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第三只眼睛看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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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ybird 2008-05-02

刘放：第三只眼睛看西藏
请看博讯热点：西藏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0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今年三月以来偶发的西藏危机，引起一场世界性的争论与对抗。中国政府最近已同意与达赖喇嘛对话。不管对话的前景如何，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也是中国政府在世界舆论压力下思维方式的良性转变。
民族问题相当复杂，受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经济诸因素影响。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场矛盾的爆发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 (博讯 boxun.com)

一

在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苏共公开信指责中国说：中国的领土其实只在长城之内，长城之外的土地都不是中国的。中共的公开信则回击苏联：俄国的领土只在莫斯科红墙为界，红墙以东都不是俄国的土地。
这些话听起来很荒谬，而在历史上都是事实。当年秦始皇筑长城，即是为了保护长城之内的领土。长城就是中国（大秦）的北疆边界。但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国的疆土越来越扩大。如果不算成吉思汗的元帝国，满清时的中国领土是历史上最广阔的，比现在还多出几百万平方公里。西藏、蒙古、新疆都隶属大清，行政管理则较为松散，有点象今日的联邦或自治。
如果从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管理方式来衡量，则越南、朝鲜两个蕃属国与中国关系更加密切。他们使用汉字，汉历，承继了许多中华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包括儒学、宗教。在管理上也更加直接，当地最高长官一般都由中央委任。例如唐代名篇《腾王阁序》作者王勃的父亲即是当时派驻越南的官员。又如袁世凯即是清廷派驻朝鲜的最末一个长官。朝鲜、越南留在中国大家庭中的历史相当悠久。
然而近代史上的几场战争，却阴差阳错地把朝鲜、越南分离了出去，而把文化差异较大的新疆和西藏、蒙古留在了中国版图。对领土和民族问题，历史可以作为依据，但不能作为唯一的凭证。如果追溯历史，事情就会没完没了，永远也扯不清。
唯一的根据只能是注重现实。西藏至今留在中国版图上，这就是现实。在今天，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应该是没有疑义。就是一些对西藏问题有不同看法的西方国家，也不否定这一点。我们也注意到，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对此没有异议，他强调的是争取西藏真正自治而非独立。
进入现代社会，许多事情的处理方式都已经改变，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矛盾都通过对话，通过和平方式得到化解。人权、人道和民主自由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渐成为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然而，解决领土争端，解决民族矛盾仍为相当棘手的问题，令当今政治家们伤透脑筋。显然，对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如果每个民族都渴望分离出去，确有实际的不可操作性。
古往今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关键是实力。无论和平或是非和平手段解决，背后还是实力。同是民族问题，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同，解决起来也就完全不同。在民族问题上，任何普世价值好象都不一定完全适用。这是人类的智慧还无法圆满解决的问题，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悖论。
例如，俄国的车臣，她再怎么奋斗，再怎么争取，不管她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恐怕也难于独立出去。而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她说一声独立就独立了。这里虽然也有别的一些因素，如美国、北约的支持等，但关键的关键在于塞尔维亚没有强大的实力。而俄国则有足够的实力。
回到西藏问题。抛开历史不说，抛开那些恩恩怨怨不说，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已是一种事实。西藏身处一个经济、军事实力相当强大的专制国家，西藏的人口数量在其中更是微不足道。而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汉民族的大一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一种文化，基本上没有商讨的余地。
这就决定了西藏的命运。如果说1959年的西藏“平暴”中国军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那么面对今日更加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军力，西藏独立就更没有可能了。而青藏铁路的修通，则在战略上根本消除了西藏独立的隐患。当然除非中国出现政局严重不稳等意外。
这就是现实。这种现实对弱小民族来说，是很无奈的。
不过，在现代文明社会，对话仍是可能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当今世界的进步人类普遍认可和平对话，并极力促成矛盾双方对话，以化解危机。地球村时代的国际社会也为对话提供了基础和平台。对话是一条通向民族和解的最佳道路。
二


