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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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有人能帮忙搬运一下到史版。这个国内的学者绝对是一个社科高手，把回族的来龙去脉拔了个精光。几年前我本人参与这次舆论也被封号了。我会自己在军版占前二十楼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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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请大家帮帮忙，帮助校对一下错别字。

前言

接触民宗问题开始于2016年初，那时新闻的热点话题是中东乱象以及欧洲难民危机，随之而来问题是欧洲伊斯兰化问题。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将欧洲和中国进行对比的想法。当然那时的想法还是想展示中华文明是如何成功同化伊斯兰文明的，从而最终得出中华文明较西方文明先进的结论。

然而当我回望中国时候，却惊诧异常地发现中国的伊斯兰化问题竟是如此严重，以宁夏为首的西北各省的伊斯兰化进程，某种程度上讲已经远远超越了欧洲，不仅到处充斥着阿拉伯的异国情调，而且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穆斯林专用设施已经蔓延到全国的各个角落，清真航线更是开启了世俗国家遵循伊斯兰国家航食标准的先河。更有甚者，弱版的沙利亚亵渎法不仅早已进入中国的刑事法律体系，而且最近还通过“人民调解制度”进入了民法。至2016年清真立法，更是彻底撕下了伪装，要求明确伊斯兰沙里亚法（教法）在刑法中的地位。沙利亚法在一众回族学者、回族官员、回族企业家、回族民主党派党员，更重要的是回族共产党员的簇拥下，直接赤膊上阵入侵世俗法律和社会，将中华文明伊斯兰化，这种震惊令我开始正式开始关注中国的民宗问题。

经过两年的沉淀，我决定开始写这个系列文章，主要目的是回顾并总结一下这两年来的心得，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员，学识有限，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写专业论文式的文章肯定是奢望，哪怕涵盖方方面面的详细讨论肯定也做不到，同时行文应该还带有严重的网文色彩，我的主要想简单阐述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和一些心得，作为抛砖引玉的一种手段。倘若能够引发大家的进一步思考，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也就算完满了。

中国的民宗问题，正象“民宗”两个字的顺序一样，“民族为本，宗教为表”，执政党民族理论的错误，辅助他们对伊斯兰认识的不足，导致了中国宗教问题激化，具体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泛滥，最终必将危害国家安全，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回族穆斯林”这个团体。
所以本篇，我将以回族作为研究重点，对回族依照先“宗教”后“民族”这两个相互依附的主线进行论述，追根溯源，进行讨论。同时因为宏观民族问题十分复杂，我将其放在这个系列的第二部《虚幻飘渺的中华民族》（暂名）中再进行深入探讨。在第一部中我将重点探讨中共回族理论和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但对广义的马列民族理论和政策只进行粗略的讨论，暂不进行广泛深入地探讨。

最后要想说一下，本文的题目来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先生的《回回民族问题》，起《新回回民族问题》的名字是希望在探讨他主导的民族理论的基础上，为发展中国的民族宗教理论做些有益的探索。

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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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伊斯兰中国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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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附录一 伊朗同样是神权国家
第一章附录二 土耳其的重新伊斯兰原教旨化
第一章 附录三 穆斯林内部的歧视问题

第一章 附录一伊朗同样是神权国家

伊朗有着灿烂的古文明，同时近几年它也一直占据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最前沿，尤其伊朗也是中俄美欧大国博弈的一个重要棋子，所以国内的舆论报道总是对伊朗偏爱有加，似乎什叶派的伊朗是一个世俗伊斯兰的典型代表。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呢？伊朗真的是伊斯兰世俗的代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伊朗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在针对卡费j平民的恐怖主义问题上，什叶派圣战者的支持态度和逊尼派伊斯兰圣战者没什么区别，要说区别只是在程度和敌人不同而已。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和沙特在遵循沙利亚教法的态度上没有分别。

AtefahSahaaleh出生于伊朗，4岁的时候母亲去世，而她父亲则是一个瘾君子，根本无力抚养她，所以她和她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可是他们关系相处的并不融洽，这导致Atefah经常在街上闲逛。
AtefahSahaaleh

在教法森严的伊朗，Atefah这样一位到处闲逛的单身少女被当地宗教警察盯上是迟早的事情，13岁那年，她第一次因为沙利亚法中的贞洁罪被捕，当时她正和一个男孩单独坐在车里。这个事件最终的后果是，她被判处100下鞭刑。其后她也多次因为所谓这个或者那个贞洁问题被捕。

不过在她第一次被释放后不久，她被一个51岁的已婚男人的强暴了，并且在随后的3年里，这个男人反复多次强奸了她。2004年16岁Atefah第四次被捕，这次她和那个老男人的关系被曝光，伊朗的宗教警察并没有采信她被虐待和被强奸的辩解，按照伊斯兰的传统，男人的话语更有权威性，所以那个51岁男人的说法被法院采信，完全是Atefah主动的，是Atefah穿着暴露故意勾引男人。而且女孩9岁是伊斯兰沙利亚法认可的结婚年龄，所以她的未成年问题在伊朗也不是一个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道德败坏女孩，伊朗宗教警察和法院也早就想整治一下她了。他们编造了一个当地居民的请愿书，要求严惩这个坏女人，也没有给她请律师。在审判过程中，Atefah在意识到自己要被再次判处违反沙利亚贞洁罪的时候，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她扯下了头巾，并把鞋扔向了法官（扔鞋在伊斯兰中是对对方极大的侮辱）。这个举动激怒了法官，他很快下达了死刑判决书，并且为了能不引发争议地处死她，法官把她的年龄改为了22岁，并亲自送往最高法院。2004年8月15日，Atefah Sahaaleh被公开处死在一个公共广场上，为了增加她的痛苦，用的是吊车，一点一点把她吊上去。

Atefah的死在国际上引发重大反响，导致伊朗政府最终承诺不会再处决未成年人，但沙利亚贞洁罪依然是神圣的。

AtefahSahaaleh 被执行死刑

第一章 附录二 土耳其的重新伊斯兰原教旨化

土耳其是世俗伊斯兰国家的典型代表，但其自从凯末尔建国起就和双泛问题（泛伊斯兰和泛突厥）纠缠在一起。泛突厥是民族问题，也是土耳其支持的一项长期国策，这个暂且放到一边。本篇重点谈谈土耳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新崛起的问题。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放松对原教旨主义的束缚，世俗伊斯兰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面前是如何的不堪一击。而埃尔多安重新原教旨主义化土耳其的手段，建清真寺和伊斯兰化教育系统，对中国则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

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及他的组织与穆斯林兄弟会传承关系十分紧密。穆斯林兄弟会诞生于1928年的埃及，属于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运动。 其口号为：“安拉是我们的目的，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古兰经》是我们的法典，吉哈德是我们的战斗，为目的而牺牲是我们的理想”。穆斯林兄弟会的原教旨主义只是相对当年的伊斯兰世俗化运动，与现在的原教旨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它认可西方的科学，只不过他们认为社会必须是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的。如果我们将凯末尔当作世俗伊斯兰的代表，沙特代表极端保守伊斯兰，那么穆兄会的位置大约排在距离沙特四分之一远的位置。

埃尔多安：温和穆斯林是丑陋和冒犯的词语。因为没有温和伊斯兰这种说法，伊斯兰就是伊斯兰

但是无论怎样，在世俗伊斯兰看来，穆兄会和沙特瓦哈比都属于一丘之貉，都应该被严厉打击。1946年土耳其党禁解除，伊斯兰成为各个党团进行群众动员的工具，穆兄会的党团蜂拥而起。而在此以后的岁月里，土耳其军方始终扮演着遏制伊斯兰发展的角色。其具体事例就是1960年、1971年、1980年的纯军事政变和1998年的软军事政变，其中后三次带有显著的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
1996年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繁荣党上台, 随即在军方软政变的逼宫下下台，1998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繁荣党。繁荣党随即改名贤德党，2001年该党再次被取缔后发生分裂，其中支持所谓相对“温和”观点的群体，后来发展成为了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

2001年土耳其爆发经济危机，为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创造了条件。埃尔多安2003年出任总理，正式开始了他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旅。

