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这是中央为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做出的重大决策，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好。
　　可就在到元旦仅有几天之时，12月27日，有媒体引述消息来源称，原定划归税务机关统一征收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即企业社保）的计划或将暂缓实施。报道援引山东、湖北、吉林等地的相关文件显示，机关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费转交税务部门征收，但文件并未提及企业社保。据说暂缓的原因是部分企业担忧负担加重、用人成本上涨。
　　事实上，社保政策和社保费率并未改变，只是从社保机构转交到税务部门进行征收而已。如果企业依法依规缴纳社保，那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成本上升的问题。所谓“负担加重”，其实是部分企业没有按照员工实际收入来缴纳社保。而这本来就是违反法规的错误行为，性质与偷税漏税相同，怎么反倒成为暂缓的借口呢？
　　据了解，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有十几个是由社保机构征收社保费，其他约20个是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或是社保和税务联合征收。实践证明，税务机关比较完善的征管手段大大提高了效率，例如浙江省的社保缴费登记率从2006年的52%提高到2016年的95%。
　　国家现在要把税务征收社保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考虑到现实情况，为稳妥处理好历史欠费问题，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政策，要求各地不自行组织开展清欠工作，禁止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这样企业只需从2019年元旦开始依照法规缴纳社保费即可。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正确的政策还需有效的执行才能获得预期的良好效果。从7月份至今，相关部门应该已经在这半年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果现在暂缓税务征收企业社保的改革，不仅不利于社保工作，也会严重削弱中央的威信。所以，作者认为，还是如期施行为宜。
　
　
　
　 　　自2008年12月26日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已经十年了。今天上午，中国海军第31批护航编队从湛江某军港解缆启航，继续奔赴相关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到现在，北海、东海、南海这三大舰队分别完成了8次、10次、13次护航任务。
　　十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累计派出31批护航编队、99艘次舰艇、67架直升机、2万6千余名指战员，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共为1191批6595艘中外船舶护航，解救、接护和援助遇险船舶60余艘，并且保持着被护船舶和编队自身“两个百分之百安全”的纪录。
　　中国海军护航舰队除了圆满完成护航任务之外，还先后参加了利比亚和也门撤侨、马航370失踪客机搜救、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海运护航、马尔代夫紧急供水等任务，全面提升了海军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十年护航，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风范，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为捍卫世界和平、维护国际秩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成绩是很显著的，值得予以充分肯定。
　　成绩的取得，来自于中央的正确领导、军委的有力指挥和海军司令部的精心组织。希望各部门能认真总结经验，更进一步，在未来的时间里把护航等任务做得更好更出色。
　
　
　
　 　　2018年8月16日，马来西亚高等法院裁定两名涉嫌在2017年2月刺杀金正男（Kim Jong Nam）的女被告表面罪名（prima facie case）成立。根据法律，接下来两人必须对检方的指控展开辩护，两名被告（越南籍的Huong与印度尼西亚籍的Aisyah）都表示将出庭作证进行自辩。
　　据美联社报道，法官表示有足够证据表明，两名女嫌犯及其朝鲜指使者（雇佣者）“系统性地精心策划了杀害金正男的阴谋”（systemically well-planned conspiracy）。美联社之后在11月又报道，法院将于明年1月7日再次开庭审理此案。
　　2017年2月13日，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被两名女嫌犯用VX神经毒剂涂抹脸部，然后在送往医院的路上身亡。马来西亚警方在验尸后发现了（二元）VX神经毒剂的残留痕迹，而VX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里明令禁止的剧毒化学武器。
　　法官称，被告是袭击金正男的眼睛，因为那样VX毒剂渗入更迅速。机场监控录像显示，女嫌犯紧接着就立刻跑到卫生间洗手，而且双手不触碰身体，证明她们很清楚地知道手上涂的是致命危险物品。指使雇佣被告的四名（有政府背景的）朝鲜人于案发当日逃离马来西亚。
　　金正男被刺杀案与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谋杀案类似，都是由政府人员预谋策划并直接参与，而且被害者都是该国重要的政治人物。但不同之处是，沙特阿拉伯政府已经承认涉案，并且逮捕起诉了十几名嫌疑人；而朝鲜政府至今不承认与刺杀金正男有关系。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公开谴责这两起由政府支持的犯罪行为（state sponsored crime），并且和国际社会一道督促相关方面将凶手及其指使者绳之以法。但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对于这两起案件默不作声。这既不符合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大国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自由、公正、法治等几项内容。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上市首个交易日，股价顶格涨停。中国人保成为国内继中国人寿、新华保险、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之后的第五家（以A+H模式）上市保险公司。
　　中国人保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保险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2003年就在香港上市了其财险部分，到2012年又在H股实现了整体上市。实际上，人保集团是同时启动A股和H股整体上市计划的。早在2006年，中国人保就明确提出到2010年努力实现整体上市，而2012年重启IPO计划时也是A+H的上市方案获得批准。但直到今天，人保集团的A股上市才在历时十几年后得以真正实现。
