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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外企”释放“红色生产力”
叶晓楠 郭超凯
2018年01月18日08:5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品谱公司党支部组织公司党员学习十九大精神。
张智宏摄
KPI里考党建
“只能用‘惊喜’来形容，没有想到最终可以当选，尤其是作为一个基层的外资企业员工。”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成春说起自己当选十九大代表时，难掩激动。
入职20多年来，李成春最引以为豪的决定，就是带头让党建工作在外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今在苏州三星，“洋老板”对党建高度称赞，公司的7名中方高管全部是党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党员占比为74%，一线员工争着排队入党，党委组织活动“一呼百应”……党建已成为企业发展亮点之一。
在外企开展党建工作，一直被视为难点。起初，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三星电子半导体有限公司，这也不例外。
当李成春向本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很深。李成春1996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南下来到苏州，应聘到三星半导体公司工作。李成春很快就适应了三星的工作，但他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寻找到归属感，“一是想融入这个陌生的南方城市，二是想找到党组织”。这也和当时苏州工业园区希望在外企实现党建“破冰”的设想不谋而合。
不过，1998年成立党支部时，在外企开展党建工作还是一件新鲜事儿，李成春面临着资方、管理层甚至是员工方面的种种压力。
李成春顶住了压力，确立了将党建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相融合的发展定位，在“8小时”之外积极举办活动聚人气。支部成员下班后，到宿舍宣传，鼓励员工入党；员工遇到语言障碍，企业党校开办韩语课；职工需要“充电”，组织请专家授课……这成为党支部凝聚人心的“法宝”。
到了2007年，公司党组织在园区外企中第一家升格为党委建制，时任韩方总经理方正浩自豪地说：“公司有这样的党组织，我感到骄傲。”
2014年春节，公司接到总部指令，要求迅速展开新产品试生产，党委第一时间召集党员技术骨干，留守节日生产岗位，新产品试产顺利进行。党组织在推动和服务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高效行动，在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为党组织赢得了地位、为党员赢得了尊重。
如今，李成春所在公司的党建工作已导入了KPI（关键指标量化）模式，也就是把党建工作分解成十多个关键绩效指标，层层分解任务，大项、小类和细目工作全部做到有计划、有目标、有检查、有评价、有考核，打造出富有企业特色的“高效党务”。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李成春从北京返回苏州园区，次日一大早，公司员工们就围在办公室内，希望能第一时间听他传达十九大精神。“我不仅给公司党委、工会、妇联等集体进行宣讲，还去外面宣讲，比如我还去了苏州市工业园区、园区法院、园区海关、苏州科技大学以及大型国企等，1个多月下来，累计宣讲次数超过30次，参加人数超过1万人次。”
当下，和李成春所在的公司一样，还有很多外企的党组织和党员，围绕服务企业生产经营、服务广大职工群众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党组织的凝聚力、感召力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党员发挥的作用赢得了企业的普遍认可。
在上海，诺基亚上海公司党组织为职工量身定制了个性化职业发展规划，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归属感明显增强。在天津，日资企业天津三美电机党组织在企业面临困难的时刻，深入细致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积极协调化解矛盾。企业不仅稳住了阵脚，还扩大了生产规模，党组织赢得了出资人信任。
美资企业福特汽车（中国）公司党员杨大明突破新能源汽车推广瓶颈，被外方高管誉为新能源政策“活字典”。
外方老板的“扔”与“捧”
对厦门美资企业品谱工业公司的党员职工而言，2008年的夏天是他们职业生涯中难以忘记的一段时光。因为在那个夏天，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厦门海沧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党支部成员们至今还记得，时任公司亚太区总经理里维斯高兴地披上授带、手捧奖牌拍照留念，并翘起大拇指连连称赞这些拥有代表党员身份的红色小标牌的员工：“挂红牌的都OK！”
谈起当初在外资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种种艰辛，党支部书记胡家勋不禁感慨万千。
