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毛主席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集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同时也是了不起的诗人、文学家和书法家。
　　作者于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时，即十年前的2013年12月26日，专程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今天作者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缅怀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
　
　
　
　 　　现在已经入冬，又到了呼吸道疾病与肺病高发的季节。国家卫生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都表示，目前流行的疾病均由已知的病原体（尤其是流感病毒）所导致，未发现新的病原体。西方欧美国家在放开疫情限制后的冬季也出现了呼吸道病例激增的现象。但是，新的病毒或病原体可能突然出现（无论是自然产生还是人为因素）。所以中国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未知疫情的预案。
　　过去三年的covid-19疫情，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政府部门吸取。例如，通常认为首先公开发现病毒流行的地方是武汉市，但后来的大量证据表明，欧美等国在那以前就出现了相关病例。美国在2019年夏季暴发了与covid-19症状高度相似的不明肺炎，而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2019年不同月份的废水样本里检测出了covid-19病毒，但当时他们都没有及时报告发现新病毒。有些西方政客反而利用武汉市的疫情来恶意地攻击与诽谤中国。
　　西方国家过去有不少隐瞒掩盖传染病疫情的行径。例如，100多年前的1918年流感大瘟疫，又被误称为“西班牙流感”，就是首先在美国堪萨斯州的兵营暴发流行，然后传到欧洲及世界各地的。但因为当时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美英法德等交战国都将相关消息严密封锁，只有在中立国西班牙才有新闻公开报道流感病例，以致很多人误以为西班牙是流感瘟疫的发源地。
　　作者认为，有鉴于世界上目前病例报告的不透明与“谁先公开谁吃亏”的现状，中国政府可以采用“三个不首先”政策作为应对未知疫情的预案，即：不首先报告疑似或确诊病例，不首先公布病毒或病原体的基因序列，不首先让WHO等国际组织来国内考察。也就是说，只有在外国政府或境外地区报告了病例、公布了DNA或RNA序列、允许世卫组织等入境调查或溯源以后，中国政府才应考虑相似的行动，以避免被污蔑陷害为病毒与疫情的发源地。
　　事实上，中国在以前就有“不首先”的政策。例如，从1964年成功进行第一次核武器试验起，中国就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据说，在台湾海峡和中印边境，解放军也实行了“不首先开火”的政策。美国挑起贸易战与对华制裁后，中国也不首先出招，只是在美方攻击后才适当反击。这些“不首先”的政策都收到了成效，相信在防疫方面，“三个不首先”的政策也能起到作用。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基辛格在美国逝世，享年100岁。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世界著名外交家，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
　　自1971年7月首次访华以来，基辛格先后100多次来到中国，会见和认识新中国每一代领导人。今年7月，基辛格还以百岁高龄来华访问。作为真正的中国通，基辛格博士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今年3月，工信部召开行政指导会，要求互联网企业对强制用户下载使用小程序APP的问题进行整改。其中包括不得自动或“静默”下载APP，不得在用户浏览时“不下载APP就看不了”，不得以降低体验的方式误导用户下载APP，等等。这些措施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支持，但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中国移动网站（10086.cn）的“网上营业厅”提供了话费充值服务，可选的充值金额有10元、30元、50元、100元等。作者在几个月前刚顺利地充值了10元，但在本月却发现，点击10元与30元的选项时跳出了一个弹窗，提示须下载APP才能充值。而点击50元及以上的金额却可以继续充值。
　　作者认为，这种做法仅仅是以充值金额的不同来区别对待用户，是对小额充值用户的不公平，也正是属于强制用户下载使用APP的行为。作者还询问了几家中国移动的线下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只能为本地号码来人工充值，其他省份的外地号码不行。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移动应该认真整改，为用户提供公平快捷、全国通行的服务。
　　更新：作者在12月27日发现，中国移动网站的“网上营业厅”的小额话费充值功能已经恢复。虽然在点击10元与30元的选项时仍会跳出提示下载APP的弹窗，但是只需关闭弹窗就可以继续充值，而不必下载客户端小程序。作者顺利地进行了10元（折扣价9.98元）的充值。
　
　
　
　 　　中国台湾地区明年1月份将进行选举。近来国民党与民众党关于拟合作推出领导人候选人一事，吵得沸沸扬扬。作者认为，这与台湾地区的选举制度有关。
　　世界上的总统普选大多都采用两轮投票制，以确保当选者的得票超过50%，例如法国、俄罗斯、巴西，等等。美国总统选举虽是一轮，但是也要求选举人票过半。两轮投票制在第二轮投票时往往会出现选票的重新分布，并导致领先者的改变。像法国的右翼候选人勒庞，经常进入第二轮投票，但总是在第二轮输掉。
　　然而，台湾的选举却使用一轮投票制，当选者无需得票率过半。在有多于两名候选人时，这种制度可能使选情变得很复杂，例如引发“弃保效应”等。有观点认为，这是李登辉为了扶持民进党在2000年上台搞的，当时陈水扁以39.3%的得票率当选。
　　台湾还有一个奇葩的选举制度，即所谓的“5%门槛”。台湾政党要获得“不分区立委”席位与地区领导人的候选人提名资格 ，必须至少要有5%的“政党票”。这制度有利于大党，而非常不利于小党，是国民党与民进党合谋搞出来打压小党的。小党很难获得5%“政党票”，就没有提名资格。
