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何以一次次对极权免疫：再谈文明巅峰永不过时的美国价值
「川普主义」是一种普世价值
美国回到宪法，回到圣经，回到珍贵的美国价值。
川普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都是让美国回到宪法、回到圣经，回到价值原点。
美国秩序的根基就是自由，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都论述了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和极左派思潮，因为美国有教会和清教徒传统，有宪法，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自治传统。
当年，到北美的第一批移民是在欧洲受迫害的清教徒，他们在上岸之前就签署了一份《五月花公约》，这份文件以社会契约的形式确立了新大陆公民社群的「起点平等」。这些新移民相信机会均等，只要努力工作、勤俭敬业、对事业执着认真，就能有所成就。所以，他们不会像后来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那样，以改变不平等为由带来更大的不平等。
然而，托克维尔和桑巴特都没有想到，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社会主义和极左派毒素在亚非拉不发达地区横冲直撞，进军美国——一旦作为美国「定海神针」的教会和清教徒传统出现衰落趋势，它们便趁虚而入、蚕食鲸吞。左派首先要摧毁的目标就是宪法和教会。左派掌握了主流媒体和教育机构，将其变成地下宣传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告诉公众和下一代：宪法和圣经早已过时，美国不是清教徒创建的伟大国家，而是奴隶主掌控的专制国家，仇恨美国才是「进步」。
人类悖谬的历史，向来如此，日光之下无新事。国父们在上帝的启示下撰写的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却被左派弃之如敝履。美国宪法学者和历史学者斯考森（W. Cleon Scousen）痛切地指出：「就思想意识来说，我们是非美国的一代人。即使我们当中那些受过政治科学教育的人也没有被要求去读联邦党人的文章，读约翰.洛克（John Locke）、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亚当·斯密（Adam Smith），或读那些把宪法置于重要地位的人的原著。我们的一位大学教授甚至说，美国宪法已经过时了。他认为，这部宪法并不是为一个现代的工业社会设计的。」
抛弃作为美国立国根基的宪法和圣经，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必然是美国的衰落，是「毒品、骚乱、恐怖手段，掠夺性战争，反常的性行为，昙花一现的婚姻，有组织犯罪，忽视乃至虐待孩子，麻醉性狂欢，债务残生的繁荣」。拜登这个涉嫌家庭虐待和性侵的犯罪嫌疑人居然窃据白宫——其女儿阿什利（Ashley Blazer Biden）因吸毒被捕，在戒毒中心遗失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她小时候与父亲共浴、遭受性侵的悲惨经历。左派的主流媒体永远不会报道此类真相。
为了对抗「非美国」和「非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学者斯考森（W. Cleon Skousen）写了《飞跃五千年：美国二十八条立国原则》一书，从宪法中提炼出二十八个关键原则、二十八个「有助于改变世界的伟大观念」——国父们几乎没有发明其中的任何一个，但发现了它们，并且把这些观念引入了一份单独的文件（美国宪法），这份文件已赐福给这个伟大的国家与世界。
斯考森所论述的二十八原则，其中有些已是举世公认的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即便专制独裁国家也在表面上承认它们，比如「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只有财产安全，生命和自由才不会受到侵犯」、「应建立制衡制度，防范权力滥用」等；也有很多是生活在英美文明、英美秩序之外的人们所陌生的，比如「在共和政体的宪法之下，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成为自由人」、「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政府和公民的自由就不能长久」、「若要将繁荣推向极致，自由市场经济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二者缺一不可」——这一部分尤为重要。
「川普主义」就是「常识主义」
这是一个坚持常识却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时代。 T.S.艾略特早在一战的废墟中看到了今天的窘境：「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使我们更接近无知，我们的一切无知都使我们更接近死亡。可是接近死亡并不更接近上帝。……两千年天宇的轮转，使我们离上帝更远，离尘土更近。」
