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出生的上海女孩张倩，很小就开始关注刘亦婷，她就读的中学是上外附中，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12岁那年她就有了想去美国读本科的想法，“想超过父亲”。当时，她读了《哈佛女孩刘亦婷》，被书中先进的教育模式吸引，再加上周围环境的影响，认为尽早出国读书，是最优秀的学生要走的路。
她成功进入了常春藤院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大学读本科，之后去了哈佛大学读MBA，跟曾子墨、刘亦婷都做了校友。她在31岁裸辞时，已经是公司的VP（副总裁），年薪近40万美元。她的内心早已萌发了早退休和财富自由的种子，发现追求成功像在吸毒，一直陷在无尽的焦虑中。
某天的一个下午，她与新的领导发生了争吵，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有毒的职场关系。她坐在宽敞的、代表她职业成就的VP办公室里，2个小时内做出了裸辞的决定。
裸辞两年后，她已身在里斯本，惊觉发现，自己走了与刘亦婷类似的精英道路，她将自媒体的账号取名为“都是刘亦婷曾子墨耽误了我”。
“她们并没有害我，而是她们代表的时代文化和价值观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张倩对九派新闻说，她目前与伴侣住在一套面积220平米的房子里，这是她第一次拥有这么大的居住空间，天气好的时候，她会带狗狗去散步、去海边冲浪。
她没想到是在收入最低的时候，享受了最美好的生活，在里斯本的日子，治愈了她在美国14年的隐形创伤。
以下是张倩的讲述：
【1】自己卷自己：想超过父亲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刘亦婷和曾子墨。刘亦婷的父母在大约2000年左右写了一本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是90年出生的上海女孩，那个时候大约10岁左右。
12岁的时候小升初，我就想去美国读本科。在我的社交圈里，成绩比较好的孩子都有这样的梦想，或者说他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我就读的中学是上外附中，跟刘亦婷是在类似的教育体系，她是在成都外国语学校。
我们进入了相似的系统，有相似的价值观。而且我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有一种想要超过他的想法。进入初中后，我的学校已经有了去哈佛、耶鲁等顶级学校的毕业生。九月份进校门的时候，门口贴着红色的“龙虎榜”。上面写着上一届毕业生的去向情况，我记得排在最前面的，是进入美国常青藤院校的学生，然后是美国本科的录取学生，再之后是香港大学，然后是清华北大。所以我想去比父亲更好的学校，只能去美国读本科。
我是属于自己卷自己，父母并没有强迫我，但肯定是支持我的，我发现有些孩子的情况与我不同。他们的父母在读了《哈佛女孩刘亦婷》后，让孩子学习，导致孩子非常叛逆，厌恶刘亦婷。
初三毕业的时候，我开始对申请美国学校进行全面的准备。首先是考托福，我记得是初三毕业的暑假去学习托福。高一秋天考完托福之后，我就开始准备另一个标准化考试，就是SAT（美国高考）。我记得在香港考试前一天，我非常紧张，还跟我妈发脾气，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这只是标准化考试的一部分，高中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你要开始塑造自己。因为美国大学的申请与中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会全面考察你的兴趣爱好、个性特质。我喜欢打网球，就成了网球大师杯的球童。2009年12月，我申请上了梦想中的学校——达特茅斯学院，是8所常春藤院校之一，也是曾子墨的本科，之后我去了哈佛大学读MBA，跟两位女性榜样都做了校友。
当我从达特茅斯大学毕业后，我顺利地进入了咨询行业。在择业时，我们对金融和咨询行业都充满了向往，这与我初中时的感觉有些相似。当时最好的学生都希望去美国读本科，进入大学后，同学们都希望在华尔街找到最好的工作。
咨询行业的工作环境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每个人都是来自顶尖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无论是外表形象还是能力都非常出色。每个人每周工作大约60小时，非常忙碌，但他们仍然每周去健身房4到5次，这让我有些窒息。大家都追求完美，我当时觉得自己与他们有些格格不入。
我逐渐适应了这种工作环境，并且我变得越来越自信。随后，我跳槽到了一家全球科技公司，职业发展非常顺利，工资和职称也不断提升。
我27岁的时候，入学了哈佛商学院，在两年后毕业。我记得拿到offer的时候，只开心了10分钟。我的背景、成绩和写作能力，尤其是讲故事的能力，能进入哈佛大学是理所应当的，没进去反而会有些丢脸。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态其实是不健康的。
张倩。受访者供图
