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天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中，阿根廷队战胜法国队，第三次捧起国际足坛最高荣誉象征的世界杯。本届（第22届）世界杯足球赛举办得十分成功，在竞技水平、球迷参与、赛事直播、商业推广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本届世界杯足球赛还见证了多项新纪录的诞生。亚太地区首次有六只球队入围世界杯，而非洲球队首次闯进四强。C罗成为历史第一个连续五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梅西则是第一个连续五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而且梅西以26场比赛的数据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参赛场次最多的球员。
　　梅西的职业生涯已经获奖无数，之前他还带领阿根廷队获得了奥运会金牌和美洲杯冠军。这次世界杯夺冠后，他也名副其实地成为和贝利、马拉多纳比肩的一代球王。恭喜阿根廷！恭喜梅西！
　
　
　
　 　　江泽民同志今天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江泽民同志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在跨世纪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人物，拥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现摘录讣告中的几段话。
　　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江泽民同志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独立、尊严、安全、稳定，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三年中我们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总是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江泽民同志信念坚定、处事果断，总是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不渝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关键时刻具有作出果敢决策的非凡胆略和进行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江泽民同志尊重实践、与时俱进，总是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契机，坚持从党和人民活生生的实践出发总结经验、寻找路子，脚踏实地而又开拓进取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江泽民同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总是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依据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检验和推动工作。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
　　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前天发表了《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以下简称为《纪实》）。这之前，在2007年十七大、2012年十八大、2017年十九大及其相应的一中全会召开之后，新华社和国内媒体也都发表了同名文章，介绍高层领导集体的产生机制、过程和新老交替的情况。
　　2007年的《纪实》写道：“这是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打开推荐票，是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的名单...2007年6月25日下午3时，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就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参加会议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400余人，每人都领到了一张这样的推荐票。”
　　2012年的《纪实》写道：“2012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就可新提名为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同时，就可新提名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预备人选也进行了民主推荐。”
　　2017年的《纪实》写道：“从2017年4月下旬至6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与现任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中央军委委员、党内老同志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57人。...2017年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人选方案...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决定提请...进行选举、通过、决定。”
　　2022年的《纪实》写道：“从2022年4月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30人...2022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讨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一建议名单，决定提请...进行选举、通过、决定。”
　　有一些关键词在这几份《纪实》中频频出现。例如，“民主”一词在四份《纪实》中分别出现了35次、25次、12次、10次，“新老交替”一词在前三份《纪实》中分别出现了8次、5次、2次。
　　作者一向主张，中央和地方都要提高公开性和透明度。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后发表《纪实》，是很好的措施。希望能披露更多的信息，如中央和地方的各种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和得票数，等等。
　
　
　
　 　　国家统计局在其网站上，有专门网页公布了从2007年到现在每年的主要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还有专门网页公布了从1999年到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这些都是国家统计局实行政务公开和透明化的具体措施，作者对此十分赞赏。
　　今年的主要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在去年12月就已公布，其中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定于10月18日进行。发布会将报告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主要行业增加值、投资消费、居民收入等多项经济数据。但在10月17日，从国家统计局的网页看，该发布会和相关的统计数据报告被改为“延期”，修改时间是当天下午16时。
　　这样的推迟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极不寻常的现象。而且除了界面新闻以外，国内媒体似乎都没有报道此消息。这或许同正在召开的二十大有关，但在五年前的十九大召开期间，当时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就是在2017年10月19日照常进行的。
　　作者认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和相关统计数据是中央制订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学术界、市场投资者等社会各界所密切关注的信息，应该实事求是、按时定期公布。在二十大闭幕后，国家统计局应尽快举行今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场地自然是在人民大会堂。在二十大前后召开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和二十届一中全会，也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这三年（2020-2022年），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时，出于covid-19疫情的原因，除了台上前两排的领导人外，其他所有参会者都佩戴口罩。但是，同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2020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2021年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则一如往常，三百多名参会者均未戴口罩。相信今年的两次中央全会也是如此。
