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跟A I学习了很多孟子的思想。先大概总结一下，以后慢慢补充完善，也看看大家的意见。
儒本意指一帮穿着宽大长袍、在红白喜事间奔走的礼仪师。这也是孔子年轻时的职业。也许正是在这份卑微的工作中，孔子从具体的葬礼、祭祀礼仪出发，推演到了整个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也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应该有自己的角色。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史称 “正名”。它的本质就是让你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遵循属于你那个角色的“礼”和“德”。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角色剧本”去行礼、去生活，国家自然就太平了。这就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儒家以后发展却有两条路：
一个是"荀子—董仲舒—朱熹"的路线：强调等级、秩序、顺从、规矩。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另一个是"孟子—泰州学派—黄宗羲—牟宗三"的路线：强调平等、良知、主体性、反抗暴政。这是批判者的武器。
中间有韩愈把孟子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对抗佛学。王阳明的心学想在灵魂深处复活孟子的“大丈夫”，让读书人在精神上拥有了不屈的傲骨，但身为大明官员，他却不得不成为行动上的董仲舒。这些算是试图走回孟子，但受时代约束，无法达到孟子的高峰。
原始儒学中那颗“人人平等、反抗暴政”的火种，在体制内的精英（如朱熹、王阳明）手里，总是在政治现实面前妥协，缩水成了士大夫的道德洁癖与引颈就戮的悲壮死谏；反倒是明末清初如黄宗羲那般目睹天崩地裂的边缘思想家，亦或是底层人士（泰山学派），才真正接过了孟子的刀锋。
孔子的理想是， 每个人都自觉遵循角色礼仪，君主靠道德自觉当个好君主。但君主也是人，他有了绝对权力后，根本不听你的道德劝说，他就要胡作非为。
孟子发现孔子那套“温和的劝说”在战国根本没人听，于是孟子把尺度拉大，直接威胁君主——你如果不听道德劝说，不遵循“君君”的剧本，你就是“一夫”，百姓就可以推翻你。
每当中国的读书人感到窒息、看到百姓受苦、发现专制强权压得人抬不起头的时候，他们就会绕过那些帮皇帝说话的儒犬，回到孟子那里，“视君如寇仇”。
如今，我们也有西方丰富的政治学作为参考和研究工具，“回到孟子”的新儒学很值得进行研究。从孟子的浩然正气里开创出现代民主与人权社会，在虚无与屈服面前，重新挺起做人的尊严。
孟子 — 泰州学派 — 黄宗羲 — 牟宗三
1. 泰州学派：回到孟子的“平民性”与“大丈夫人格”
泰州学派的王艮、何心隐、李贽。王艮是王阳明的学生，所以这一派又被称为“左派王学”，比王的心学更激进，他们提倡回到孟子，“人人皆可为尧舜” 以及 “大丈夫的傲骨”。
宋代朱熹讲儒学，要求大家“存天理，灭人欲”，把人变成了战战兢兢的道德奴隶。泰州学派嫌朱熹太假，他们直接回到孟子那里。孟子非常重视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孟子说过“民之从欲”，人有追求温饱的权利）。
王艮喊出“百姓日用即道”，就是把孟子的 “人人可为圣人” 彻底世俗化、平民化；李贽和何心隐敢于骂皇帝、招女学生、甚至组织底层公社，就是活脱脱的战国孟子式的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回到孟子，是为了解放底层民众的个体欲望和强调人格平等。
2. 黄宗羲：回到孟子的 “民贵君轻” 并希望 “制度升级”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封建时代中国政治思想 “回到孟子” 的最高峰。他抓住了孟子最激进的政治遗产 —— 契约与反抗。
两千年来，汉儒和宋儒都在帮皇帝洗脑百姓，说皇帝是 “天子”，绝对不能反抗。黄宗羲直接用孟子的 “诛一夫” 理论做大锤，砸碎了这个谎言。
孟子说 “民贵君轻” ，黄宗羲就把它升级为 “天下为主，君为客” ；官员应当 “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等观点。孟子说暴君是 “禽兽”，黄宗羲就直接骂皇帝是 “天下之大害”。黄宗羲是拿着孟子的政治批判，试图为中国设计出一套限制君权的法治雏形。他回到孟子，是为了清算两千年的暴政专制。
3. 牟宗三（现代新儒家）：回到孟子的 “人权基因” 去对接 “西方民主”
牟宗三等当代新儒家，生活在20世纪。面对西方的民主、科学和人权，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文化自卑。为了救赎中国文化，牟宗三再次选择了 “回到孟子”。
汉儒和宋儒把儒学带偏了，变成了 “顺从的哲学”。中国文化要开出民主的果实，就必须把被汉儒阉割掉的原始儒学找回来。而原始儒学里最支持人权、最支持民主火种的，就是孟子。
牟宗三用西方哲学（康德）的工具去重新解释孟子。他认为孟子讲的 “内省”、“四端（仁义礼智）”，证明了中国人天生就拥有和西方人一样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自主权（即天赋人权）。既然每个人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那么在政治制度上，就必须实行民主宪政。他回到孟子，是为了论证 “中国文化也可以天然拥抱现代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