　　现在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在改革初期有个著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可是从中国人保艰辛的A股上市过程来看，无疑是损失了大量金钱，浪费了宝贵生命。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认真省思，真正以改革精神对待和支持股票市场健康发展，提高办事效率，珍惜工作时间，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做出贡献。
　
　
　
　 　　今年以来，国内A股市场出现调整，一些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因为股价下跌触及警戒线，而面临强行平仓的风险。有些地方政府打着“驰援”的旗号，动用国有企业、政府产业基金、国有投资平台、甚至预算内财政资金等公有资产来投资这些高质押风险的公司。据报道，仅深圳市一地就准备安排数百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此事。
　　具体的操作手法有：直接购买被质押股票，拉抬股价；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借款，助其补充质押品或追加保证金；受让股权质押贷款，债权从券商、银行等金融机构转移到国有单位手中；等等。但是在作者看来，除了一部分能获得优质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案例之外，由国有资产来扮演股权质押“接盘侠”的角色大多是欠妥当的“不务正业”。
　　首先，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国企在技术改造、设备更新、项目投资、研发创新、转型升级、人员安置等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并无“闲钱”可以挪作他用。政府设立产业基金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战略新兴行业、优化经济结构，而投资被质押股票则违背了此初衷。
　　其次，目前出现股权质押危机的公司基本都是民营（私营）企业，因为过度使用杠杆、高负债经营导致了流动性问题。很多借款人是大股东及家属，有的干脆就将质押贷款作为减持股票的另一种方式，个别的甚至质押了所有的股票。由国资冒着风险去“接盘”，是“利润私有化、损失风险公有化”（privatize profits, socialize losses）的不当做法，有输送公共利益的嫌疑。
　　还有，中央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股权质押贷款是种成熟的市场融资工具，金融机构根据上市公司的质量和信用来确定抵押折扣率和利率。但现在有的地方政府居然提出“不设平仓线，质押率可高达7成，利率降到5%”等特殊政策，如此“债务兜底”的行政干预会严重扭曲市场定价，刺激高风险行为，存在巨大的道德风险。
　　股市的波动有国内外众多复杂因素，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而其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也很低。政府应该做的是加强监管和制度建设，参照股票减持新规，合理限制大股东的股权质押，从源头上化解风险，切实保护广大（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2018年10月2日，沙特阿拉伯籍的知名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进入沙特阿拉伯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在外等待的其未婚妻再未见到他出来。土耳其方面随后表示卡舒吉已经在领事馆内遇害，但沙方则一直否认此指控，并称卡舒吉已离开了领事馆。直到10月20日，沙特阿拉伯政府发表声明承认卡舒吉已经在领事馆内死亡，并逮捕了与之有关的18人。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卡舒吉在领事馆内被来自沙特阿拉伯的15人小组残酷地杀害并肢解，在该小组里有不少人与沙特阿拉伯政府及王室有密切联系。卡舒吉是美国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撰稿人，最近几年经常发表文章批评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政策。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很多议员都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制裁措施，包括暂停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武器等。
　　随着案件情况逐步被披露，国际社会广泛谴责这种涉嫌侵犯人权与言论自由的罪行，同时要求各方彻底调查此案件。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尚未对于此事表态，仅仅是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注意到有关报道”。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公开谴责这桩非法、野蛮、骇人听闻的谋杀案，并且和国际社会一道督促相关方面将凶手及其指使者绳之以法。首先，这是捍卫中央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自由、公正、法治等几项内容。而且，这也是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大国的应有表现。
　　中国政府多次公开重申，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打击任何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行为。对于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案，中国政府都表示强烈谴责，并慰问遇害者家属。作者认为，对于未经司法程序就谋杀平民（特别是出于政治原因、有政府人员参与的谋杀），也是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犯罪行为，中国政府同样应该予以谴责。
　　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增长，也包括维护人权和伸张正义。这些世界普遍公认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和契合的。这一点，中国政府过去做得不够。在2007年2月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被谋杀一案里，中国政府一直没公开谴责凶手的罪行。在有大量证据的情况下，外交部仍然只是称其为“朝鲜籍公民在马来西亚死亡的案件”，甚至不肯承认被害者的身份就是金正男。
　　在国内，中国政府也要注意依法保护人权。例如在2011年（薄）谷开来谋杀英国人（海）伍德一案里，凶手就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再例如现在正在进行审理的刘希泳被刑讯逼供致死一案，涉及检察院人员知法犯法，必须依法处理。
