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日20时43分，我国最大推力的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在海南省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约30分钟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升级换代，运载能力进入到国际先进行列，是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关键一步。
　　长征五号是我国研制的推力最大、运载能力最大、最重最粗的新一代运载火箭。自2006年立项至今，经过十年的研发、生产、试验，终于在今年收获了丰硕成果。
　　作为中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火箭，长征五号比现役火箭的进入空间能力提升2.5倍以上。长征五号采用了系列化、模块化、组合化的设计，并集成了多项最新的航天技术，包括首次采用五米直径的箭体结构，首次使用环保低温的液氢液氧和煤油液氧发动机，全新研制高可靠的控制系统等，对我国运载火箭发展具有升级换代的里程碑意义。
　　中国航天人在经历了今年9月高分十号卫星发射失利的挫折后，不气馁不懈怠，认真努力扎实地工作，在长征五号发射上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这再一次证明，中国航天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有实力、特别可信赖的队伍。
　
　
　
　 　　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属于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必须百分之百地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主掌。对于包括人事任命在内的一切宗教事宜，都只能由中国公民来实施，而不得让任何外国势力参与。中国的宗教团体独立自主，与国外宗教组织之间互相对等，平起平坐，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具体到基督教，中国大陆有若干个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立场的三自爱国教会组织，其中既有天主教，也包括基督新教。例如：天主教“一会一团”（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新教“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他们都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领导管辖。
　　2016年10月21日，路透社报道，中国与罗马天主教会预计在月底就大陆的主教任命达成协议。在8月初，香港地区主教透露，中梵形成初步“谅解”，新的大陆主教将由梵蒂冈做最后任命。而早在2014年，香港《文汇报》就报道，中梵在大陆主教任命权上有“默契”，人选经过外交渠道报知梵方，双方均无异议后再任命。
　　所谓“双方达成妥协，由中方提出主教人选，由梵蒂冈来发文任命”实质上是违反宪法的。如若允许梵蒂冈来下发任命主教的公文，其实就是承认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人事审批权。因为不管由谁提出主教人选，梵蒂冈都可以批准或不批准，这实质上就给了罗马天主教会干涉甚至支配中国内部宗教事务的权力，所以说是违宪的。
　　而且，由梵蒂冈来对大陆主教进行任命，等于承认了罗马天主教会是上级，而中国的教会组织是下级，违反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原则。这就象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在党章里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是完全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反对。
　　中国任命大陆主教是内部宗教事务，无需国外“恩准”。梵蒂冈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翻版，其实它缺乏作为一个真正国家的各种要素条件。在国际上，基督教内除了天主教外，还有东正教、新教（如加尔文派、路德派、浸信会等）、英国国教等多个分支派别。他们不仅与天主教相互独立，在历史上还曾经长期相互排斥敌视。中国的基督教政策应兼顾各派系，不必也不该过度偏向天主教。
　　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对于除邪教之外的各种宗教，中国政府一视同仁地保护其合法权利，但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利用宗教来干涉中国内政。上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波兰）政权垮台的过程里，罗马天主教会扮演了很不光彩但却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要吸取历史教训，坚持原则，维护主权，切勿重蹈覆辙。
　
　
　
　 　　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本人也曾经多次向全社会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于重大学术争议，同样应该通过科学严谨的调查来得出结论。
　　2016年5月2日，世界著名科学期刊《自然·生物技术》发表了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及其合作者关于NgAgo基因编辑新技术的论文。基因编辑是国际生物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目前普遍采用的是CRISPR技术。而韩春雨等人的论文结果显示，NgAgo技术比CRISPR技术具有更多的优势，因此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同行们的广泛关注。《光明日报》等媒体也对此消息进行了报道。
　　然而不久后，国内外学术界就出现了对于该论文的质疑之声，一些生物研究者表示未能重复该文的实验结果。10月10日，北京大学教授魏文胜等13名国内生物学者实名公开发声，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说明NgAgo实验结果无法重复。他们一致表示希望论文作者公布所有原始数据，并同时呼吁相关单位（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河北科技大学启动学术调查。