品谱公司（时名“百得公司”）党支部成立之初，遭到了时任亚太区研发中心总监的美方投资人艾得的激烈反对，他愤怒地指示手下主管把党支部的牌匾、党旗等全部扔到垃圾桶。面对艾得的愤怒，党支部书记胡家勋并没有消极回避和气馁，而是利用自己部门经理的身份，常借汇报工作之机向他介绍一些员工的突出表现，待时机成熟再向其说明，这些员工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共产党员。发现身边这么多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是中共党员，艾得逐渐消除了对党组织的误解和戒心，开始默许党组织工作，但是提出了“三不准”：不准利用上班时间开展组织活动；不准占用公司的资源开展组织活动；不准给公司增添任何财务负担。
面对外籍高管的质疑，胡家勋选择用真才实干来打消他们的忧虑，带领党员职工持续攻坚，助力公司快速发展。在近乎苛刻的条件下，胡家勋带领研发小组优化生产流程，将水龙头4条生产线合并成2条，生产能力由110件/时提升至260件/时。党员柯向进、潘巧艳则带领工程小组顺利攻克“锁具把手铝合金材料替代锌合金材料”项目，为公司节约成本135万美元。
胡家勋以及党支部发挥的积极影响让里维斯赞叹不已。为此，他专门从公司4间会议室中特批一间给党支部专用。2012年，该公司党支部被评为“福建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落地，往往离不开优秀员工的精诚合作和奋发努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党组织和党员往往发挥中坚作用。事实上，当前，党组织和党员在外资企业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红色生产力”得到有效释放，党组织和党员在外企中的作用愈发突出，无形中已成为外资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助推器”。
改革开放以来，在华外资企业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已成为党建的新领域。经过多年的探索，各地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党组织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代表。党组织和党员在外资企业中持续发挥关键作用，赢得了国际友人的普遍认可。
党建是特殊竞争力
从拒绝到接受，从质疑到称赞，如今党组织和党员的关键作用已经赢得了众多外资企业的认可。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7.5万户外资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占外资企业总数的70.8%。
相关问卷调查显示，91.1%的外方出资人认为党组织对企业发展有帮助，71%的中方中高层管理人员、75.1%的党员和64.7%的普通职工认为党组织发挥作用“好”或“较好”。
于是人们看到，美资企业沃尔玛打破从不在门店成立政党组织的惯例，在南京门店成立了党组织。
中美合资企业上海通用400多名“隐形党员”亮出身份，踊跃参与党组织的活动。
“苏州三星半导体公司党组织出色的工作成果赢得了三星外资高管的认可，同时也推动了三星其他在华子公司的党建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三星的30多家企业和研究所已成立了党组织，不少企业的党建已经成为当地外企党建的楷模。”李成春说。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特别是2012年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以来，外资企业党建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不断扩大。”浙江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与此同时，各地在加强外资企业党建工作中，也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当前，我们正积极推动外资企业党组织持续开展‘双强六好’创建活动，推广党员公开承诺、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等做法。”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通过开展党建工作，深化了对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制度优势的认识。党建工作成为联系国际友人、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原总经理史蒂芬说：“党建工作帮助我们提高了融入中国本土的能力，这让我们和其他外资酒店相比，具有了特殊的竞争力。”
韩资企业乐金显示（烟台）有限公司负责人辛正坤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值得他们学习，他们号召职工向身边共产党员学习。
在东莞三星视界、北京现代、北京奔驰等企业，外方高管深受身边党员事迹感染，不仅在人、财、物等方面大力支持党建工作，而且还积极参加党组织开展的一些活动。
(责编：杨丽娜、常雪梅)
铲逼党委参与外企领导的原始资料汇总楼