川普所受到的种种攻击、辱骂和妖魔化，都是因为他对常识的坚持。 「川普主义」就是「常识主义」。那么，什么是常识？在美国的语境下，常识就是：人身自由和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富足和繁荣、计画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家庭和教会而非政府才是美国力量的源泉、每个身体健全的人都应当自食其力、过度的福利只能诱发人性之恶、上帝所造之人的性别只能是男或女、上帝所祝福的婚姻只能是一男一女、每个国家都自有其疆界、重振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并谨慎对外投放美国的力量……这些就是川普的核心价值。
川普所反对的若干「反常识」的理念，都是「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领域里的表现」，它们包括：极端的平等主义或者平均主义、放纵的个人主义、民粹式的民主、（准）无政府主义、非宗教和反宗教的世俗主义、无限制的多元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浪漫的世界主义或者全球主义、乌托邦式的和平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式的生态主义等。
川普不是一个个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总统，他是「川普主义」的化身，在他身上凝聚着人民的意愿，人民选择和造就了「川普主义」。 「川普主义」的主体是一群相信和尊重常识的普通美国人，他们是年收入在五万美金左右的劳工、技术人员和工商业者等群体。他们认同美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赞同美国的宪政体制和法治秩序，维护地方自治，信奉基督教教义，恪守传统道德观念，绝大部分生活工作于中西部（铁锈带）和南部。他们是正常人，绝不是被左派污名化的「乌合之众的民粹主义者」。
与相信常识的普通民众相比，左派的本质就是反常识、反常情、反常理。美国学者雷蒙德·雷恩（Raymond V. Raehn）指出，当代左派推崇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化主要元素的毁灭性批判，包括基督教、资本主义、家庭、道德、传统、性节制、忠诚、爱国主义。批判理论还包含若干「子理论」，如母权理论、雌雄同体理论、性理论、多元性别理论、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解构主义等。左派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以此推翻现行的社会秩序，颠覆传统，迎来以文化马克思主义为原则的社会革命。
这两种观念的冲突，绝非轻轻一句「宽容」就能解决。这场冲突比反法西斯的二战和反共产主义的冷战还要尖锐——敌人不在铁幕之后，敌人早已登堂入室，甚至连家人也变成了敌人。要打赢这场「文化战争」，首先需要恢复和普及常识。
为什么在深受共产极权凌虐的国家，支持「川普主义」的人最多？
「川普主义」的出现，是病入膏肓的美国自我拯救的一次拨乱反正，是百年来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文化战争」的高潮。
「川普主义」比川普重要，你可以不喜欢川普，但你无法不面对「川普主义」。作为「川普主义」诞生之地和基督教文明最后一道防线的美国，不乏讨论和研究「川普主义」的著述。但在美国之外，此种论述多少显得「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即便在英语文化圈内部，在早已习惯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温室」及全面世俗化和去基督教化的「五眼联盟」其他四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纽西兰，也很难找到关于「川普主义」的正面论述，更不用说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就与英美路径分道扬镳的欧陆了。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美国之外，最深刻的「川普主义」论述却出现在东欧小国。为什么在东欧小国会出现对「川普主义」具有「同情的理解」乃至「热忱的认同」的思潮？
原因很简单：如T.S.艾略特所说，「更亮的光啊，我们替较小的光赞颂您」——在黑暗的最深处，人们反倒容易见到光；在深受共产极权凌虐的国家，基于切肤之痛，支持「川普主义」的人最多。中国人「苦秦久矣」，深知左派的危害——无论是中国的左，还是西方左派的左。这一现象，如同此前哈维尔（Havel）、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东欧知识分子对美国反恐战争的强烈支持。以哈贝马斯（Habermas）为代表的傲慢自大的西欧知识分子，从来不愿倾听东边「穷亲戚」的心声。 「反美主义」高涨的西欧知识界，认为亲美的东欧知识分子是「欧洲的叛徒」——只差没有宣布取消他们的「欧洲籍」了。对此，德国评论家扬·罗斯感叹说：「这个洲的东边是有话要对西边说的，谁要是拒绝听，倒霉的就是他自己。那些在伊拉克战争争议中跟美国站在一边的国家绝不能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像捷克的哈维尔就绝不会是那样的人。记忆犹新的独裁经验更加激发了对抗专制的决心。说到现状，『核心欧洲』的人民爱之甚深，今天他们也正是为此而不惜与美国翻脸，但在东欧，现在却还是摆脱不掉半个世纪以来的压迫记忆。一九八九年所留下的遗产是自由的，也是追求某些新东西的希望。一个拒绝这份遗产的欧洲将会变成化石，终将空留遗恨。」