　　更新：2018年10月23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使用刑讯逼供致刘希泳死亡的9名检察官做出判决。审讯小组负责人许学哲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13年（一说15年）有期徒刑，其他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年份不等的有期徒刑。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与梵蒂冈代表团长于9月22日在北京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之前就有外部媒体透露过，现在消息得到了证实。因为协议的内容没有公开，所以暂时难以评论。但作者在2016年10月的文章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必须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主掌，不得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事实上，梵蒂冈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别称，它是一个宗教组织，而并不是真正的独立主权国家。一个主权国家必须具备几个基本特征：拥有一定面积的所属管辖领土；定居一定数量的国民人口；设立完整的政权机构（行政、军队、外交、法院、警务等部门）；任用专职的政府首脑和公务员。但以上条件梵蒂冈都不满足，梵蒂冈仅仅是在一个大教堂与其附属建筑内的一群神职人员而已。
　　世界上有很多种宗教，基督教内部也有除天主教外的其他分支派别，但罗马天主教会却享受了其他宗教组织所没有的特权。梵蒂冈是联合国观察员，也与世界上不少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都是其他宗教组织所没有的特权。
　　中国大陆与梵蒂冈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所以外交部与梵蒂冈签署临时协议是错误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由中国大陆的宗教部门和教会组织与梵蒂冈进行平等的接触、对话、交流，这也是中国政府处理与伊斯兰教、东正教等其他境外宗教组织关系的一贯做法。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既不应该承认梵蒂冈的国家地位，也不应该承认其享受的种种特权，中国政府应该公平地对待各个不同宗教和派系。另一方面，因为梵蒂冈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和贸易，所以中国这么做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损失。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和美国改善关系以来，两国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互访。
　　毛主席和周总理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出于身体健康等一些原因，他们均未访问过美国。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不久，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美国，是第一位访美的中国领导人。
　　在美国方面，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除了卡特是唯一的例外，每一届美国总统均在其任上访问了中国。有的是国事访问（例如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有的是工作访问（例如1989年2月老布什访华）。卡特虽未访华，但在其任上实现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
　　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国的历届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也在任期内访美，但有三人例外：华国锋（1976-1980年任国务院总理）、杨尚昆（1988-1993年任国家主席）、李鹏（1988-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事实上，1989年3月至1997年9月，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无任何互访，这显然是受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的影响。
　　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和2017年访问美国，其中2015年是国事访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2016年到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并同美方友好人士互动交流，但尚未访问过美国，不知是否会在什么时候访问美国？
　　需要指出的是，去过美国不等于访问美国。例如，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在2005年至2010年连续6年去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还接受过美国媒体的电视专访，但这并非是访问美国。以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视关系，美国政府显然不可能邀请伊朗领导人访美。
　
　
　
　 　　又是一年戊戌，又是一个甲子，北京大学迎来了她的百廿华诞。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的直接继承者，而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维新的仅存硕果，从成立之初就肩负着国家图强的重托和民族复兴的厚望。在一百二十年的实践之中，北京大学的确做到了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京大学虽然并不是近代国内创办最早的大学，但北京大学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其他学校无可替代的。
　　北大精神是什么？北大校训是什么？有人总喜欢这样问。回答则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其实北大本以自由包容著称，没必要去追寻什么标准答案。就象未名湖一样，既然不好取名，就索性不取了。但始终一贯的是，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北大永远都是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北京大学的校庆纪念日原来是12月17日，从1953-1954年起改至5月4日，这当然是因为五四运动的缘故。但这两个日期均与戊戌年无关。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其中特意写道「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根据学者考证，同年12月30日或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所以用年底的两天作为北大校庆日似乎更合适，更加符合历史事实。