　　台湾立法院现有34席“不分区立委”，如果按比例分配，3%的“政党票”就可保证获得席位。比如，两个大党与四个小党的“政党票”得票率分别为45%、45%、3%、3%、2%、2%，按得票比例与四舍五入来分配的话，两个大党各得15席，四个小党各得1席。而现有制度下，两个大党各得17席，四个小党什么也没有。“5%门槛”使得小党的选票及席位被大党“吞掉了”。
　
　
　
　 　　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本月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作者认为，中国可以同今年在印度的G20会议一样，派国务院总理去参加，或者国家副主席也行，国家主席不必前往参会。
　　原因有几个。一是现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俄乌、巴以、缅甸等军事冲突激烈。再加上李克强同志突然逝世，国内国际的很多大事，都需要中央领导核心层决策，所以这一段时间宜留在国内。
　　第二个原因更重要。香港政府昨天宣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因日程事宜未能赴美参加APEC会议，由财政司长陈茂波代为出席。明眼人都能看出，“日程事宜”只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2020年，美国政府制裁李家超等香港官员，拒绝发放签证与入境美国。再以前，2019年国际宇航大会在美国举办时，中方代表团也因为签证受阻无法参加会议。
　　美国政府在2019-2020年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与“香港自治法案 ”，并制裁多名香港特区政府的高级官员，至今无任何变化。即使美方邀请了李家超，也绝不可能给他发放入境签证。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有关外交事务由中央政府负责管理。国家主席在这种情况下前往美国进行首脑会面，是不合适的。
　　第三是安全原因。李克强同志突发心脏病逝世，也敲响了警钟。在国外条件受限，及其它各种原因，领导人的健康医疗不容易保障。1999年朱镕基同志访问加拿大，被困在饭店电梯里半小时。2005年胡锦涛同志访问墨西哥，被困在议会大楼电梯里15分钟。如果习近平同志在美国也遭遇相似或其它的意外情况，又突发病症，那后果不堪设想。
　　去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泰国举办，美国总统拜登没有参加。明年的G20与APEC会议将分别在巴西与秘鲁举行，中方可以届时再根据情况决定参会事宜。
　
　
　
　 　　李克强同志今晨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事发突然，令人震惊。李克强同志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是改革开放时期新一代青年的杰出代表，也是作者的校友和学长。现摘录讣告中的几段话。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3年10月27日0时10分在上海逝世。
　　李克强同志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持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他对人民群众饱含感情，着力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突出困难，兜牢民生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克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李克强同志永垂不朽！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国家机构，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名义上，我国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际上，这两个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其组织结构和组成人员都相同，只在换届时有短暂区别。这种中国特色的制度，既保证了中央军委（主席）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又坚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根据宪法，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央军委副主席一般是两人，以及一些增补。本世纪初的十几年，中央军委委员由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总装备部长和海军、空军、火箭军（二炮）司令员组成。2017-2018年后，中央军委委员减少到四人，分别是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纪检委书记（监察委主任）。
　　作者认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重要领导机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专职军事将领。所以，其组成人员不宜过少，特别是中央军委委员。近十五年来，也没有出现中央军委副主席或者总参谋长兼任国防部长的情况。加上国防部长一般兼任国务委员，所以还是由专人担任为宜。
　
　
　
　 　　今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国的人口被印度超过，印度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之所以说世界大事，是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历史学家们研究证明，中国至少在汉朝、唐朝、宋朝的繁荣鼎盛时期，就已经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从明朝开始，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中国几乎连续六百多年世界人口第一。