此博文来自论坛版块：军事天地（Military）
德企威胁集体退出中国？！理由却极为魔幻。。。。。。
这两天，德国企业在咱们中国的官方会员组织[中国德国商会]突然发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声明，称如果中国再逼德国企业成立[党支部]去渗透德国企业的管理层，干涉企业的决策，那么德国方面就会全部撤出中国。
不仅如此，就在这份声明发布前几天，德国驻华大使也咄咄逼人地宣称一些德国在中国的合资企业“被施压”，而“施压”的内容则是要求这些企业修改公司章程，以允许中共党员在公司的经营问题上有发言权。这位大使当时也放出狠话说，如果中国真这么干就会让德国企业撤资。
然而，耿直哥和同事们经过一番调查后，却发现了一个更加魔幻的现实…
首先，大家需要知道的是，成立党支部是我国法律赋予党员的一种权利。我国《公司法》第19条就规定，只要一个公司的正式党员超过3人，就可以建立党支部。
这也是为何我们在询问了多家在咱们中国的大型德国企业，比如宝马、奥迪、大众等著名德国车企后发现，不论这些企业有或没有党支部，他们都不觉得成立党支部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压力，毕竟这是中国法律的规定，任何来中国发展的企业都会对此有所准备。而且在我们的采访中，那些有党支部的德国企业也从来没遇到过党支部干涉企业经营的情况。
我们还询问了一些其他的外资合资企业是否遇到了德国大使所宣称的“修改公司章程把党员纳入管理层”的“压力”，得到的回应也是“不存在这样的压力”。其中一家日资企业就表示他们很早就有党支部了，而尽管其中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属于公司的党支部，但公司也没有面临过必须把党员纳入管理层的压力。
任何想在中国发展的企业，都不会
更不用说咱们中国方面已经多次澄清过所谓的“成立党支部是中国政府渗透外资企业”的传言。早在今年10月我们《环球时报》的社评中就提到“中共和政府相关官员曾多次表示，外企中的党组织不会干预那些外企的正常经营活动与决策”。
而且，迄今为止，中国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外企中的党组织与公司高层围绕企业管理发生冲突的事件。”
可即便如此，在本月17日中国德国商会的一次活动上，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却抛出了一个强烈的指控，称德国在华企业被要求公司修改章程，不仅要成立党支部还要让党支部介入公司管理层。
（截图来自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
而在今天给我们记者回复的邮件中，这位大使又表示提出让“党代表”进入管理层是一些中德合资企业的中资方面。可他并未说明到底是哪家企业的中资方面提出了这些要求，只说是在制造业领域，因为那里的合资企业中德资占的比例很小。
可这么说来，所谓的“党支部干涉德国企业运作”的指控就更禁不起检验了，反而更像是合资企业内部的中方大股东与外资小股东之间的商业矛盾，被德方披上了一层“政治外衣”……
毕竟，就连中国的本土民企也从来没有被要求必须在管理层里有党支部人员，而且也没有中国本土民企被企业内党支部插手经营的案例。
然而，德国大使这个存在很大问题的指控，却又被中国德国商会直接采用了。中国德国商会的官方网站就在11月24日刊登了一篇措辞同样强烈的声明，要求中国方面停止“这些企图干涉外资企业的做法”，否则“德国企业不排除会从中国撤资”。
（截图来自中国德国商会）
讽刺的是，还没等咱们中国方面说什么，中国德国商会的内部已经先起了争执：商会的中方员工就表示他们对德国大使和商会做出的指控感到“无语”，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进行这样的指控。中方员工还透露，他们原本打算在中文版本中削弱一下语气，可德国人却直接发布了英语版本，连“打圆场”的机会都不留……
一些在华德国企业的中方人员也表示不理解为啥德国大使和商会会发表这些言论，担心这些缺乏依据的指控反而会给中德关系和德国企业的在华发展添乱。
其实，关于外资企业中的“党支部”的作用，咱们国内的媒体已经多次报道过，并认为党支部的存在对于外企的发展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作为党员的员工，在党支部的影响下工作会更加认真和自律，这对企业是个“双赢”的局面。
比如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就以两家德国在华企业为例，讲述了党支部对于员工工作热情和责任感的激发作用。报道还提到因为党支部给员工带来的积极影响，这两家德国企业对于党支部的态度也从开始的怀疑和抵触变成了接受和欢迎。
然而，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中，这些外资企业的党支部却成为了中国政府想要“控制”外资企业的工具，而不是中国媒体眼中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帮手。
当然，西方媒体妖魔化外资党支部的角色，还是受西方对于中国一种更深层次的恐慌情绪所驱使：他们害怕中共领导的中国会逐渐把西方挤出今天全球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正如他们会害怕党员职工“控制”他们的企业。
（图为法国一家杂志发布的“黄祸”漫画）
