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的根本危机，不是被外部世界抢走了饭碗，而是被内部结构扭曲所掏空。无限膨胀的工会权力，打破了劳资共存的合作框架，使制造业无法适应市场规律，最终陷入死亡螺旋。
工会权力膨胀 → 劳资对立强化，初衷是保护工人，但随着地位制度化、特权化，工会从谈判者变成绑架者；拒绝绩效改革、阻止自动化、强行设定岗位不可裁撤；劳资合作被瓦解，变为“你死我活”的制度僵局。
② 劳动力成本失控 → 制造业失去竞争力，工会常年推高工资、福利、退休金，甚至设定“工龄保护”、提前退休政策；企业无法以市场价格生产，与亚洲国家（如中国、越南）相比毫无优势；导致制造业大规模外移、空心化。
③ 劳动参与率下降 → 青年不愿入行，工会保护现有岗位，排斥新进人员，形成“老人占坑”结构；青年无从进入制造业，产业断代；劳动参与率下降，制造业从“社会基础”变成“被保护的遗迹”。
④ 社会幻觉上升 → 把劳工固化为神圣阶层，舆论、政策将某些工种赋予“崇高”“不可挑战”标签；实质上却失去了产业逻辑与市场评估；权利神话替代了竞争现实，文明成本崩盘在所难免。
现实印证：底特律的破产（2013年）：市政破产、汽车三巨头一度接近破产，皆源于工会对财政与制度的绑架；美国制造业回流困难：即使特朗普政府推“制造业回归”，现实仍是缺人、缺钱、缺制度空间；法国铁路、教育等系统性罢工：几乎都由工会主导，不接受改革，也不提替代方案；加拿大邮政如今的困境也在重演这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