　　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在今年中的某个时刻，印度人口超过中国大陆。而历史上在1700年左右，印度莫卧儿王朝的人口也曾经短暂超过中国。但是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却是下降的。例如，中国人口在1980年时约占世界人口的23%，而现在这个比例约为18%。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四周年国庆节。这意味着，新中国在今年超过苏联（苏俄），成为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大型社会主义国家。
　　其实，2019年国庆七十周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已经超过了1922年成立、1991年解体的苏联。但是如果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计算，就是今年超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1948年成立，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朝鲜还不是大国。
　　当年苏联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骤变时，很多人说，中国也会步其后尘，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说。当时有人戏称，“以前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那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树立了领导榜样。作者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本月正在对五部法律草案（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间期限到月底30日。作者对其中的增值税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公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比较关心，已经在本月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中国人大网）提交了本文中的建议和意见。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1993年国务院制定发布了《增值税暂行条例》，从1994年起征收，并在2008年、2016年、2017年对条例进行了修订。自一开始，增值税的标准税率就定为17%。营业税改增值税后，2017年修订条例将增值税税率简并至17%、11%、6%三档（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3%）。2018-2019年的两次减税，将前两档税率调降至13%、9%，不过这只是国务院刺激经济的措施，而未修改条例。但是现在公布的增值税法草案二审稿，却使用了减税后的13%、9%、6%三挡税率。
　　作者建议，《增值税法》中的法定税率还是应该以17%、11%、6%的三档税率为好。近30年实践证明，17%的增值税基础税率是合理合适的，可以继续沿用。从政治上来说，总是减税容易加税难。《增值税法》仅允许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而缺少《增值税暂行条例》里的调整税率的权力。如果增值税的法定税率过低，那政府将来很难提高税率。减税措施虽然可在短期刺激经济，但弊端也不少，不应永久化。现在各级财政偏紧，赤字增加，特别是土地出让金的减少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债务问题严重。在这种情况，增值税收入就显得更重要，所以其税率应维持17%的合理标准。
　　《公司法》自1993年立法以来，已经历了几次修订（正），上次是在2018年。这次的修订包括多项条款，其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从目前的“无期限认缴制”基本恢复到2013年前的“公司成立五年内缴足出资额”。作者十分支持这项改动，因为现有制度纵容随意乱填注册资本，不必实际投入，导致虚假出资的欺骗行为与“皮包公司”泛滥。法律规定缴足出资额的时间期限，是拨乱反正、提高社会信用的正确做法。而且五年的限期将来也可改为一两年或其他时间。
　　还有一个重要改动是关于作者之前多次指出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殊股份的合法性问题。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增加了条款，允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与普通股权利不同的类别股。即是优先或劣后分配利润或剩余财产的股份，每一股的表决权数多于或少于普通股的股份，转让受限的股份。同时明文规定，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包括股票上市公司）不得发行后两种类别股。这就保证了股市的“同股同权”原则和股票流通自由 - 但是限售股除外，这里的转让受限是指须经公司同意。另外，作者认为，该条款里的“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类别股”可以取消，以免过度授权。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加入了很多2005年立法以来出现的新情况的相关内容，如国家考试作弊、入侵信息系统、违规无人机、经营毒品原料，等等。同时草案也对公安机关的执法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如法制审核、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保证行为人休息时间、暂缓执行、不适用快速办理，等等。但也有些让人感到不解的变动，如删除了偷越国境边境与猥亵智残、精神病人的条款。作者还有两个建议，一是第136条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封存”应该规定一个时间期限，例如五年或十年。二是在保护个人信息和提取生物信息与样本方面，还需要更严格的制度。
　　不过，修订草案引起的最大社会争议是第34条里“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处罚条文。很多人（包括知名法学教授专家）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其定义模糊、判断标准主观、处罚范围不一，容易被滥用。其实，维护中华民族精神和感情，主要应是教育、宣传、文化等部门的职责，而非治安管理。作者也认为，34条的这两项没有必要。如果一定要立法，也应该具体化，如规定穿着侵华日军服装、或是特定场所（像圆明园）、特定时间（7月7日）等，不该过于泛化。
