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经国家批准，于1955年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创办的唯一一所培养高层次年轻爱国宗教教职人员的伊斯兰高等学府。
80多岁的达浦生阿訇曾在经学院的大会上激动地说：“我随周总理参加了亚非万隆会议，以亲身体会向世界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真实可信、诚心诚意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成立也再次昭示，我们迎来了教门发展的又一个光明时期。光明驱逐黑暗，当务之急是培养大批学贯天人、学贯中外、学贯古今的高品级人才，进而带动起全面的穆斯林教育，使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跟上新中国前进的步伐。”并雄心勃勃地提出“要把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建成东方的爱资哈尔”。
当年该校在校生每月的助学金为24元，比普通大学生12元5角的助学金几乎翻了一番。其教授专业课的师资力量雄厚，不仅有中国最有名的穆斯林学者，还先后聘有4位埃及专家。此外，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还拨巨资为经学院兴建了一座具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教学大楼，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周恩来同志特别重视帮助宗教界办好宗教院校、培养宗教事业接班人问题。当时他认为，我国伊斯兰教“高级的经学院办得也还少了些。为宗教服务的人员还不够，还要扩大。我们已经请了埃及的教师来讲课，埃及是伊斯兰教研究经学的权威地方。今后我们的事业发展了，别的国家愿意和我们交换教师、学生，我们也愿意考虑。
周恩来总理等高层领导直接对朝觐活动进行了关心，并利用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之机，亲自和沙特亲王费萨尔商谈此事，终于在当年8月重新打通了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
从1955年至1964年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共组织朝觐10次，共132人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朝觐活动陷入停顿。1979年10月，中国穆斯林在中断14年后首次恢复朝觐活动，以全国政协常委安士伟教长为团长的朝觐团在沙特政府热情但又戒心重重的接待中顺利地完成了朝觐功课，也使沙特和世界各地朝觐团看到了中国拨乱反正后宗教信仰自由重新得到尊重和保证的可喜进步。
此后的80年代，中国陆续开始安排自费朝觐和利用探亲机会朝觐，并在外汇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为自费朝觐者提供部分外汇兑换额度。政府的开明政策，使朝觐活动在中国各族穆斯林中逐渐形成一股小热潮，朝觐者人数在1990年达到1459人，其中自费朝觐250人。中国朝觐者的增加，以及他们的精神风貌和生活处境，对沙特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与基督教代表长谈了4次，指出基督教的历史角色和解放后的政治立场问题，希望反省自身，寻找不为人民所容的原因。谈话中，崔宪详回忆起自立运动及三自口号，得到肯定。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与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表“三自宣言”。表明了基督教将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随后征求全国基督徒的签名。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三自宣言”和首批签名的1527名基督徒的名单，配以社论，大力支持。
据1949年统计，控制中国天主教的外国传教士有5500人，中国天主教绝大多数教区均由外国人担任主教。外籍传教士离境后，全国143个教区中有120个教区主教空缺，影响正常教务的开展。从1958年开始，中国天主教本着宗教上“当信当行”的原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选自圣主教，使中国天主教的“三自”爱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