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966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后，主席在北京成功夺得了的话语权（表面上是这样）
但是在全国就不是那样，当时中央发的516通知，中央16条，除了北京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人执行，因为政权掌握在周恩来手里，所有人都得听他的，周恩来在里面做局捣乱，暗中操作，使这个16条根本没有贯彻执行，而且当官的绝大多数都反对文革，都希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都支持周恩来，只有极少极少一部分人支持主席，所以文革的政策很难落实。

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在全国都有，全国各地都有像北京东纠西纠海纠这样的太子党高干子弟组织打击群众，压制群众，不让给他们爹妈提意见，当时这些人比现在的城管还要凶得多，因为他们的爹妈都当官嘛，公检法都支持他们，公检法后面还有当地的警备队，部队支持他们。
谁敢贴他们的大字报，敢挖他们的隐私，就狠狠的打，很多人就直接人间消失了，没有经历文革的人是不知道当时有多么的恐怖，根本理解不了当时人民群众造反有多么艰难。

当时的情况非常的焦灼，文化大革命根本打不开局面，主席就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条件最好的上海，因为上海在柯庆施主政时期一直是毛主席的大本营，如果上海都打不开局面，文化大革命就要彻底失败。


当时在北京，红卫兵是一个突击力量，帮助主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成功夺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各省市红卫兵就不行了。

当时上海红卫兵的力量远远不如太子党，人数比他们少，也没有他们团结，高干子弟为了维护他们爹妈的权益，都是誓死捍卫他们爹妈，所以当时北京有很多的红卫兵去上海支持他们，但是红卫兵都是一些小将嘛，都是一些十四五岁的，大一点的也不过十八九岁的孩子，论口才论体力，都不如这些太子党，而且太子党后面有公检法，公检法后面有地方部队做后盾，所以北京红卫兵帮上海红卫兵夺权非常的艰难，很多人都被太子党打伤，找公检法根本就没人理，公检法直接把你认定为暴徒，但是红卫兵要是把太子党打伤了，那可不得了，那公检法就要出来抓人了，甚至部队都要帮忙出来抓人，所以当时上海的情况非常的艰难，因为行政体制力量非常强大，当时上海市领导是陈丕显，曹荻秋，他们都是周恩来派过去的人，都听周恩来的，他们不听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如果柯庆施还在的话，就没有这么艰难，所以红卫兵想打倒他们几乎不可能。


主席把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因为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时就讲过嘛，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

当时主席委托张春桥和姚文元去做上海工人的工作，张春桥动员王洪文成立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组织发动工人起来造反。但是当他们刚刚成立了这个上海工人造反革命司令部后，当时上海市长陈丕显和曹荻秋马上找上门来，当场宣布他们是非法组织必须解散，他们狡辩说“毛主席说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应该由工会主席来领导，不能由上海工人的造反派来领导一切”。当时上海很多企业工人就很不理解，既然主席说要我们起来造反、提意见、推动文化大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体验工人领导一切，而且当时北京工人造反组织是合法组织，那为什么上海市政府，总工会说我们是非法组织，不让我们起来造反，所以当时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当时上海市市政府就解释道“把他们打成非法组织是周恩来总理要求，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通知”

当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被宣布为非法后，不仅不能开展革命活动，而且公检法都要抓你。所以当时王洪文没有办法就带着很多工人群众到北京上访找主席解决。

主席一直对上海的局势非常关注，对于上海当时的困境，主席非常的着急，如果上海都打不开局面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失败，所以主席针对这种情况又发布了一条指示“工人阶级必须占领上层建筑”，并在“指示”前面加上“最高”两字以区别周恩来假冒毛主席的名义下发的文件指示。

当时周恩来也非常观注上海的局势，还秘密去了上海几次，暗中指导上海市领导如何打击造反派。

主席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占领上层建筑”的最高指示后，王洪文就有了底气，因为王洪文成立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就不违法了，当时王洪文就组织上海50万工人迅速占领了上海市委，上海各新闻单位，上海总工会，史称“一月风暴”，取得了继北京之后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当上海夺权成功后，主席非常高兴，给所有上海工人发了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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