　　作者认为，中国和世界正在进入后疫情时代，社会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状态。二十大代表们也基本接种了疫苗。所以，党的二十大宜按照惯例以正常方式举行，全体参会者都不必戴口罩。
　
　
　
　 　　当地时间9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逝世，享年96岁。她于1952年2月登基，在位70年7个多月，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也是欧洲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仅次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伊丽莎白二世是历史上首位访问中国的英国国王。她在位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建交，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为中英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秋季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历史上的第一场全国代表大会，意义非常重大。中共二十大的最主要任务，当然是确立党的政治路线。同时，党的组织路线也一样重要。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二十届一中全会和明年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将根据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举行。
　　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历次代表大会，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作为好的先例，让后人仿效借鉴。例如中共七大和八大制定的路线、纲领、策略就是十分正确的，并指导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胜利。但也有不好的例子，如九大的路线就是错误的。
　　中共二十大的组织路线，要以“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为指导，体现突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作者认为，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是一次团结和胜利的大会，其组织路线维护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稳定和权威，为我国跨世纪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对现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也具有参考意义，是值得仿照的先例。
　　在中共十五大的组织路线指导下，江泽民同志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十五届一中全会和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李鹏同志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排名第二，并在国务院总理的十年任期届满后，转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排名第三。这样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兼顾各方面和比较妥善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2006年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其中第六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但《暂行规定》仅适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见第二条）。这里的关键词是“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如中宣部、教育部、法工委、等等，而不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本身。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是党中央的组织和领导机构。根据《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委都属于国家机构。所以，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常委、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现在都没有任期限制。国务院总理的任期限制也是由《宪法》规定的，而并非《暂行规定》。
　　过去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胡锦涛同志从1992年到2012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二十年的时间。从2007年至今，习近平同志和李克强同志也都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5年了。另外，《暂行规定》从2006年施行以来，也出现过例外。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的组成和工作部门，但周小川同志从2002年到2018年任央行行长约15年多的时间，就是特例。
　
　
　
　 　　国家统计局将于7月15日发布今年上半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和宏观经济数据。在5月25日召开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今年二季度的主要经济指标，要让国家统计局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统计。对此，作者完全赞同。
　　上半年，因为疫情防控严厉、上海等地“封城”、乌克兰战争导致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等原因，国内经济增长从三月份以后明显下滑，预计二季度的GDP增速等数据将远低于一季度。在这个时候，更要实事求是，准确统计经济数据，为中央决策提供可靠可信的依据。
　　以前，出于统计口径与政绩观偏差等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信息存在不少“水分”，出现了各省区市GDP的总和明显大于全国GDP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也采取了统一核算等措施。例如，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的生产总值为1.88万亿元，但经过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2019年该市的GDP下降到1.41万亿元，2018以及之前各年份的数据也都相应调减。今年上半年，天津市经济发展受疫情影响很严重，一季度GDP增速仅0.1%，二季度有可能变为负值。但不管数据最终是多少，都要实事求是地统计公布，不可弄虚作假。
　
　
　
　 　　6月30日，在国外的互联网络上，出现了上海公安机关存储在阿里云平台的海量数据被泄露出卖的消息。初步信息显示，涉事机器为oss-cn-shanghai-shga-d01-a.ops.ga.sh，查询数据库的相关代码（datahub.cn-shanghai-shga-d01.dh.alicloud.ga.sh的accessId和accessKey）被公开在互联网络上，导致超过23TB的内部秘密数据被下载泄露。
　　据称，被泄露的数据包括约10亿中国居民的身份信息，和约20年的上海市公安报警记录。目前来看，至少有部分被泄露的报警记录是可信的，但还不知居民身份信息被泄露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据外国媒体报道，该安全破绽从2021年4月开始就存在，这意味着在一年多时间里，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下载这些数据。
　　人口基础数据，包括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信息，基本都是长期不变的，其中姓名和身份证号可以说是永久性的，而且中国公民的身份证号码包括了生日、性别和户籍所在地信息。如果真发生了10亿数量级的居民身份信息泄露，那造成的损害将非常严重，持续长达几十年时间，几乎没什么补救措施。这不仅是对中国公民的隐私权侵犯，更糟的是，如果这些信息落在外国或台湾的情报机关甚至恐怖分子的手里，将严重威胁、危害到国家安全。
　　国家有关部门应该立即调查清楚，这次数据泄密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是仅限于上海一地，还是全国居民的身份信息很多被泄露了？有没有10亿或是亿数量级？作者认为，如果这次严重泄密事件属实，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3条的规定，政府部门应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警示信息。
