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前天核发中国移动IPO批文，中国移动将在下周进行新股申购，预计在上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600941）。如果新股发行并交易，中国移动将成为A股主板上唯一未在境内按《公司法》注册的上市公司。作者在8月的文章中已经指出，这种做法存在很多问题，涉及法律、经济、国安等各方面。中国移动应暂停A股IPO，按公司法在境内注册股份有限公司、拆除BVI股权架构后再重启。
　　中国移动的招股书称，是根据证监会的几个文件，试点红筹企业（指注册地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可适用境外注册地的法律法规。其实，“红筹企业”并非严格法律术语，而是对于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大型国企的泛称，只是一个历史名词。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等央企也都曾被称作红筹企业，它们现在都已通过正常的A+H模式回归A股。中国移动自然也可以同样办理。
　　关于在境外注册的红筹企业是否可以在A股上市，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在境内发行股票和上市交易的企业，必须是依据《公司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证券法》并未限定发行人必须是境内主体，境外注册的红筹公司发行A股不存在法律障碍。还有意见提出设立“国际板”，但A股市场上的“板”已经够多了，没必要再添什么“国际板”。
　　作者赞同前一种观点，因为境内外不同法律规定带来的麻烦显而易见。例如，中国移动的股票没有面值，当然也就无法适用A股市场“股价持续低于面值退市”的规定，这无疑违背了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是对其他所有主板股票的不公平。从实际来看，沪深两市现有的4500多家上市公司中，除了科创板的个别公司外，绝大多数（含主板全部）上市公司都是按照《公司法》在境内成立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目前的主板上市方案，将开启一个不好的先例。
　　中国移动需要仿效其他上市企业的好先例。例如，三六零原来在美国NYSE上市，2016年从美股退市后，改到国内注册并在主板借壳上市（601306）。还有马来西亚郭氏家族的益海嘉里金龙鱼，原本是外商独资企业，2019年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在创业板上市（300999）。连民营企业和外商企业都能改在境内依照公司法注册，中国移动作为国家命脉行业的巨型央企，反而不这样做，岂非咄咄怪事？到底谁是国企，谁是外企？
　　事实上，除了上市地点在香港外，无论是历史沿革、投资来源、业务经营、人员组成等方面，中国移动和香港基本上没什么关系。而且，从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来说，中国政府须对国内最大电讯运营商确保控制，让中国移动改在境内按照《公司法》重新注册股份公司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由吴京和易烊千玺主演的、描绘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事迹的电影《长津湖》的票房收入达到56.96亿元，超越《战狼二》保持了四年多的纪录（56.95亿元），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总冠军。同时，此片还位居今年全球电影票房榜第一名，并打破了30多项中国影史纪录。
　　现在，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历史总排行榜上，国产影片在前十名中占据了九席之多（包括1部港产片），其中50亿元以上的影片除了《长津湖》和《战狼二》之外，还有《你好，李焕英》（54.1亿元、2021年）和《哪吒之魔童降世》（50.4亿元、2019年）。前十名里仅有的进口外国影片是第7位的《复仇者联盟4》（42.5亿元、2019年）。
　　希望中国的电影行业越来越好，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是美国9-11恐怖袭击案件20周年。作者当时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因为时差原因，是在早上起床时听音乐广播得知此事。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2019年设立科创板，至今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有300多家企业在科创板股票上市。这其中很多公司的经营和盈利情况良好，实际上也符合主板、中小板或创业板的上市条件。例如中国通号（688009）、大全能源（688303）等完全可以作为主板大盘股上市。
　　科创板的设立目标是提升服务科技创新企业能力。像中微半导体设备（688012）、金山软件（688111）等
　　截至今年6月，科创板上有16家股票代码带着“-U”后缀的未盈利上市公司。这与科创板的股票总数相比，并不是很多。在表决权差异，“同股不同权”的股票（代码带着“-W”后缀） 则仅有优刻得-W（688158）与九号公司-WD（689009）两家公司，显示管理层在试点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
　　科创板最大的问题，是去年的蚂蚁集团上市。其股票代码688688，发行价68.8元，中签号688，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疑似存在不少违规之处。在上市交易前被紧急叫停。
　
　
　
　 　　在中国电信成功回归A股上市后，中国移动也公布了招股说明书。但这两家公司有个本质区别，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是依照《公司法》在境内（北京市）注册的，而中国移动有限公司（0941）则是依照香港《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上市的红筹企业。这导致了很多重大差异，例如，中国移动的股票没有面值，公司也没有监事会，不存在验资历史，等等。
　　中国移动的招股书指出，拟通过证监会关于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的几个文件来回归A股，目前这只能用科创板上市来实现。当下科创板有三家上市公司是在境外注册的红筹企业：中芯国际（688981）、华润微电子（688396）、格科微（688728）。它们都是中国正亟需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制造企业，具有高成长高风险的特性，对其采取“特事特办”的特殊措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中国移动的情况则不同。作为国家命脉行业的巨型中央企业，中国移动理应和中国电信一样，在境内注册并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中国移动的总市值高达万亿元，回归A股也应该是在主板上市，而不是科创板。而且，中国移动的股权结构里包括离岸避税BVI公司，这不符合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