　
　
　
　 　　去年9月26日，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往德国欧洲等地输送天然气的“北溪”海底管道爆炸泄漏。北溪管道分为北溪-1与北溪-2，各有两条高等级加强钢制管道，共4条物理管道。其中，北溪-1在2011年开始输气，北溪-2在2021年建成但未输气。爆炸毁坏了4条管道的3条（北溪1A、1B、2A）。各方均表示，这是人为破坏造成的。考虑到爆破的难度与隐蔽，它很可能有政府势力参与。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都反对并阻挠“北溪”管道项目。去年2月初，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美国总统拜登在记者会上说，如果俄军越境袭击乌克兰，那北溪（2）管道将被“终结”。今年2月，美国资深调查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赫什发文，援用内部人士消息称，北溪爆炸案是美国政府策划，美国军队在挪威军队的协助下秘密执行的。但美国政府否认了他的说法。另外，乌克兰总统与国防部长也均否认乌政府与爆炸案有关。
　　赫什的记叙包括了很多细节。例如，早在2021年底，拜登就指示美政府高层开始研究如何毁坏北溪管道。去年6月，美国海军人员借北约军事演习的机会，潜到4条北溪管道各放置了两枚炸弹。原定计划是使用定时炸弹，但拜登要求改为遥控起爆。3个月后，挪威的P-8军机投下声呐浮标发出起爆信号。但因在海底浸泡过久，8枚炸弹里只有6枚起爆，而北溪2B管道的两枚炸弹没爆炸。如果赫什的说法属实，那无疑非常震撼，因为北溪管道有德法等国公司的投资，而德法是北约成员国。
　　瑞典、丹麦等爆炸地点相邻国家对北溪爆炸案进行了调查，但没有公开任何实质信息或结论。俄罗斯要求联合国对爆炸案开展独立的国际调查。今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表决，因12个理事国投弃权票，没能通过决议。现在距离北溪爆炸案将近一年时间，但其制造者是谁，仍然是个谜。
　　这个事情也体现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和重要性。现实世界中，经济与政治存在紧密的联系。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北溪天然气管道作为投资上百亿欧元的大型国际能源基础工程，是俄罗斯与欧洲国家间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标杆项目。但在国际政治现实面前，什么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等经济学理论都被扔到了一边。
　
　
　
　 　　中国外交部去年表示，经过2020年的两年延期后，2022年10月22日，原外交部副部长与梵蒂冈代表在2018年签署的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再次延期两年。
　　作者在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文章中已经强调，中国政府不应该承认梵蒂冈是主权国家。这个临时性协议是错误的，到期届满后应该终止结束，不再延长。
　　中国在历史上有七名罗马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枢机主教），分别为田耕莘、于斌、龚品梅、胡振中、单国玺、陈日君、汤汉。今年周守仁也被任命，但还未就职。其中，龚品梅因犯反革命罪与煽动叛乱、颠覆国家政权等罪行，在1960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梵蒂冈却在1979年秘密任命其为红衣主教，到1991年才公开。再早些，解放前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因为基督教等外国宗教在中国境内侵略掠夺、胡作非为导致的。这些都是必须记住的历史教训。
　　这个临时性协议的内容从没公开过，但从名称来看，其范围不仅限于红衣主教（cardinal），还包括了大批的教区主教（bishop）与大主教（archbishop）的任命，后果很严重。
　　作者之前已多次强调，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必须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主掌，中国的基督教政策必须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原则。而且从实际利益角度来说，中国若与梵蒂冈开展政府间交往，在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文化、外交等多个方面，都是梵方获利，梵蒂冈可借宗教途径扩大影响力甚至干涉中国内政。而中国则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却可能遭受损失。
　
　
　
　 　　第一项是，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例如，6月21日晚，在宁夏银川市发生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造成31人死亡、7人受伤。国务院在几天内就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开始调查工作。
　　今年2月22日，内蒙古新井露天煤矿发生大面积坍塌事故，至次日确认造成6人死亡与47人失踪（失联），但后续报道不多。上个月，内蒙古政府公布安全生产形势通报，确认新井煤矿事故失去联系的47人已无生命体征，全部记为死亡。新井煤矿坍塌事故确定53人遇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露天煤矿事故。但对于这样的特别重大事故，国务院至今仍未成立事故调查组。
　　作者在3月的文章中指出，国务院可先成立事故调查组，在挖掘救援作业的同时进行调查工作。现在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确认53人遇难，更应该彻底调查。作者认为，国务院应立即成立新井煤矿事故调查组，不可因为政府换届或事故过去了几个月就遗忘掉。
　　第二项是，外交部网站的历任外交部长网页上，没有秦刚的名字。去年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定，免去王毅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秦刚为外交部部长。上个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中国政府网的历任国务院总理的网页上，列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国务院总理和任职时间。其中包括赵紫阳（1980年9月至1987年11月），只不过没有照片和简历。