在我30岁不到的时候，我加入家用小电器实业公司，担任总裁的幕僚长特助，这个职位非常罕见，我直接与总裁合作，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涉及各种事务，接触各种机密。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两年，也成为我在美国的最后一份工作。我在31岁裸辞时，年薪接近40万美元。
【2】31岁，第一次遇到有毒的职场关系
在担任VP这个职位期间，我有个一二十平方的办公室，获得了非常高的薪水，也给我的职业生涯绚丽快速地画上句号。某一天的下午，我决定裸辞了。首先，我内心里萌发了一颗种子，对于人生的意义和应该追求什么产生了怀疑。去哈佛商学院之前，我对早退休和财富自由（FIRE)的概念有所了解。
在学习期间，我身边优秀的哈佛学生追求着传统的东西，似乎一直陷在无尽的焦虑中，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说实话，这有点像吸毒，因为每次达到一个目标会越来越困难，每个目标都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获得同样的满足感，而且这个周期越来越短。
裸辞的决定在我内心已经酝酿了很久，而且升职后遇到了一个新的老板。我升职到人力部门，因为老板希望我能带着年轻人的冲劲改革这个传统守旧的部门。但是，人力部门非常传统，我升职后新来了一个首席人力官，但我与他之间的合作并不顺利，我们的观念不合。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一样的，一旦哪个因素不牢固了，倒塌了，他可能就对于工作的坚持的毅力也就没有了，裸辞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积木坍塌。
我当时积木就倒塌了，然后我就在坐在空空的、代表我31年成就的VP办公室里，2个小时内做出了这个决定。在此之前，我与新领导有过争吵。在与他合作了大约一个月后，我发现在与他的一对一会议之前，我非常害怕见到他，因为他给了我强烈的负面情绪。那次一对一会议让我感到非常困惑，他突然对我发火，质疑我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
在我职业道路的前十年中，我从未遇到过一个像他那样不可理喻的人。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惊，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笑脸相迎，他会去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居然31岁才第一次碰到，这种有毒的职场关系，幸运的是，我不需要去承受这种关系，我达到了辞职的条件，我相信我的能力，也有足够多的存款。
我在26岁时就了解到FIRE的概念，你最好有100万美元的存款，每年在生活上花4万美金。看了下我的存款，我确实可以早退休了，我也没有要躺平，吃这个利息过活，我现在比原来工作时我干劲还足，但是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忙，不用像之前那样耗费心力。
在选择辞职时，我最勇敢的一点是放弃了在美国的身份。在美国，如果你不工作超过两个月，就会失去签证身份。来到美国后，我一直受到身份的限制。我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工作上面临一些问题，差点被处罚，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和身份，被迫离开美国。我当时正在开车停在红灯前，突然松开了踩刹车的脚，结果发出一声巨响，撞到了前面的车。我没想到31岁的时候，会主动放弃，开始质疑美国有什么好的，这可能来源于我的底气和自信。
我没有和当时的美国男朋友结婚，而是去了里斯本，也许从心底里抵触在美国和他结婚，波士顿的房价很高，我们在一室两厅的公寓里，生活得很拥挤，阳光很难照进来。我不想按照他设计的路线结婚生子，搬到郊区。
在自由职业的情况下，很难获得之前的高薪。我目前经营着自媒体账号、还从事留学辅导，帮助申请者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都让我感到有成就感。之前在工作岗位上，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不想起床。
【3】治愈在美国受到的“隐形创伤”
里斯本美丽而充满活力，生活成本很低，我喜欢那里的文化和氛围。我接受了里斯本的一个offer，工作了6个月后辞职，并从此不再拿工资上班。
葡萄牙的签证模式多元化且相对容易。我多次咨询了律师，并确认了即使我辞职了，我也可以留在葡萄牙。我没有了身份限制的压力，2个月不上班也不会被迫离开，上一次有这种感受，应该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每一天都可以自己掌控。我认为每个有条件的人都应该接受这个挑战，由自己支配时间。很多人退休后会陷入各种问题，包括身体状况和抑郁，因为突然之间没有了工作，一整天的时间无所适从。