　　作者认为，中国移动应暂缓回归A股上市，待变更注册地址到境内、注销BVI公司之后再重启。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交易，股票代码601728，盘中股价一度涨停，收盘报涨35%。中国电信成为国内第一家以同股同权A+H模式上市的电讯运营商。
　　与之相比，在2002年就已经沪港两地上市的中国联通其实是两家公司，联通A股公司（600050）通过联通BVI公司控股在香港上市的联通红筹公司（0762）。这种非常复杂迂回的股权结构既不利于投资者分析估值，亦有双重上市之嫌。作者认为，中国联通可适时重组，注销BVI公司，像中国电信一样作为单一实体上市。
　　今年初，在经过几次莫名其妙的反复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启动对中国电信（CHA）、中国移动（CHL）、中国联通（CHU）的美国存托股份ADS的退市程序，并于5月份完成退市手续。这样也好，可以让三大运营商回归A股的过程更加容易。
　　作者已在2019年6月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电信和中国铁塔都是根据《公司法》在内地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且均符合A股主板上市条件。继中国电信之后，接着应尽快推动中国铁塔回归A股。
　
　
　
　 　　阿富汗局势近来发生骤变。在美国宣布并开始撤军后，已经占领了大片农村地区的塔利班武装发起攻势，于8月6日攻占首个省会城市，尼姆鲁兹省的首府扎兰季（Zaranj）市。接下来，塔利班的攻势进展迅速，不断占领各个省会和大城市，终于在8月16日进军占领首都喀布尔（Kabul）市，原总统加尼（Ghani）逃亡外国。这是继1996年之后，塔利班再一次控制掌握了阿富汗全国政权。
　　从开始攻占省会城市到占领首都，阿富汗塔利班仅仅只用了10天的时间，这么快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就在7月初，美国北约联军突然撤离巴格拉姆（Bagram）空军基地时，美国总统拜登还宣称阿富汗政权有30万政府军与美式武器，可以抵挡塔利班武装。可事实上，在塔利班进攻过程中，双方除了在昆都士（Kunduz）机场和潘杰希尔（Panjshir）山谷有过交火之外，阿富汗政府军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就放弃了所有领地，大批美式武器被塔利班缴获。
　　这再一次证明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傀儡政权与伪军是腐败无能、缺乏士气的，无法独立存在。阿富汗原政权的迅速崩溃也使美国陷入困境，如同46年前越南战争的“西贡时刻”一样，美国再次匆忙慌乱地用直升机从大使馆撤离各种人员。历史虽然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有时的确惊人地相似。
　　昨天是阿富汗独立日，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全世界将继续观察阿富汗局势。
　
　
　
　 　　今天，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召开记者会宣布，经理事会一致通过，决定解散香港教协。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创立于1973年，司徒华（1931年-2011年）为首任主席。香港教协是香港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各级学校教师组成的工会，会员多达约10万人，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和历史最长、会员最多的泛民主派组织。
　　在70、80年代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司徒华和香港教协其实属于左派阵营，和中央的关系还好，是大陆的统战对象。但1989年的事件后，双方就决裂了。后来关系有所缓和，司徒华在2010年表态支持政改方案。但2011年司徒华去世后，香港教协却与中央和特区政府渐行渐远，关系越来越糟，以至不可收拾。如今宣布解散，其实是一件令人遗憾和可惜的事情。
　
　
　
　 　　今年2月份，长沙市发生“货拉拉女乘客坠车死亡事件”。据公安机关通报，2月23日，货拉拉司机周某春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3月3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但在7月份，周某春的妻子李某平在网络发文表示，她委托的辩护律师至今未能与周某春见面。公安局称周某春要请法律援助律师，于是通知相关机构为其指派了两名法援律师。而且，公安机关还多次要求李某平解聘原委托辩护律师，转而委托法律援助律师，但被李某平拒绝。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嫌疑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在押的嫌疑被告人，可以由其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李某平委托湖南瀛启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担任周某春的辩护人，是符合法律的行为，应受到保护。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援助制度是在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才应启动的救济措施、替代措施、后备措施。而且必须本人或其近亲属提出申请，符合相关条件，才能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如果被告人及亲属已自行委托了辩护人，则无需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制度的经费来自于财政拨款，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虚糜公帑。
　　在本案中，李某平为被羁押的周某春代为委托了辩护律师，所以不需要法律援助。公检法机关必须尊重嫌疑被告人及其近亲属选择和委托辩护人的合法权利。长沙公安局要求李某平解聘原委托辩护律师，转而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则是极不合适的做法，应加以改正。
　　更新：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0日表决通过了《法律援助法》，其中第27条规定，公检法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时，不得限制或者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法律还明确，受援人自行委托律师或其他代理人，以及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虽然该法明年元旦才施行，但其立法精神对本案仍有指导意义。