但包括德国在内的外资企业如果想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赚钱，就应该首先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而中国社会很多领域的先进分子也都是党员，他们加入到外企中并在外企建立党支部，只会对企业的发展贡献积极的能量。
而且，我们《环球时报》10月的社评中还提到：“成立了党组织的外企，不仅深入了解国家新政策和周围社会的变化更方便了，企业把自己的想法与诉求、遇到的各种问题向政府传递亦有了更多渠道。”实际上，根据我们记者了解，一些中国本土的新锐科技民企之所以会选择成立党组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
所以，是“入乡随俗”，与中国干劲十足的党员职工们一同创造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发挥出党组织与政府沟通协调之利，还是自己吓唬自己、甚至不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威胁要撤资，怎么选择是你们的自由。
German firms war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rive to gain more control over business operations may drive them away
Diplomats and business leaders warn that push to establish party control over economic matters could force them to think about pulling out of the country
党支部对外企决策有无影响？"无可奉告！"
几年前谈到在华外企内设立党支部时，德国在华商会曾高调反对；而今党支部已是外企中的正常存在。《商报》调查得出结论，有党组织参与公司决策的例子。
巴斯夫和西门子承认企业内有党支部
巴斯夫和西门子承认企业内有党支部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的合资和外资企业里设有中共党支部，这并不是新闻。中国政府2017年出具的数字显示，当年已有70%的外资企业内设立了这样的组织。
按照中国《公司法》中第19条的规定，只要一个公司的正式党员超过3人，就可以建立党支部。这一条款适用于中国国企、在华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
德国驻华商会(AHK)于2017年11月曾发表声明反对强制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指出"企业做出自由的决定是创新和增长的基础"。商会在声明中强硬表态，"如果这种影响外资企业的方式再进一步加强的话，那么不能排除德国企业退出中国市场或者对其投资决定另作考虑的可能性。"
时隔5年，德国《商报》对在华企业党支部以及它的影响进行了抽样调查，发出的问询得到化工巨头巴斯夫以及西门子的回复，证实企业内设有党支部。奔驰公司、大众、宝马等车企不愿公开回答《商报》的问询，但根据《商报》自己的调查，以上企业内部都有党支部。
播放视频3:55 min
中国欧盟商会：在华欧企面临着“日益政治化的商业环境"
公司否认
不过，党支部的存在并不一定会影响企业的决策，本次调查显示，相关企业否认"党影响企业决策"这类说法，但另一方面，研究人士比如英国爱丁堡大学关注中共党支部议题的多永（Jérôme Doyon）则表示，企业人事部门最重要的决定必须得到党支部批准，而这样做符合对企业的新规定。
巴斯夫和西门子在被问到"是否在决策时受到影响"，回答是否定的。奔驰拒绝回答。大众则指出，"没有发现雇员进行政治活动"，排除公司决策受到外来影响的可能。宝马告知，对企业内党支部的地位和任务"无可奉告"。
《商报》承认得到这方面的真实信息很难，企业都不愿因此毁掉在华生意。该报得到的企业文件以及知情者透露的消息显示，至少有一家德国达克斯企业的在华工厂，其党员参与工厂选址、经营模式以及人事安排等决策过程；《商报》认为，其它德企也面临这样的局面。
欧盟驻华商会曾于5年前对外界表示，目前还没有出现党支部要求参与外企决策的情况，"但是如果发生此类情况，那就非常值得担忧。"在华外国企业越来越担心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过多介入企业运营，本次《商报》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在华外企正在"逐渐失去对业务的控制"。
（综合报道）
https://www.dw.com/zh/ahk%E5%88%AB%E9%8 ... a-41616925
AHK：别逼德国在华企业成立党支部
德国在华经济界代表团担心共产党不断对外资企业加大影响，强调：“如果这种影响外资企业的方式再进一步加强，那么不能排除德国企业退出中国市场或者对其投资决定另作考虑的可能性。”而这一声明则被《环球时报》解读为，德国企业威胁要集体退出中国。
China Kommunistische Partei Logo Symbolbild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德国商会(AHK)官方于11月24日在其官方网页上刊登了一篇声明。声明中称，中国德国商会在过去一段时间听到越来越多的消息说，中国共产党尝试加强它在纯外资企业中的发言权。而中国德国商会认为，"就目前的法律环境和经营现实来看，企业方并没有义务或者也没有法律基础去积极主动地（在德国企业中）建立党支部"。
按照中国《公司法》中第19条的规定，只要一个公司的正式党员超过3人，就可以建立党支部。这一条款适用于中国国企、在华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