为什么要跟美国站在一起？波兰异见知识分子领袖米奇尼克解释说：反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战争是正义的，这种正义与波兰反对希特勒或是芬兰反对史达林的战争性质是一样的。 「让人道规则在国际关系中消失是对专政的一种包容，也是对在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和古巴的专政体制所犯罪孽的沉默态度。」东欧知识分子从九一一事件中汲取的教训是：「就像马太奥蒂谋杀案揭示了意大利法西斯的本性，如果莫斯科大清洗向世界展示了究竟什么是史达林体制，好比水晶之夜向世人揭露了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当我看着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厦倒下时，我明白了世界又重新面临专政的挑战。暴力、狂热和谎言向民主价值提出了挑战。」
不是川普分裂美国，新左派的「身份政治」才是造成美国分裂的罪魁祸首
「反川」阵营加诸于川普身上的一大罪名是：制造矛盾、分裂美国。左派甚至将川普妖魔化为希特勒式的种族主义者。这种说法颠倒了因果——真正制造矛盾、分裂美国的种族主义者，不是川普，而是左派，尤其是以欧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II）为代表的左派政客。欧巴马治国无能，却善于玩弄「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以此瓦解美国建国的根基。
是欧巴马，而不是川普，将宪法之下「我们都有同一个梦想」的美国，变成四分五裂的美国：以族裔而论，不仅黑白截然二分，就连亚裔也要搞「细分法案」——「亚裔细分」不是要民主党要照顾作为「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族裔」和「模范少数族裔」的亚裔，而是要在亚裔学生入学上作出进一步限制，是为对亚裔的「逆向种族歧视」。
以性别而论，不是是男女二分、女性平权，而是创造出美国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同性恋者和变性人的种种特权，进而炮制出数十种「自我认定」的性别。
以经济地位而论，继续制造富人和穷人的阶级对立。
以来到美国的时间先后而论，挑动新移民与老移民的对立。
由此，美国变得跟内战中的叙利亚一样支离破碎——叙利亚是在二战之后根据现代「民族发明学」制造出来的国家，而非自发形成的国家。尽管如此，在内战之前，绝大多数叙利亚民众认同自己是「叙利亚人」；但在内战之后，「叙利亚人」的身份认同灰飞烟灭，人们根据种族和宗教信仰而认为自己是什叶派、逊尼派、阿拉维人、德鲁兹派、基督徒或世俗主义者，并且彼此敌对和仇视。这就是左派竭力造就的美国的未来吗？
操弄身份政治，左派隐藏的目标只有一个——去掉美国宪法和宪法背后的圣经。左派的人生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仇恨。他们知道，美国秩序的根基是圣经，所以圣经是他们仇恨的首要目标。一切关于身份的讨论，最后都将回到价值原点。 「文化战争」或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在最深处就是不可调和的价值和信仰之争。当大部分越南裔、古巴裔和相当一部分华裔社群支持川普时，《纽约时报》等左派媒体就像西欧知识分子辱骂东欧知识分子一样，辱骂这些少数族裔是「叛徒」。就连南方非裔美国人社群投票给川普，也会招致白左菁英冷嘲热讽。此时，左派媒体再也不假装他们尊重少数族裔的选择了，再也不怕暴露出「种族歧视」的真面目了。
《美国秩序》一书的诸位作者，大都对此关键点了然于胸。刘军宁写道：「美国的立国根基，是与神的圣约，是上帝颁布的摩西律法。这是美国的精神支柱、道德基础与制度支柱。在此基础上才有现在的法律与秩序。如果把这个神圣的根基毁掉，两百多年以来的法律与秩序将坍塌。」「美国这种『瓦斯普』（WASP）文明，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的文明，是美国文化的根基，也是现代美国文明的母体。」