　　10月12日，《科技日报》报道了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和中科院院士邵峰致河北科技大学校长的信。信中建议按照国际惯例成立由校内外相关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认真仔细核实韩春雨等人的研究成果，并表示愿意为此项调查提供帮助。14日，《科技日报》又刊登了对中科院院士高福的专访，他说“韩春雨有义务、有责任帮助大家完成实验”“河北科技大学和相关部门必须展开调查。”
　　在9月初，《自然·生物技术》杂志通过电子邮件声明，正在按照既定流程调查此事。国内有关部门也应当尽早启动正式调查程序，澄清事实，以维护科学研究的严肃性和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的声誉。
　　更新：2016年11月28日，《自然·生物技术》发表了Cathomen等三个独立小组均无法重复NgAgo基因编辑的通讯文章。2017年8月2日，该杂志宣布，韩春雨等人的原始论文已经被撤稿，并于同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是时候让数据说话了”的社论。至此，这场引人注目的学术风波暂告一段落。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河北科技大学及其主管单位一直未启动学术调查，相关部门也集体沉默，不禁让人对于中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界自我约束能力产生疑虑。
　
　
　
　 　　2016年9月1日凌晨3点左右，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高分十号卫星失利，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当天下午，新华网络电视发布了高分十号卫星发射升空的新闻图片，但却没有提到结果。到目前为止，国内主要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均未发稿件。部分网络媒体引用“陕西治安”一条很简短的微博，仅称“9月1日山阳县完成了卫星残骸回收任务”。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8月12日，同样是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同样是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高分三号卫星。在新华社照例于当天公布的通稿里，有对于高分专项工程的介绍。可见，高分系列卫星并非新闻保密对象。
　　宇航是一门高风险的事业。中国的航天和宣传部门应该实事求是，无论其结果成败如何，主动报导各项工作的情况，而不要“只报喜、不报忧”。在发射任务成功时，新华社会发布电文，内容包括发射时间、地点、火箭型号、卫星型号、卫星功能作用、长征系列火箭飞行次数等关键信息。作者认为，对于失败的发射任务，也应当按照发射成功时的相同规格标准来公开报道。
　　作者希望，我国航天人能以正确的态度和博大的胸怀来对待成败，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敢于承认失利。在这一点上，中国应该向美国看齐，变得更加透明、更加自信。美国历史上发生过航天飞机失事、火箭爆炸等严重事故，其国内主流媒体都及时进行了报道。
　　2011年8月18日及2013年12月9日，新华社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实践十一号04星和资源一号03星发射失利的消息。几年时间过去了，按理说本应有所进步，可是如今为什么反而做不到了呢？或许是担心某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同在9月1日，美国“猎鹰9号”火箭在发射台上爆炸，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与高分十号卫星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上，神舟、天宫、嫦娥等重要项目的电视直播充分说明，中国航天人是有担当、有勇气的。现在天宫二号已经发射成功，杭州G20会议也已结束，是时候让国内各大媒体如实报道高分十号卫星发射失利的消息了。毕竟只过了半个来月的时间，而且距离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还有一个月。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公开报道，此其时也。
　
　
　
　 　　中核集团和法国阿海珐（Areva）集团于2015年秋季宣布，将参照法国阿格核循环厂（La Hague site），引进技术在中国合作建设一个年处理能力约800吨的核电站乏燃料再处理厂（spent fuel reprocessing plant），同时建设乏燃料离堆贮存中心和高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设施。
　　据报道，此核循环项目由国家专项基金投资，总投资规模超过千亿元人民币。项目的厂址将从甘肃、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之中选出。但山东等沿海省份人口稠密，当地群众对于“核废料”有恐惧抵触情绪，以至于2016年8月初闹出了江苏省连云港市人群聚集反对的事件，所以不宜选择这些沿海地区建设后处理厂。
　　作者认为，最适合此项目的地点就是位于甘肃省的404基地厂区，我国自主建设的乏燃料再处理中间试验工程和西北中低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场就在此处。中核集团404厂是我国的核工业老基地，产业基础好，相关经验丰富，土地面积大，远离居民区，用来建设乏燃料再处理厂是再好不过了。而且该项目投资巨大，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作为全国人民选举出的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恪忠职守、勤勉尽责，而不宜过度授权给其他政府机关，特别是对于已有法律的更改和解释。
　　我国《立法法》规定，对于一些尚未制定法律的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先制定行政法规。例如：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试行草案（已于2009年废止），国务院根据此授权制订了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的暂行条例；1985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可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此授权仍然有效）。