埃尔多安以伊斯兰为根基，大力扭转土耳其开国总统凯末尔制定的世俗政策，回归伊斯兰教义。在此过程中，他主要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建清真寺；二，建宗教学校。

土耳其在2003年至2013年间，修建了17000座新清真寺，总数达到了9万座，约850人每座（土耳其人口7900万），考虑到土耳其有7.5万座清真寺属于历史遗留，埃尔多安建造清真寺的速度是惊人的。而且土耳其清真寺的数量，远远超过伊朗和埃及。伊朗的清真寺数目为4.8万座（伊朗人口8000万），埃及为6.7万（埃及人口9600万）。不过即使如此，与中国相比，土耳其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中国2014年拥有清真寺39135座，大约600人/座。

埃尔多安批准修建的土耳其最大清真寺ÇamlıcaRepublic Mos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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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埃尔多安改革了土耳其的世俗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宗教中学，软硬兼施（进宗教学校，不要考试，而且给补助），诱导青年学生进入宗教学校学习，宗教中学的数目从2002年的450座，增加至2015年的1961座，人数从2002年的6.5万人暴涨至今天的约130万人。将宗教教育推广至未成年学生。反观中国，在教育上，中国的伊斯兰自然遵循同样的策略，加紧渗透青少年教育体系，打着各种阿拉伯语学校旗号的经校遍地，清真寺假期读经班基本已经在各个清真寺普及。当然如果能进入国家的中专学校系统，那么念古兰经是中国政府给钱的。

经过几年对民众的伊斯兰强化教育，2010年埃尔多安废弃了世俗的大学里禁止穆斯林妇女带头巾的禁令。2013年放弃了公务员禁止佩戴头巾禁令，但司法部门、军队和警察除外。2016年之后，司法部门、军队和警察的禁令也都相继被取消。更为嚣张的是土耳其政府反复试探童婚问题，试图依据古兰经将9岁定为法定结婚年龄。

上图为凯末尔参观学校，下图为埃尔多安参观学校

埃尔多安伊斯兰化的举措，不仅增加了信众，更重要的是极大增加了他自己政党的实力。2016年7月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试图推翻埃尔多安，结果导致大批群众上街抗议，即为硕果之一。而凯末尔建立的世俗的捍卫者——土耳其军队，在厌倦反复政变推翻伊斯兰政权后，试图在民主政体下与伊斯兰和解共存的希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被彻底的瓦解，政变不过是垂死之前的挣扎而已。
政变当夜凌晨在大街上抗争的埃尔多安支持者，在百忙之中依然按照教义做早礼拜

伊斯兰主义者以半世俗的面目出现，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最终的目标是将国家转变为彻彻底底的伊斯兰国家，让《古兰经》与圣训成为家庭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短短10余来埃尔多安就重新伊斯兰原教旨化了土耳其，完全击垮了世俗的保卫者军队。

世俗的土耳其重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基本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第一章附录三 穆斯林内部的歧视问题

虽然古兰经教育穆斯林要人人平等，但在阿拉伯人眼中的穆斯林并不完全平等，就更不要说异教徒了。纯种的阿拉伯人自然是最高贵的，因为穆罕穆德是阿拉伯人，古兰经是阿拉伯文，阿拉伯人视古兰经为他们的文化遗产，也自然产生轻视其他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心态。那么从这个角度看，非阿拉伯裔的穆斯林去指导阿拉伯人去修改伊斯兰教义，无异于痴人说梦。

沙特有很多黑色皮肤的所谓阿拉伯人，大多是过去阿拉伯人贩奴时留下的奴隶后代，还有一部分黑色沙特人是阿拉伯人和黑人混血的后代，当然还有少部分后来的黑人移民。他们在沙特的社会地位远比纯种阿拉伯人地位低。

对外来说，西方的穆斯林无论黑白地位最高，中国日本等国其次，南亚的最低。非洲的黑人穆斯林也比较低，由于阿拉伯人贩卖黑人奴隶历史悠久，所以阿拉伯语奴隶一词，用作俚语时就是黑鬼的意思，和美国的那个N-word是一个意思。

亚洲穆斯林的排名主要与肤色有关，当然所在国的经济地位也有影响。在沙特，地位最低的是来自印尼，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的穆斯林。最后这三个国家穆斯林的排名主要还是靠肤色，孟加拉的穆斯林地位最低，因为他们的肤色最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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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回儒: 伊斯兰一次不成功的中国化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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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伊斯兰是一个必须被世俗压制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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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伊斯兰的思想体系依然保留着阿拉伯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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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的伊斯兰化进程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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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录一 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

第五章 附录一​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

中国的伊斯兰化过程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伊斯兰化进程，它是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伊斯兰化进程互相配合进行的，而这两个进程的推手一个是穆斯林自己，一个是中国政府。本篇和下篇文章主要展示一些伊斯兰化中国的具体实例，虽然不可能涵盖所有方方面面，但至少可以给读者一些中国伊斯兰化的直观认识。请注意这些实例有些可能已经有所改观，甚至被废止及修正，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当作典型的案例来认识中国伊斯兰化问题。本篇我们先来观察一下穆斯林群体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进程。下一篇我们再去关注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进程。

自下而上是指穆斯林自我进行的各种吉哈德，目的无非是伊斯兰化当地社会人文环境，这是伊斯兰教义决定的。越虔诚的教徒，这种伊斯兰化中国的责任感也就越强，作为穆斯林这是他自己无法选择的。结合前面几篇文章我们知道，伊斯兰化的重要里程碑是封闭并宗教化一个社区，在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其手段主要有四个，首先是清真食品，其次建设清真寺，三是未成年人经校的古兰经教育，四回归阿拉伯传统，阿拉伯语语言，阿拉伯服饰。

清真食品是伊斯兰化寄居地的开始，当清真食品概念中隐藏的两级世界的概念被灌输到普通穆斯林的心中之后，清真食品就演变为清真价值观，清真生活；清真寺开始大规模修建，穆斯林聚居区开始扩张，未成年人经文学校大规模兴办，在所谓伊斯兰的土地上猪肉开始从社区的各个角落包括商家被清除出去，其后果必然是清真概念开始扩张至各种生活用品，企业的招工领域，穆斯林专用设施，在这种环境下，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通婚会愈发艰难，歧视卡费勒异教徒成为普通穆斯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在价值观统一之后，穆斯林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就开始将族教绑定的内涵带入到现实生活中，脱离寄居地的本土语言本土服饰本土风俗的现象开始出现，至此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政治性穆斯林聚居社区开始形成，以阿訇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初步形成，而这种伊斯兰化进程必然导致非穆斯林开始大批搬离此区域，至此封闭社区的雏形就初步形成了。

清真食品是伊斯兰化初期最关键的步骤。也是自下而上伊斯兰化初级阶段中穆斯林个体能动性最高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在世俗和伊斯兰之间构建藩篱的开始。当然清真食品的推广，不可能完全靠自觉自愿，关键是形成一个互相监督的网络，个体之间相互监视。而这个网络的核心就是阿訇，其办公地点就是清真寺。伊斯兰组织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监视着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商家，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所有人都逃不出这个组织的眼睛。当然光有监视是不够的，必须还有强大的执法机构，惩戒机构，才能形成威慑力。此时普通的虔诚穆斯林就充当了先锋，他们以当地教团组织为强大的后盾，自发执法，如果遇到太强大的阻力的时候，以清真寺阿訇为首的教团组织就会亲自出动，组队进行执法。

第三，我们坚持清真食堂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和汉餐食堂兼并，是基于对“清真”二字的尊重和维护。“清真”并不仅是没有猪肉的问题，而是包含着清真饮食文化、民族感情、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要求有完全隔离的进肉渠道、完全独立的制作和洗涤空间、远离汉餐的地理位置、完全纯粹的穆斯林厨师等。如搬至汉餐楼 上，校方虽可允诺保证进肉渠道、操作空间的独立，但这样的“独立”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独立，存在着极大的疏漏可能。比如，工作人员错搬、错装、错存肉食之疏漏，混洗餐具之疏漏，楼下汉族同学带外菜进入清餐之疏漏等，这些都不是一纸允诺可以完全保障，也不是穆斯林师生可以随时随地监管的。从长远眼光考虑，这种 安全隐患一旦发生，我们不能保证穆斯林同学不会和校方产生冲突，届时将不再是一个小小食堂的问题，而会迅速升级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统战问题，乃至全国性、国际性问题。据了解，有的高校就曾因清餐与汉餐混在同一栋楼里而引发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抗议，最后又不得不分开。当然，有的学校在公共餐厅二三楼设清 餐，也有做得不错的案例，但前提是那些学校不具备独立的清真食堂，只好勉为其难。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原本有最为安全、独立的清真食堂，何必又要自寻安全隐患？我们完全是为学校的统战工作、民族团结、和谐校园建设而考虑。
——2014年传媒大学穆斯林大学生公开信，反对清真食堂建在普通食堂楼上，要求单独建清真食堂