　　作者认为，对待历史要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无论秦刚是因为何种原因被免职，他担任外交部长职务约7个月时间是事实。政府网站是人们获取政府信息的重要窗口，要确保信息准确及时，外交部应该在历任外交部长网页中加上秦刚的名字。
　　更新：2023年8月29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公布了内蒙古新井露天煤矿坍塌事故的调查报告，有关责任人被严肃查处，包括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被严肃问责，涉案人员被立案侦查与逮捕。看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在之前已经成立，但未经媒体报道。
　
　
　
　 　　今年3月17日，新一届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修改后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上一个版本的《国务院工作规则》是在2018年6月25日印发实行的。有网友对于这两个版本的国务院工作规则进行了详细的内容比较。
　　2018年版的《国务院工作规则》有十一章，共计六十四条，正文约7295字。而2023年的版本有八章，共计四十三条，正文约6850字。从字数和条数上来看，2023年版均有所下降。在结构方面，原版中的第三章“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在新版里被缩减合并到了第二章。原版本中的第四章“坚持依法行政”、第五章“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第六章“推进政务公开”，在新版本里被缩减合并到了第三章“工作原则”。
　　第一章“总则”的内容也有改动。2018年版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在总则中国务院工作的指导思想部分，明确写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其实这段话也是《宪法》和《党章》中的说法。宪法序言中写明，中国各族人民以此作为思想指引。党章总纲中写明，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国务院工作规则当然首先要符合宪法和党章。
　　作者认为，这个表述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必须全面准确地加以引用，不能分割或断章取义。但2023年版的《国务院工作规则》没有做到这一点。
　
　
　
　 　　作者在2019年的文章中指出，股市科创板的制度很可能导致上市公司的质量下降。现在看来，这种担忧已经部分变为了现实，特别是在采用“第五套上市标准”的生物医药行业公司里。而且，这样的制度安排还从科创板“传染”到了创业板和主板，主要表现在退市标准的改动上。
　　所谓“第五套上市标准”，即指《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2.1.2条第5款规定的，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二期临床试验的医药行业企业，可以申请在科创板上市。与第2.1.2条前四款中对营业收入或净利润、现金流等财务指标做出硬要求所不同，第5款里没有任何具体的财务指标。这显然是为医药公司“量身定制”的上市条件，而且现已有20多家公司借此在科创板上市。
　　这些公司多为连年亏损，药品销售额很少甚至没有，是靠着“科技研发型企业”的标签才得以上市。此类股票风险很高，例如2011年上市的华锐风电（601558），打着新能源科技企业的旗号，一度颇为风光。但随后业绩暴跌，到2020年被终止上市。而上述科创板医药公司的业绩更糟，但却出了多个百亿富豪。他们为社会做出了什么贡献，创造了什么价值，就可以如此“上市暴富”呢？
　　作者认为，上市企业质量是股市成败的关键因素，应该从源头把好新股上市关，增加优质股。现代科技已经广泛深入应用到各领域，可以说每一家上市公司都是科技公司，不应使某个行业单独享受特殊待遇。事实上，主板也有优质的医药股，如云南白药（000538）、恒瑞医药（600276）、同仁堂（600085）等，他们对研发新产品的投入也很多，说明发展医药产业与其他行业并无不同。从保护投资者和公平的角度来说，“第五套上市标准”都应该停止施行。
　　在退市规则方面，以前是连续两年亏损的股票将被特别处理，标记ST，再继续亏损则会被终止上市。但今年上交所与深交所均改变了《股票上市规则》，将财务类强制退市的主要条件变为连续两年亏损且年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这是从《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抄袭过来的条款，它明显减少了退市的可能，因为对多数上市企业而言，1亿元的年营业收入并非难事。要知道，在上市规则部分，其相对应的财务指标是年净利润为正，和年营业收入不低于8亿元。
　　作者认为，提高上市企业质量，源头和出口同样重要。增加优质股的同时，也要减少垃圾股。科创板的退市标准过于松弛，比如“第五套标准”上市的公司，从第四年起才开始适用退市条款。主板和创业板当然不该这样。主板和创业板的上述退市条款中应删除年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要求，恢复之前的ST退市标准；或者将1亿元改为8亿元，与上市标准相匹配。
　
　
　
　 　　与两年前相比，科创板上股票代码带着“-U”后缀的未盈利上市公司翻番了，现有34家。股票代码带着“-W”后缀的表决权差异的上市公司则从两家猛增到8家。作者之前已经指出，多倍表决权的特殊股份违反了《公司法》的“同股同权”原则条款。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亏损、甚至几乎是零营业收入的公司上市问题，例如智翔金泰-U（688443）与首药控股-U（688197）等生物医药公司。
　　这两家公司均连年亏损。2020-2022年，智翔金泰分别亏损3.7亿元、3.2亿元、5.8亿元，首药控股分别亏损3.3亿元、1.5亿元、1.7亿元。同时期两家公司的经营现金流也均为负值。更糟的是，它们号称是制药公司，却没有药品批准上市，没有药物销售收入。去年智翔金泰的营收仅47万元，今年一季度的营收仅10万元，甚至还不如一个早点摊的销售额多。这样的公司也能发行新股上市？