　　需要指出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仅限于还没有立法的事项，而且前提条件是不抵触有关法律。对于已经有法律的，就应当依法行事；如果需要改变法律，则应该通过正规的程序途径更订法律。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证券法》等都是已经历了多次改动的法律。
　　《证券法》自1998年立法以来，已经经历过2004年、2005年、2013年、2014年的若干次修改。尤其是2005年的大范围改动，涉及到多达约40%的条款。比如删除了禁止做空的条款，为2010年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业务的推出扫除了法律阻碍。此例表明通过法律途径来推行改革是完全可行的，是上一届政府为依法施政作出的表率。
　　所以，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应当通过正规的法律程序来更改《证券法》。股票发行注册制需要改动《证券法》第二章“证券发行”、第三章第二节“证券上市”、第十一章“法律责任”等多处条款。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调整适用《证券法》有关股票发行制度的规定，则不免有过度授权之嫌，而且也不符合《证券法》颁布以来政府在证券行业的施政惯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含法律的更改和解释），是履行全国人民和《宪法》赋予的职责。过度授权则有负人民之嘱托，也容易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留下一个“橡皮图章”的名声。《左传·成公二年》中记载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在此事上，政府过去的一些做法是有缺陷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征收财产转让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所有的股票与房地产等财产转让所得须交纳个税。但财政部却以三纸通知（财税字[1994]40号、[1996]12号、[1998]61号）而“暂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的个税长达20余年，至今仍然是“无限期暂免”。此外，房地产转让所得的个税征收也未能严格依法执行，还出现了“强征”房地产个税的笑话。
　　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过度的法律授权则影响到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应当注意加以避免，从而维护法律尊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保卫国家、巩固国防、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实行了大军区制度。大军区制度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55年，全国按照六大战略方向划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共六大军区；第二阶段是1955-1985年，在1955年时全国设立了13个大军区，到了六十年代变为11个大军区；第三阶段是1985年至今，1985年中央进行军事改革，全军精简成七大军区，基本上恢复了建国初期的六大军区，再加上承担战略预备队功能的济南军区。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边境线漫长、接壤国家众多、周边国际环境复杂的国家来说，有方向性的大军区制度是国家安全的必要保障。实践证明，六大战略方向比较好地符合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各领域的国情。以占到国土面积约一半的西部为例，西北与西南地区在地形地貌、民族成分、文化宗教、历史传统、面临挑战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所以需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其他几大军区亦都有类似的存在合理性。
　　建国以来的多次军事斗争都是通过大军区来组织实施的，诸如抗美援朝、炮击金门、对印边界作战、珍宝岛战役、援越反殖民作战、对越反击战以及两山轮战、等等。在这些军事斗争中，往往有数个大军区联合参加。各大军区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互相配合，协同工作，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些人喜欢纠缠于“军令”“军政”之类的概念，似乎大军区制度妨碍了军令的传达和执行。事实上，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故而所有命令只能来源于中央军委或其授权。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时，当军委和总参下达了救灾命令，济南军区部队与空降兵就迅速紧急出动，是最早达到灾区的队伍之一。这体现了解放军的军令畅通和高效可靠的跨军区、多军种联合执行任务能力。
　　我军自建军以来，一直实行军令、军政合一的领导指挥体制。在国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则采用军政、军令分离的体制。两种体制各有利弊，虽然形式不同，但职能相近。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笼统地判断孰优孰劣。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军事制度就是军政、军令分离，不过宋朝却是一个国防孱弱、屡次战败、割地赔款、无力抵御外敌的朝代。
　　还有些人视大军区为陆军制度，想要划入其他军种变为“联合战区”。这种意见也失之偏颇。先说核武器，第二炮兵、海军战略核潜艇、空军战略轰炸机作为核威慑力量，必须始终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命令经总部和军种司令部下达），不该隶属于任何军区或“战区”。其次，普通空军也是按照大军区来组织管理的，与军区部队有着密切配合。其实，联合作战本来就应由军委和总部来指挥协调，这样才能集中统一地配置全国各军区及各军兵种的资源，以达到最佳效果。