商丘宗教人员私自进行所谓执法，损毁他人私人财物
2009年云南沙甸伊斯兰禁酒纠察队抄家式搜查
2013年河南睢县18 坊清真寺阿訇社首联合突击执法

当清真食品初步规范了聚居地穆斯林的价值观之后，未成年人的经文学校就开始出现了，经文学校的目标当然是下一代，但其对孩子父母的影响也绝对不会小，以前不大接触古兰经的孩子父母现在也一定有机会和孩子一起阅读古兰经，对所谓宗教服饰不太注意的父母也应该从孩子和孩子老师的口中得知如何规范宗教服饰乃至宗教生活。

在中国，宗教教育的主要借助打着语言教育或民族教育旗号的各类经校。一是以清真寺为单位，开办短期经文培训班，二以清真寺为主导开办的有正规学制的经校，三是穆斯林个人投资建所谓民办阿拉伯语学校，最后这类经校很多获得了阿拉伯国家资助，其中宁夏穆斯林语言学校（现改名为宁夏国际语言学校）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且最后这类挂羊头卖狗肉的经校大多也获得了官方教育体系中的中专资质，而在中国，中专学校是从政府那里收取财政补贴的。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政府出钱，让未成年人学习宗教知识，学习阿拉伯语。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李旺镇穆家团庄短期读经班
云南希达教育学院，个旧市老鸡街清真寺承办的一所民办全日制学院
与阿拉伯国家联系紧密的宁夏穆斯林语言学校1（现宁夏国际语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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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拉伯国家联系紧密的宁夏穆斯林语言学校2（现宁夏国际语言学校）
宁夏穆斯林语言学校
临夏外国语学校女校的学生在学习古兰经
宁夏吴忠伊斯兰女子学校女生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湖阳清真东寺暑假班
个旧市特格瓦阿拉伯语职业中学校园内的中阿双文标语

当这两点完成的差不多的时候，建造地标性质的宏伟清真寺则成为重点。
私自建设的韦州大清真寺（现已整改，但迫于教徒压力已经无法拆除了）
阿拉伯国家金钱资助修建的清真寺相当引人瞩目
宁夏吴忠红寺堡清真南大寺
红寺堡清真南大寺，由阿联酋资助，原名为谢赫·扎耶德大清真寺

而一些穆斯林自发组建的带有地下讲经所性质的社交媒体群，进行网上宣教，则是新技术下产生的一个新现象。一些体制内的穆斯林精英也主动在学术讨论和网络中为伊斯兰进行宣传，也是有目共睹。

著名回族媒体人共产党员马晓霖的言论
高发元（回族，云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做好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研究

当清真生活得到了彻底贯彻之后，自然就是要贯彻清真法律——沙利亚法。清真立法期间，大批体制内回族精英异口同声支持，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态度，很难达到如此步调一致的效果。
回族精英步调一致地支持2016年清真食品立法

​在贯彻清真生活和沙利亚法的过程中，必然引发和世俗的冲突，那么展示伊斯兰的力量，如当街礼拜，或者一点点低烈度的暴力则是必须的。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控制不好，而导致大规模暴力事件。
2016年开斋节西宁穆斯林当街礼拜展示力量
2015年焦作青年徐凯因与回女恋爱遭女方反对，放猪头于女方家村口导致回民街头抗议
2016年洛阳穆斯林因为所谓清真饭馆穆斯林雇工比例未达标，围堵市政府，支持清真立法
西宁市回族开的蛋糕店因为没用专车运原料，被诬陷后遭打砸
郑州圆通由于使用了新华社邪教图片中包含有阿拉伯经文非法出版物，被围攻

以上这些行为基本构成了现在中国自下而上伊斯兰化的一个主线。那么在西北的效果，大家有目共睹，也就不赘言，而在中原地带的效用如何呢？

北京理工大学穆斯林学生马兆霖（据说是党员）是个很好的观察对象。他要求隔离猪肉，要求明确回族穆斯林高贵的身份，对实为异性玩物的卡费勒女朋友表现了极大的蔑视，对汉族表现了极大的蔑视，并公开声称汉人每天在吃屎。​

我是回族,咋了吗？我是穆斯林，……说到你们尊重我们，总有人会说宿舍有穆斯林不能吃x肉什么的。我想问问你们，如果有人在你们面前吃屎，你们什么感受，脏，恶心。我也是这么觉得啊你们吃的那些玩意儿，在我看来就是吃屎，所以啊，你们不要问在我面前吃x肉我什么心态，没别的，恶心，跑还来不及呢，我不喜欢别人吃x肉，但是汉人，我尊重你们吃的权利
我是个穆斯林，吃合法的食物，偶尔礼拜，时间允许封斋，上学走之前会在寺里和阿訇聊很久，好在在学校饮食很方便…… 但是我也喝非法的酒，我也没事非法的和女朋友打炮(她汉族，不是穆斯林，我们把两个人能解锁的姿势全都解锁了)，也看非法的看汤不热的小视频，也喜欢ins上的大波妹子，上大学也是连玩带学，到了今年大三也是准备考研，也是被现代控制理论弄得不要不要的。但我依然是个穆斯林……
——北京理工大学穆斯林学生马兆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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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兆霖事件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样一个看上去还算世俗的所谓年轻穆斯林，内心却是极度扭曲的，可是看他的生活轨迹，他和清真寺的距离其实很远，他初中是在辽宁上的，高中在北京民大附中，不出意外是借助民宗委内部政策的高考移民，挤占的是普通北京考生的高考录取名额，按道理他应该感激北京汉族考生为他做成的巨大牺牲。可是他没有，他对汉族的态度是极端仇恨的，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从以上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穆斯林个体在非穆斯林国家进行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就是依据教义，每个人都把伊斯兰化当地作为神圣的任务，每个人都在主动进行所谓吉哈德，哪怕引发暴力也在所不惜。从清真食品而起，至经堂教育，至回归阿拉伯，至封闭社区，至伊斯兰法律，至教法自治，可能具体情况有所差异，但总的说来全世界穆斯林在寄居国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的步骤都差不太多。
穆斯林伊斯兰化寄居地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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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录二 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上）：清真食品和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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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录三 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下）：清真寺和隔离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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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录四 清真食品监察大队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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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推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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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推手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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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现代革命史

和执政党绑定，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自然是主要目的。其手段主要的是利用回族共*党员=回族=穆斯林的公式，将回族共*党员与穆斯林不说直接画上等号，至少表示二者可以是互相兼容。这样就可以突出所谓建设新中国也有穆斯林的一份功劳，如果他们提出啥要当某地大地代治者的政治要求，应该也不算过。回族学者比较关注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马本斋，一个是杨靖宇（杨靖宇莫名其妙地被归为回族可以至少追溯到2000年的辞海）。其中杨靖宇不仅是党员，更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给他打上伊斯兰的标签，其心叵测。

杨靖宇莫名其妙地被归为回族

当然为了显示回族的革命性源远流长，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回族专家自然也不会放过。比如这句在回族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所谓孙中山的话：

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之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

但这句话根本查不出原文出处。最早出现的地方也是在回族学者的著作中，白寿彝将此段话收入其1943年发表的《中国回教小史》，其后以讹传讹，其他各路学者再反复在论文中引用，结果最后似乎真成了孙中山说的。可是想想便知，孙中山在正式演讲中怎么会说出现代概念的回族，他五族共和中的回指的是西域的”缠回“，指维吾尔族等一众少数民族，现代回族概念是建国以后正式推出的。这些所谓回族学者造假的手段竟然到了生编乱造，众口烁金的地步。