　
　
　
　 　　作者于四月的文章中指出，现在全球正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国也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科学合理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之前的文章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和民生，本文从外交体育等角度谈一谈。
　　从2020年初至今，中国的正国级领导人就出于疫情原因停止了出国外事活动。除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来宾，外国领导人来华访问也暂停了。中国领导人出席的很多外事活动都是通过视频方式进行。而今年国际上外交日趋正常，像拜登访问日韩、第九届美洲峰会、多个西方政客访问基辅、等等，参与者均当面会谈且不佩戴口罩（包括随从）。
　　在国内体育方面，尽管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但其他体育赛事受疫情影响严重。杭州亚运会（第19届）延期，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第31届）第二次推迟，汕头亚洲青年运动会（第3届）被取消，原定中国主办的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易地举行。其中，亚洲足球联合会要求中国足协承诺用完全开放模式而非闭环模式来举办比赛，是亚洲杯易地的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国外的体育赛事差不多恢复正常了。从电视转播可以看出，欧洲职业足球赛、美国职业篮球赛、网球大满贯等众多比赛，热点场次座无虚席，现场观众几乎无人戴口罩，也没听说有什么健康码、场所码、核酸阴性等要求。越南在5月举办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山人海，包括领导人均未戴口罩。参会者不用隔离或闭环管理，也不检查核酸或疫苗。
　　后疫情时代，并不是指病原体冠状病毒完全消失，而是病毒经过变异后成为毒性较弱、死亡率较低的变种。以1918年的流感大瘟疫为例，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二大的瘟疫持续了3年时间，在1920年结束。同样是单链RNA病毒，流感病毒变异出H1N1、H3N2、H5N1等多个亚种，每年都在全球造成大量感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再未达到大瘟疫（pandemic）的级别。
　　其实，早在2020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和外国领导人谈及了后疫情时代，随后在当年11月的G20峰会上，就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之策。今年1月，他又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题为《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演讲。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为后疫情时代做准备。中国不应成为孤独的“逆行者”，而是要和全世界一起逐步恢复正常状态。
　
　
　
　 　　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即亚洲安全峰会）将于本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作为各方发表意见与高层会面沟通的论坛，对话会从2002年开始每年举办，前两年因为疫情停办，今年再度恢复举行。中国政府昨天宣布，国防部长魏凤和应邀出席此次对话会，与各参会代表就防务话题进行交流。
　　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非比寻常。乌克兰战争在二月爆发后，欧洲的安全、经济、人权等局势急剧恶化，也严重影响了全球稳定和发展。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活力最大的地区，为了本地区和全世界的共同利益，中国、美国以及相关各方均需负起责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避免在亚太出现乌克兰战争那样的祸乱。
　
　
　
　 　　第75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于今年5月22日至28日在瑞士召开，现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博士顺利当选连任，开始他的第二个五年任期。
　　谭德塞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2017年上任以来，特别是从2020年初全球疫情爆发以来，他率领世卫组织积极有效地工作，为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2020年1月，谭德塞访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共同以科学、客观、透明的方式来合作防控疫情。2月，世卫组织宣布使用COVID-19和SARS-CoV-2来命名此次疫情及其病原体冠状病毒。除了特朗普与个别台湾政客外，这两个名词成为全世界学政工商医各界和媒体的标准用语，挫败了某些政客妄图利用疫情来搞政治攻击的阴谋。
　　因为RNA病毒的特性，在英国、印度、南非等地先后发现了sars-cov-2病毒的变异种。为了避免地域攻击，也为了普通大众能更易于识别，世界卫生组织又采用了在科技工程领域广泛使用的希腊字母来命名这些变种。为了让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口能公平、低价地接种疫苗，世卫组织推出了COVAX计划，谭德塞多次呼吁发达国家减少全球疫苗分配的不平等现象。
　　自从1972年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恢复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合法席位以来，作为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以前的历任总干事相同，谭德塞博士在这个事情上立场坚定，态度明确，任内每年均拒绝台湾当局非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中国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中国政府和人民祝贺谭德塞博士连任世卫总干事，并期待和世卫组织开展更广泛深入的合作。
　
　
　
　 　　国家统计局于4月18日发布今年一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同比增长4.8%。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同比增长6.0%、5.8%、4.0%。不同于2020年时没有提出具体经济增速目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5.5%左右。既然提出了这个目标，那说明事先评估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并且也已得到了全国人大会议的批准。
　　很显然，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考虑到上海从4月1日开始“封城”，至今尚未去除封控，与全国多地不同程度的“静态管理”等禁限措施，以及昨天发布的4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PMI仅42.7%（其中，制造业与服务业PMI降至47.4%与40%、非制造业商务指数41.9%），可以预料，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将比一季度更低。于是也出现了制定经济刺激方案的声音。
　　作者认为，要稳增长保民生，首先必须分析和找准原因。从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增速是达标了的，拖后腿的是第三产业。而去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高达53.3%，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近一半（2020年末为47.7%），第三产业放缓直接拉低了整体经济增速，加重了就业压力。大量证据表明，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的困难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分严苛的防疫控制措施所导致的。随着封控的继续，二季度的工业和第二产业增速很可能也会低于预期。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宏观政策仍然是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正确、合理。传统的经济刺激方案往往是扩大政府开支，放松贷款和货币供应，但这并不适合中国现在的情况。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疫情防控措施的代价高昂，大量的经济活动陷于停滞，人员和货物流动受阻。第三产业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特别是餐饮、住宿、旅游、娱乐、电影、文体、运输等服务行业，很多店铺被关闭停业，员工失业或收入减少。所以，要解决问题就要从根源入手，解除过度的封控限制，让人员和货物恢复自由流动，企业恢复正常经营，经济自然也就能重新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国政府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像国外那样搞量化宽松QE，不搞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异常货币政策，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这些都是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如果不走出疫情过度封控的死胡同，那即使放松了贷款和货币供应，也难以让实体经济重新运转起来，反而可能会导致泡沫经济的产生。