「既然基督教信仰是美国建国以来的人民信仰的主流传统，对于这个传统也要高度尊重，这是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至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也是从这个大传统中滋生出来的，自由主义如若反对基督教信仰，也就斩断了自己的生命之源，美国宪法的权利条款还是有一个高级法的大背景的，也就是说，美国宪法从来就隐含着基督教的渊源，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捍卫美国精神（美国文明），捍卫西方文明，就应该捍卫基督教、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而核心是捍卫基督教传统。没有了这种传统，美国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美国，西方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西方，西方文明的内核将彻底发生变化。发生质变之后的西方是不是还有有限政府、私有产权、资本主义，是不是还是自由民主政体，恐怕都是未知数。」
美国遭遇「威玛时刻」，如何绝处求生？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之后的美国，窃国者王，诚实者道路以目。 「深层政府」的傀儡、前言不搭后语的老年痴呆症患者拜登入住白宫之后，放任大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试图将数千万非法移民全部合法化。
拜登伪政府将川普规划得井然有序的从阿富汗撤军计划搞成了一场可耻的溃败，他居然称之为「第二个敦刻尔克撤退」——若是邱吉尔听到这种不伦不类的比较，一定会气得从坟墓中站起来，给他一个大嘴巴。
拜登伪政府还利用中国武汉肺炎病毒之危机，强制推行口罩禁令和疫苗护照，企图将美国打造成由「老大哥」主宰的「大洋国」。
美国面临着比罗斯福新政和一九六〇年代反越战的「垮掉一代」的还要严峻的国家危机。美国迎来了危机四伏的「威玛时刻」。威玛共和国的覆亡，不是希特勒有卡里斯玛魅力，不是纳粹主义理论诱人，不是党卫军的暴力恐怖，而是威玛共和国的宪法缺乏具有公民美德的民众全身心地支持和捍卫（一九一二年之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是如此）。
威玛时代的柏林，文艺之繁荣超过巴黎，但那宛如「火山口上的舞蹈」。威玛文化的黄金时代，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些年的威玛就像是魔山上的世界：表面上红光满面，实则弊病丛生。」
纳粹上台前夕，威玛文化正处于从现代到后现代转换的关键阶段。一战之后，欧洲在科学、艺术、建筑和设计诸多领域关于「现代」的自信日渐强烈，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观念，认为「现代」认知与一战期间释放出来的大规模合法暴力并无关联——人们通常将关于现代的自信同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初，无论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学著作，还是毕卡索（Pablo Picasso）的画作，或是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小说，抑或包豪斯（Bauhaus）的建筑风格，无一例外被认为同「社会进步」关联，是对传统观念尤其是传统民族观念和性别观念的挑战。同时，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跨文化、跨民族的特征：它承认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这就是思想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批判的具有自我毁灭基因的「现代性」。
此时，古希腊时代以来有关完整性观念，走向令人悲哀的衰微。于是，威玛知识分子努力克服碎片化处境，思想家转而寻求其他庇护所。许多人在纳粹主义那里找到了安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即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他的「诗意栖居」哲学与纳粹的浪漫主义不谋而合。此后，海德格充当了「一名没带天国福音的教士，一名形而上的冲锋队长」。在威玛共和国终结前不久，神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 Johannes Tillich）以鲜明的方式评论说：「从儿子那里出发创造母亲，从虚无中召唤父亲，那是摧毁所有政治理想的尝试。」
如今，类似的文化革命正在美国施施然地登场——作为威玛时代现代主义升级版的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如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孙悟空一样，在美国的心脏地带发起了冲锋。这是一场观念秩序的战斗，却比军队之间的战斗还要激烈。
美国若要避免威玛共和国覆亡的前车之鉴，唯有从左派手中夺回大学及各级教育机构，夺回媒体和网路，夺回白宫、国会和法院，恢复宪法的尊严，守住国家的边界。
这场战斗不能仅靠川普和「川普主义」来完成，美国还需要有一场扎根于「川普主义」的、比茶党运动更声势浩大、更绵长不绝的「护宪运动」和「护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