孙中山的所谓讲话

回汉民族关系

回汉关系，回变是个绕不过去的坎。要消除回变这个污点，白寿彝的手段首先是利用阶级斗争史观的片面性，依托dang自己的说法：“回变是革命起义“，利用国家机器致力于销毁回军伊斯兰圣战滥杀无辜的证据，无数的文物被收缴，收缴后即使留下来的也不加保护的堆在库房令其自己灰飞烟灭，而文字记录则被新中国的历史工作者有意无意地毁灭和篡改。直至最后彻底逆转回变的受害者和逞凶者的角色。回军成为革命的受压迫起义者，而左宗棠的平叛清军和汉族团练则成了反动封建武装，死有余辜。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改开前即使回变被翻案，圣战士、种族屠杀的刽子手，叛国者白*虎和卖国贼杜*秀也依然没有得到翻案。可在1987年的《第三次全国回族简史讨论会》上，以白寿彝为首的回族专家确立了回既为正义的原则，白寿彝宣称回族历史人物要把握两个原则，放到历史中看和以阶级斗争为原则，也就是只要历史上有反清行为，其他都不重要，为这两个败类翻案彻底扫清了道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回族学者正式全面夺取对回变的话语权。并让汉族永远背上了大汉民族主义的原罪，以便回族精英可以恣意妄为。2006年陕西省人物志编写汇报就是一个白寿彝史学观对史书编辑工作强加影响的一个很好例子，种族屠杀的刽子手、叛国者、伊斯兰吉哈德圣战士白*虎摇身一变成了正面人物，史学家成了当地伊协的傀儡。至此一个个面目狰狞的伊斯兰吉哈德圣战士都成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大英雄，而众多被他屠杀的各族非穆斯林群众则被刻意遗忘，在荒野与草木同朽。

其次是慎重对待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为了在志书中体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志书专设了“民族与宗教人物”一章。除对过去不少书籍资料中运用的容易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词语统一作删除或置换外，最重要的是对左宗棠、白*虎这两名十分敏感的人物作了较为慎重的处理。
左宗棠是汉族 …… 左的军队追“剿”回民义军手段残忍，杀人太多，所以在回族群众中对左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因一篇传稿而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经编委会反复权衡，最后决定撤下左传，按《辞海·左宗棠》条的口径，在附录之一的《1840年后的清陕甘总督简历》中列名简介其生平。

泾阳茴民白*虎，是被左宗棠率军镇压的陕甘茴民起义的重要首领之一。他率领的起义军，反清意志最坚定，坚持时间最长久，征战地域最广阔。直到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今甘肃酒泉）被清军占领，才率余部退入**。志书初稿写他“在吐鲁番投降了阿古柏匪帮，改易服色，为虎作伥”，“成为帝国主义支持的阿古柏殖民统治者分裂中国**领土的帮凶、中华民族的败类。”然而在民间坊里，回族民众至今仍把白*虎奉若神明、英雄，何况这里还涉及2000多位随白入疆的茴民兄弟。为了查清这段历史，准确表述白*虎与阿古柏的关系，编纂人员遍查工具书。多数工具书中除了分别运用“投降”、“勾结”两词外，还有一些书籍中表述为“投靠”。“投靠”一词，比起“投降”、“勾结”要平缓一些，于是在2002年的修改稿中采用了“投靠”的提法。然而，省伊斯兰协会的同志看了，仍表示不能接受。直到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著名历史教育家、回族人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回茴民族史》，才算找到了妥善的解决办法。书中记载，光绪二年，白*虎“被迫采取了联络阿古柏以抵御清军追击的策略”。这里把“投降”、“勾结”、“投靠”的传统说法改成了“联络”。而且这个“联络”也只是“策略”，并非目的。他“联络”阿古柏的目的是什么呢？该书引用了左宗棠给朝廷一份奏折的话，道出了缘由：他“自知势力不及安集延，思为声援以自固”。可见，白“联络”阿古柏，是为了“借”阿古柏的“势力”以抵御清军的“追击”，从而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这说明从“投降”、“勾结”、“投靠”到“联络”不仅仅是遣词用字的变化，而且是史实上也有重大误差。我们用《中国回茴民族史》一书的观点和材料重新修改了白*虎传，伊协的同志表示满意。
—— 《陕西省人物志》中册)编纂工作的汇报2006年
​回族经济史

所谓经济史，其实就是独立的清真经济史，正如前篇所叙述的，所谓研究清真经济史的目的就是现在正在强制推广的泛请真化。构建清真工业体系，并衍生至清真金融体系，直至清真自治政体。
清真产业链的目标是独立的清真工业体系 猪与现代工业原料联系紧密，去猪化就是建设
独立清真工业的号角
回族文化史

民族定义中，最关键的两个要素，语言和文字都是回族所缺乏的。所以要谈回族文化，首先必须首先在语言和书写文字上回归阿拉伯，有自己的民族特性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民族。在这个原则指导下，阿拉伯文字在学校被推广，阿拉伯文读物被发行，阿拉伯文在各种公共场合被大规模使用（备注：现在大部分公共设施标识已经被整改，阿拉伯语被去除，例如牛街阿拉伯语标识都已经被撤除）。

宁夏出版那的回族当代文学阿文版图书
《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伯语人才培养规划(2016-2020年)》

宁夏学者对阿拉伯语在中国推广的展望

北京牛街派出所阿拉伯文标识牌 阿拉伯语标语

北京牛街邮局阿拉伯文招牌 银川市民大厅阿拉伯文招牌

文字回归阿拉伯之后，紧跟着一定是民族服饰。同样，缺乏自己的民族服饰成了某些人心目中永远的痛，为回族定制一套去汉化的民族服饰，是他们近年来一些人一直在努力的事情。”​情定临夏“这个最后在公映前被毙掉的电影，为让回族妇女重新穿上伊斯兰极端服饰，可以说尽了最大的努力。


”​情定临夏“主要演员在北京国家电影节上亮相 ”​情定临夏“剧照

另外回族有自己独特的歌舞吗？现实中肯定是没有的，那么抢夺一个传统歌舞，并指派给回族，就是艺术战线回族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虽然花儿是一种地域性的歌曲形式，不是某个民族群体专有的艺术形式，但在回族精英的努力下，花儿变成了所谓回族音乐，而且还要穿上阿拉伯服饰唱。而所谓回族民族舞蹈更是充满了阿拉伯的异域风情。


所谓的回族歌舞形式：花儿 所谓的回族舞蹈：朝觐路上

​实际上在“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一原则指导下，回族的阿拉伯化或者说伊斯兰化早已贯彻的回族的各个方面，如建筑，电视节目（比如清真的味道系列片），甚至是医学。所谓回族医学，这个1987年才被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所谓“回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现在已经正式确立为本科专业课程，当然专业课之一就是伊斯兰宗教教程。

宁夏医科大学回医学专业
以上我只是罗列了一些事实，肯定不能涵盖所有回族伊斯兰化的所有境况，但可以肯定地讲这种去汉化，重新阿拉伯化的举措已经深入到回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融合过程中，被融合进以汉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时候，其他民族自然而然会产生抗拒力量，这是民族融合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回族之所以特殊，在于它的高度汉化以后的去汉化过程，而且其去汉化速度之快令人惊诧不已，自改革开放以来算，不到40年。

在这个过程中，共*党员白寿彝的作用是极为特殊的，他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将“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论断推广开去，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条定理。白的另外一大贡献是他发明了一套独特的历史方法论，在缺乏史籍史料的支撑下，他把回族的民间传说，小调，家谱，甚至个人访谈等等这些不十分可靠的是史料拔高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完全不需要其他任何佐证，就可以单独作为历史证据使用。他要用这种方法“把中华民族之一的回回民族的历史贡献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展示出来”，在这种粗糙的方针指导下，上梁不正下梁歪，最后“指鹿为马”都不算新鲜，红口白牙的把“据说”作为科学论据，堂而皇之地写在正式的学术论文当中。将中国的回族问题引上了歧途，将过往伊斯兰中国化已经取得的成绩，彻底毁灭。