　　要强调一点，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要提升效能和精准性、可持续性，财力直达基层，落实助企利民的政策目标。必须坚决反对名不副实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反对其所鼓吹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并不分等极其错误而且违法的观点。中央银行和政府其他部门一样，都要坚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但央行决不能成为政府财政的“提款机”。中央银行也不仅仅只是国库出纳员，而是承担了依法制定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职能。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必须要求各级政府过紧日子，严肃财政纪律，加强收支管理，把财政款项用在民生和企业急需上，而不是政府自己身上。
　
　
　
　 　　中国海油公司的A股股票（代码600938）于4月21日开始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和中国移动一样，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0883）也是按照香港《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上市的红筹企业。他们是A股主板上仅有的两家未在境内按照《公司法》注册的上市公司。在以A+H模式回归A股之前，中国海油公司的美国存托股份ADS已于2021年10月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
　　中海油公司同样属于国家命脉行业的巨型中央企业。在石油开采与化工行业，中石油和中石化都早已实现了以正常A+H模式回归A股，而且都是根据《公司法》在内地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公司自然也应该照样办理。
　　作者在去年的文章中指出，红筹企业应该暂缓回归A股上市，待变更注册地址到境内、注销BVI子公司之后再重启。但是现在中国移动和中国海油已经回归A股上市交易了，那这项工作只好在将来适时进行了。中国移动和中海油要按照《公司法》整体改制为境内的股份有限公司，并进行重组，借鉴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电信的成功经验，构造一个符合国家安全要求、清晰简洁的股权结构。
　
　
　
　 　　中国大陆内地有多家媒体昨天报道对于梁万年的采访，他以香港为例表示“真实世界covid-19 omicron变异种的病死率0.75%是流感的7-8倍”。国际上一般认为，普通季节性流行性感冒的死亡率约在0.1%左右。但是像1918年那样的流感大爆发，死亡率粗估在3%-10%，远高于普通季节性流感。到今天为止，香港由omicron毒株导致的第5波疫情已累积约118.9万确诊病例与超过9千死亡病例，这就是“omicron病死率0.75%是流感的7-8倍”的来源。但有香港学者估测真实确诊在300万以上。
　　其实，真实世界很大，并不仅限于香港。根据政府机关公布的统计数据，至今天15时，上海累计确诊病例约4.23万，累计无症状感染者约25.03万例，累计死亡55例。由此可见，上海由omicron变异种导致的死亡率约为55/29.26万=0.02%，只有普通季节性流感的约1/5。正如作者之前指出的，这主要归功于上海的疫苗接种率很高，特别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很高。
　　新加坡的数据也很具有参考性。截止昨天，新加坡累计确诊病例约117.7万，累计死亡1324例，平均病死率约0.112%，与普通流感的病死率差不多。新加坡的疫情大致可分为三波：2020年1月23日至2021年6月的“原始病毒期”、2021年6月至2022年1月5日的“delta毒株期”、2022年1月6日至今的“omicron变种期”，这三个阶段的病死率分别为0.058%、0.363%、0.055%（第三阶段的确诊病例约89.4万，死亡490例）。这些数据符合国际公认的共识，即delta变种毒性很强，超过普通流感，而omicron变种的毒性很弱，死亡率与重症率均已经低于普通流行性感冒了。
　　新加坡在疫情里的一些表现可圈可点。2020年7月，新加坡在疫情期间如期按时地进行了大选。新加坡的人口接近600万，与香港的人口差不远，但死亡病例却远低于香港（不到1/5）。3月24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讲话，宣布新加坡政府决定“与covid-19共存”，并放宽了很多限制措施。现在过了一个月，数据显示，新加坡的重症率为0.02%，死亡率为0.05%，仍保持在较低位。
　　作者认为，防控疫情要采取科学和实际的态度，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整体的成本，来综合统筹和及时调整防控政策，不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例如除四害运动就是必须吸取的教训。1958年2月，《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发布，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麻雀后来改为臭虫、蟑螂）。作为大跃进时期的第一个运动，除四害运动的特点就是政治高压、全民动员、不顾实际、不计代价。但是至今60多年过去了，这“四害”仍然存在，并未被消灭或“清零”。除四害以及随后的大炼钢铁等运动，严重脱离实际，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导致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对现在的疫情防控也是很有意义的。
　　在接受采访时，梁万年称“躺平后的恶性循环是灾难”“防控omicron要快上加快”。作者有些好奇，他在三月份作为援港专家去香港时，是否也向香港特区政府充分表达了这些意见？事实是，香港政府并没有“快上加快”，反而“暂缓”了原定的三次全民核酸检测。对此，他是否认为是“躺平”“灾难”？毕竟，如果在香港讲一套，回到内地又讲另外一套，那岂不是“两面人”了？
　　其实，“躺平”不过是一个网络流行词，并没有科学或法律上的定义。对此，作者认为，不妨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经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遇到“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同志采取了一种实际的、或者说实用主义的态度。他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只要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事情，就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大胆地试”。现在，面对已经变异到omicron的新冠病毒，没必要钻进“共存还是清零”的牛角尖里。只要是有利于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的政策措施，政府都可以从实际出发，在科学指引和党的领导下进行实验。而代价过于高昂、得不偿失的政策措施，则应该果断停止。
　　更新：截止5月1日，上海累计确诊病例约5.41万，累计无症状感染者约54.37万例，累计死亡454例，死亡率约为454/59.78万=0.08%，仍然低于普通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0.1%。
　
　
　
　 　　今年全国各地的covid-19疫情比较严重的城市有两个，上海和香港，但是中央对待他们的态度却大不相同。香港的疫情爆发更早更严重，2月11日，香港单日新加确诊病例超过1千，2月25日超过一万，3月2日超过5万。3月29日，香港累积确诊病例超过110万，占人口的15%，累积死亡7千余人。
　　但从一开始，香港特区政府就决定不“封城”。2月18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现阶段不会封城。3月2日她又重申，即使在全民强制核酸检测期间，香港也不会实施整个城市的禁足与封锁措施，理由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联络全球的角色（金融业务并无时限）和经济及市民日常家居需要，例如市民买药和看医生。香港只压缩人流，但不参照内地“封城”和居民社区设置防疫卡口的方式。
