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一夫”朱元璋，为我们 “指明了” 学习《孟子》的出发点。
朱元璋读了《孟子》后，气得破口大骂。他不仅下令将孟子逐出孔庙，还组织御用文人删去了《孟子》中八十余条他认为“大逆不道”的内容，编成一部《孟子节文》，规定天下读书人只能读这个被阉割过的版本。但是，这样做恰好给我们 “指明了” 方向：学习《孟子》最好的起点，就是被朱元璋删掉的那些话。暴君独夫们的痛点，正是《孟子》最值得读的部分。
作为介绍“回到孟子”新儒学的首篇，我们可以学习孟子的这样一句话：“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这句话出自《孟子·告子下》，却被朱元璋有意地删去。大意是：今天那些所谓的 “良臣”，放在古代圣贤的标准里，其实正是残害百姓的 “民贼”！
孟子问，君主喜欢什么样的官员？一般的回答是：君主们喜欢能替他开疆拓土的人，喜欢能替他充实府库的人。土地扩大了，国库充盈了，这些人便可称为“忠将良臣”。可是，孟子偏偏不买账。他认为，如果不施行仁政，不把百姓的生计放在第一位，那么所谓开疆拓土，不过是替君主扩张欲望；所谓充实府库，不过是把百姓的钱袋掏空，将钱财搬进国家的库房里。
这样的人，哪里是什么良臣？不过是替暴君办事的民贼。
暴君们最需要的是这样 “良臣”：他们能像机器人一样高效执行命令，能够让税收增加、国库充实、军备扩张、制度严密。“良臣” 们关心的是国家机器是否强大，却不关心百姓是否活得像人；他们关心的是府库有没有充满，却不关心老百姓是否还有米下锅；不懂如何生产开源，只懂得如何与小百姓争利。
有能力的良臣亦可称为能臣，所谓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一提到能臣二字，人们常想到诸葛亮；诸葛亮又常自比管仲。但最让人厌恶的两类 “能臣”，恰恰其中一个就是管仲，另一个则是商鞅，比管仲还坏。
商鞅之驭民术，是把人变成国家机器上的零件；管仲之流的财政术，则是把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变成国家汲取财富的工具。
盐，本来是每个人生活中最卑微、最基本的必需品，却可以被国家冠冕堂皇地垄断，变成税收、专卖和暴利的来源。百姓为了吃盐而受困，红顶商人因为垄断权而暴富，私盐又在暴利与重罪的血腥边缘滋生。国家看似因 “官山海” 而富强了，百姓却被制度性的绞索勒得更紧了。普通百姓被这么一个简单的生活必需品，隐形的横征暴敛，剥去了几层皮。
每每想到一位辛苦一辈子、白发苍苍的老人，颤颤巍巍地在粗茶淡饭上撒上几粒昂贵的粗盐，而高墙之内的达官贵人们却肉山酒海、挥霍着从盐铁这些卑微的生活用品里压榨出的民脂民膏 —— 那种跨越千年的窒息感，让人恨不得撕碎管仲们精心包装的 “富国良策”，狠狠扇这些能臣们两个耳光。
从孟子的眼光看，这不是治国才能，而是民贼之术。
但这种逻辑在后世一再重演。比如清末洋务运动，许多 “良臣” 大办洋务，修船厂、建兵工、练新军、办矿务，名义上是自强求富，实际上却是为了稳固皇权、加强国防、延续清政府的统治，后世还为其披上 “爱国” 的彩衣。而那些真正能够改善普通人生活的技术和产业，比如制糖、肥皂、火柴、蜡烛、食用油、纺织等基本民生物资，很少是由官方主动引进和进行普及，更多的是靠民间有商业头脑的人慢慢做起来的。可是，民间企业一旦做大，又常常逃不过被官府盘剥、控制、收编的命运。“能臣”们就是不能让普通人、小老百姓或者与官府没有勾勾搭搭的人过上安稳的好日子。
这就是孟子所批判的 “良臣” 逻辑：他们能让朝廷更强大，却不能让百姓更自由；他们能让国库更满，却不能让民生更厚；他们能让制度更严密，却不能让人活得更有尊严。
再看一些现代制度的设计。比如把人牢牢固定在某个地方的户口制度，或者掏空六个钱包的土地财政，又或者把普通人时时刻刻纳入监控网络的“天眼”系统。能够设计出这些系统的人，当然是“天才”，也是“能臣”。他们懂统计，懂治理，懂财政，懂稳定，甚至懂法律，也更懂得如何让社会像一台机器一样运转。
可是问题在于，普通人不是作为 “人” 被看见的，而是作为劳动力、纳税人、消费者、购房者被重新估价的。如果真是出于对人的尊严与平等的尊重，那么当年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参与城市建设时，为什么没有及时放开户口限制，让农民工的子女也能在父母身边接受基本教育？为什么要让那么多孩子被迫成为留守儿童，让那么多家庭在城乡之间长期撕裂？那些宽广的道路，耸立的高楼，便捷的地铁，美丽的公园所建构的城市繁荣，有他们父母的汗水甚至血水；可等到分配教育、医疗和公共资源时，他们却无情的被挡在门外。
即便这些制度后来有所松动、开放，也不是因为这些普通人的尊严与公民地位得到承认，不是因为人的自由迁徙权和平等受教育权被正视，而是因为权力冷彬彬地计算后发现：适度开放有利于提高GDP，有利于吸纳劳动力，有利于维持城市运转，甚至有利于托住房价和保持土地财政。
