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人平等的观念，我还想补充几点。一开始，我想写的标题是 “以人为本，人人平等”，想从儒家道德义务的 “双向性” 出发，尝试为 “人人平等” 寻找一种中国传统内部的思想根源。

《论语·颜渊》中，齐景公问政，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今通常解读为：君要尽君之道，臣要尽臣之道，父要像父，子要像子。也就是说，道德义务是双向的。百姓要守礼，官员同样要守礼；臣要尽臣道，君也必须尽君道。甚至从儒家的理想来看，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的者，应该承担更高的道德责任。这似乎为 “人人平等” 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但是仔细思考后，我发现其底层的两大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所谓 “君道” 与 “臣道” 究竟由谁来定义与裁定，其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与墨家呈现出类似的思维路径，其基本出点都是一种后果导向的反事实推演，就是通过假设 “若某种规范缺失，结果会怎样”，来反推维持该规范的必要性。墨子反对攻伐、偏爱和相互损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行为会造成天下之害，因此应当 “兼相爱，交相利”。儒家则认为，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名分混乱、礼崩乐坏，社会秩序也就难以维持。两家都未能确立一个更根本的前提原则作为基础，而这个更基本的原则我认为就是 “以人为本，人人平等” ：人拥有先于任何政治身份与伦理角色而存在的、独立且平等的基本尊严与权利。

从中国历史的后续发展就可看出，没有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带来的危害。秦汉以降，君德与臣德都是上位者独揽解释权，而且对违德行为惩罚极其不对等：对平民百姓是牢狱和罚款等严刑峻法，对达官贵人往往是轻飘飘的训诫，甚至一句不痛不痒的 “开除X籍”，对君的惩罚更是虚无缥缈的 “天谴” 与 “后世评说”。

第二个问题更加根本：为什么一开始就存在 “君” 与 “臣” 这样的先天身份结构？这就是儒家让人感到恶心之处，他们把 “君臣父子” 放到一起做类比，好像 “君臣” 关系与 “父子” 关系一样，是天生的，不可更改的。然而，父子至少有一种自然的血缘事实作为基础，但君臣之间，上位者与民众之间却是一种后天的社会政治关系。当两者长期被放在同一套伦理语言中讨论时，政治关系就很容易被赋予一种类似亲属关系的自然性。汉代之后甚至发展出 “天人感应” 、 “君权神授”、“天命” 等虚无缥缈的理论，试图增加这种关系的合理性与神圣性。

中国古人可能难以跳出自己的局限性，但西方思想家已经论证出，人民与统治者之间是一种 “契约关系”，统治者产生于人民之中，民众通过纳税雇佣管理者来处理公共事务；“为人民服务” 是公权力的本分与契约义务，而非上位者用来自我标榜的道德标准或者对人民的恩赐。思想已经启蒙，如果清末之后接触过这些思想的专家学者官员还把 “君臣” 与 “父子” 混为一谈，或者试图用非契约理论来论证某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愚蠢到家就是那坏到骨子里的奴才。

所以，仅仅依靠 “君要有君德，臣要有臣德” 无法推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原则，哪怕是孟子的 “民贵君轻” 或者黄宗羲的 “天下为主，君为客” 也不能。儒家的 “各尽其分”、“各安其位” 确实可以形成一种很美的道德理想，却很少追问 “为什么你在这个位置，而我在那个位置”，如果侵犯了我的基本利益，我有没有合法权力与手段去拒绝？

中华文化数千年，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明确说过：“一个人，无论拥有什么身份地位财富，在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上与另一个人完全平等”，这种缺失在漫长的历史中产生了深远而具有毒害性的影响。儒家的双向性道德理想反而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固化了尊卑有别的不平等身份等级与权力秩序。我们传统文化当然非常强调人格修养，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美德”，恰恰要求下位者忍耐、克制、服从和牺牲。

直到今天，许多流行的影视和文学作品里，人们依然习惯于把 “主子、大爷、奴婢、卑职” 挂在嘴边。故事最令人痛快的时刻，不是一个人终于意识到 “你我皆为平等之人”，而是那个受尽辱与隐忍的小人物终于一飞冲天、翻身成功、快意恩仇，然后奴婢成了太太，卑职成了大人。于是进入下一轮压迫与反抗的循环。

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即使一辈子没有出人头地，没有一飞冲天，没有成为 “大人”，他是否仍然可以在每天最普通的生活里，不卑不亢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并确信自己拥有某种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剥夺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