　　香港政府不仅没有“封城”，而且原定的全市核酸检测后来也取消了，从来没做过。2月22日，林郑月娥宣布定于3月份进行三次全民强制核酸检测，“全民强检”具有法律效力，并有处罚机制。但在3月21日，她又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暂缓”全民核酸检测，分阶段解除限制措施，并取消对于美英法澳等9国的“禁飞令”。香港的“方舱医院”不仅床位少，而且入住率也很低。大陆对于国外航班实行“熔断”政策，但却豁免了香港的航班，上海的疫情一定程度上也是从香港扩散过来的。
　　与香港相比，其实上海的疫情比较轻。3月24日，上海单日新加阳性案例超过1千，4月3日超过一万，4月10日，上海累积核酸检测阳性约有20万人，但绝大多数都是无症状感染者，无需治疗即可自行痊愈转阴。重症病例只有个位数，而且无死亡病例，这主要归功于上海的（老年）疫苗接种率很高。上海的总人口数约2500万，是香港的三倍多，两者的数据对比清楚表明，上海的疫情远不如香港那么严重。像上海这样的危害力比较弱的疫情，是否有必要“封城”？但现在上海的各种封锁措施却远比香港过度、极端，以至于出现了若干因为封城致死（如郎咸平之母）的案例。
　　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局面，疫情更重的香港没有积极采取防控措施，几乎就是“躺平”，但市民不必经受“封城”之苦。经过两个多月后，香港的疫情高峰期已过，整个城市被动地达到了“群体免疫”，于是香港政府解除限制措施。而大陆内地包括上海等城市，积极检测和接种疫苗，却反而动不动就封城闭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似乎是在奖励“躺平”而惩罚防控，完全颠倒了。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市场规模和地位毫不亚于香港。上海还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和商贸城市，长三角经济中心和世界第一大港。1990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浦东开发时就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中央对待上海和香港的疫情采取双重标准，是不公平的。
　
　
　
　 　　从2020年初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实际传播日期可能更早），这场瘟疫已经肆虐两年多时间了。现在，这个RNA冠状病毒已经变异出多个毒株，而最新流行的就是omicron变种。它的特点是传染性超强，但毒性却明显减弱。国内外统计数据表明，八成以上的omicron阳性案例都是可自行痊愈转阴的无症状感染者，而且它的重症率与死亡率都非常低，已经低于普通的流行性感冒了。
　　有鉴于此，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逐步放开过去推行的严厉限制措施，一些主要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巴西、印度、新加坡等，社会生产生活基本上全面恢复正常了。现在，似乎只有中国还在继续严格的“病例清零”政策，也只有中国仍然在执行大规模全员核酸检测、关闭店铺、企业停产、限制出行、封锁小区甚至是“封城”等措施，导致了极其高昂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要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的负面影响。但不少地方政府仍然层层加码，出台了各种高压政策。例如山东省某地级市，虽然新出现的阳性案例只有个位数，但从3月中旬开始，市政府就关闭了影剧院、图书馆、文化馆、酒吧、网咖、歌舞厅、KTV等场所，后来甚至禁止外地身份证持有者住旅馆，重创了当地餐饮、住宿、旅游、运输等行业。4月1日起，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全面“封城”，其紧绷程度超过了2020年的武汉。但疫情爆发更早更严重的香港却既不封城，也不“熔断”，连宣布的全员核酸检测也取消了，完全是双重标准。
　　国内对于如何防控疫情，现有不同意见大致分为“清零派”和“共存派”。其实，地球上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微生物，即使健康人的体内也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而传染病的种类也很多，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只有两个，即鼠疫与霍乱。乙类传染病包括sars、肺结核、艾滋病、淋病、梅毒、血吸虫病、疟疾，等等。丙类传染病包括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麻风病、丝虫病，等等。
　　相比其它传染病，新冠肺炎的危害性并不特别严重，全世界每年死于疟疾、艾滋病、肺结核的人数都超过covid-19。而从1918年大爆发以来，流行性感冒就从未被“清零”过，每年的感染人数都非常多。但是，中国为防控covid-19投入的资源却远远超过其它传染病。如免费全员核酸检测、免费疫苗接种、“方舱隔离”等措施，需要大量的医护人员和财政资金，保守估计仅直接成本就在数千亿元以上。再加上停业封城限行等导致的间接损失，经济代价约为GDP的数个百分点之多。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防控传染病的政策应该与其危害程度相适应。过度甚至是极端的措施必然会挤占有限的医疗和财政资源，使其它疾病（不仅是传染病）缺少资源，例如糖尿病、透析肾病等慢性病患者的疗程受到严重影响。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对于腮腺炎与流感这样的轻微传染病采取特别措施。另外，结核分支杆菌、HIV病毒都有成熟的检测方法，但从没哪个城市针对它们搞过全员检测，或是要求出示阴性证明来住宿、就医、上学、乘车等，更没有隔离“清零”阳性感染者。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比疫情更危险的是非理性的恐惧与焦虑。结核病（痨病）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与sars及covid-19同样，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侵入肺等内脏器官。据估计，有1/3的世界人口（中国超过5亿人）感染了结核杆菌，而且其耐药性越来越强，每年致死约200万人。结核病的危害更大，但根本无法“清零”。目前防疫政策只重视新冠肺炎，而忽视其它疾病，这显然是不科学、不合理的。清零派里有不少是体制内人员，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财政饭，即使经济下滑也照样拿工资，他们恐怕不明白被停业后失去收入来源的小店主与个体户的困境。
　　中国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很出色，当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现在世界正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国也不能落后，应该科学合理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防疫策略。2020年1月，covid-19被定为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作者建议，可以考虑将covid-19从乙类传染病调整为丙类传染病 - 和流行性感冒相同 - 或解除其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减少过度资源投入（可保留自愿接种疫苗免费，但停止免费全员核酸检测与强制方舱隔离），逐步放开限制措施，撤除阴性证明要求，让社会整体生产生活全面恢复到正常状态。
　
　
　
　 　　上个月，乌克兰战争的突然爆发震惊了世界。俄罗斯在出兵进攻乌克兰时称，北约东扩威胁到其安全是重要原因。先不谈以此为由去攻打另一个主权国家是否合法合理，但是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延续冷战战略，扩充势力范围，却是事实。作者认为，面对这样的世界格局，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有上、中、下三种对策。
　　上策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壮大自身力量，提升综合国力。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从一个世界中等经济体发展成为数一数二的世界经济大国，人均GDP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现在中国政府又将发展重心转到提高经济质量上，以创新和科技进步来引领发展。
　　有质量有速度的经济发展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如今中国已是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是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各国人民发现，和中国合作远远优于对抗。而那些威胁中国的人 - 像挑起贸易战的特朗普政府 - 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得不偿失。