作为德国经济在华的代表机构，中国德国商会对于有关要求积极主动地推动在外资企业中建设党支部的报道表示担忧。该机构在声明中指出，是不是在德国企业中成立党支部的决定应该完全由企业自主做出。
声明还指出，企业不应该被要求（积极主动地推进党支部的成立和建设）。"企业做出自由的决定是创新和增长的基础，"商会在声明中强调："如果这种影响外资企业的方式再进一步加强的话，那么不能排除德国企业退出中国市场或者对其投资决定另作考虑的可能性。"
《环球时报》昨天（11月30日）发表题为"德企威胁集体退出中国？！理由却极为魔幻"的文章。文章中称，中国德国商会的声明中指出，"如果中国再逼德国企业成立（党支部）去渗透德国企业的管理层，干涉企业的决策，那么德国方面就会全部撤出中国"。
事实上，中国德国商会的声明中并没有使用"全部撤出"这样的字眼，声明的口气也没有像《环球时报》解读得那么严厉。声明只是强调，企业受到的这种形式的压力再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不能排除德国企业退出中国市场或者对其投资决定另作考虑的可能性"。
今年11月中旬，德国《焦点》杂志在一篇关于中国德国商会年度问卷报告的报道中引述了德国工商大会华北及东北地区董事会主席赫尔曼（Lothar Herrmann）的话说："企业受到一些压力，要求他们修改技术转让合同，在企业决策中赋予党代表更多的话语权。"赫尔曼对这种做法持批评态度，他说："在企业管理层接纳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这不可能是外国投资企业的任务。也不应该有人对企业提出这样的要求。"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已经有七成在华外资企业设立了中共党组织。中组部副部长齐玉在十九大期间还曾表示，外资企业的领导层认为"企业设党组织能够帮助他们及时了解中国政府，化解劳资纠纷，为企业发展提供正能量。"
《环球时报》今年10月发表的一篇社评中指出，"中共和政府相关官员曾多次表示，外企中的党组织不会干预那些外企的正常经营活动与决策"。而且，迄今为止，中国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外企中的党组织与公司高层围绕企业管理发生冲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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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外企中成立党支部，请莫带着偏见看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环球时报
-2017-
10/30
12:25
近一段时间，在华外企中成立党支部的事情受到一些西方媒体的关注，它们大多朝着中共对外资企业进行“渗透”的方向解读，把有的党员在办公桌上贴一个党员标志都描述成他们的“高调表现”，并且突出强调有的外方管理者对党组织可能“影响公司管理决策”或“建立另一个权力中心”的担心。
上述报道非常清楚地显示出西方一些人对中共的长期偏见。他们想当然地把中共基层党组织的活动与外企的在华经营对立起来，这是他们因中西体制不同而把两边方方面面都对立起来的陈旧思维的缩影。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党员走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应该发展到哪里。外企中的党员组建党组织，并非专门针对外企，而是党的组织原则在社会空间的落实。外企进入中国，需要了解并适应中国的这一基本国情，这对外企的长期健康发展肯定是有益的。
中共和政府相关官员曾多次表示，外企中的党组织不会干预那些外企的正常经营活动与决策。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一起外企中的党组织与公司高层围绕企业管理发生冲突的事件。即使外媒的报道也没有举出过一例党组织影响外企实际经营的情况，外媒的举例都是各种“担心”。
真实情况是，由于中共党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社会各领域的先进分子，他们在外企中建立党支部，通常同时带着遵守党的纪律的政治觉悟和促进企业发展的善意。那些党支部对沟通企业与政府、化解劳资纠纷、协调各方利益贡献了正能量。
中国对外开放是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积极面对外部世界各种不熟悉事物的过程。外企来到中国，同样面对了一个新世界，它们对待这个新世界的态度也应当是积极的。这当中少不了磨合，磨合取得成功需要双方的努力，而不应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适应与迁就。
党对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做了相应的指导，这意味着外企的情况也会得到充分考虑。党和政府都希望外企能在中国健康发展，因为组建党组织，外企就搞不下去了，这样的情形决非党希望看到的。
对于外企中发展党组织，再也没必要从动机上加以审视了。中国要党的组织建设在全社会空间的充分展开，同时也要进入这个国家的外企取得经营发展的成就。我们热切希望这两个方面的统一，而非它们的彼此对立。
