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看供电局临时工游行有感
铲逼最大的特征就是种姓制度
各个部门都是正式工睡觉喝茶，临时工干活
供电局有合同工，公安局有辅警，几乎每个好单位都这样
给大家科普一下，
文革时期，老毛狗婊子号召大家翻身闹革命
上海临时工也起来了，主要诉求是工人之间平等，同工同酬同待遇，
老毛逼反手就给灭了，一菊二话都没有
至于老毛畜在文革和文革之前的农村搞的就不是什么种姓制度了，是纯粹的奴隶制，不带一分杂质
铲逼基本政治制度是种姓制
此博文来自论坛版块：军事天地（Military）
油田上也是临时工干脏活累活钱还少
认为当时延安存在等级制度、压制言论等现象
后来被老毛灭了
工人分军工，全民，大型地方，大集体，小集体，街道企业，
每个里面的合同工，临时工，学徒工，
军工和全民企业的职工是很爽，是上等人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尤其是毛逼时代，明文规定，明确执行
1956年~1957年,汉阳一中因学生”围攻县政府”事件震惊全世界,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因此事件发生时间和“匈牙利事件”发生时间相当*近,所以有人称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此次事件完全是当时少部分别有用心的政治投机分子利用国际国内复杂形式无端挑起,作为校友,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一下”事件”的全过程.
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始末
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东欧国家也引起了思想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事件”爆发。此后不久，发生在中国很小范围内的一次偶然事件，却被无限上纲，称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以至于毛泽东后来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专门辟有一章“关于少数人闹 事问题”，提到了这次事件。 当时的报刊是这样评论该事件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企图颠 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肯定不会答应，富于阶级斗争经验的广大党员群众，一举镇 压了这批反革命分子。
一个信息惹发学生游行
1957年4月，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青年女教师李穗，在给初一(4)班上课时，批评有些同学不专心学习，她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全校1001名应届毕业生，今年能升入高中的指标只有50个，要发奋学习啊，不然到时耽误一生，后悔莫及！”本来是恨铁不成钢，但却无意中点燃了导火索。下课后，该班学生纷纷向初三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传达这一内容。听说此事后，全校九个毕业班顿时都像炸开了锅，学生们走出教室，拥向操场，群情激愤，高呼口号，要求校长当面回答，当时校长不在学校。学生们怒火难平，马上写出标语并走上街头，要求教育局做答复。教育局有关领导没有做出明确答复，学生们又拥到县政府门口，要求县长回话，听说县长不在，又朝县委大院拥去。口号声、怒吼声引来更多人旁观并加入游 行队伍。
当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已经扩大，生活资料供应被计划卡得很死，出现很多缺口和不足，群众意见不断滋长。有少数人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当年靠农民闹革命才打下的江山，进城之后制定的政策却限制农民，造成了今天的城乡差别。虽然这些言论过于偏激，但实际生活中农民受歧视的现象也确实存在着。就学校招生来说，城市招生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而当时湖北省95％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武汉市和少数几个专区直属市，县以下的地区只给了5％的招生指标。该政策下达后，意味着大多数农民的孩子永无跳出“农门”之日，只能在田埂上守一辈子。 4月13日上午，又有几百名学生列队来到县政府，要求澄清事实，县主管领导指出，招生指标县里无权更改，要更改只能经过专区和省里。学生代表于是拉住县长韩茂林，要他一同去省里反映情况，韩茂林无奈，只好同往。 当学生们“押”着县长走出大门时，被一些县政府干部截了下来。在扭打中县政府调来警察，扣留了几名学生。这引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愤怒，他们开始向县政府院里扔砖头，并且高呼口号:“反对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担心学生把事闹大不好收拾，就带着部分教师，一面劝阻学生，一面通知学生家长来校帮助做工作。 得知学生被扣押后，王建国立即赶到县政府交涉，要求释放学生，由他带回去教育，防止事态扩大，但却遭到县政府的拒绝，王建国不得已只好离开。不料又聚集了几百名学生，当时就把县政府大院的围墙推倒了。这时，县政府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几个工厂，要工人前来保卫县政府。几百名工人赶来后，事态得到控制，扣押的学生得以释放，其他学生自动散去了。学生们刚一回校，就被赶来的家长接走，风波也就此平息。
一个调查团制造大冤案
本来已风平浪静，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人把这起事件政治化了。县长韩茂林在向孝感地委和政府做汇报时，称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很快，地委和政府抽调了近百名干部组成调查团，进驻汉阳县一中。按照已定好的调子，由调查团寻找幕后指挥，也就是这场“政治暴 乱”的幕后策划人，发动了一场人人自危、个个难保的揭发斗争。调查团责令师生人人写交代，个个写检讨，企图按图索骥，找出“反革命分子”的罪证。 很快，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当时要求释放学生的副校长王建国身上，有关人员用“阶级分析论”一分析，觉得王建国应该是策划暴 乱的“反革命头子”。王建国当年32岁，解放初从湖北革大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任一中副校长，家庭出身富农，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清乡团”。他本人曾申请加入共产党，但因家庭问题未获批准。就凭这些情况，要置他于死地毫无疑问。当时县一中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韩建勋是个土改干部，被教师们认作是不懂教育的外行，教师们任何事都主动向王副校长请示，这让韩建勋大为不快，他提供了王建国的大量所谓“问题”，开展了批判王建国并肃清其影响的斗争。此外，还牵连到一大批平日与王建国有往来的人。 