　　经济发展也为军事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国防预算已是世界第二位，而且如同作者之前所说，中国的军费投入还有提升空间，至少可以先加到GDP的2%以上。充实的军费增强了解放军保家卫国的能力。前不久，美国的核潜艇来南海捣乱，结果撞破了头，灰溜溜地逃回美国了。
　　相比之下，俄罗斯经济在苏联解体后经历了长时间衰退，在激进私有化方案下，少数寡头瓜分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并转移到国外。普京上台后将重要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收归国有，俄经济终于止跌回升，但其发展仍然差强人意，起伏不定。虽然俄罗斯的军费支出占GDP比例高于中国，但因为经济总量有限，在面对北约东扩的威胁时，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从三十多年的历史中，作者深切体会到，还是这句话说得对，发展才是硬道理。更准确地说，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和上策。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科技先进了，我们才更加有实力、有资源、有信心、有底气，可以理智从容地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做好本国的事情，发展壮大自己，不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
　
　
　
　 　　「一个中国」原则明确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传统是一个省），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这是对台政策的根本原则，也是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普遍承认并坚持的原则。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台湾地位未定”等形式的分裂谬论与行为，反对外国政府与台湾地区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国外某些用心险恶的政客将其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岛内“台独”势力则将台湾与乌克兰相提并论。国内也有人出于各种原因，将乌克兰战争中出现的战术、外交、经济等现象与台湾“挂钩”来比较。这是极其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
　　台湾不是主权国家，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国。乌克兰是主权国家，乌克兰是联合国的成员国。这是台湾与乌克兰的本质区别。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加入联合国，俄罗斯与乌克兰也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所以，乌克兰战争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而台湾问题则纯属中国内政，两者根本不同，没有相似之处。
　　战争（军事）是政治的继续，这是《战争论》的著名论述。中国必然统一，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这是台湾问题的政治基本面。中国自主制订对台政策，不会受到俄乌战事等外部因素干扰。
　
　
　
　 　　上个月，香港的covid-19疫情爆发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过万。2月22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于三月份进行3次全民强制核酸检测，全港市民按身份证出生年份预约分批检测。“全民强检”具有法律效力，并有处罚机制，采样和检测量将提升至每日不少于100万次。
　　2月28日，林郑月娥发表视频讲话称，特区政府正全面细化方案，筹备三月份的全民强制检测，务求做到快速、有效、彻底切断传播链。她表示，有中央的全面支援，相信香港一定能化险为夷。
　　但在3月5日，梁万年在香港会见媒体时表示，全民检测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需要周密安排，涉及到时机的问题。随后有媒体报道，梁万年提出，现阶段工作的重心是减死亡，其次是减重症，然后才是减感染。香港政府正酝酿调整抗疫策略，现阶段全民强制检测不再是优先的工作。
　　大陆多个城市的实践证明，全员核酸检测是防控疫情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早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是大陆打赢抗击疫情战的成功经验。武汉、北京、深圳等大城市都是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后，成功控制了疫情。以天津为例，在1月8日发现omicron变异毒株后，从1月9日起，天津在半个月内就组织了四次全市范围的全员核酸检测。
　　作者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学习大陆的成功经验，尽快落实在三月份的全民强制核酸检测。内地城市在全员核酸检测方面已经非常高效，相信香港同样也可以做到。梁万年在香港会见媒体时也承认，检测肯定比不检测好。作者想补充一点，早检测肯定比晚检测好。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承诺在三月份进行3次全民强制核酸检测，切勿自食其言。
　　在接受采访时，对全港核酸检测，梁万年提出，用什么方法检测？谁来采样？谁来运送标本？被采样者如何组织？检测出来的阳性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如何管理？作者感到奇怪，专家应该是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的，怎么反而变成提问者了？疫情爆发至今都两年多了，这些问题早已有了答案，而且在实践中证明是成功的。与香港毗邻的深圳，就已经进行了多次全员核酸检测“普筛”。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应该协助香港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而不是变化策略或重点。
　
　
　
　 　　据国外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Zelensky）已经躲过了几起针对他的刺杀图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采访时说，乌克兰已经制定了如果泽连斯基身亡的紧急预案。这似乎是美国关注乌克兰政府的连续性，但听上去又像是一种威胁。
　　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暗地煽动南越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并杀死了当时的南越总统吴廷琰及其弟吴廷瑈。所以，针对泽连斯基的刺杀等政治阴谋，不仅来自于俄罗斯，也可能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或是乌克兰内部。
　　还有一个例子，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出现过一起针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刺杀爆炸，阿萨德的姐夫与国防部长等高级军官被炸身亡，阿萨德本人幸免于难。另据报道，有上万名的外国志愿者来乌克兰参加乌方作战。这中间当然大多数都是来支援乌克兰的，但肯定也夹杂有外国间谍。
　　乌克兰要坚持进行抵抗，就要吸取历史教训，保护好本国合法领导人，避免在战时出现政变，防范内部的“第五纵队”与外部的间谍。历史表明，抵抗运动只有依靠本国人民才能成功。
　
　
　
　 　　五十年前的二月份最后一个星期（1972年2月21日至28日），毛主席和周总理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上海公报》，确立以「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双方关系的基础。这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后来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五十年后，2022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乌克兰战火骤起，这必将影响到欧洲和整个国际局势，很有可能也成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所不同的是，50年前的那个星期，中美关系的改善，给两国和全世界带来了和平、发展、进步。而今年的这个星期，为欧洲带来的却是战争、混乱、灾难。
　　在2月上中旬，美国总统拜登不断警告，俄罗斯即将进攻乌克兰，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就在16日，俄方则坚决否认。但在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突然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控制的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两个地区独立，紧接着在24日，普京下令在乌东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军队从东、南、北三线越境攻打乌克兰境内多处目标，尤其北线俄军是直奔基辅而去。