　　目前，海军三大舰队和大军区空军都属于副大军区级单位，被一些人说成是“大陆军主义”。其实上文已经提到，我国人口众多、疆域广袤、安全形势复杂，有必要维持相当规模的陆军部队。军种平衡的问题需要综合解决，比方说能否对各大军区、海军大舰队和大军区空军的司令员和政委均授予中将军衔，上将军衔则授予给总部领导和各军种司令员与政委。这样既可以显示一定程度的公平，也可以减少现役上将的人数。
　　经过多年的实践，大军区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制度，“军区”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术语。正式文件和新闻报道里（如晋升授衔仪式）都是使用“军区”“军区司令员”“军区政委”的称谓。相比之下，“战区”则是一个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不恰当、不合时宜的名词。
　　我国现在处于和平时期，并未遭到外敌入侵，更没有发生内战，哪来的什么“战区”呢？如果在本国领土上划分所谓的“战区”，难道说在本国境内要发生战争吗？这是不恰当的。从历史上看，“战区”这个词仅仅使用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日寇全面侵华，中国的大片疆土都沦为战场。当抗战胜利之后，“战区”自然也就消失了。如果现在又来划分“战区”，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政府多次对外申明，中国奉行“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政策。“军区”的英文翻译是Military Region，“战区”的英文翻译是War Zone，“战区”的称呼在国际上容易引起各方误解，误以为中国要挑起战争了。
　　我国正处于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需要争取一个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军队建设也要为国家整体战略目标服务。况且就算真地发生了战争，战场的划分也是随着局势而变化，难以预料的。
　　走中国特色强军道路，既要继承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又要积极进取、改革创新。特别要强调的是，军事改革必须立足于本国实际，反对不顾国情地照抄外国模式。相信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大军区能够迸发出蓬勃活力，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2015年11月下旬，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提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模式。“军委管总”是理所当然的，但“军种主建、战区主战”则是我军制度的一次激进变革。本文作者对此有几点初步的思考，因为时间较短，还不怎么成熟，权当抛砖引玉之作。
　　第一、关于称谓问题。作者认为“军区”是适合中国的军事术语，而“战区”则不然。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
　　还有人提出使用“战略大军区”的名称。作为全称这倒是未尝不可，但其简称应当是“军区”或“大区”，而不能是“战区”。因为“战略区”与“战区”虽然只相差一个字，其含义却是天壤之别。“战略”一词里的“略”字是不能省略的。
　　第二、关于总部机关问题。象大军区的历史一样，我军总部机构的数量和职能也发生过改变。1955年解放军形成八总部格局；1958年又恢复为“总参、总政、总后”的三总部结构；1998年成立总装备部，改成四总部体制。无论如何变化，总参和总政始终是各总部中最重要的两个部门。
　　总参谋部作为全军领导协调作战、情报、训练、军务等多项工作的部门，承担着传达中央军委命令、向军委首长提供咨询建议等重大责任，是中央军委统领全军的得力助手。总政治部作为全军最高政治机关，是贯彻落实“党指挥枪”原则、永葆人民军队性质不变色的组织保障。
　　第三、关于核武器问题。中国是个拥有“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现役核武器及其载具主要包括：第二炮兵的DF5/B（固定发射井或地下隧道机动部署）、DF31/A与DF26（移动式发射车部署）；海军的092、094型核潜艇和JL1/JL2潜射导弹；空军的可携带核炸弹的部分H6型号轰炸机。
　　这些核武器可以部署在不同区域，也可以在广泛的陆海空域之间移动，但核武器的指挥不能有区域性。核武器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战略打击力量，必须统一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管理。命令应该通过总部和军种司令部下达，而不是任何军区或“战区”。
　　会议文稿里未提到“军种主建、战区主战”模式是否也涵盖核武器。核威慑力量是专业化程度和技术含量都很高的特殊军兵种，需要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部队来操作。美俄英法都将核武器置于国家首脑的直接控制之下。美军的战略司令部是九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独立于其它的六个区域司令部与两个功能司令部。
　　要确保军事改革路线正确，就要在军事领域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少人热衷于照抄苏联模式，觉得这样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主席等第一代领导人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种错误倾向。现在我们也不该照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模式，要注意反对“全盘西化”。
　
　
　
　 　　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在即，据悉，会议将讨论研究「十三五」计划纲要。本文作者认为，做好此项工作的关键在于切实践行科学发展观，制订出一个符合我国现有国情、合理而且力所能及的「十三五」发展目标。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仍然保持了较快稳定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数一数二，年经济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GDP，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左右，这些都是极其了不起的成就。