实际上，成立了党组织的外企，不仅深入了解国家新政策和周围社会的变化更方便了，企业把自己的想法与诉求、遇到的各种问题向政府传递亦有了更多渠道。外企尽量发挥出其内部党组织的沟通协调之利，比充满怀疑地盯防它们会更加有助于外企在华的健康发展。
一些西方媒体有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价值情结，同时还总想看热闹，很愿意扮演挑拨外企与中国的党和政府关系的角色。多数外企来华发展时有“入乡随俗”的大的心理准备，但是有的西方舆论机构总是撺掇外企“坚持原则”，拒绝磨合，它们像是很希望外企做“改造中国”的“远征军”，而它们自己当“督战队”。而真正到中国投资和寻找机会的外企不会愿意给他们当枪使。
因为这不是全球化时代应有的游戏。全球化的本质是融合，而非世界的“西方化”。关于这一点，相信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会逐渐看清并加以适应。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 ... 820681.htm
民企外企为何都要建党委？党委领导多为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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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7月06日 06:36:00 来源：北京青年报
今年“七一”前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动作频频。先是小米公司于6月19日成立党委的消息引起舆论关注，随后多家官方媒体发声力挺。而后，另一家著名互联网企业——乐视网也于6月30日成立三家党支部，进一步完备党组织体系。7月1日，同程旅游建立党委，成为江苏首家成立党委的互联网企业。
同样是在6月，小米公司成立党委的三天以前，《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公布，提出要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是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的重要途径。
半个月以来，非公企业成立党组织堪称当之无愧的舆论热点。
成立动因
上级党组织怎么“说动”外资企业？
作为一家明星企业，小米公司成立党委源于上级党组织的关心。
“随着小米党员数量不断增加，自去年开始，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委、海淀园工委多次来到小米公司，对党建现状进行调研，并建议小米公司成立党委。”小米公司相关负责人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
小米于去年4月成立了党支部，而随着员工队伍的壮大，党员人数超过百人，达到成立党委标准。6月19日，小米公司党委成立大会召开，包括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多名领导出席力挺，董事长雷军也到会致辞。
与小米类似，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公司成立党支部也和上级党组织的建议有关。作为苏州工业园区第一家外企，也是当时园区规模最大的企业，三星理所当然成为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组织人事局推进党建工作的首批对象之一。
公司党委书记李成春对北青报记者介绍，“上级党组织很有策略，选择的突破口均为外企人事部门的中方负责人。外企最终决定权在资方，而与资方沟通较多的就是人事部门。”李成春作为时任人事部门主管，在两者间起到桥梁作用。上世纪90年代，外企党组织尚属新鲜事物，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可以想见。1998年，党支部成立，前前后后，上级党组织与李成春本人为此已经努力了一年多。
也有非公企业主动提出建立党组织，比如20年前已成立党支部的传化集团。党委书记陈捷对北青报记者表示，传化想成立党支部是源于非常朴素的想法。1995年，企业18名党员中，有的还需要回到自己村子去过组织生活，非常不方便。企业当家人觉得，为什么不能让这些党员在传化有一个自己的家？于是，便有了成立党组织的申请。另一家在党建方面颇有成绩的民企——河南圆方集团，则是因企业困境而产生成立党组织的设想。集团党委副书记李章柱透露，公司发展遇到瓶颈，留不住有一定管理能力和水平的管理人员。圆方集团“一把手”在部队长大，遂决定用建立党组织来凝聚人心，同时使公司运作更加规范。就这样，圆方党支部于2002年成立，同年，为了能够参与党支部工作，集团“一把手”申请入党。
发展过程
传化申请建党委 市委组织部“拿不准”
企业当家人的大力支持是民营企业党组织能否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传化党支部成立后，党组织也正常运行起来。与此同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集团创始人徐传化逐渐被一些先进党员的精神所打动，对党员非常信任且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党支部提出并推动实施了一些保障员工权益的做法，逐步扩大在企业中的影响力。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一种生产力”是由传化集团首次提出，后来流向全国。陈捷对北青报记者表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而企业文化是软实力的一种，把这些抓好就是对企业生产的一种推动。”