　
　
　
　 　　今年八一建军节，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我军都必须坚持听党指挥这个最根本原则，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做到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真抓实干，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我们已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按时高质量完成。要达成这一目标，首先是保证党的领导和正确的路线，同时也需要充足的资源。
　　数据显示，中国2021年的国防支出预算为1.38万亿元，而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01.6万亿元，军费占GDP的比重仅为1.36%。这个比例实在是太低了，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美国的表面军费就占GDP的4%左右，这还只是国防部的预算，如果再加上能源部、NASA等机构的隐性军费，其总军费占GDP的比重更高。俄罗斯的情况也相似，而且因其GDP较少，就更需要高军费占比了。
　　现在距离2027年建军一百周年还有6年时间。为确保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军费投入，可以先把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2%以上，将来视国内国际局势再适当提高到3%左右。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全国上下都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几十人的学术研究团体，发展成为拥有九千多万名党员、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执政七十余年的世界最大政党。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实践和实事求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隆重庆祝的同时，我们有必要更深刻地理解党的性质。
　　「党」这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其实是带有很多负面含义的。例如「党争」「朋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都是贬义词。在中国古代，党派一般以朝廷内部的某个人或小集团为中心，像唐朝的牛党、李党，宋朝的洛党、蜀党，明朝的东林党、浙党，清朝的太子党、四爷党、八爷党、帝党、后党，等等。它们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有本质不同的。
　　现代政党是以阶级为基础，为阶级利益服务的。现代政党在人数规模、组织程度、理论水平、行动能力、经济军事、宣传影响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古代朋党。现代政党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发展，并成为世界政治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里，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政党背后，都是资产阶级的各个利益集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表面看争斗激烈，但实际上就是美国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左手与右手而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里的工人阶级是指广义上的工人阶级，不仅有狭义的工厂工人，还包括了知识分子、公务员、军人、事业单位职工、个体工商户等具有工人阶级属性的劳动者。农民是工人阶级的盟友，这也是党徽上锤头和镰刀的政治涵义。但是，私营企业主、上市公司控股家族、大量房产及大量证券的持有者等具有明显资产阶级属性的人，则不属于这个范围。
　　必须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尽管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绝不是「全民党」。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必须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乃至专政。「全民党」模糊否认党的阶级属性，抛弃阶级学说和阶级专政理论，取消党的组织原则。俄、联共（布尔什维克）亡党与苏联解体、及东欧国家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历史证明，「全民党」是条邪路、死路。
　　在中共党史上，虽然有过一些来自其他阶层的党员革命者，但正如吕思勉所说，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资产阶级作为整体而言，经济实力变强后必然通过各种手段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利，直到最终由其代理人执政掌权。对此大是大非的问题，连党外人士都能透彻洞察，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更应该站稳立场、坚持原则。
　
　
　
　 　　国家航天局6月11日公布了由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着陆点全景、火星地形地貌、“中国印迹”和“着巡合影”等影像图。首批科学影像图的发布，标志着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016年，中国的火星探测工程正式立项，并制订了一步实现“绕、着、巡”的目标。2020年7月23日，长征五号火箭成功发射天问一号探测器；今年5月15日，天问一号安全着陆火星；5月22日，祝融号火星车登临火星表面。历经地火转移、火星捕获、火星停泊、离轨着陆和科学探测等阶段，工程任务顺利开展，证明中国已经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在全世界首次成功实现了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三大目标。在我国航天史上，天问一号任务实现了6个“首次”。一是首次实现地火转移轨道探测器发射；二是首次实现行星际飞行；三是首次实现地外行星软着陆；四是首次实现地外行星表面巡视探测；五是首次实现4亿公里距离的测控通信；六是首次获取第一手的火星科学数据。
　
　
　