　　但经济增长有时快有时慢，这是正常的经济规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永远维持高速增长。比如美国，GDP年增速从二战结束后就再也没有达到过两位数，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速均未超过5%。而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更是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低迷困境。
　　在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盲目追求“高指标”的现象，我们在这方面是吃过苦头的。在“大跃进”时期，由于脱离实际、“拍脑门”式地制定经济指标，造成当时“浮夸风”“放卫星”盛行，结果最后导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特别是农业领域出现大面积减产，教训非常深刻。
　　要实现科学发展，就要充分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学理论指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科技进步、生产率提高、人口增长、投资积累、出口带动等因素。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降低、部分工业产能过剩、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以往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增长点只能依靠提升科技水平、优化经济结构、鼓励新兴行业、扩大国内消费等方式来实现。
　　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时期，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放在第一位，创新驱动成为国家战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良好，中长期趋势向上，前景十分光明。
　　所以，在制订「十三五」发展目标时，就要根据新常态时期的国情，量力而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制订目标时稍作保留，将来如果超额完成任务，我们也比较主动。例如，「十二五」计划里的GDP预期年均增长目标为7%，而统计局估算的实际数字则接近8%。
　　有专家就提出，根据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预测，并参考「十二五」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十三五」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年均增长目标设立在6%比较适宜。
　
　
　
　 　　2014年5月中旬，越南发生了针对外国企业和人员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特别是在越南河静省，由台塑集团投资的河静钢铁厂项目工地受到非法暴力冲击。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中冶集团和其他中资企业的三千多名员工受到了严重伤害和安全威胁。
　　据中冶公司发布的公告，该事件共造成130人伤亡，其中重伤23人、死亡4人。随后，河静钢铁项目的约3874名中方人员分两批陆续撤回国内，其中的伤员在国内医院得到了妥善救治。
　　但时至今日，越南方面还没有对此次严重暴力事件做出应有的处理，也没有对无辜遇难者和受伤者的家庭进行合理的赔偿。这说明越南政府对于此事的恶劣性质仍然认识不深刻、态度不端正，难以让人相信越方能够切实保护中国企业人员的合法权益。目前，中越两国恢复河静钢铁项目合作的条件还不成熟、环境还不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中国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中资企业的合法利益，中国政府和中冶集团不应草率地让中方员工再次前往越南工作，以免造成更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首先就要对本国公民承担起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即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是正部级的行政机关。按照相关规定，正部级单位负责人的职务退休年龄为65岁。
　　中国人民银行的现任行长于2002年12月上任至今，是新中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而且现在也已经超过了职务退休年龄。
　　在历史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有时是由更高级别的干部来兼任。例如陈慕华和李贵鲜任职时是国务委员，朱镕基则更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身份兼任央行行长。他们均遵守了当时的相关职务年龄规定。
　　其他的相似例子还有：2012年9月1日，人民网发布消息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同志已年满65周岁，按照有关任职年龄规定不再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2013年4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正部级）一职。
　　我国金融业面临着“两率市场化”（即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艰巨任务。利率市场化改革还需要放开银行存款利率和住房贷款利率；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工作更为繁重，包括推进浮动汇率制、发展外汇交易市场、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等等。这对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各方面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附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的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吕培俭　　1982.06-1985.03　　江苏洪泽人　　1928.08生