2003年“非典”到来时，河南圆方集团经历了一场考验。当时圆方承担着数十家医院的卫生保洁工作，面对疫情，很多员工产生畏惧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发挥了作用，开展基层动员、召开誓师大会等，调动了党员积极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圆方党委副书记李章柱直言，“民营企业老板最关注的是企业效益，只有当党建工作能够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效益，老板才能真正重视和支持党建工作。而反过来，只有老板重视、支持，才能促进企业党建工作更好地发展。”这番话也正好诠释了圆方党建工作的一个口号：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
与民营企业党建的成功范例相比，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公司党支部的工作则是在低调中前行。党支部成立后，公司又多了一条与政府间的沟通途径，而39名党员同时又是企业的优秀员工，发挥出党员先进性。在这种务实的方针之下，资方对于党建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2007年，三星成为苏州工业园区首家成立党委的外企。成立大会召开时，韩方总经理亲自到场祝贺。
早在三星成立党委的9年之前，1998年，传化集团就成立了浙江私营企业中的首个党委，颇具意义。据资料显示，1999年，胡锦涛曾对介绍传化经验的文章作出重要批示。
谈到成立原因，集团党委书记陈捷称，“当党员人数已经接近可以成立党委的数量时，传化集团决定一步到位，成立党委。当时传化已拥有多家企业。成立党委可以更好地对旗下企业的党组织进行管理。”
“当时，私营企业成立党委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陈捷透露，传化集团申请时，上级比较慎重，因为没有遇到过此类情况。“当时报告直接打到萧山市委组织部，对方又上报杭州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拿不准，又继续报到省委组织部。由于没有可参照的例子，上面并没有给出明确回复。”萧山市委组织部对传化集团表示，至少上级没有表示不同意，那么就可以行动起来，成立党委。
时过境迁，如今，传化党委已被列为浙江省级双重管理党组织，主要向街道党工委汇报工作，但浙江省委组织部也可以对其进行工作指导。
十年前，在河南圆方集团成立北京分公司、近200名员工将要北上之际，时任郑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曾经亲自赴车站送别，将党旗授予分公司党委书记，并在郑州火车站举行授旗仪式。李章柱对北青报记者说，“我们做到市场拓展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圆方是‘扛着党旗进北京’。”
工作侧重
“如果党刊出到第86期，你们也可以成功”
面对业务经营，不同企业党组织的态度有别。
小米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小米党委不会涉及公司业务方面的工作，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宣传教育作用和文化引领作用。
同样，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公司党委也不参与经营业务，而是以服务性为导向，与公司共同作为企业文化的创建者，为员工提供更好的舞台。公司党委每季度组织一次活动，下属党支部每月组织一次活动，从不强迫别人参加，而是针对外界变化，调整服务意识。比如对党员已成家、周末不便参与活动的情况，三星党委特别组织亲子活动，提高参与度。针对外地员工较多的情形，党委组织大家学习苏州话。
通过服务性的定位以及党员自身的模范作用，三星党委对企业员工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今年有741人申请入党，但上级党组织给的入党指标只有5个，竞争非常激烈。党委书记李成春对北青报记者表示，“很多人问我党建工作的秘诀，我回答，如果你们的党刊能够出到第86期，你们也可以成功。从2007年开始，我们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宣传党建。如果没有料，没有活动，这个期刊出不来。”
而对于党组织是否参与企业经营，传化集团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据传化党委书记陈捷介绍，在集团层面成立党委，是为了对党建工作进行谋划；在企业层面成立支部，是为了与企业业务紧密结合。2000年，集团党委总结出这样的方针：党组织与经营组织要“目标同向、作用互补、相互监督、共同发展”。也就是说，传化党委在生产经营上参与不干预，在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上当主角。陈捷指出，“党组织还是要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不能是‘两张皮’。”