当然没有执政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给他创造了机会，他是不会借着所谓被压迫民族的代表那么快上位的，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泼脏水把好孩子也泼掉的大撒把，他也没机会把原来去宗教化的共*族政策修正为伊斯兰化。还有没有大部分回族精英对伊斯兰化回族达成共识，回族伊斯兰化的速度也不会如此之快。冯今源和杨怀中这两名回族共*党员就是白寿彝之后，回族民族精英中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杨怀中，他创办那本著名的宗教杂志——《回族研究》，必将在“伊斯兰化回族”和“伊斯兰化中国”这个问题上，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党员杨怀中（回族）：历史让它（回族）担负着向东方传播伊斯兰文化的使命
党员冯今源（回族）的观点翻译过来就是伊斯兰是中华大地的主人

最后我来做个简单的小结，这篇文章，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图片，来剖析官方学者推动回族阿拉伯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回族民族精英试图完善回族民族概念，但通过树立民族意识之路，建立民族地域之路，对于回族来说，只有一个手段，阿拉伯伊斯兰化。

所谓党员白寿彝在其他历史学领域的成绩或许很大，但在回族学领域，他代表的过去和现在的回回民族的民族主义精英，对今天的乱局是负有极大的责任的。作为回族民族主义者，他们也许想在伊斯兰宗教排他性和世俗兼容性二间做些平衡的努力，但从现在看，所谓回回民族只要走上了发张壮大伊斯兰的民族自决道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整个群体向伊斯兰教义加速前进的命运，这是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内在属性决定的，不是哪个人的美好愿望能过够改变的。谁也不可能在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走出第三条路。

就此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回族的民族主义者是体制内推行伊斯兰化的主要推手。那么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一帮秀才能翻出这么大天？光有理论，没有行政政策上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具体实施白理论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在将在下一篇中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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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录一 回族医学是如何诞生的？

回族医学在1987年以前是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些有民族特色的中医项目。但1987年以后一套残本“回回药方”忽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极大兴趣。

1987年11月，在福建泉州召开的海外交通史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召开了翻译、研究《回回药方》的会议。1989年12月11日至13日，在西安举行了“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该次会议催生了《回回药方》的点校本的问世。会议认为回族医药反映民族特色，今后有必要从多方面对其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并使之应用于临床。1994年，宁夏回族医药专业委员会成立。


《回回药方》

其后宋岘教授经过10来年的努力，在纯学术领域，终于完成了《回回药方》的释义工作，《回回药方考释》于2000年出版。

根据宋教授的考证，虽然间杂中医药方，但《回回药方》实际以多本伊斯兰医书为蓝本的翻译著作，与伊本·西那所著的《医典》联系紧密。虽为汉译，但掺杂多种语言的借语，且由于反复抄录，语法单词错误百出，如果不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其他一些语言，完全无法阅读。也就是说，这本医书与现在的回族无关，又由于语言问题，不说传承，连读懂都成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本医书在在古代就已经渐渐没落，更谈不上什么现代意义上临床概念。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冯增烈在《回回药方》的点校本的序言中指出“首先组织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系文字的专家，对《药方》中民族药的名称按其所附原文进行翻译”。也给出了佐证，证明此书阅读困难。
但这毕竟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正如当年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忠和所说：“首先要对回族医药文献进行挖掘和整理，才谈得上对回族医药的继承和发展。”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宁夏医科大学全面启动回医药学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回族医学研究所于2007年7月正式成立，编写《回族医学基础理论》等8部回医药学讲义。2008年始招收回医药学文献研究方向的研究生。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整理、编写出《中国回族医药》《回药本草》和《回族医药方萃》等10多部书籍。

同年回族医学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11月4日吴忠市中医院整体移交宁夏医科大学成为其直属附属“回医中医医院“，为什么还挂着中医，正如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院长牛阳说的：回族医药在许多疑难病症的治疗上有独特之处，但因古籍文献大量流失，给回族医药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造成了极大困难。

2016年3月，经过发掘，整理，发展，临床实验，回族医学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宁夏医科大学在连续三年申报增设本科“回医学”专业之后，终于申报成功，开始准备招收本科学生。当然伊斯兰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专业课。


回医学的核心是伊斯兰​

回医：名见经传，事不载书

2016年7月，再传喜讯，宁夏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回）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6年—2020年）。如果从1989年算起，28年的卧薪尝胆，终于让这个”名见经传，事不载书“（出自宁夏医科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所谓的医学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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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录二 回族学中的史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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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推手 下

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及他所代表的一干回族学者，对完善回族的民族定义，树立独立民族意识，贯彻伊斯兰是回族民族属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回回民族成为真正的民族费尽心力，为伊斯兰能够内嵌中华大地，最终实现民族自决设置了详尽的计划和路线图。作为中国回族学领域的智库，这些学者把“伊斯兰化回族”这个目标伪装化，理论化，政策化，利用执政党理论上的粗心大意，打着民族的旗号欺骗执政党，推行伊斯兰化，给中国的民族宗教理论造成了巨大损害，同时也为将来的中国国家安全增加了不可预测的风险。

但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说有推手，只有这些手拿笔杆子的伊斯兰秀才们是不够的，除了他们，一定存在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为他们提供推广和实践他们理论的机会，只有这样白寿彝及其同志们的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威力。也就是说首先一定有高级官员参与，有了他们伊斯兰化理论才能形成国策。同时也必须有中层和下层回族干部群众参与，这样才能保证伊斯兰化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可是如何证明有这样一个体系存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枚举法看来还是唯一可行的研究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回族高级官员，由于无神论政党政府组织纪律的限制，高级回族行政官员对伊斯兰都不会发表太过露骨的看法。那么唯一的考察方法就是利用伊斯兰中的宗教和生活绑定的特点，来审视回族高级干部对伊斯兰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真实态度，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事实证明利用这种方法，我们确实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比如说朝觐，这项伊斯兰中最重要的宗教活动，文革刚刚结束，就有大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以促进外交的名义前往麦加朝觐：

1984年时任*****人民政府秘书长买合提·司马仪（*族，党员）为该团团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马乐庭（回族，党员）为该团副团长一行10人前往麦加朝觐。

1985年4月5月间，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回族，党员）访问沙特，商讨建交事宜，并进行副朝（在非正式时间去麦加朝觐）。黑伯理在访问期间，率领访问团中的所谓穆斯林，每天按时做礼拜以博取沙特等国的好感。

1985年8月，以甘肃省统战部部长马祖灵（回族，党员）为团长，*******政协副主席木沙也夫（*族，党员）、韩有文（撒拉族，民革党员）为副团长的25人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

1986年7月8月间，以中国伊协副主任马贤为团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买哈苏德·铁衣波夫、宁夏政协副主席马立凯（回族，党员）为副团长的25人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另有2000余名中国穆斯林经巴基斯坦赴沙特朝觐，至此正式恢复了被切断很久的中国穆斯林朝觐之路。这个庞大的访问团中包含了大量公务人员，以至于负责接待的沙特亲王、麦加地区长官马吉德，在接待朝觐团后惊讶地说：“我们没有想到穆斯林能在中国的省和中央政府担任高级职务，这不仅是中国穆斯林的光荣，世界穆斯林也为之感到自豪。” ——《环球》杂志：中国朝觐者历史风云录

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前往麦加朝觐

诚然这种举动的本意有拨乱反正，促进正规宗教活动，促进和伊斯兰国家交往之意，但作为共产党员无神论者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就以党员身份从事宗教活动，确实令人诧异。而党内最高层对这个问题，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对共产党员从事宗教活动这个问题淡然处之的态度则更令人印象深刻。

对党员朝觐会引发的问题，严重估计不足

​​在这些朝觐的共产党员中，1937年入党的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很典型，在朝觐归来后的日子里，经常以侯赛因哈吉自称。侯赛因是黑伯里的经名，哈吉是朝觐过的穆斯林的专用名词，也就是说他自称是穆斯林共产党员或者伊斯兰共产党员，可是他自己乃至是执政党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
哈吉共产党员侯赛因黑伯理

​另外能查到的，在改开以后以共产党员身份在媒体上公开自称穆斯林的，是曾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语文社社长的回族党员王旭明，而且王旭明在不止一家媒体上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是穆斯林。
回族穆斯林共产党员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