　　在此，作者衷心祝福母校运祚长远，兴旺发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附注：京师大学堂的另一个继承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为自强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大学堂）、交通大学（前身为南洋公学）、浙江大学（前身为求是书院）分别在2013年、2015年、2016年、2017年举行了120周年校庆纪念活动。
　
　
　
　 　　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正要允许商业银行适当提高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按商业银行的规模分批进行。乍看到此消息，感觉有点奇怪，因为在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经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加上更早的2013年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下限，意味着存贷款利率管制终于基本放开了。
　　那为什么现在又要重新提高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呢？报道称，原来2015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只是“理论上”基本完成。虽然央行此后停止发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但实际上，央行仍然通过窗口指导和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等手段来进行软性管制。
　　新任央行行长承认，中国现在仍然存在存贷款基准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双轨制”，需要让两者逐渐统一。据了解，央行目前在大部分区域要求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上限是基准的1.5倍。
　　这些当然是上一届央行的问题。希望新一届的人民银行领导班子能认认真真、积极扎实地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即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和正部级的行政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三届一次会议任命易纲为现任行长，但他却不是人民银行的党委（或党组）书记，这是与过去20多年的历史情况甚为不同的异常现象。
　　在朱镕基兼任央行行长（1993-1995年）时，副行长周正庆出任党组书记一职。之后，戴相龙（1995-2002年）与周小川（2002-2018年）担任央行行长，两人都同时兼任央行党委（党组）书记之职。值得注意的是，1995-1997年时，戴相龙是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而2012-2018年时，周小川不仅不是中央委员，而且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
　　可见，即使是普通党员也可以担任人民银行党委（党组）书记。易纲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按理说兼任央行党委（党组）书记毫无问题，现在的这种安排真是奇怪。
　
　
　
　 　　证监会第十七届发审委于3月8日批准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消息传出，市场哗然，因为这个上市审批程序创下了A股市场的历史最快纪录。
　　最近两个月，富士康IPO的奔跑速度前所未见。2月1日，招股说明书的申报稿被报送；2月9日，证监会就公布了招股书申报稿和反馈意见；2月11日，申报稿被二度报送；2月22日，招股书就进入到“预披露更新”状态。从2月1日招股书上报，到3月8日证监会批准申请，整个过程仅用了36天，而且还包括了七天的春节假期。如果用工作日来计算，则只有23个工作日。难怪有媒体惊呼富士康的IPO堪称“光速上市”。
　　另外，富士康股份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6日，在申请上市时还未满三年时间，不符合规定。很显然，富士康是拿到了政府高层特批的“豁免证”，“特事特办”。
　　与之相比，别的公司就没有这些特殊待遇了。根据公开资料，截至3月1日，沪深两市还有415家拟上市公司处于正常审核状态，也就是市场常说的“正在排队”。一般来说，招股书申报稿预披露之后，至少要等待半年的时间，才会进行到预披露更新的环节。
　　例如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作为中央级金融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早在2011-2012年就启动了A+H整体上市计划，但是A股上市申请却不被当时的监管层接受，只得于2012年12月先在香港上市。人保集团然后积极致力于回归A股，但直到2017年9月，中国人保的A股上市申请才得到证监会受理，而且到现在仍然进展缓慢。
　　证券市场最重要的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任性胡闹可不行。在众多申请上市的企业看来，富士康“超速上市”是有失公平的。为什么富士康得到了如此特殊的待遇？而人民保险集团等众多企业要上市A股却遥遥无期？
　
　
　
　 　　苏绍智，满族人，1923年生于北京。1941年入读上海交通大学，后转到重庆大学。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硕士学位。1949-1963年在复旦大学、《解放》杂志社、华东局宣传部工作，后到人民日报社。1963-1979年任人民日报编辑、理论部主任。1979年任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1982年成为马列所所长。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复旦大学与山东大学兼职教授，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指导教授。
　　1986-1987年学潮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时，苏绍智因其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被撤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仍保留党籍，留党察看。1989年4月，苏绍智与严家其、包遵信等人联署公开信，抗议上海市政府查封《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6月中旬苏绍智流亡美国，并于7月到法国巴黎与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人会面，后发表了成立“民主中国阵线”的倡议书。苏绍智曾任《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顾问，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他还曾在牛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处做过访问教授。
