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消散在通胀中

[omi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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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似乎陷入了时间的循环中，出人预料的高通胀不仅带回了1970年代的记忆，还带回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政策辩论和政治不安全感。通胀是否就像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坚持的那样，无一例外属于货币现象？抑或是财政过度扩张的产物——又或者，仅仅是民主普遍失灵的一种症状

1970年代的辩论不仅仅是关于宏观经济管理所涉及的技术问题。它们也质疑了西方民主模式的持续性和合法性。世界各国均受到地缘政治动荡的困扰，而联合国大会则支持建立全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吁。现在，许多一模一样的旧有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又再度升温，而通货膨胀就像一支温度计。更多的货币追逐更少的商品推动价格上涨——而经济也变得高烧不退。

但在货币创新时期，甚至就连货币是什么都很难说清。货币创新在过去10年中一直保持着惊人的速度，没有任何人会质疑这样的事实。但值得记取的是，1970年代还爆发了一场模糊此前货币与非货币之间严格区分的金融革命。这部分是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结果，促使银行客户将资金从不计息的支票账户转存至存款证明或非传统银行账户等替代产品。

弗里德曼蔑视所有认为财政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保守派政治家和选民。但这种蔑视是错的，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确有联系：央行一直融资支持政府的高额赤字。在美国和英国，财政部和央行均被视为统一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美英两国均自视为全球主导大国，且旨在利用其自身的货币主权，以牺牲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来确保其自身优势。

结果相比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美英两国最终录得更高的通胀率，而且，在2022年再次显示出同样的区别。美英两国拥有七国集团最高的通胀率，而且，他们都为应对2019年新冠冲击而颁布了由央行协助执行的一揽子大规模财政刺激。

英国是一个尤为引人瞩目的例子。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的首个财政年度，英国央行购买了99.5%的政府债——而接下来的一年，则超过了100%。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说央行独立根本不可信。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美国，该国决策者最大的错误在于把希望寄托在通胀仅仅是“临时”上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21年11月，当时，拜登政府通过推迟美联储官员的提名或再提名，来施压美联储保持货币政策宽松。这样的政治干预就像1970年代理查德·尼克松施压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一样显著。

结果导致银行并不像它们所声称的那样独立。在英国和美国，政府和央行一直忙于应对明显难以解决的社会分歧所造成的政治压力。上述极端两极分化引发了政治联盟能否存续的质疑。因此，1970年代有关英国不可治理的声音再次出现，而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都在寻求退出英联邦，以便重新加入欧盟。更为不祥的是，最近出版的一系列著作都预言美国将爆发内战。

当然，欧洲也面临着解体的威胁。欧洲央行的加息速度甚至比美联储和英国央行还要慢。部分原因是通胀性质不同，而且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推高了能源成本。欧洲劳动力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更加疲软（尽管美英所面临的熟练劳动力严重短缺问题同样也在某些欧洲经济体出现）。

但欧洲央行犹豫不决主要是担心市场会将提高借贷成本视为对负债更为严重的南部欧元区国家政府和银行业稳定的威胁。政府借贷成本提升可能会带来10年前欧债危机期间许多人所担心的双重打击（或“厄运循环”）。负债累累的政府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并面临破产将导致其债券价值下降，进而导致持有这些债券的银行资产负债表遭到破坏。

欧元危机的魔咒之一是美英两国状况强于欧洲，因为它们拥有统一的央行和政府。尽管欧元区脆弱的结构此后引发了建立有限财政联盟的试探性举动，但这项工作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此外，疫情和今年的地缘政治危机提醒所有人，即使是财政上统一的国家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还有可能分崩离析。

历史上充斥着高通胀导致系统性崩溃的例子。通过试图借助货币将社会团结在一起，央行已经一再播下更大范围政治和社会解体的种子。在联邦制国家，如1920年代初期的德国或苏联以及1980年代后期的南斯拉夫，通货膨胀助长了离心动态和分离主义。公众一直强烈怀疑中央（柏林、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对分配杠杆实施了不公平的政治控制。对联邦共和国而言，分离和货币自治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通过滋生不确定性，通胀可以轻易摧毁大型复杂的政治实体。我们知道，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认为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政治灾难。他或许还认为，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以及政府借助加大补贴来缓冲其影响的操作——会将英国、美国和欧盟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