​其他回族高官的资料和言论，在公共资源上可查到甚少，但从几名回族高官的葬礼上，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杨静仁（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黑伯理（原宁夏自治区主席），石宗源（原贵州书记），以及王连芳（云南为沙甸平反的关键人物）的逝世时间和追悼会下葬时间都不超过3天，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3天之内必须下葬的规定。而按照正规情况，中共党内高层人士的追悼会一般说来都要等至少一周。

除了黑伯理没有公开资料，其余三位根据公开资料最后一个层次都是进行的穆斯林葬礼！选择去见真主！
原统战部长杨静仁先在八宝山举行告别式后，依照穆斯林葬礼安葬

一死两制的石宗源，在清真言的念经声中下葬

​​主导给沙甸平反的回族共产党员王连芳是个知名的人物，也是中国穆斯林化过程中的一个代表人物。首先我们要知道王连芳也是哈吉，1993年11月，云南省宗教局组成云南省穆斯林友好访问团，由王连芳任团长，省宗教局长纳忠伦任副团长等一行5人对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访问。访问团在麦地那瞻仰了“先知哈喇寺”、先知穆罕穆德陵墓。后又去麦加圣地进行“副朝”。2000年2月，王连芳去世，他的葬礼也是伊斯兰式的葬礼，殡礼在昆明顺城哈喇寺举行的，最后入葬金家山回民公墓。沙甸事件中我们还有提到他，这里也就不多作介绍。

王连芳的民族情节，或者说是宗教情结

这几名回族中高级官员，对伊斯兰都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去世后，他们的葬礼都选择了先见马克思，再去见真主的方式。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新闻中报道中高级回族官员的葬礼，关注一下他们是否三天之内下葬，就会发现秉承这种双重价值观的人不再少数。

那么中级的回族官员对伊斯兰是什么态度呢？他们是否也秉承这种二重价值观呢？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清真食品泛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清真食品，含义复杂，是扩张伊斯兰的利器，观察回族精英对待它的态度，是测试回族中下层精英是否具有伊斯兰宗教情怀的一块试金石。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政协委员回族党员海霞早在2014年就提出建议列车上增加清真餐。合肥市回族政协委员马建敏（合肥市第九中学教师，原市政协委员，现省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党员），自2010年起，所有议案就是围绕清真和各种回民专用设施进行的。而2018年前各地大大小小的回族政协委员对提交清真食品相关议案的热切程度有目共睹。

清真立法前，西北民族学院法律系系主任马玉祥教授（回族，九三学社），这位从照片上看去还颇为慈祥的教授，在论文中杀气腾腾地叫嚣可判处破坏清真食品的坏分子死刑。

“确立清真食品监管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在现行《刑法》中增加“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以穆斯林禁忌食品冒充穆斯林食品，侵犯少数民族权益，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以此手段煽动民族仇恨的犯罪行为，视其情节分别处罚。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处十年以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 马玉祥


西北民族大学马玉祥（回）教授 山东德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马传先

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民族委员会审议的议案四件，其中包括最著名的清真立法法案，即山东代表团马传先等3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制定清真食品管理法的议案”（第376号）。马传先（回族，致公党），德州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德州市委主委、德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


丁宏，回族，党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2016年3月在“伊斯兰教、穆斯林、回族、清真食品和Halal食品的关系问题”学术研讨会上，面对清真立法引起的争议时说：我国已有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先后制定了专门的清真食品管理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这些法规实践中并没有出现大问题，这说明立法方向是可行的。另外在这个由国家民委政法司与中国民族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最后的结论是：本次研讨会进一步论证了国家层面制定清真食品条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回应了目前社会上对制定清真食品条例提出的某些质疑。

同样，如果查查新闻，尤其是2018年以前的新闻，各行业的回族精英，各级政府中的回族官员和人大代表，无论行业，无论教育程度，无论党派，基本上都在为清真食品的推广和立法摇旗呐喊。在此基础上，清真食品不仅拓展到法律层面，而且已经渗透进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直至2019年政府对泛清真泛伊斯兰进行整改，形势才有所遏制。这里我们也就不在一一赘述。

马进教授认为沙里亚教法必将升级为中国的国家法律

西宁市副市长杨小民对清真微波炉盛赞有加

而底层的回族普通干部，普通公务员的态度，由于没有太大得顾及，敢于表白自己对伊斯兰得态度，观察以来就相对容易得多。银川有人在微博上举报清真餐馆贴春联，不清真，20分钟就引起银川市政府官方账号“问政银川”的重视，立即督促当地相关部门予以解决。这其实已经从监管清真食品上升到了监督清真生活，用教法约束普通回民的生活。而一些回族民族乡镇政府则大大咧咧地把阿拉伯文当作除汉语之外的官方文字使用。而对涉及回民题材的文学作品，“”字已经完全成了雷区，各级大小主编如履薄冰，时时刻刻自我审查，生怕出现政治问题。年春节禁止“”字，禁止的形象，开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先河。在超市肉品柜台，汉字“”禁用，被强行修改为“大”，成为以民族团结为名修改汉字传统用法的典型案例。


问政银川积极推行教法 阿拉伯文政府牌匾

​西安回坊，根据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的研究，西安的回坊真正被赋予特殊社区功能和政治含义是由政府推动的，时间大约在在2000年以后。可在当地政府的逻辑“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激励下，回坊这个近代的产物就变成了建成于唐代的历史遗迹，可他们忘了回坊的地点在唐代是在皇城之内。就这样官方主导造伪史，划定边界，正式将这块土地所谓回坊，赋予了回民，赋予了宗教。

据说唐代就存在的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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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民宗委的那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的激励下，回族基层官僚在中国农村大搞伊斯兰化，已经到了毫无忌惮的程度。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回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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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为伊斯兰开疆辟土的政治正确中，在各地出现穆斯林专用设施也就毫不奇怪了。到整改之前，甚至连清真血，清真疫苗的概念全部都出现了。
清真血 清真疫苗

而网上一批所谓抱着理性态度的普通回族党员的论调，也格外引人瞩目的，基本上反映了底层回族群众对伊斯兰的认知。其中尤其以劝诫中国人要适应和包容大胡子和头巾博联社总裁马晓霖最具典型，而某自称回族党员网红对伊斯兰的认知，我想基本代表了大部分回族党员的态度。

马晓霖对宁夏中阿之轴被整改，去除阿拉伯因素，如丧考妣

某自称回族党员的网红

以上我枚举了一些个体的实例。虽然不多，但大家只要去想想自己周围发生的故事，去看看过去几年在整个中国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发现这其实是通例。虽然共产党内部的回族高官不好明确表态，但他们对伊斯兰的高度认同，有目共睹。回族精英从上到下对伊斯兰都充满了脉脉温情。在对待推广清真食品、推动清真概念进入工业体系、进入社会各个角落这个问题上，无论他们的年龄和学历，无论他们是何政治面貌，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职位高低，无论贫富，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态度是出奇一致的，都把推广宗教饮食，推广泛清真概念，隔离封闭回族社区，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身体力行地、脚踏实地式地推进。其中自称无神论的回族共产党员因为手握权力，行动起来也格外卖力，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从现在回族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规模来看，政府中回回民族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从理论出台，到转换成政策，到执行政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组织在运作。

在上篇里，我提出了问题“谁是体制内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推手？”，我们看到白寿彝之流的回族学者是学术上推行伊斯兰化的主要推手。那么通过此篇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回族民族主义者”不仅存在于学术界，而是遍布中国体制内的各个角落，他们身体力行的实践伊斯兰化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事实。

白寿彝说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句话显然不是他凭空杜撰的理论，而是一个拥有回族群众基础的理论，上上下下回族精英普遍认同的理论。民国针对这个问题，是阻止回族群体民族化，只给予他们汉族穆斯林的名头，而且也卓有成效。白崇禧，马鸿逵等国名党回族高级将领都否回族的存在。而共产党却打开了这个藩篱。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要自己创造一个烫手的山芋，以及将来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则是我下面要思考的方向。​​​

[wanmeishijie]

第七章 附录一 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另类推手 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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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meishijie]