　　象苏绍智与阮铭之类的角色，就是中国共产党内“吃饭砸锅派”与“两面人”的典型代表。
　
　
　
　 　　中共中央关于更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在经过十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研究后，于2018年2月25日向全社会公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要更改须得慎之又慎，确保政治方向正确，进行程序合法，得到人民拥护。
　　新中国的四部宪法（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虽然内容有所差异，但其组成结构却相同，都是由序言以及四章正文条款构成。这四章是：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只是前三版宪法中的第二章是国家机构，而现行宪法为了着重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把其提前列为第二章。
　　国家机构是唯一一个分小节的条款章，四部宪法中国家机构一章分别有6节、5节、5节、7节。实际上，章节目录的差别就体现了这四部宪法的不同之处。例如，1954年立宪时就设置了国家主席作为国家机构的第二节，但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删除取消了国家主席一节，直到1982年宪法恢复设置国家主席建制（含副主席）。另外，1982年宪法还新增加了中央军委作为国家机构的第四节。
　　建国以来，毛泽东等历任国家主席的任职时间均未超过十年。特别是现行宪法从1982年开始就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些国家机构的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从宪政制度上确立了法定连任期限。不过，此次修宪建议拟废除关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连任期限（其他的连任期限不变），这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在1954年和现行的1982年宪法之中，“中国共产党”一词仅出现在序言里。而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则在正文里写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条款，这是几者之间很大的区别。此次修宪建议在总纲第一条第二款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似乎可以视作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
　　再者，此次修宪建议里提出增加“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第七节，而将原来的第七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相应延为第八节。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动，因为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的四次修宪中，国家机构的组成都没有变，宪法目录的章节都没有变。而且将“监察委员会”置于法院和检察院之前，这恐怕并不符合宪法内在法理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月12日的会议中指出了宪法修改必须贯彻的四项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但从目前公布的建议来看，拟提交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议案对宪法的实质改动幅度相当大，几乎快赶上制订一部新版宪法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制定、颁布和施行了四部宪法。我国现行的1982年版宪法分别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经历了四次更改。
　　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于2018年1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是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鉴于以往各届的二中全会（如十八届、十七届等）都要审议通过拟向全国人大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选建议名单、拟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选建议名单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次的会议可能还有其他议程，估计任务会比较多重，工作量会比较大。
　　《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其重要性当然不言而喻。同时，其他法律也很重要，例如税法，因为财政税收乃国家政府之命脉所系。我国在2015年修改《立法法》时确立了“税收法定”的原则，近十几年来，“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取得了新进展。
　　在营业税全面改征收增值税并废止《营业税暂行条例》与更早的《农业税条例》之后，现在我国有18个税种：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契税、关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船舶吨税、烟叶税、环境保护税。
　　其中已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税种有6个：个人所得税（1980年立法）、企业所得税（2007年立法）、车船税（2011年立法）、环境保护税（2016年立法）、烟叶税（2017年立法）、船舶吨税（2017年立法）。其他的12个税种都是按照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在八十年代的授权所制订的行政法规来进行征收管理。
　　更新：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于2018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议题是审议通过拟向全国人大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选建议名单、拟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选建议名单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两次中央全会的相距间隔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这在历史上（非换届年份）是极其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