　　更有甚者，智翔金泰-U的招股书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的净资产（所有者权益）为-8277万元，而拟募集资金高达39.8亿元。也就是说，智翔金泰-U的每股收益为负，净资产为负，现金流为负。这样的“三负”公司，被称作是“以退市的标准来上市圈钱”，而且一圈就是40亿元。
　　当然，如果智翔金泰-U股票上市了，有了IPO募集的40亿元，那就可以弥补多年的亏损，净资产也转为正值，而且还能出一个百亿富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智飞生物（300122）的控股股东，持有发行前约70%的股份。按照IPO新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与拟募集39.8亿元来看，公司的估值约160亿元，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市值超过80亿元，如果股价被炒高那就更多了。比如去年上市的首药控股-U，当年营业收入仅183万元，比前年的1303万元下降近90%，今年一季度竟然是零营业收入。但股价却从39.9元的发行价炒到现在的52元左右，其实际控制人家族的股份市值超过43亿元。
　　招股书的风险部分提示，智翔金泰-U只有一个产品GR1501提交了新药上市申请，而其它药品仍处在临床试验与研发阶段。而且，即使GR1501被批准上市，公司也承认该治疗领域已有较多药品，市场成熟度高且充分竞争，产品上市后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销售收入。首药控股-U的情况也类似，只有一个合作研发的产品CT1139申请了新药上市，其它药品均处在临床阶段，实际销售遥遥无期。
　　作者认为，创业本来就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活动，创业时期的投入与风险应该由创业者自己和原始投资者（私募PE、风投VC、天使投资等）来承担，而不是股市的广大股民和公众投资者。股市应该奖励成功，而不是为连年亏损、几乎无营业收入、甚至资不抵债的初创公司输血。相关部门应立即停止智翔金泰-U这样“负值公司”的新股发行程序。
　
　
　
　 　　中国政府表示，海峡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九二共识，而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国原则。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通过一系列函电来往，达成了「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识，被称为「九二共识」，至今已经有30多年了。
　　可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九二共识」除了表面的四个字外，几乎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台湾当局曾经在1990年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并在1991年通过《国家统一纲领》。但在2006年，民进党当局宣布国家统一委员会“终止运作”，《国家统一纲领》“终止适用”，至今仍未恢复。2008年国民党执政后，虽然表示承认九二共识，但却没有涉及国家统一议题。2016年民进党执政后，更是拒不承认甚至否认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九二共识的核心，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例如，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当然无权加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联合国专门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旅游组织等，以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非联合国系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国际刑警组织），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台湾参加。
　　还有一些不仅限主权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奥委会、世界贸易组织等，台湾以“中国/华台北”“台澎金马关税区”的名义参加。不过，2008年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九二共识，经两岸协商做出临时特殊安排，台湾在2009-2016年以“中国/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2013年，台湾民航局长以“中国/华台北民航局”名义与“理事会主席特邀贵宾”身份参加了第38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民进党当局否认九二共识后，这种临时特殊安排停止。
　　作者认为，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必须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对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等联合国专门机构，台湾只能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来参与，即台湾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这些国际组织的大会，而不得以其他身份或名义。这也是香港澳门参加这些国际组织的模式。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台湾代表享有和大陆港澳代表相同的权利，还可在这些国际组织中担任职务，就像陈冯富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那样。
　　明年台湾将举行地区政权选举，执政党可能有变，新政权对九二共识的态度也可能会不同。但不管是谁上台执政，无论其是否承认九二共识，作者认为，以上的特殊安排都不该再次出现。因为一个中国原则不能随台湾政局而变来变去，再搞特殊安排会向国际社会发出混乱信号，引发误解。从上世纪起，就有个别国家提案“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但每次都被拒绝，这不该有什么特殊例外。如果台湾当局真心承认九二共识，那就要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我们制定对台政策和处理台湾事务的根本原则，也是我国外交工作和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有必要深入理解一个中国原则的内容含义。