如何在参与中做到不干预，他表示，党委只是对决策提供帮助和支持，把员工的建议反映给管理层，但并不直接下决策。传化集团有很多创新之举，比如联席会议制。每年12月底或1月初，召开集团董事会和党委会联席会议，同时审议两份工作计划，确保两个组织的工作任务能够有效衔接。此外，传化集团重大决策与制度的出台都会事先听取党员意见。党委还组织职工开展建议活动，把意见建议化为企业发展的生产力。
5年前，习近平曾对传化集团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情况作出批示，给予肯定。
领导身份
交叉兼职 参与高层决策
无论是小米、三星，还是传化、圆方，党委书记在公司中都兼有经营管理职务。
6月19日，小米公司副总裁刘德以48票当选党委书记，而党委成员和纪委成员已经在此前选出。目前，小米党委的领导班子共有5人。
与之相似，圆方集团党委书记为公司总裁本人，传化集团党委书记兼任副总裁，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公司党委书记兼任公司副总经理。在这些兼职的党务干部中，有些是先担任党组织职务，并因此进入高级管理层。传化集团就推行“党组织书记进董事会，工会主席进监事会，党委成员进经管会”的机制，以陈捷为例，起初负责人力资源工作，后来出任党委书记，不久，陈捷成为副总裁，企业管理和党务工作一肩挑。
这种“交叉兼职”制是多数非公企业的选择。河南圆方集团旗下子公司和分公司的老总都是党员，集团中层管理人员70%以上都是党员。总经理兼任支部书记，总裁兼任集团党委书记。这样的布局使得党委可以参与决策，党务干部既可以参加高层会议，又可以参加党委会。
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公司的党务工作者也是采用兼职制，但并没有设立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委委员等常规岗位。李成春对北青报记者表示，“外企跳槽频繁，导致党组织领导常常更换。但值得庆幸的是，三星成立党委以来，自支部书记以上，一直没有变动，保证了团队的稳定性。”作为外企党委，与传化集团等民营企业不同，公司不会对党委划拨经费，所以在经费方面会比较紧张。
同时具有公司高层和党务干部两种角色，如何处理好两者间的转换？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传化集团党委书记陈捷表示，有些时候，党委书记和副总裁的工作结合在一起；有些时候虽能分清，但两者之间仍可互相借鉴。“比如我负责管理运营方面工作，这与党组织的工作无关，但我可以把经营组织的绩效目标管理体系运用到党组织中。以前党委制定、执行计划不够精准，引入绩效目标管理体系后，实行目标的层层传递，目标、评价、结果考核等步骤可以有效结合，更加细化严密。”陈捷强调，“除了管理运营方面，作为副总裁，我还分管组织和人力资源，这与党主抓‘人’的工作息息相关，在这方面，无法将党委书记和副总裁的身份完全分开。”
2013年，中国梦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年届八十的传化集团创始人徐传化被邀请参加集团党组织活动，十年之前，他终于入党。而作为私营企业主，他的入党又颇为不易。面对年轻党员，他分享了自己多年来的入党梦。或许，这是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一个生动注脚。
链接
党建工作搭上新媒体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微信已经成为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工具。
以圆方集团为例，在微信公号上，由集团党委书记薛荣每天播报一段语音，内容均与党建工作有关，有对于非公企业党组织运行规则的普及，也有对于圆方党建经验的分享。此外，圆方集团还设有两个网站，宣传党建工作。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公司党委也已开通微信号，对每次党组织活动的情况进行报道。
传化集团党委书记表示，由于很多党员具有流动性，再加上公司在全国发展业务的形势，党员的组织生活可以通过网络化的方式来进行，比如电视电话会议等。而集团正在开发的内部信息管理系统中，也会包括党员的组织管理系统。与之相类似，三星党委也拟开发APP来方便党员管理，目前正在商讨经费问题。
内存
全国有多少家非公企业成立了党组织？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党员达到3人以上，可以成立党的支部；党员达到50人以上，可以设立党总支；党员达到100人以上，设立党委，若不足百人，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也可成立。
6月29日，中组部公布《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297.3万个非公有制企业中，157.9万个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有制企业总数的53.1%。一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党建平的文章，对党内统计数据进行权威解读。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非公有制企业党员占比仍偏低。并指出，要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
文/本报记者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