第七章附录二西安回坊，一场官方推动的伪史盛宴

提起陕西省西安市的城市地标，一般说来，回坊一定占有一席之地。在官方媒体的反复宣传下，这个伊斯兰穆斯林聚居区建成于唐代，似乎已经成为常识，而且这个所谓历史悠久回坊，在官方推动下，已经成为西安的招牌之一。当地政府甚至喊出了“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的口号。把西安这座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赋予了伊斯兰的属性。


中国媒体中关于回坊起于唐朝的宣传

当然本地的回民对此更是坚信不疑，以至于什么“没有回坊，西安就是一座死的古城，就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等奇谈怪论纷纷出台。




然而根据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的研究，西安的伊斯兰灵魂是2000年以后才冒出来的，因为回坊的历史是伪造的。其被赋予特殊社区功能和政治含义完全是由政府推动的，划分回坊和其他地区的边界，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的。

首先，回坊起自唐代，完全是伪史，并且是肆无忌惮地恶劣伪造。回坊的位置是唐代政治运作的中枢，尚书省和十六卫之左武卫、左骁卫等机构所在地，在皇城之内，如何建的起蕃坊？！


现在回坊在长安城的位置处于皇城之内

实际上回坊的起源争议很多，推到宋代也算牵强。地域范围则更是模糊，即使是清代的七寺十三坊，具体范围至今也仍然不十分明了(今中崇文)。至清末同治年间，西北地区发生大规模变故，此后清政府采取措施，将西安城内的回民集中，设置木栅，才形成了现在回坊的大致范围。

但回坊的定义自清朝开始，始终是个民间概念，无任何政治含义，也不存在赋予土地伊斯兰属性的含义，仅限于聚居区的简单概念，边界也很模糊。回坊边界明确起来是在2000年以后，由政府以开发经济为主导，回族精英见有机可乘见缝插针，而最终确立起来的。 西安市政府根据2002年颁布的“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将北院门街认定为“历史街区”，并作为景观保护的对象区域之一。为回坊的重新定义，赋予政治含义，明确边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莲湖区将加大回坊等历史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依托该区特有的文化内涵，发展民族餐饮、民族商贸，形成以民族餐饮旅游为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吸引国内外游客。
—— 莲湖区打造“七大板块”促区域经济快速发展，2007年6月

在政府的支持下，回坊的回族精英们也行动起来，在周边区域划定边界树立界标。在进入回坊的交通要道上，接二连三地设置起了临时性门楼。这些建造物被设置在五处。2005年左右开始成为常设物。 （备注：现在所谓去阿化，仅仅是去除了门楼上的外国文字和一些宗教用语，门楼形制没变，也没有被拆除的迹象，也就是说其最根本的界碑功能并没有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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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回坊界标

同时西安政府和莲湖区政府等行政机关也开始公开承认“回坊”的存在，2005年莲湖区政府设置的石碑“回坊由来”，正式标志官方对回坊地界和伪史的公开认定。

莲湖区政府树立的石碑

2005年大麦市街扩建，莲湖区政府强行拆迁建筑物，回坊的11个清真寺和回民代表表示反对。对此，西安市规划局提出了“关于北院门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界线的状况说明”，明文规定西坊西端的大麦市街和洒金桥属于北院门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对象。此事可认为是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上公开承认回坊政治地位的又一个标志。 就此西安回坊不仅以一个食品小吃街的面目出现在西安的日常生活中，也正式开始以一个宗教区域、政治区域的面目，正式出现在西安的地方政治舞台上。

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由此也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结论：西安回坊是中国国内规模较大的回族聚居地之一。它继承了清末西北****时所规定的空间范围，随着新教派的传来，移民的流入，回坊社会开始扩大、多层次化。因此可认为除清末的一段时期外，它并没有成为一个能够发挥机能的独立体。但在2000年以后，由于不断设置的门楼，回坊和周边区域的界线开始明确，回坊作为回族聚居地的认知被重构。如此一来就避免成为城市改造的对象，并让人们意识到回坊才是适合穆斯林生活的空间。

西安回坊从一个食品小吃街，到驱逐汉族商家，到明确此地域为伊斯兰区域，再到其顶替中华文明成为十三朝古都的精神代表，完成了一套鸠占鹊巢的完整操作，其实这就是政府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一个缩影，或许还带有前瞻的意味。就算把门楼改成中式的门楼，但地域成为伊斯兰的领地，当地宗教势力组织化、政治化已经是既定事实，很难去改变了。而其作为大地代治者的野心，“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的宣传语已经说得明明表白。​​​

[wanmeishijie]

第八章 中共实践其民族理论和政策的范例：内蒙古
为什么无神论政党内部会有宗教徒或者半宗教徒？为什么这些伊斯兰教徒或者半教徒不仅混入了党内，还彻底掌控了宗教研究和制定宗教政策的部门？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共的民族理论。

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回族党员从事宗教活动在党内是被默许的，虽然文革中被打断，但如果从1941年4月出版《回回民族问题》开始算起，到2018年8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发文规定党员不允许信教为止，如果以政策实施时间长短作为标准来考量的化，中共总体上对回族党员参与宗教活动是认可的，而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就是中共的民族理论。这也是我所说的“民族为本，宗教为表”的含义。只有看清了执政党民族理论中的问题，才能找到中国泛伊斯兰泛清真的解决办法，更进一步，才能在广义上找到中国最终解决民族的问题的途径（广义的民族问题，即所有民族的民族问题，我会在后面下一个系列文章中讨论）

为什么民族问题对宗教泛化如此重要？因为中共的马列民族理论为伊斯兰在中国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伊斯兰份子为了能以封闭姿态完整地嵌入中华进行了百年以上的斗争，始终没有成功。同治回变就是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极端表达。自明朝至民国，包括非汉族政权满清，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统治者给予伊斯兰名正言顺的政治地位，承认其正统的中华身份。无论哪个朝代或者中央政府对伊斯兰都是一个态度，督促其尽快实现本土化和世俗化。当然伊斯兰拒绝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态度在历朝历代也同样是顽固的，即使在今天这个所谓伊斯兰在中国最好的岁月里，部分中国穆斯林依然拒绝中国化和世俗化。如张承志在其心灵史中就宣称就强调“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

虽然以孔孟之道（包括与孔孟之道同质的佛教及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璀璨的伟大文明，但是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

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其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甚至包括中国本身，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战胜孔孟之道。

对于伊斯兰——这种拥有强烈感情的宗教；对于哲合忍耶——这支已经把感情推到殉难渴求的伊斯兰异端派别，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乃是比「公家」屠刀更凶险的敌手。
—— 心灵史，张承志

归儒书院碑记左宗棠

但这一传统却在新中国被彻底扭转，即使中国伊斯兰自身从根上并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文明的一份子，但并不妨碍伊斯兰顶着中华文明帽子变成所谓的本土文明/文化，打算和本土汉文明平起平坐。同时以汉族伊斯兰教徒为主体的回回正式变成了中华的一个民族，继而引发了很多当年意想不到的问题。对伊斯兰这种拒绝融合，且抱有领土自治要求的异质宗教文明，中共的理论设置明显带有自设陷阱的性质，显然是中共的民族理论在底层构建上出现了问题！可为什么中共要搞回族的民族识别？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马列原教旨民族理论。另一个就是所谓统战，换成白话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因此从本篇开始我们将离开宗教议题，进入一个新议题：回回民族问题。而回族问题因为宗教和新民族的构建问题交织在一起而颇显复杂，为了简化问题，也为了给大家一些对民族理论的直观感受，这里我以内蒙古为例来粗略地展示一下中共民族理论的基本思路。因为蒙古族相对回族来说，是一个科学意义完备的民族，能更好地体现中共民族理论的逻辑。可以给我们增加一些中共回族理论和政策的背景知识。