　　「一个中国」原则主要是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句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三句话都有明确的针对性。第一句反对的是“两个中国”，第二句反对的是“一中一台”与“台湾地位未定”，第三句反对的是“一国两府”。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中国原则有不同的侧重点。毛主席和周总理等第一代领导人制订提出一个中国原则时，台湾是两蒋执政，反对“台湾独立”，当时的着重点在第一句话。后来“台独”势力越来越猖獗，重点就转到了第二句话，坚决反对任何“台独”分裂势力，直至今天仍然如此。可能是考虑到统一战线的原因，第三句话有一段时间宣传得比较少，但近几年又开始强调了。
　　中国必然统一，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这是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共同期盼。
　
　
　
　 　　去年的3月21日，东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客机从昆明飞往广州途中，在广西梧州坠毁，机上132人无一生还。昨天，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但通报内容十分简短，没有关于事故原因的任何实质信息。在事故发生一年后，这样的调查进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与之相比，铁路部门的事故调查做得要好得多。去年6月4日，贵阳北至广州南的D2809次动车组列车在贵广高铁正线榕江站前的月寨隧道出口，撞上突发侵入线路的泥石流，导致两节车厢脱线。国铁集团迅速开展救援和调查工作，并很快公开了轨道旁和驾驶室内的部分监控录像视频。
　　车外录像显示，事发前15分钟曾有其他列车正常通过该路段。是因为当地连续强降雨突然引发泥石流，才导致了相撞脱线事故。车内驾驶室监控视频和车载数据分析表明，司机杨勇在瞭望发现线路异常后，果断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保障了乘客的安全，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他却不幸殉职。去年12月，贵州省政府批准评定杨勇为烈士。
　　同样是交通事故，民航部门的调查则需要提高效率和透明度。事实上，经过众多人员的搜寻，失事飞机的两部黑匣子 - 即驾驶舱话音记录器（CVR）和飞行数据记录器（FDR） - 都被找到了，并送往美国NTSB进行数据读取与下载。大量经验表明，黑匣子往往是最直接、有力、可靠的证据。另外，网上还流传有坠机地附近的摄像头拍摄到的，飞机头朝下几乎是垂直冲向地面的视频。
　　作者认为，在正式调查报告公布之前，民航部门应该先公开部分已经确认的，公众容易理解的证据。比如CVR记录的驾驶舱内的话音声响，就应公之于众。很多大型空难的调查，如AF447航班、4U9525航班、ET302航班等，都是在找到黑匣子后不久就公开了其内容，少则几天，多则几月。上面提到的摄像头视频，如果查证属实，也应该公开。
　　除了交通事故外，上月内蒙古新井煤业公司露天煤矿发生坍塌事故，截至2月23日已有6人死亡与47人可能伤亡，但后续报道不多。现在离矿难已有约30天，以现场证据可认定这47人都已罹难。对于这样的事故，照例国务院要成立调查组，以往通常在几天之内。作者认为，因现场塌方严重，国务院可以先成立调查组，在挖掘救援作业的同时展开调查工作。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由15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中美俄英法这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联合国大会则是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现为193个）都能参加，表决投票没有否决权。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有一定强制力，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则没有约束力，基本上是各国表达态度。
　　从去年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乌克兰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相关决议草案，在表决时均被俄罗斯否决。去年4月，联合国通过新程序规定，如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联合国大会将在10天内召开会议，来对安理会的投票结果进行审查和评论。
　　联合国大会至今已就乌克兰局势进行了5次投票，通过了5个决议案。它们分别是2022年3月的“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与“乌克兰人道问题”决议、10月的“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四个州”决议、11月的“要求俄罗斯赔偿”决议、与今年2月的“敦促俄罗斯撤军”决议。美欧等西方国家都投了支持票，中国（除第4个决议外）、印度等国都投了弃权票，俄罗斯、朝鲜等国都投了反对票。
　　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决议草案，如要求调查美国在乌克兰境内涉嫌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行为。去年11月，美英法在安理会否决了这个议案。但是，这个决议没有在联合国大会进行投票表决。
　　上个月，美国资深调查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赫什发表文章称，去年9月发生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是美国政府策划，美国军队在挪威军队的协助下执行的。俄罗斯随后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安理会就此事召开了会议，但却没有对俄罗斯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就更不用说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了。