西藏问题的矛盾实质是什么，焦点在哪里？汉藏民族如何才能友好相处？这是许多人所关心的。
多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量金钱，大量的人力物力。中央政府修通了青藏公路，后来又修通了青藏铁路。这些投入的资金总数应在千亿以上。西藏的城市越来越现代化。藏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教育程度都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些都没有能让藏民满意。许多汉人对此完全无法理解。
解决民族矛盾，显然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尤其对藏族这样一个宗教民族来说，他们对精神的追求远超过对经济和物质的追求。宗教信仰者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心灵领地。我们在西藏常可看到那些一步一拜、五体贴地的虔诚朝圣者，他们就这样千百里地一路跪拜而来，无惧风霜雨雪，不怕肉体磨难，心里只有神圣的信念。这种信念在本质上是淳朴善良的，与暴力不共戴天。我们对此除了尊重，除了感动，实在是难于言语。
因此，尊重藏族人民的文化，尊重他们的宗教，是接受他们的起码条件。与他们产生矛盾，发生冲突，多半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无妨回视一下满清政府是如何治藏的。清政府虽象征性的派出驻藏大臣，但治藏基本上是无为而治。除了国防、外交归清廷，就只是在班禅、达赖活佛转世时负责认定。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政府不但不加干预，还鼓励他们强化宗教文化，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帮助。这样在清朝统治期间，西藏僧侣数量急剧增加。当然不排除清政府有麻醉藏民的用心。但在客观上则起到民族和谐、边疆稳定的作用。
这种民族政策在今天仍值得借鉴。反观中国政府的治藏政策，就发人深思。从这次西藏的骚乱来看，至少是不成功的。
中共对西藏的政策，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谈。即改革开放前为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后为另一阶段。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的极左路线、极权统治，对西藏的宗教、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尤其文化大革命时西藏的寺庙大量被毁，僧侣、尼姑受到污辱迫害。连班禅也被关进监狱。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但这种迫害不仅仅是对藏人的，汉民族遭到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很难说是民族压迫或种族歧视。这是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灾难。
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共的政治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经济腾飞，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极大变化。隋之产生的是新的社会矛盾。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些年来，中共虽然在西藏的经济和基本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一定成就，但对一个追求精神心灵自由的宗教民族来说，这些物质上的变化对他们并不重要。相反，商业化社会打破了西藏的宁静，也带来文化上的困扰，对西藏的自然环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污染、破坏。这引起他们更大的不满。
而在西藏政治问题上，中共仍保留过去那种僵化、教条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境外存在的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始终成为中国政府的心病。为了斩断藏民与达赖喇嘛的精神联系，消除达赖喇嘛对藏民的影响，西藏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藏民的控制。这包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禁止挂达赖喇嘛画像，在寺庙及民众中展开对达赖喇嘛大批判，并对发表支持达赖言论的藏民实行抓捕迫害。同时，西藏政府规定藏族学生、干部家属不准参与宗教活动，等等。
这些举措对一个宗教民族来说，是难于接受的，也会是忍无可忍的。这种思想控制也有违现代社会的自由价值观。这既是民族问题，也是人权问题，是引起他们对抗的主要原因。
而对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政府没有以智慧、宽容的心态和方式去应对。他们利用外交手段，对达赖喇嘛步步紧迫，限制他的活动空间，并继续将他妖魔化。所有这些都加深了藏民对政府的怨恨。这一次藏民与政府的冲突就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爆发，是中国政府这一系列内外政策衍生的必然后果。在这里去寻究藏族暴民如何作为，或中国军警如何镇压，都并不那么重要了。这些都已经是果而不是因。不幸的是许多人都把这种“果”当成了“因”。
但有一点是中国政府始终难于自圆其说的：既然是真理在握，为何拒绝联合国人权专员进藏考察，为何禁止国际媒体在西藏自由采访？

三


对生活在海外的人们来说，由于有透明而充分的资讯，真正认识达赖喇嘛并不难。事实是达赖喇嘛早就放弃了藏独路线，寻求的是西藏自治。他一再表白，西藏留在中国大家庭中对藏族人民有好处。他也不断要求与中国政府展开对话。正因为如此，他才赢得了国际间的同情与支持。
面对中国政府的指控（即指达赖喇嘛在背后策划了这次西藏暴乱），达赖喇嘛只用一句话回应：“请拿出证据来！”
就这么一句话，中国政府便无言以对。这样一个身无分文，手无寸铁的老僧人，他凭什么能得到世界上如此多人的支持和尊重？他靠的是真诚和坚定信念。
达赖喇嘛自从1958年流亡海外到现在，已经近五十年过去。他已从一个青年变成中年、老年。几十年的流亡生活，使他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文明思想，并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反思，从而审时度势，选择了西藏问题所谓的“中间路线”，即不谋求独立，而寻求高度自治。应该说，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算他是言不由衷，起码也是已经屈从于现实。或者说，他并非不想独立，而是不敢想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不识时务。达赖喇嘛显然是个识时务者。
五十年间，世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已结束，苏联已解体。东西德已统一。中国的变化就更大。香港、澳门回归，台海两岸的政局都发生了剧变。如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状况与五十年前更是天壤之别。具体一点说，1959年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阶级斗争。现在是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一部分人暴富起来。
许多从前的敌人如今成为朋友。共产党主席与国民党主席已坐在一起喝茅台，苏修已变为盟友，美帝已成为伙伴，地主资本家已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一句话：天翻地覆，沧海桑田。科学家们考证，连天上的北斗星都在位移。
什么都变了，只有中共对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没有变。戴在他们头上的帽子一顶也没有少，口号一个字也没有改变。“分裂祖国的罪人”、“反华势力”“藏独分子”，等等。这些称呼从毛泽东时代、林彪四人帮、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一直沿用至胡锦涛时代。
这样的发展观肯定是不科学的。也没有丝毫与时共进。
中国政府不愿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害怕他在藏民中有太大的影响力，回来会引起西藏社会动乱。因此，希望让达赖老死他乡，这样西藏问题就将不了了之。
这种想法完全错了。更大的可能是，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局面将更难收拾。事实是，那些年轻的流亡藏人思想更为激进，立场更加强硬。他们已对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极为不满。这次的西藏骚乱，即预示着后达赖时代的提前到来。应该说，最好的对话时机已错失。
最明智的做法仍是趁达赖喇嘛健在，与之诚恳对话，利用他在藏民中的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妥善处理好西藏问题。
当然，对话的困难仍大，障碍仍多。如，将来西藏自治的政治体制、达赖喇嘛提出的“大西藏”文化圈的范围等，双方都会有很大争议。另外，达赖喇嘛如何统合西藏流亡政府内部不同观点不同派系，包括激进藏人的思想；中国政府如何摆平西藏既得利益势力集团，等等，都是相当棘手的问题。
但是只要双方有诚意，事情总会得到解决的。毕竟，汉藏两族已有千百年和谐共处的历史。而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僵化的思维方式，改变治藏政策，尊重藏族文化，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保证他们享有真正的思想自由。
当然，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中国政治的大环境，取决于中共能否下决心迈出政治改革的步伐。西藏问题并非是孤立的，西藏人民能得到的权利，内地民众一样应该得到。民族和谐，民主自由，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