　　乌克兰战争就此全面爆发，至今已成为二战之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军队、伤亡、难民人数最多的两国间战争（叙利亚战争属于内战）。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到联合国安理会指控萨达姆政权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Hans Blix领导的联合国检查组没有发现可靠证据，后来美国国会发布的报告也承认指控不成立。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展示的“伊拉克生化武器证据”则被讥讽为可能是“一袋洗衣粉”。
　　然而，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并未在安理会提出任何指控，彻底将联合国甩在一旁，连买洗衣粉的钱都省了。可见，发展经济是多么地重要，不然连“一袋洗衣粉”都买不起了。
　
　
　
　 　　1972年2月21日上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开始了他为期一周的访华之旅。当天下午3时许，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博士陪同。这是历史上首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大陆。1960年6月18日至19日，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中国台湾。
　　在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之际，中美双方都将举办纪念活动，但更重要的是对中美关系进行总结、评估和推动。和50年前相比，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也存在问题。因为美国历届政府都表示承认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现在中美之间最严重的问题大概就是贸易战了。
　　从2018年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战至今，已经快四年时间了。特朗普当时发表推特“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但是事实已经证明，美国根本无法在贸易战中取胜，贸易战的种种措施对于美国的损害比中国更大。现任美国政府或许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有所改变。本周，美国司法部宣布停止施行在学术科技界的“China Initiative”政策。该政策其实也是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措施之一，导致了多起针对华裔和亚裔的种族歧视案件发生。
　　中国欢迎美国司法部的纠错行动。作者在2019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不愿意见到贸易战，只是为了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不得不进行反击。不过，贸易战最主要的标志和措施 - 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口商品进行的三轮加征关税和中国政府的反制加征关税 - 仍然没有任何变化。如果现任美国政府愿意取消或减少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加征关税，那中国也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来结束或降低贸易战。反之，如果美国政府继续甚至升级贸易战，那中国也只好奉陪到底。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即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本月4日至20日在北京市和张家口市举行。全部赛事已于昨天结束，这标志着北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座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运之城」。
　　在本届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了9块金牌、4块银牌、2块铜牌，位列奖牌榜第三名，创造了中国队参加冬奥会以来的历史最佳成绩。接下来，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即第13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将在三月份举行。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既是中国对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更激发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特别是冰雪运动）的热情，为推动全民健身、强壮人民体格、弘扬体育精神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必然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令人称道的一笔。
　
　
　
　 　　前天，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出于covid-19冠状病毒疫情的原因，依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将第六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从3月27日推迟至5月8日举行，选举提名期从2月20日推迟至4月3日开始，4月16日结束。这是本届香港特区政府第三次使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第一次是在2019年的“逃犯条例风波”时制订《禁止蒙面规例》，对此作者是支持的。后两次是在2020年与今年，分别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与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对此，作者已经在以前的文章中表明了看法。
　　不过，这次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推迟只有一个半月时间，比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被推迟1年3个月明显缩短。更为重要的是，5月8日仍然在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现任期之内，这就避免了出现延长任期（或在任期后继续履行职责）的情况，没有再给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难题。
　　中国有句成语「事不过三」，这话在现代政治中也有应用。1992年，陈云同志和李先念同志曾用「事不过三」来谏劝邓小平同志，在经历胡赵两任总书记犯错误下台之后，不宜再有第三次。这帮助第三代领导集体（特别是其核心）稳固了领导地位。以史为鉴，作者希望，已经两次推迟重要选举的香港特区政府，要全力确保行政长官选举顺利平稳进行，千万不可再有第三次推迟选举。
　
　
　
　 　　这个春节，“江苏省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当地政府现已发布了四份通告，分别是丰县县委宣传部在1月28日、丰县联合调查组在1月30日、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在2月7日与10日发布的。从第一份通告的“不存在拐卖行为”到第四份通告的“涉嫌拐卖妇女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显示整个案件仍存在不少疑点，社会各方对此仍有合理质疑。
　　为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2007年，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加挂“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的牌子，宣告打拐办正式成立。既然丰县案件有两人涉嫌拐卖妇女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就理应积极介入，协调帮助各地公安部门彻底侦查清楚案情。但此案的案情复杂，时间空间跨度大，彻查清楚需要时间。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保护受害者权益，尽一切可能使其康复。
　　第三份通报中提到，“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组织市县两级医疗专家对杨某侠精神分裂症进行会诊，并实施综合治疗。”但徐州市只有约七所三级甲等医院，而且均无精神（心理）专科的强项。即使是整个江苏省，也没有最优秀的精神科医生与医疗条件。