　　更新：2023年3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俄罗斯提交的调查北溪管道爆炸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国、俄罗斯、巴西投赞成票，其余12个理事国均投弃权票，决议草案未通过。
　
　
　
　 　　今年3月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审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国家政府机构改革的部分。作者认为，国家政府机构改革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中国特色，不应该照搬甚至抄袭他国做法。
　　以往的机构改革，总体来说是好的，但也存在问题。例如201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民政部、人社部和中央军委的相关职能分离组合，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作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仿照美国联邦政府内阁中的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连名称都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
　　自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退役军人的相关工作，形成了一套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制度。军队和地方的组织、人事等部门协同合作，为退役军人提供退伍复员、转业安置、优待抚恤等方面的高效服务。军官和士官转业安置，会尽量根据军队中的职务、军衔、服役年龄在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安排对应级别的工作。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制度。
　　中国和外国的国体政体、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有很大不同，盲目照搬他国做法往往结局不妙。例如1986年，中国曾经将国外的夏时制引入国内，但在6年后又出于种种原因停止实行了，白折腾了一场。所以，政府机构改革没必要去模仿或对接别国的政府部门配置。
　
　
　
　 　　航空航天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的高科技战略行业，是知识资金密集型产业，被誉为制造业的“皇冠明珠”和“现代工业之花”，而且同军事国防工业的关系也很密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成绩卓著。去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号“921工程”）立项三十周年，中国“天宫”空间站全面建成。航空方面，中国商飞公司交付第100架ARJ21型国产支线飞机，C919型国产大飞机取得了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单机适航证，接近商业化运营。
　　但也要看到，中国的航空航天产业还存在不少短板，特别是航空发动机这样的关键技术还有待加强，需要国家力量的投入。1993年撤销航空航天工业部之后，这个行业就没有正部级单位了。
　　作者建议，为了更好地领导和促进中国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国务院可以考虑适时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恢复设立航空航天工业部。
　
　
　
　 　　今天，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答记者问时表示，拟借鉴科创板、创业板经验，在主板上市的新股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很明显，这是将目前科创板与创业板的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无价格停板制度复制到主板。作者认为，这是政府监管部门对于抑制投机炒作、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政策倒退。
　　股价停板制度实施以来，之前是新股上市首日没有价格停板，从第2个交易日开始限制涨跌幅。但这也刺激了新股上市首日的炒作投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7年A股上市的中国石油（601857），发行价16.7元，首日交易最高涨到48.6元，收盘价43.96元。之后就连续下跌，现在股价徘徊在5元左右。当年在首日买入的投资者已经被“套牢”了15年，也许永远也无法“解套”，损失惨重。
　　有鉴于此，沪深两市在2014年设置了涨幅44%、跌幅36%的新股首日交易停板限制，以改善股价停板制度，抑制新股炒作投机。但2019年的《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与2020年的《创业板交易特别规定》，却在科创板与创业板上取消了新股上市前5日价格停板制度，现在又企图拷贝到主板。
　　《证券法》在2019年修订时，证券发行和上市的多处条款中加入了注册制的相关内容，但没有任何关于股价涨跌幅的规定条文。也就是说，股价停板制度（包括新股上市的价格停板）是符合《证券法》的，与股票发行注册制并不矛盾，亦无直接关联。
　　股票价格停板制度是中国特色的股市制度，有的外国股市也采用。但某些人总想除之而后快。2015年到2016年间，在肖钢任证监会主席时，企图用美国股市的“熔断机制”来取代股票价格停板制度。结果却引发市场投资者的恐慌，仅实施了一个星期就被叫停，最后以失败告终。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是放任不管的资本主义制度。A股市场现有的股票价格停板制度和“T+1”制度有效避免了股价在短时间内大起大落，防止了国外股市上的“日内交易”与“高频交易”等过度投机行为。而某些人却鼓吹“T+0”制度与取消股价涨跌限制，企图将这些投机手法引入中国。股价猛涨猛跌，受害最深的是散户与小投资者，而得利的是拥有大量资源的机构与新股承销商。证监会宣称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工作重中之重，那就要落实到具体政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