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平时有爱眨眼的习惯，在批斗王建国的会上也一个劲儿眨眼，韩建勋立刻向调查团汇报“此人向王建国使眼色传递消息”，将其隔离审查。调查团不仅大抓“同伙”，还要搜出“后台”，他们无限上纲上线，觉得闹得越大越好，也越有成绩，非要搞出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不可。 民盟成员杨焕尧来过汉阳一中，联系发展民盟成员的事，这一重要线索让调查团兴奋不已。他们马上将其与当时民盟中央刚刚揪出的“大右派”硬挂上钩，并且又与湖北省民盟主委马哲民(已被打成右派)也挂上了钩。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县里，一条完整的“反革命黑线”显示出来了。 经过这番“苦战”，一起“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政治暴乱”就被人为地捏造出来了:汉阳县一中发生的学生闹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极为罕见的反革命事件，是国民党残余势力精心策划的地方性夺权斗争的表现，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纵有千张嘴也说不清，这3人立即被判处死刑。胡平轩、邹振钜、胡斌等9位教师和一名学生分别被判处2至15年徒刑，“散布谣言”的李穗等3人被送去劳动教养，3名教师被定为“坏分子”，11名教师和10名县直机关干部受到各类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和团籍。这样，这起人为制造的“中国匈牙利事件”，以数十人的生命和青春时光丧失为代价而告终。调查团也满载而归。 在真相不为人知的情况下，紧接着又来了一连串歌功颂德式的大宣传。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大小报纸和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宣传汉阳县一中的这起“匈牙利事件”以破产而告终。台湾的国民党宣传机器也大肆配合，他们称王建国等人是“反共义士”，甚至还为他们开了追悼会。后来美国青年代表团、匈牙利访华代表团、路透社记者也都慕名而来，争先访问汉阳县一中。而那些假案制造者当然早就编好了说明词，吹嘘自己的“辉煌成果”。
一顶顶帽子终于摘下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势不可挡，发生在汉阳县一中的这起事件自然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幸存的受害者胡斌、赵迪生先后就此事向党中央上书89封，尽陈冤情及事实真相。女教师李穗也四下奔走，长年呼吁解决历史冤案。在时任湖北省委政法委书记的张思卿同志的主持下，此案的重审报告上报给了中央，冤案终于得以昭雪。1985年1月，湖北省委报请中央批准为当年汉阳一中事件彻底平反，压在胡斌等人头上将近30年的这顶沉重帽子才被摘了下来。虽然他们的青春年华已逝，但多年苦难毕竟熬到了头，重获自由的他们可以高兴得流泪了！而当年无端被判死刑的王建国等三人，只能是永远含恨九泉。
临时工降低了国企成本。如果给临时工加工资，那么右派又要喊改革倒退了。
当初阻碍劳动法，喊得最响亮的就是中美商会。你怎么看？
为“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武汉地区红色造反者革命阵线总会”，被人忽略。其组织成员基本
上是由湖北省各专县和武汉市的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外包工、民办工厂等工人组成，
其社会身份又居于国营、集体企业工人之下。与工人总部和工造总司相比，这是距离传统
产业工人名分更远的群众组织。其武汉地区达 20 多万人。1967 年 1 月，酝酿夺权时，支
左办公室对他们的头头讲，根据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指示精神，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
外包工不许参加夺权
“上海工厂内针对当权派的大字报攻势逐渐升温，生产受到了影响。管理人员
急切希望恢复秩序和保护自己，就对工人的要求做了让步，这又招致了‘经济主
义’的罪名”（P．174-175）
这里将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两件事搅到了一起，对“经济主义”问题的发
生作了错误的解读。
受到社会上、特别是学校中轰轰烈烈的大字报影响，1966 年 6、7 月间出现
了上海工厂最初一批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矛头所向，主要是本厂党委和驻厂四
清工作队，起因大多是对某些具体问题处理的不满。如王洪文所在的国营上海第
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贴出的王等七人大字报，主要是对厂党委抛出某一厂领导以
转移斗争目标而十分不满，并无所谓“经济主义”要求。
所谓“经济主义风”广泛发生于 1966 年底、1967 年初，并非偶然。随着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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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造反的出现、社会动乱的开始，一些原先被挤压在社会底层的临时工、外包工、
学徒工等等人群为了解决自身生存困难，ᨀ出了种种经济要求，并乘动乱之际，
起来组成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逼迫直接主管、甚至市级领导签字同意。一
些领导或无法抵挡群众压力、或为赢得群众好感，纷纷签字同意。这部分群众之
所以反抗强烈、要求迫切、手段极端，是因为自 1949 年以后因户籍差别（城市
与农村）、地区差别（市区与郊区）、所有制差别（全民与集体、大集体与小集体）、
编制差别（干部与工人）、用工差别（正式工与合同工、临时工）等等逐渐形成
的种种身份差别，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无法改变。这些种种差别最终又归结
为收入、待遇（如医疗、住房）等等物质利益的迥然差异，以及社会认同、身份
歧视等等精神层面问题的天壤之别，同样难以改变。因此，一旦遇到“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的造反运动迅猛开展，各级领导机构瘫痪，动乱局面的出现，不甘于
现状的这些底层民众乘乱而起，ᨀ出种种经济要求，便是必然的了。当然，这种
“经济主义”闸门一旦被打开，随之而起的是多年来因种种原因而自身利益受到
侵害、有着各种诉求的民众纷纷呼应，强烈要求解决切身利益问题，如三年经济
困难时期被精简回乡的职工、支援边疆农村的知识青年、工厂搬迁内地的支内职
工……这些明显带有经济利益的诉求和行动被统称为“经济主义风”。
对于“经济主义风”的剖析应该是文革历史研究中十分具有价值的一个侧面。
其中反映出的这场由毛泽东主导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最后的革命”，曾经触
发过民众出自自身经济利益的某种集体有意识反抗，以及触及到了既有的制度层
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