民族作为一个近代的西方概念，于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提到现代意义上民族。中共对民族的概念则完全来自苏联，它全盘接受了苏俄民族国家的理论和逻辑，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可以作为对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旧制度的斗争武器，同时这些敌对势力的民族属性一定以主体民族为主，所以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必须要被全面压制的。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新的粘合剂，则可以完全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认知，最终将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所以在共产主义必将解放全世界的信念下，共产党人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会产生离心力这个问题，始终没放在心上。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共多次在公开文件中支持内蒙古独立，或者说至少不反对内蒙古独立，企图走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路子。中共1922年印发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提到：
（3）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4）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5）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根据这个思路​一九三五年中共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署名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即三五宣言），其中宣称：
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虽然抗战期间中共开始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比如内蒙古研究室和回回民族研究室，但如果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共依然没有脱开苏联民族理论的框架，所以这些民族研究充其量不过是给把苏联的民族理论翻译过来，套用在中国身上罢了。可是当抗战胜利后，新的情况出现了。由于日本投降，内蒙古出现权力真空，导致内蒙古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苏联和外蒙古政府的支持下，尤其是外蒙古领导人的乔巴山的支持下，由企图追求独立的蒙古民族主义分子主导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蒙古族为主的伪满洲国兴安军改称东蒙古人民自治军。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之时，由于其苏联背景中共也派员参加祝贺，但当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拿着中共以往文件要求尊重蒙古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乃至独立权的时候，终于引起了中共的警觉，并开始审视自己的民族政策。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正式派代表拿着所谓请愿书前往外蒙古，请求外蒙乔巴山和苏联斯大林同意内外蒙古合并的时候，中共终于惊醒了过来。1946年2月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可以支持自治，但内蒙古不应提出独立和民族自决，不能有单独的货币和军队。中共中央给中共地方组织的信函中写道：
我们对蒙古民族问题应取慎重态度，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民族自决。
在辽北省与热河省政府下成立自治区，至多要求成立一单独的省，作为普通地方政府出现，而不应与中国形成所谓宗主国与类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不必要求单独的货币单独的军队，甚至单独的国旗”等。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旗帜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钱币

同时民国政府也注意到内蒙古的这种独立倾向，对内表示不承认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对外则向国际社会披露所谓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真相，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关注。在此背景下，斯大林认为外蒙古独立是苏联的目标，而内外蒙古合并不是，况且成立一个大蒙古，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苏联自身也有蒙古族的自治地方，同时对中共来说也交代不过去，所以斯大林在略微犹豫之后表示拒绝支持内外蒙古合并。乔巴山虽然恼怒但也无可奈何，除了抱怨几句，最终撤销了对内蒙古民族主义分子的所有支持。

当乔巴山（前外蒙古领导人）得知斯大林表示，苏联只支持外蒙古独立，但不支持内外蒙古统一的时候说：我们接受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我们和中国人不会有友谊，也不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这些人非常非常糟糕。 他们压迫我们，欺骗我们，焚毁我们的蒙古包，杀死了我的族人。 而现在他们在中国境内有蒙古人的地方，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完全理解宣言的含义。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会向中国人递交我们的协议。 但是我们也会继续告诉全世界，他们如何折磨过我们，以及他们如何继续折磨那些留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

虽然他还心有不甘，但无论如何所谓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完全失去了根基，最终并入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正式成立，乌兰夫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后排挂像左起第一位为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

紧接着国共内战爆发，导致统战要求又显得紧迫起来，当然还有旧有理论的逻辑依然在起作用，1946年11月中共发出指示：

为了团结内蒙古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压迫，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但对蒙汉杂居地区仍容纳汉人合作，并避免采取独立国形式。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成立，并就此一直存在了下去。从建国到50年代末，在大汉主义彻底被清算之后，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但自58年起，地方民族主义开始引起中央重视，党内开始对少数民族党员进行整顿，且愈演愈烈。民国时，为了消除外蒙古自治的政治影响，袁世凯将内蒙古六盟区域肢解，除了一部分区域分给已存在的省份外，主要区域分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随后在此基础上设立的三个省，内蒙古行政区的概念在中国不复存在。而三五宣言则承诺将来的内蒙古自治区将包含所有清代时的内蒙古版图。解放后，内蒙古疆域不断扩大。引发别的省不满，同时中共也并没完全兑现三五宣言中的承诺，把所有所谓蒙古人的地方还给蒙古人，而是把热察绥三省的部分区域分给了其他的省份。所以内蒙古领导人乌兰夫认为有必要重申一下党过去的决定。因此1965年伊始，内蒙古领导人乌兰夫在内蒙古散发早已过时的“三五宣言”（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他是打算提醒其他省的领导人呢，还是向中央抗议示威，这就不得而知了。

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三五宣言

但无论什么原因，乌兰夫此举立即引起中共高层的再次警觉，开始整肃内蒙古地方民族主义，并于1969年将内蒙古自治区的疆域缩小。虽然抓内人党运动扩大化明显，冤枉了很多人，但不可否认彻底打断了抱有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幻想的蒙古民族主义分子的脊梁，也让更多的中间派端正了思想。
反地方民族主义衍生出的内人党事件
1969年-1978年，内蒙古自治区疆域被急剧缩小

四人帮倒台以后内蒙古的疆界大部分也恢复至1969年前的水平，本着清零的原则，对《三五宣言》的修正被抛弃。正因为如此，《三五宣言》可以带着红色回忆的面具，被热情讴歌，重新在内蒙古的官媒网站上招摇过市了（备注：内蒙古新闻网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管、内蒙古日报社主办的）。自然蒙古民族主义思潮也呈现死灰复燃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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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宣言重新出现在内蒙古官方媒体上

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蒙古族学生在中国的学校中悬挂外蒙古国旗似乎已经成为了潮流，这种以外国侨民自居，时刻向精神母国致敬的举动发生在中国的学校当中，却没有引起官方丝毫的警惕。甚至采取默认的态度。

热爱外国旗帜的中国蒙古族学生

微博上一名蒙古族下级军官的言论（此人为现役军官），则更是引人侧目。他把外蒙古当祖国，更让人不安的是，他所在部队的军事会议上，为了突出部队的民族属性，只挂蒙古文的做法（图版上的蒙古文是带有错误的机器翻译，明显只是为了突出所谓蒙古人的内蒙古），可见内蒙古地方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严重，以至于到处都充斥着以蒙古国侨民自居的中国蒙古族人。

内蒙古某部的军事会议，主展板只有机翻的蒙古文字
外蒙古是祖国

而踩踏成吉思汗，这种过去至多批评教育的事情，结果被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判刑一年，也可以看出这个当年所谓汉化最彻底民族之一的蒙古族的民族主义早已暗潮汹涌。

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共在内蒙古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发展轨迹，我们会有几条发现，首先解放前中共对民族问题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专业人才，只能依靠党内意识形态理论家和政宣知识分子，囫囵吞枣地吞下了苏俄的民族理论，也就是说同苏联一样种下了一棵歪脖树，而这棵歪脖树最大的目标实际上就是统战，以对抗大家共同的敌人。可是当中共发现所谓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分子有独立倾向时，中共立刻开始为这个歪脖树绑上了第一个矫形的绳索——自治不等于自决。建国以后，中共采用了苏俄奇葩的民族国家架构，同时努力在中华大地上直接种植共产主义，所以把打击大汉主义放到了首位，这个决策给少数民族精英带来了他们自认为的发展机遇，开始发展地方民族主义，中共同样立刻警觉并给予了无情的打击，这是第二个矫形的绳索--反地方民族主义。第三个绳索就是文化大革命--所有民族都是共产民族。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结论，中共早期民族理论是可以自成体系的，无论其他方面如何糟糕，全民共产民族如何乌托邦，但这个以“实现全民共产族”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是完整和自成体系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改开之前，民族关系反而是最好的。因为中共当时的目标还是一个（共产）国家一个（共产）民族。那么改开以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中共自己砍断了第二条和第三条绳索。第三条绳索没什么好说，是绝对错误的，但中共砍断了第二条绳索却是有待商榷的，打击大汉主义得以保留，但如何应对地方民族主义却无人顾及。为本民族的壮大和发展而努力是任何一个民族群体的天然属性，任何一个没有被其他条件束缚的民族精英都无法抗拒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选择地方民族主义是必然的发展方向，那么这就牵扯出马列民族理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它对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性，民族间融合的艰巨性估计不足，这是只熟悉欧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念构建国家理念的马克思的局限性，他设计的以实现全民共产族为目标的多民族国家理论，显然给多民族国家带来一系列水土不服。当然这个议题拓展出去，肯定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谈得清楚的，所以这个宏观民族问题我会在后面的民族系列里再详细探讨。下一章我还是把关注点拉回来，放回到探讨中共民族理论是如何应用到中国穆斯林回族群体上，以及产生了怎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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