结束，将贻民间无穷之害、更使国家蒙受无可计算之损失，深以为虑。故首先提出俟"中储"成立以后，新货币发行，日本应负责将军用票与华兴券扫数收回。这一项建议，对日军来说，无异是与虎谋皮，而佛海则出之以坚持，而且以此为"中储"是否成立之条件。前后年的交涉，日方终于让步，接受了佛海的条件，这是汪政权对日本经济作战的一项重大胜利。
佛海更认为纸币的发行，无论如何应该对人民负责，换一句话说，即不能不有相当之准备。所以当"中储"成立之后，首先依照市价，大量收买黄金与英美外汇。同时并以原国民政府发行之法币，亦为库存准备之一。因之，在"中储券"发行之初，市面上倒并未发生什么波动。
最主要的问题，是国民政府原在沦陷区所流通的法币，如何定出一个公允的兑换率。无可讳言，战事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在二十九年的秋冬之间，而收兑法币更在翌年春夏之交)，法币已经贬值，如兑换率定得太高，则汪政权无力负荷实际之差额；定得太低，又将使民间蒙受重大之损失。日方最初提出为五十作一，即五十元法币，兑换"中储券"一元，而周佛海所订出的兑换率原为平兑，后退而为两作一，即两元法币，兑"中储券"一元。其间经过了剧烈的争持，日方始于无可奈何中以两作一定案。但在正式实行的前夕，市面上已有了收兑的风闻，黑市曾到过十七元法币换一元中储券的价格，但这只是一两日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