　 　　国家统计局5月1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的主要数据结果。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新生人口和生育率方面的数据。
　　在回答最后一个记者的提问时，国家统计局局长表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两个数字非常之低，令人惊讶。2018至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10.94、10.48、8.5，连续三年创下从1952年该数据存在以来的历史新低。而总和生育率则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自然更替水平2.1，意味着我国人口在未来将出现减少。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继2013年“单独两孩”和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后的又一次生育政策重大调整。“全面三孩”距离彻底放开生育限制只有一步之遥了。但对于有些专家提出的鼓励生育补贴机制，作者认为，还是要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量力而行。现阶段可先从加大支持公立医院和公立幼儿园入手，为育龄夫妻提供更好的孕育期服务，解决入托难与学前教育收费过快上涨的问题。
　　还有网友发现，统计局以往公布的2006年至2020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581万、1591万、1604万、1587万、1588万、1600万、1635万、1640万、1687万、1655万、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1200万。这15年的累计出生人口总和约为2亿3865万人，比普查公布的0-14岁人口数2亿5338万人少了1473万人。这几乎是一整年的新生人口数，已经不能用误差来形容了，使人对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质量产生疑问。其实，统计部门以前也存在各省区市GDP总和明显大于全国GDP的问题，不过近年来已经有所改善。希望国家统计局对上述问题也能做出合理解释。
　
　
　
　 　　杂交水稻之父、第一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今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发现和利用天然雄性不育株，成功培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创建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让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
　　杂交水稻的成果自1976年起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让我国水稻的亩产和总产都大幅度提高。中国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已占水稻总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杂交水稻每年的增产量可多养活约一亿人。袁隆平的工作，为我国实现粮食安全，让中国人吃饱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袁隆平先生千古！
　
　
　
　 　　今年的春天已经到来，作者不禁想起了十年前，在中东地区爆发并迅速蔓延多国的那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或“茉莉花革命”的政治风暴。这场持续至今的政治动荡造成了多个政权的更迭、大量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严重的难民危机，深远地影响了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政治格局。
　　看似起源于一件发生在突尼斯的不起眼小事，大规模抗议示威浪潮很快扩散到多个中东国家，并且导致了突尼斯、埃及等国统治多年的执政者下台。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很像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东欧国家的连锁政治骤变，但随后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的内战则显示了其不同之处。
　　叙利亚内战无疑是“阿拉伯之春”的高潮。这场战争不仅时间长、强度高、破坏力大，而且还催化出了“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主义怪兽。地区大国如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都深度卷入，美国与俄罗斯也派兵参战。但与西方所期盼的相反，经过艰苦作战和在伊俄两国的支援下，叙利亚政府军已控制了大部分国土，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也避免了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那样的命运。
　　西方媒体在报道现今的突尼斯时喜欢说，虽然生活水平下降、暴力犯罪频发、难民问题恶化，但突尼斯人获得了“自由”。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埃及的民选总统穆尔西在执政仅一年后即被军方废黜，是否意味着埃及人获得了一年“自由”，然后又失去了“自由”？而在深陷内战的利比亚，交战的东西双方，哪一边才是有“自由”的呢？至于叙利亚，人们能活下来才是最大的“自由”。原本是关于民主运动的“阿拉伯之春”，实际反倒是再一次证明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
　　作者希望中东地区局势能够缓和稳定下来，当地民众能够享受到和平安宁的春天。
　　更新：2021年5月26日，叙利亚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成功获得连任，之前他在2000年、2007年、2014年的选举中当选总统。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它的常设机关。但是，两者之间不能画等号。《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分别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的职权。
　　以立法权为例，《宪法》第62条的前三项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的修改权和对基本法律的制定权和修改权；《宪法》第67条的前四项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所有法律的解释权和对其他法律的制定权和修改权。这里的“其他法律”，是指第67条第二项规定的“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第67条第三项所指的法律也应受此约束。