工作让人忙碌起来，但缺乏这种被动忙碌的填充物之后，能否去找到足够多的兴趣填充生活，这是一个挑战，我自己正在经历。 我想创立组合职业，成为一个斜杠青年。我认为这种方式非常适合我，因为它能够激发我的创造力，让我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不会全部依赖于一个收入来源。最近，我在小红书的流量大幅下降，如果仅仅依靠小红书赚钱，会感到很焦虑。
除了自媒体、留学辅导，我还和伴侣在做一个创造性项目，进行乡村破旧房子的翻修，我的伴侣是一个艺术家，对于设计和居住有很多想法。未来，我可以通过公司创业，或者与伴侣结婚，获得在葡萄牙的居留权。
葡萄牙不仅给了我签证上的安心，还有美好的阳光和物价便宜的美食。葡萄牙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但人们非常快乐。这里没有竞争抢夺有限资源的感觉，我属于非常富裕的阶层。我感觉快乐地方的人是有包容性的，好像是在治愈我14年在美国受到的隐形创伤，在美国我从心底里觉得是不被欢迎的，或者是被当做“二等公民”。
我当时在美国，离可以拿到绿卡的时间也不远了，但是我不想再待下去了。因为在这些年里，美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对这个国家不像之前那样满意。我不需要因为沉没成本而执着。
我和伴侣一起租了里斯本的这套房子，房租是2500欧元（约合人民币1.9万）左右，房子有220平方米，有4间卧室，2个卫生间和一个很大的厨房。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这套房子。 我和我的伴侣都是在昂贵的地方长大的，我们第一次拥有这么大的居住空间。我没有想到竟然是在我工资最低的时候，享受到最美好的生活。
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我们会带着狗狗出去散步，玩上一个小时，或者去海滩冲浪，这些都是免费的。来到葡萄牙后逐渐戒掉了喝酒，我觉得清醒的时候非常快乐，不需要用酒精来麻痹自己、逃避现实。
在美国，我会不断被人追问我的背景和血统，但在葡萄牙，我从来没有感到被质疑或排斥，他们非常友善和开放。我在这里交到了很多朋友。葡萄牙还有许多壮丽的海滩和海岸线，我喜欢到海滩上冲浪，享受大自然的美妙。我之前在波士顿那么冷的地方，就是在自我麻痹，毕竟谁不喜欢温暖，有阳光沙滩的地方。
加州的天气也很好，工资比东海岸高很多，但生活成本很高，我当时并没有考虑加州，而是想去一个松弛的地方，让我放松下来。我觉得很多人跳不出来，主要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关系。当你感觉周围的人都在强调赚更多的钱、还房贷、养孩子等，一个人要跳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我裸辞后来到了葡萄牙，遇到了一些困难。有时候，我会因为流量或者收入较低而感到焦虑。我意识到这是我精神退休过程中的一部分，不能指望退休后都一帆风顺。我正在经历这种反复焦虑的过程，这也是我精神躺平的一部分。
【4】刘亦婷的“后传”
对于未来，我计划在葡萄牙定居。我想在这里扎根，我不是那种全球旅居的人。现在我有了一种安定下来的感觉，房子里装满了我们自己的家具，当我们去世界各地旅行时，会收集一些艺术品等。
每天晚上入睡时我都期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因为那是一个完整、自由支配的崭新一天。不像以前，我以前睡觉时会感到焦虑，担心第二天的事情，整个周五下午是我最开心的时候，然后周日下午开始焦虑，因为接下来的一周又要开始了。
刘亦婷和曾子墨并没有害我，而是她们代表的时代文化和价值观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那个时候，大家都齐心合力，舆论非常一致，认为独立聪明的女孩子应该走这些道路，成为华尔街上的潇洒女性，或者进入顶尖学校。
刘亦婷不会写自传，因为她非常低调，也不接受采访。我觉得如果大家对刘亦婷变成了什么样很好奇，我的故事可能就是她的后传。根据我对她所在圈子的了解，她的财务状况不差， 绝对不是普通中产，她选择投资行业，也是希望换取时间的自由，而不是追求极端财富，因为她不只为工作而活。
我曾看到有人因为裸辞而从每月两三千元的工作，变成了非常成功的小红书博主，但是这种成功并不具有代表性，很多人最终还是需要回到常规的轨道上。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裸辞，而是认为很多人可以在职的时候，慢慢地挖掘其他工作机会。工作的时间和压力可能会占据大部分精力，下班后可能会感到无力去做需要花费脑力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从业余时间开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从中获得能量和活着的感觉。
我并不是反对工作和上班，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善自己的状态，变得更积极、有冲劲、有激情，这能够激发很多个人的潜能。我相信如果我能够做出这样的改变，很多人也可以。无论如何，不要将赚钱的压力与寻找自己热爱的事情捆绑在一起，否则可能会失败并承受太大的压力。
九派新闻记者 李沐曦
【来源：九派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