　　鉴于杨某侠所遭受的被拐卖以及被严重虐待的情况，她应该得到最好的会诊治疗。国内公认的最优秀的精神专科医院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作者建议，立即将杨某侠转院到实力最强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接受高水平的精心诊疗。北京市还有国内最好的口腔医院，可以同时为杨某侠医治牙科疾病。
　　更新：2022年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通报称，调查组认定杨某侠的身份是小花梅，而不是李莹。2月20日，记者在丰县第二人民医院见到了正接受治疗的杨某侠。但丰县第二人民医院连三级医院都不是，几乎不可能提供优质治疗。作者再次建议，将杨某侠转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接受诊疗。如果其家庭经济困难，可以呼吁医院减少费用，呼吁社会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为其捐助。
　
　
　
　 　　上月下旬（1月27日），香港特区选举管理委员会发表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活动指引，宣布香港特区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期将于2月20日开始，至3月5日结束，选举将于3月27日举行。这次选举，是在去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和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和《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案之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
　　因此，本次选举意义重大，必须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修改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由去年新产生的选举委员会来依法、规范、按时选举出香港特区新一届行政长官（特首）。
　　2020年，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原定于9月6日进行，但在7月31日，香港特区政府却宣布，出于covid-19冠状病毒瘟疫的原因，依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将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决定延长第六届香港立法会的任期（在2020年9月30日后继续履行职责）。对于这些做法，作者已经在以前的文章里表示持有保留意见。
　　最近，香港的疫情再次爆发，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一千，使人担忧前年推迟选举的情况是否会再度出现。对此，作者提前“打预防针”表态，第六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工作（包括提名和投票）应该按照程序如期进行，不可再像立法会那样推迟选举或延长任期。与立法会选举存在地方选区直选不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由1500名选举委员投票选举产生，没有大规模人群聚集的情况。如果再以疫情或其他理由来推迟选举，将严重损害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权威以及民众信任度。
　
　
　
　 　　根据去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及随后当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案，香港特别行政区在2021年9月和12月分别进行了第六届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和第七届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
　　作者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以及推迟第七届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与延长第六届立法会任期（从2020年9月30日到2022年1月1日继续履行职责）的做法，有一些保留意见。但是，既然香港特区第六届选举委员会和第七届立法会都已经在去年通过选举顺利产生了，那现在就应该团结起来朝前看，共同创造香港更好的未来。
　　香港特区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将于下月举行。作者认为，和全新的选举委员会及全新的立法会一样，香港特区政府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导班子来开创新局面。
　
　
　
　 　　今天是壬寅年春节，在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十三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和全国人民以及全球华人一起共同迎接农历新年。这是我们中国人历史上首次在浩瀚太空迎新春、过大年。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还通过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送上了对人民、对祖国、和对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祝福。
　　在中国空间站，航天员们写福字、挂春联、贴年画、吃饺子，年味十足。其实，中国传统年俗文化还包括耍龙舞狮、放鞭炮、燃烟花、赏花灯、吃年糕、给压岁钱，等等。其中，燃放烟花爆竹是辞旧迎新的标志符号。早在南北朝《荆楚岁时记》就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唐宋时期火药被发明普及后，燃放花炮就成了过年的重要活动。
　　出于消防等的考虑，不少城市对于市民放炮仗烟花，在时间地点、花炮种类、销售渠道各方面进行了规范与限制。一些合理的规范本无可厚非，但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全时段、全地域禁止群众燃放烟花爆竹。而同时政府机构与某些企事业单位却可以豁免，这不禁使人想起了一句古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这种“一刀切”式的禁令实际是懒政惰政的体现。事实证明，经过适当规范和管理，年节期间是可以做到有序安全燃放花炮的。例如，北京市从1994年起禁放烟花爆竹，但违禁燃放始终不绝，光在2004年春节就造成5人死亡。2005年，北京市通过《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改“禁放”为“限放”。2006年春节，北京市民既享受了燃放花炮的自由，也没有因此出现重大伤亡与火灾。
　　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国人很早就懂得要“疏堵结合”，不能“只堵不疏”。家喻户晓的大禹治水故事，和《后汉书》所记载的成都歌谣“廉叔度，来何墓？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说的都是疏导优于封堵的道理。但现在的某些地方政府，却忘记了老祖宗的教导，施政管理时不留余地，只顾封堵禁止。这样开历史倒车，还不如几千年前的古人呢。
　　这种“绝对禁放令”还是对中华民族（特别是主体汉族）传统文化和人民自由的侵犯。西方的某些政客贼喊捉贼，满口谎言，造谣诬蔑中国对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进行“种族文化灭绝”。可是，国内某些地方绝对禁止人民群众燃放鞭炮烟花，则像是主体民族的一种“自我文化灭绝”。
　　在过年过节时燃放花炮来庆贺，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和古老习俗，并且已经传播到了全世界。如今，很多国家都会在地标性建筑用璀璨绚丽的礼花焰火表演来庆祝元旦和国庆等重大节日。反而是中国在元旦和国庆时冷冷清清，现在甚至连春节也很少有鞭炮烟花了。这实在是说不过去。
　
　
　
　 　　今天，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十三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跨入2022年。这是我们中国人历史上首次在浩瀚太空迎接公历新年，祝三名航天员新年快乐，欢度元旦。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1992年立项至今已经30年了，从2003年杨利伟首次进行航天飞行，到现在天宫空间站实现长期有人值守，出舱等活动的常态化，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载人航天拥有完美的安全纪录，没有出现任何航天员伤亡，这在自主掌握载人航天能力的三个国家中是唯一的。
　　中国航天在去年的轨道发射次数达到55次（成功52次），位居世界第一，也创造了历史新高。其中，长征系列火箭发射48次全胜，成功率100%。
　　农历壬寅新年即将在一个月后到来。作者希望，今年的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能够和中国空间站进行直播视频对话，让三名航天员为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送上历史首次来自太空的新春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