　　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法律而言，诸如《企业所得税法》《劳动法》《银行法》《环境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制定权和修改权。但是，对一些特殊和重要的法律，则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
　　很显然，《宪法》就是这样的特殊和重要的法律，而且修改宪法还必须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赞成票方可通过。决不能出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来修改宪法，或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的情况。
　　虽然《宪法》没有明确列出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清单，但是作者认为，《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作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法律文件，也都属于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特殊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权划分也可以依法调整。例如今年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扩大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赋予其在全国人大闭会时，对国务院除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除主席外其他人员的任免和撤职权。
　　但是，正如作者在2015年12月的文章中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宜过度授权给行政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同样不宜将《宪法》所赋予的重大职权过度授权给它的常务委员会。这些重大职权不仅包括立法权，还有选举权、罢免权、审查权、行政区划权等，都不该被授权出去。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5日开幕，在大会上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拟决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作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香港基本法第八章明确规定，该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权则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很明显，基本法的立法初心和本意就是要将修改权与解释权分开来，分别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基本法的解释权，而无修改权。
　　香港基本法第159条规定，该法的修改提案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修改议案在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程前，先由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意见。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则规定了2007年以后如何修改这两个附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做法，既不按照香港基本法第159条来操作，也不符合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规定。“授权修改”既违背立法本意，使第159条变为空文、摆设，又容易招致批评“立法者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
　　作者并不反对修改香港基本法，连《宪法》都可以修改，更何况是香港基本法呢。作者也支持完善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事实上，这种完善一直在进行。例如在2010年所作出的政治制度改革，将立法会议席数增加10个至70席，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800人增加至1200人，就是根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进行的选举制度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将其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依照的是香港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以及之前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作出增减的历史先例。这与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全不同。实际上，自1997年香港基本法生效实施以来，这是第一次由全国人大提案进行修改。如果修改过程不能尊重和保证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和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那其结果或将存在合法性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就是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第159条的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修改香港基本法即可。这样在法律程序上就十分严谨、无懈可击了，而且不光是附件，其他所有的条款都可以修改。如果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时间上来不及，又不愿等到明年再修改，还可以启用《宪法》第61条，在今年选择适当时机，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更新：2021年3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案，这与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上述决定相距仅仅半个多月时间。决定将选举委员会设置为五个界别共1500人，立法会增至90个议席。而两个附件修改案则明确了各个界别的划分名额及立法会选举方式分配等关键细节。看起来，这些细节似乎是在这半个多月里才最终确定的，不然的话，大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修改两个附件，又何必多此一举搞什么授权呢？而且这次“只改附件、不改正文”，作者之前提到的立法会缺位时如何处理等法律空白问题，仍未解决。