　　陈慕华　　1985.03-1988.04　　浙江青田人　　1921.06生
　　李贵鲜　　1988.04-1993.07　　辽宁盖州人　　1937.08生
　　朱镕基　　1993.07-1995.06　　湖南长沙人　　1928.10生
　　戴相龙　　1995.06-2002.12　　江苏仪征人　　1944.10生
　　周小川　　2002.12-至今　　　 江苏宜兴人　　1948.01生
　
　
　
　 　　在对朝政策方面，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和态度是：朝鲜问题的关键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指整个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无核武器、武器级核原料、及核武器相关设备等，下同）。也正因如此，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没有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访问会面未免有点不合时宜。
　　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鲜血凝结的，但外交关系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中朝之间是同志加朋友的关系，就更应该要坦率清晰地表达立场。朝鲜半岛无核化有利于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安全稳定。中国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也是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所采取的行动。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老一辈领导人的做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联和越南也曾表达过改善对华关系的想法。当时第二代领导层明确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是苏联从两国边境和阿富汗撤军，而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则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中苏中越关系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得以好转。
　　最近，伊朗已经与中美俄英法德等国在日内瓦达成了禁止核武器协议，承诺停止进行5%以上的铀浓缩活动，并且不再增加离心机。朝鲜也必须在半岛无核化方面做出实际行动，才能让联合国安理会减少或解除制裁。例如，重新参加半岛无核化的相关谈判，允许联合国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朝鲜核设施进行检查，争取能够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等等。
　　有人担心中国的政策会使朝鲜倒向美国韩国。可是，美国难道会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吗（韩国也许难说）？其实，朝鲜有自己的内部政治，很多事情我们控制不了。就算他们要投靠火星人与霸天虎，那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无奈之事。
　　不管朝鲜半岛的局势如何变化，中国都要做好准备，从而作到有能力有信心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
　
　
　
　 　　据韩国媒体报道, 中国准备在哈尔滨火车站为安重根设立纪念碑, 位置正是当年安重根行刺伊藤博文的地点. 韩国媒体的报道无法得到证实. 但作者认为, 在中国境内设置“安重根纪念碑”或“纪念馆”是不合适的. 也许有人会问, 中国境内不是建有白求恩纪念像和白求恩医院吗, 为什么安重根就不行呢? 这是因为白求恩与安重根有三大不同点:
　　（一）动机不同. 安重根是韩国的民族主义者, 他来中国刺杀伊藤博文, 完全是为了韩国的利益, 并非出于帮助中国的动机. 而白求恩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他来中国行医, 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侵略, 减轻战争带来的痛苦.
　　（二）时代不同. 1909年安重根来中国行刺伊藤博文时, 中日之间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 中国与韩国也不是盟国关系. 而白求恩于1938年来到中国时, 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中国军民正在与入侵的日本法西斯军队进行激烈战斗.
　　（三）行为不同. 安重根搞暗杀的行为, 不管目标和动机如何, 都不值得鼓励. 而白求恩在中国行医, 救死扶伤, 挽救了许多八路军和老百姓（甚至也包括被俘的日军士兵）的生命. 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大力提倡的.
　　中国人民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刻认识到, 要打败侵略者只能依靠人民群众, 而决不是一两个刺客. 伊藤博文被暗杀, 丝毫没有改变或削弱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被日本吞并的韩国也派出附庸军加入了侵华日军的行列, 在中国土地上为虎作伥.
　　所以, 搞暗杀不仅没什么效果, 反而是误入歧途. 对于战争罪犯, 就要象东京审判那样由法庭来审理判刑, 这样才能让正义得到伸张. 从世界范围来看, 也没听说其它大国给刺客树碑立馆的. 一个真正强大的自信的国家, 不会采用刺杀别国政治人物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安重根是韩国的民族主义者, 韩国纪念他是可以理解的. 但中国没有义务也不应该在本国境内搞什么“安重根纪念碑”或者“纪念馆”. 当然, 中国更不会同意某些日本人指责安重根是“恐怖分子”“罪犯”的说法. 历史事实是, 中国政府从未逮捕或审判过安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