所以，在“良臣”的眼里，普通人首先不是有尊严的、活生生的人，更不是平等的国民，而是可以被统计、被筛选、被安排、被管理的对象。能臣们确实提高了管理效率，也强化了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可是问题在于，这些制度的条条框框往往只对普通百姓有效，一旦碰到真正掌握权力的人和他们的亲属们，那些规则便会自动失灵。
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
儒家的道德，本来应该是双向的。君有君德，臣有臣德，父有父德，子有子德 （ “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 ）。百姓要守礼，官员更要守礼；百姓要讲德，掌权者更要讲德。可现实中对违德行为的惩罚不对等：对百姓是牢狱和罚款，对 “良臣” 却只是轻飘飘的训诫、处分，甚至一句不痛不痒的“开除X籍”，对君的惩罚更是虚无缥缈的 “天谴”。惩罚不对等，道德就会变成装饰；责任不对等，制度就会变成普通人枷锁，掌权者助纣为虐的皮鞭。
所以孟子真正值得现代人学习的地方在于，他不承认 “只要国家强大，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梁惠王上》。
他也不承认 “只要君主满意，官员就是良臣”。
“君有过而不改，而又从而迎之，以求其媚，是之谓阿谀。” ——《孟子·告子下》）
孟子的标准非常清楚：与 “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 相反的，仁政是 “教民、强民、休民、尊民、富民”。让百姓有知识而不愚昧，有产业而不软弱，有余暇而不疲敝，有尊严而不受辱，有恒产而不陷于贫困。说到底，就是让人能够安居、饱食、明理，并且有尊严地生活。
在现代制度下，“君” 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上级、权力中心或制度中的决策者；“臣” 则可以理解为下级、执行者和具体办事的人。政治的目的不是让君主舒服，不是让国库膨胀，更不是让国家机器日益强硬。如果一个官员的才能，只是让权力更强、税收更多、管控更密，而不能让百姓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那么能臣越能干，就越危险；能臣越高效，就越可怕；能臣越被暴君称赞，就越接近孟子所说的“民贼”。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梁惠王上》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 《孟子·滕文公上》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能单独成为道德的赞歌。它前面必须加一个前提：所尽之力，是否用于仁政？所效之忠，是否合乎君道？所成之事，是否有益于百姓？否则，一个人越是鞠躬尽瘁，就越可能成为暴政的爪牙；一个人越是死而后已，就越可能把自己的才智变成压迫百姓的工具。更有甚者，所谓“鞠躬尽瘁”也可能只是挂在门面上的金字招牌。自己在前台努力地表演着清廉与忠诚，子女亲戚却在后台享尽奢华；自己口口声声死而后已，可真正被耗死的，永远是老百姓。
没有监督与检验的 “道德”，并不是真正的儒家道德，而只是口号中的道德。从孟子到黄宗羲，再到泰州学派与牟宗三，儒家内部一直都有一条反抗单向道德的线索。孟子说，君视臣如土芥，臣便可以视君如寇雠（chóu，仇敌），这是君臣关系的双向约束；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这是把君主重新放回天下公共利益的审判之下；泰州学派讲“百姓日用即道”，这是把道德标准从庙堂口号拉回百姓的衣食住行；牟宗三讲 “内圣” 必须开出 “新外王”，这是要求儒家的道德理想必须落实为现代制度、监督和公共理性。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 《孟子·离娄下》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 《孟子·梁惠王下》
朱元璋以为他用一把破剪刀，就能把《孟子》阉割成顺从的《节文》。但他低估了真正读书人的骨气。到了明朝中后期，面对僵化的体制，觉醒的文人们开始自发抵制官方教材，重新在地下偷偷印行、传抄包含了那八十多条大逆不道言论的完整版《孟子》。
而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儒学，正应当从这些被暴君删去的文字开始。接下来，就是检验董仲舒等人在儒家思想里掺进了哪些毒，又用什么样的“刀”完成了对先秦儒家的自我阉割。这些东西祸害国人近两千年，即使王阳明也未能完成这一场体制内的突围。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跳过那套在汉宋明清之间不断被权力驯化而变得媚上欺下、罔顾苍生且党同伐异的儒学，直接回到孟子那里，重新找到那股 “至大至刚” 的浩然之气，和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大丈夫人格。