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大学，束星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平静也是最辉煌的一段时光。
当时的浙江大学物理系，束星北和王琻昌是两个标志性人物。作为那个时代的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学的大师，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的人在浙大遭遇后，迅速地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场面煞为壮观。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地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同时，他们也造就了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
天才的的性格大多古怪，束星北的个性是鲜明的，同时他的棱角也是分明的。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研究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等武器，并于1945年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部雷达。当抗战结束后，他为了拒绝国民党逼迫他入党的要挟，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结果到囚禁。1950年，在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中，因为苏步青教授受到侮辱，束星北气愤至极，亲去找干部理论，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罪魁。
1952年院系调整时，束星北拒绝了好友王琻昌请他一起到中科院去搞研究的邀请，一意孤行去了山东大学做教授。他认为中科院都是些“政治学者”，缺少科学家气质，让他看不惯。
1952年底，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被请到山东大学做重要学术报告，报告中间，束星北忽然走上讲台，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说完捏起粉笔，一边在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足足讲了四十分钟之久，丝毫不留情面，徒留王竹溪先生尴尬地站在台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这就是束星北，认真到丝毫不给别人留情面，真实到似乎从来都不懂得恭维。仿佛注定了一般，这种恃才傲物、棱角突出的性格，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终于在时代的洪流中，让束星北一步步陷入泥沼，受尽了磨难。
1954年，因为公开反对时任校长华岗的“马列主义第一”，支持“自然科学第一”，束星北被学校列为重点批斗对象，束星北被迫离开了了自己钟爱的物理系，几乎成为了各个院系都不敢接收的“孤魂野鬼”。离开了讲台的束星北有过许多计划，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一例外都胎死腹中，最终，他选择了研究气象学。
知识分子总是能够在研究中获得极高的成就感，很快，束星北就在气象学上找到了感觉和方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引起了气象学界的巨大轰动。
但是好景不长，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往往是一个运动还没结束，另一个运动紧跟着又来了。在山东大学的“肃反”运动中，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遭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以束星北的性格，当然是强硬反抗，他甚至给毛主席发了电报，以期得到平反。
强硬的态度招来的是更加强硬的处理，在一片批斗声中，束星北被抄家了。尽管在自己门上写了“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的字样，他仍然被抄家了。尽管他手里拿着宪法，不停地摇动，也仍然无济于事。
束星北的法制意识是超前的，在1957年的“鸣放”运动中，他曾经做过一篇题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报告，主张推进法治。他的这篇报告，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甚至直到今天，“法治”依旧是摆在我们这个社会面前的最大问题。但在当时，这却成为了他“反革命”的证据，束星北也因此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工资降到20元生活费。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妻子并无工作，而家中还有七个孩子嗷嗷待哺，一家人的生活拮据无比，甚至为了躲债，经常要佯装家里没人。
1958年，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编入劳改大军到青岛月子口修水库。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许多人都在在工地的死亡线上挣扎，能活下来，已经算是奇迹。有一次，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束星北跑到瓜田里去偷西瓜，结果被看瓜的老农当场抓住。老农看他可怜，给了他一捧花生，束星北一把抓过来，连皮一起吞进肚子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束星北早已没有了当初知识分子的形象。
水库工程结束之后，束星北被调到青岛医学院继续接受改造，主要工作是打扫厕所。在经历了月子口水库两年半的改造之后，他终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意识到自己错了。
他开始认真改造，认真刷厕所，甚至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刷快，刷的好，刷的干净，在此期间，束星北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等，甚至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也在他的修理范围之内。他想尽一切办法“立功”，迫切希望自己摘掉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群众当中，重新开始科学研究，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长时间的哽咽。
1971年一月，下了一场大雪。束星北的女儿去探望父母，远远看见佝偻着身子在医学院门口扫雪的束星北，他的身后，是扫出来的一条长长的路，两旁的雪地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女儿，父亲经常一个人在雪地里不停地运算，写字，扫帚就是他的黑板擦，他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那是他为自己发明的独一无二的脑力运动。
眼看着年华逝去，而自己却一无所成，束星北一天比一天感到焦虑，他向组织写信说：“我今年已 64 岁，改造了十几年还没有改造好。岁月蹉跎，心中焦急：如果再过十几年， 即使改造好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还能有什么用呢?今后该怎么办，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谅解和容纳?恳请党领导、军工宣队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之前，……(让我) 回到人民内部，尽自己的力量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数年的时间里，他就这样一次次申请，希望也一次次落空。
直到1972年李政道访华时，向周恩来提起自己的恩师，束星北才得以重回讲台。而平反之后，却没有几个大学敢要他，最终，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破了禁忌，聘请了他。
此时的束星北，已经是70岁高龄。从1958年判刑至1978年重上讲台，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20年里，他的学生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他的好友王淦昌成为了两弹元勋……一代物理学大师，他最宝贵的二十年，就这样被浪费在了蹉跎岁月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拼命地想把自己丢失的时间补回来，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甚至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但是，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激情洋溢的束星北了，此时的他，已是一个垂暮老人。拳拳赤子之心，更与何人说?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逝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他说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地好用，七十多岁了，还能够和二三十岁一样思路清晰活力无限，希望死后解剖自己的大脑，以作医学研究之用。但是他去世时，正赶上青岛医学院换班子，无人顾及此事。等到半年之后有人想起来时，尸体早已腐烂。于是，一代物理学大师束星北的遗体，就被两个学生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边的双杠下面。时过境迁，如今，那里早已经盖起了高楼大厦。这个一生以科学救国为信仰的科学家，终于和他终生热爱的祖国大地融为一体，再也不会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