　
　
　
　 　　2月16日以来，暴风雪肆虐美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骤降与风雪冰冻导致500多万户家庭、逾千万人断电、断水及食物缺乏，至少几十人因此死亡。特别是在德克萨斯州，情况尤其严重。
　　就在美国人民因寒潮断电停水而受冻挨饿时，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市长Tim Boyd却说“（地方）政府不欠你，也没有责任支持你”，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一家则离开德州前往墨西哥度假。这充分显示了美国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极度自私、冷酷、及对最基本人权的漠视。
　　此事与其说是天灾，其实更多的是人祸。尽管天气预报事先就已发出了警告，但美国的电网、公共供水系统破旧失修由来已久，无法有效应付突发的自然灾害。德克萨斯号称是“能源大州”，却满足不了用电量需求的激增，致使电价猛涨，涨价幅度甚至高过了100多倍。
　　究其原因，这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学泛滥有很大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派人士充斥在学术界、工商界、政界，他们鼓吹私有化、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一切交给私营企业”、“监管税收越少越好”。在其政策下，电力、供水、铁路、邮政等很多行业实施私有化，但结果却是2001年加州电力危机、2003年美国东北部大停电，及这次的大范围断电停水。
　　在中国也有不少倾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像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等人都鼓吹过教育、医疗、金融等行业私有（民营）化。在去年的抗击covid-19疫情斗争中，公立医院和军队医疗系统发挥了国家队、主力军的重要作用，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卫生体系才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
　　今年是「十四五」计划的开局之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清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不利影响。
　
　
　
　 　　新年伊始，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算为1015986亿元，首次突破一百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万美元。同时，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9%，货物贸易总量继续稳居世界第一位。
　　全球经济去年因covid-19冠状病毒疫情而陷入严重衰退，在G20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也从2019年的16.3%上升到17%左右，创历史新高。而且，我国在2020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伟大成绩的取得，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希望在2021年，中国经济能有更好更出色的表现。
　
　
　
　 　　几天前美国发生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示威者冲进美国国会大楼。美国的政客与媒体在将其称之为“叛乱”与“暴徒”后，将枪口转向现任总统特朗普，指责他煽动了“武装叛乱”。推特公司宣布，特朗普的个人账号@realDonaldTrump被“永久停用”（permanent suspension）。特朗普改用总统官方账号@POTUS发文也被删除。脸书、谷歌等公司也随后封禁或限制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众所周知，特朗普很喜欢用推特发文来表达其立场和观点，以至于被称为“推特总统”“推特治国”。推特公司指责他煽动暴力，可实际上他的推文里写的是“保持和平”（stay peaceful）。而现在他被美国各社交媒体平台封禁，可见美国的“言论自由”是多么虚伪、不可靠。连美国总统都被封号禁言了，更何况普通人乎？
　　此事也说明了互联网行业的垄断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这些互联网寡头公司利用市场垄断地位与免税待遇，攫取了大量的财富与话语权，呈现出“尾大不掉”之势。它们已经强到单凭其管理层或董事会的决定，就能突然关闭美国总统声音的地步。这对整个国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信息服务和言论自由关乎全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互联网也不是法外之地，不少政府已经开始对互联网行业采取更积极有效的监管措施。例如，欧盟就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DSA）和《数字市场法案》（DMA），并考虑征收数字服务税。中国在这方面也有必要行动起来。
　
　
　
　 　　当地时间2021年1月6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大批示威者冲进美国国会大楼，抗议他们认为是舞弊、不公正、被操纵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示威抗议所导致的冲突已经出现了人员伤亡，华盛顿市长宣布实施宵禁，代理国防部长下令启动部署国民警卫队。
　　对这次抗议示威活动，美国的政客与媒体几乎都在谴责，称之为“叛乱”（insurrection），并将示威者称为“暴徒”（rioters）。但是，当利比亚和叙利亚在2011年、乌克兰在2014年、委内瑞拉在2019年发生示威抗议及暴力冲突时，美国政府与媒体却都支持反对派，称之为“温和派”，指责当地警方“过度使用强力手段”。为了逼迫执政者下台，美国政府往往采用制裁措施、甚至是军事行动。这再次充分暴露了美国的“双重标准”嘴脸。
　　现在当地局势还在发展变化，需要继续观察和分析。但无论是谁担任美国总统，中国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